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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澍，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艺术学理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西方艺术理论及汉画像艺术方面的研究。【基金项目】徐州音乐厅 当代艺术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从无到有，从禁锢统一到奔放自由，从少有成就到如今的正面形象和负面评价共存，其自身的价值和延伸意义逐渐从创作个体转移至受众本身，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寻找一条能够使中国当代艺术更好发展的道路，而客观的审视自身就成为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公共艺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城市学研究者芒福德说过：“城市孕育了艺术，也成就了艺术；城市创造了剧场，也成为了剧场。”[1]联合国人居组织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在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学科和领域多元交叉，科技文明和信息传播让地区的地域性和全球性无法避免的联系起来。城市多元并存、兼收并蓄、寻求新鲜以致加速更新换代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进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但与此同时人们所处城市的生活质量也在面临着各种挑战，诸如摩擦、冲突、限制、缺失、污染等等，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以致无序扩张而导致的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失衡。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当代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物质化的体现，借此媒介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发生、发展。公共艺术在本质上是指由艺术家为某个既定的特殊公共空间所创作的作品或者设计，[2]通过对某一地方原本景观的改变或是元素的增减，突出某些特质从而引发共鸣，唤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认识，展示某一地域的历史与价值。公共艺术在无形中堆砌了城市的精神财富，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名片，承载了这片區域独特的文化价值观，潜在地展现了大众对自己生活着的这片热土的归属感，是一种强力的文化符号。公共艺术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可以改善或重塑城市的形象，并且对城市公民的精神状态和认知方式有着积极的影响，它也会成为城市身份的标识，在塑造城市的独特性格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艺术在交融中发展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和西方艺术的“交织”，公共艺术也是如此。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契机将我们置身在一个充满矛盾却又充满机遇的拐点，一面是西方化的艺术理论与观点、实践，一面却是从未因时代替换而退却热潮的本土传统文化传承与民族信仰，如何让创新从本质上撷取传统文化精神的灵光，突破一味的表面主义的桎梏，如何让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与国际交融，既彰显非肤浅的形式主义的民族个性，又可以突出艺术家被世界认可的独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从而在大交流、大创造中为广大市民或是城市自身提供一方诗意的栖居净土，由此来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这一突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从固守与全盘西化的两极到本土重构与融合尝试
可以说公共艺术从发展伊始就从未停止过与传统的斗争，当代艺术对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冲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艺术表达方式和艺术欣赏方式[3]，而当代艺术强调的挑战性、先锋性都使得传统意境、古典韵味被排挤到现代艺术的圈外。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增加，中国当代艺术再中国化已然又成为了潮流，可一味地依附传统，实则没有把握住传统的精神内核，致使中国当代艺术未能获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和艺术意识。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这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是与西方观念的冲击分不开的，资本模式使得中国元素肤浅化和碎片化，文化模式使得中国元素贬值化和停滞化，而美学模式则使得中国元素个人化和狂躁化，丧失了对精神文化传统和心灵的内在透视。[4]国际艺术体系西方化实质给中国的难题就在于，如何既进入这一国际体系之中，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中国性。中国的艺术尤其是公共艺术的呈现一直走在尝试与发展的道路上。
·文化艺术刘澍：基于文化演变视角下对当代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的探讨（二） 在公共艺术与城市之间对话
阿多诺曾提出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交换与流通的思想，大众消费和公共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共性，即公共艺术也属于大众消费的一种，也有消费主义的一面。在消费意识形态下，人们不再拘泥于商品现有的功能而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刺激吸引下被唤起了消费的欲望，商品的象征意义大于商品的实际意义，因而商品成了一个意义不定的能指，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意味着不同的所指。在倡导文化强国的今天，公共艺术的繁荣发展已然具有了符号的象征意义。纵观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艺术发展状况与当地的文化包容度、政治民主程度、经济发展程度都是息息相关的。诸如北京既有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庄重的皇家文化，也由于首都的位置优越性成就了诸如798艺术文化聚集区；上海则由于经济的冲击和作家群的集聚形成了海派文化情调的传统；苏州传承了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底蕴，而周庄后来的闻名遐迩则离不开画家吴冠中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城市经济一同崛起的还有城市的公共艺术，在随处可见的建筑、文化广场、雕塑等艺术中无不闪烁着某一区域或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质。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传承与西方思潮之间，所有的元素共同镌刻着每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印记。随着公共艺术权力话语的转移，公共艺术从讲求气派的大建筑与充满政治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由节日转移到日常生活本身真正实现了市民话语权的尊重，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转向对市民大众的关注。比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题材就取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广州的《五羊群雕》和深圳的《开荒牛》都激发了当地群众深深的归属感与荣耀感，这一切的发展都昭示着中国的公共艺术中在发展中一步步将“公众参与”与“艺术性”结合起来，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政治文明上的深入探索，中国公众开始从艺术的角度考虑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和角色，开始重新思考作为普通公民以艺术的方式参与公共空间事务的可能性问题。[5]
（三）有意味的形式
中国的艺术自古以来都是提倡意蕴、意境、骨气、气韵生动，往往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不经意间让观者于有限中看到无限，在平淡之中引发共鸣。艺术史学家马克斯·J·弗里德兰德也指出：“说到文明，一只绣花鞋所能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和一座大教堂蕴含的内容一样丰富。”[6]文化背景和环境因素是一个城市公共艺术创作时所需要顾全到的地方，中国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明古国，各个城市的公共艺术设计除了紧扣时代主题之外也都离不开地域的历史文化积淀。以汉文化氛围浓厚的徐州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今交错间，在创新与传统融汇之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的政治文化的标志作用，中国特色的城市艺术氛围。把两汉文化艺术中的民族传统元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结合，形成有传统风格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使之成为具有徐州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7]比如坐落在云龙湖北岸的徐州音乐厅，其外形酷似徐州的市花紫薇，远远观望整个建筑宛若是盛开于水中的花朵。作为徐州公共艺术建筑类的代表作之一，其创作理念一部分源于市花的地域代表性，另一部分则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互利，让建筑由此展现出同大众审美更为贴近的形态。[8]而led与扫描灯等现代科技的融入突出了音乐厅夜晚的景观效果，使音乐厅外形如同一个投影屏幕一样，增添了夜晚的可观赏性。而同音乐厅相得益彰的建筑还有充满现代感与古韵汉风的徐州艺术馆。众所周知，艺术馆存在的本身就是公共艺术的展现，它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各类艺展活动，吸引公众视线，赢得市民的广泛参与，从而形成整个社会崇尚文化艺术的风气和氛围，艺术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功能。诸如此类的城市公共艺术建筑集中体现了徐州作为汉文化发源地的深厚底蕴，这一文化运作模式较多地展现于各个城市之间，已然成为了宣传地域文化所必需的模板。 三、思维上的距离
就受众与功用而言，公共艺术的展现方式是实用的，是有益于公众生活的接地气的作品，而就审美层面来看，公共艺术又应该是超功利的，是所谓的“高大上”的作品。不仅如此，全球化语境下的公共艺术也面临着迷茫、混乱的局面，加之与本土文化的构建的冲突与矛盾，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在出发点上就和西方产生了思维上的距离，包含文化传承的“民族性”在文化差异下被西方艺术家无法深刻理解，在传统泛滥的情形与审美疲劳的作用下被归为“无个性的个性”，而一味的讲求“艺术当随时代”，以西方的艺术思潮和价值体系为参考坐标而抛却民族传统，为达到西方认可的“去中国化”道路也是不得人心的，以致有人说“一夜间巨富的艺术家们，不惜出卖民族的光荣和尊严，画出自己族群的奇形怪状的形象——满嘴呲牙的、同一模子刻出的痴呆者侧着脸排着队向群众傻笑，甚至无耻的攻击自己民族的历史伟人 ”。[9]所谓存在即合理，从1993年中国的艺术作品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开始，中国的艺术家便开始在西方占据发言权的现代艺术世界里挥洒青春与热情，在西方体系里努力展现自己独有的东方韵味。除却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由于当代艺术在中国起步较晚，其发生发展刚好处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于是一大批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雕塑、广场、地标性建筑在各个城市铺展开来，尽管很多“面子工程”有其功用性的方面，但从长远的发展以及同世界的交融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设计过于重视装饰性或是政治性，都将影响到公共艺术以后的健康发展。例如地铁站、火车站恢弘的大型壁画，众所周知，绘画艺术讲求意境、韵味，需要让受众慢慢感受，在安静的空间中引发人们的共鸣，一旦将这类艺术生硬地置身于周围满是步履匆匆的行者的车站、地铁站，只在表面彰显自己的城市文化而忘記了与环境的相互和谐、相互映照，使公共与艺术分开，使公共艺术的意义发生变质，迎接我们的终将是变味的、功利的公共艺术，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也始终无法让世界完全接纳、理解。
总之，当下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和艺术家的责任，还需要每一个公众的热情参与，只有公众话语权在社会中得到完全运用，才可以为城市公共艺术带来更加宽松、自由的氛围，从而让城市公共艺术展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我们也能更好地把对本土文化的理解融入作品中，从而逐步建设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公共艺术形态。
参考文献：
[1]（德）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M].邓文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61.
[2]宋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J].文艺评论，2006（6）：93.
[3][4]时胜勋.从“西方化”到“再中国化”——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J].贵州社会科学，2006（10）：17，20.
[5]孙振华.公共艺术的政治学[J].美术研究，2005（2）：32.
[6]黎冰影.唐代绘画作品中女性服饰的“开放性”及其渊源[J].艺术论坛，2010（9）：53.
[7]兰芳.两汉文化与徐州公共艺术研究[J].艺术研究，2011（1）：13.
[8]祁斌.融入城市的美丽——徐州音乐厅建筑设计[J].建筑学报，2012（11）：70.
[9]范增.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没落[J].艺术评论，2009（5）：10.
一、公共艺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城市学研究者芒福德说过：“城市孕育了艺术，也成就了艺术；城市创造了剧场，也成为了剧场。”[1]联合国人居组织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在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学科和领域多元交叉，科技文明和信息传播让地区的地域性和全球性无法避免的联系起来。城市多元并存、兼收并蓄、寻求新鲜以致加速更新换代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进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但与此同时人们所处城市的生活质量也在面临着各种挑战，诸如摩擦、冲突、限制、缺失、污染等等，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以致无序扩张而导致的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失衡。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当代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物质化的体现，借此媒介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发生、发展。公共艺术在本质上是指由艺术家为某个既定的特殊公共空间所创作的作品或者设计，[2]通过对某一地方原本景观的改变或是元素的增减，突出某些特质从而引发共鸣，唤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认识，展示某一地域的历史与价值。公共艺术在无形中堆砌了城市的精神财富，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名片，承载了这片區域独特的文化价值观，潜在地展现了大众对自己生活着的这片热土的归属感，是一种强力的文化符号。公共艺术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可以改善或重塑城市的形象，并且对城市公民的精神状态和认知方式有着积极的影响，它也会成为城市身份的标识，在塑造城市的独特性格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艺术在交融中发展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和西方艺术的“交织”，公共艺术也是如此。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契机将我们置身在一个充满矛盾却又充满机遇的拐点，一面是西方化的艺术理论与观点、实践，一面却是从未因时代替换而退却热潮的本土传统文化传承与民族信仰，如何让创新从本质上撷取传统文化精神的灵光，突破一味的表面主义的桎梏，如何让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与国际交融，既彰显非肤浅的形式主义的民族个性，又可以突出艺术家被世界认可的独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从而在大交流、大创造中为广大市民或是城市自身提供一方诗意的栖居净土，由此来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这一突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从固守与全盘西化的两极到本土重构与融合尝试
可以说公共艺术从发展伊始就从未停止过与传统的斗争，当代艺术对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冲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艺术表达方式和艺术欣赏方式[3]，而当代艺术强调的挑战性、先锋性都使得传统意境、古典韵味被排挤到现代艺术的圈外。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增加，中国当代艺术再中国化已然又成为了潮流，可一味地依附传统，实则没有把握住传统的精神内核，致使中国当代艺术未能获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和艺术意识。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这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是与西方观念的冲击分不开的，资本模式使得中国元素肤浅化和碎片化，文化模式使得中国元素贬值化和停滞化，而美学模式则使得中国元素个人化和狂躁化，丧失了对精神文化传统和心灵的内在透视。[4]国际艺术体系西方化实质给中国的难题就在于，如何既进入这一国际体系之中，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中国性。中国的艺术尤其是公共艺术的呈现一直走在尝试与发展的道路上。
·文化艺术刘澍：基于文化演变视角下对当代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的探讨（二） 在公共艺术与城市之间对话
阿多诺曾提出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交换与流通的思想，大众消费和公共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共性，即公共艺术也属于大众消费的一种，也有消费主义的一面。在消费意识形态下，人们不再拘泥于商品现有的功能而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刺激吸引下被唤起了消费的欲望，商品的象征意义大于商品的实际意义，因而商品成了一个意义不定的能指，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意味着不同的所指。在倡导文化强国的今天，公共艺术的繁荣发展已然具有了符号的象征意义。纵观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艺术发展状况与当地的文化包容度、政治民主程度、经济发展程度都是息息相关的。诸如北京既有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庄重的皇家文化，也由于首都的位置优越性成就了诸如798艺术文化聚集区；上海则由于经济的冲击和作家群的集聚形成了海派文化情调的传统；苏州传承了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底蕴，而周庄后来的闻名遐迩则离不开画家吴冠中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城市经济一同崛起的还有城市的公共艺术，在随处可见的建筑、文化广场、雕塑等艺术中无不闪烁着某一区域或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质。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传承与西方思潮之间，所有的元素共同镌刻着每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印记。随着公共艺术权力话语的转移，公共艺术从讲求气派的大建筑与充满政治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由节日转移到日常生活本身真正实现了市民话语权的尊重，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转向对市民大众的关注。比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题材就取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广州的《五羊群雕》和深圳的《开荒牛》都激发了当地群众深深的归属感与荣耀感，这一切的发展都昭示着中国的公共艺术中在发展中一步步将“公众参与”与“艺术性”结合起来，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政治文明上的深入探索，中国公众开始从艺术的角度考虑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和角色，开始重新思考作为普通公民以艺术的方式参与公共空间事务的可能性问题。[5]
（三）有意味的形式
中国的艺术自古以来都是提倡意蕴、意境、骨气、气韵生动，往往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不经意间让观者于有限中看到无限，在平淡之中引发共鸣。艺术史学家马克斯·J·弗里德兰德也指出：“说到文明，一只绣花鞋所能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和一座大教堂蕴含的内容一样丰富。”[6]文化背景和环境因素是一个城市公共艺术创作时所需要顾全到的地方，中国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明古国，各个城市的公共艺术设计除了紧扣时代主题之外也都离不开地域的历史文化积淀。以汉文化氛围浓厚的徐州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今交错间，在创新与传统融汇之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的政治文化的标志作用，中国特色的城市艺术氛围。把两汉文化艺术中的民族传统元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结合，形成有传统风格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使之成为具有徐州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7]比如坐落在云龙湖北岸的徐州音乐厅，其外形酷似徐州的市花紫薇，远远观望整个建筑宛若是盛开于水中的花朵。作为徐州公共艺术建筑类的代表作之一，其创作理念一部分源于市花的地域代表性，另一部分则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互利，让建筑由此展现出同大众审美更为贴近的形态。[8]而led与扫描灯等现代科技的融入突出了音乐厅夜晚的景观效果，使音乐厅外形如同一个投影屏幕一样，增添了夜晚的可观赏性。而同音乐厅相得益彰的建筑还有充满现代感与古韵汉风的徐州艺术馆。众所周知，艺术馆存在的本身就是公共艺术的展现，它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各类艺展活动，吸引公众视线，赢得市民的广泛参与，从而形成整个社会崇尚文化艺术的风气和氛围，艺术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功能。诸如此类的城市公共艺术建筑集中体现了徐州作为汉文化发源地的深厚底蕴，这一文化运作模式较多地展现于各个城市之间，已然成为了宣传地域文化所必需的模板。 三、思维上的距离
就受众与功用而言，公共艺术的展现方式是实用的，是有益于公众生活的接地气的作品，而就审美层面来看，公共艺术又应该是超功利的，是所谓的“高大上”的作品。不仅如此，全球化语境下的公共艺术也面临着迷茫、混乱的局面，加之与本土文化的构建的冲突与矛盾，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在出发点上就和西方产生了思维上的距离，包含文化传承的“民族性”在文化差异下被西方艺术家无法深刻理解，在传统泛滥的情形与审美疲劳的作用下被归为“无个性的个性”，而一味的讲求“艺术当随时代”，以西方的艺术思潮和价值体系为参考坐标而抛却民族传统，为达到西方认可的“去中国化”道路也是不得人心的，以致有人说“一夜间巨富的艺术家们，不惜出卖民族的光荣和尊严，画出自己族群的奇形怪状的形象——满嘴呲牙的、同一模子刻出的痴呆者侧着脸排着队向群众傻笑，甚至无耻的攻击自己民族的历史伟人 ”。[9]所谓存在即合理，从1993年中国的艺术作品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开始，中国的艺术家便开始在西方占据发言权的现代艺术世界里挥洒青春与热情，在西方体系里努力展现自己独有的东方韵味。除却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由于当代艺术在中国起步较晚，其发生发展刚好处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于是一大批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雕塑、广场、地标性建筑在各个城市铺展开来，尽管很多“面子工程”有其功用性的方面，但从长远的发展以及同世界的交融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设计过于重视装饰性或是政治性，都将影响到公共艺术以后的健康发展。例如地铁站、火车站恢弘的大型壁画，众所周知，绘画艺术讲求意境、韵味，需要让受众慢慢感受，在安静的空间中引发人们的共鸣，一旦将这类艺术生硬地置身于周围满是步履匆匆的行者的车站、地铁站，只在表面彰显自己的城市文化而忘記了与环境的相互和谐、相互映照，使公共与艺术分开，使公共艺术的意义发生变质，迎接我们的终将是变味的、功利的公共艺术，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也始终无法让世界完全接纳、理解。
总之，当下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和艺术家的责任，还需要每一个公众的热情参与，只有公众话语权在社会中得到完全运用，才可以为城市公共艺术带来更加宽松、自由的氛围，从而让城市公共艺术展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我们也能更好地把对本土文化的理解融入作品中，从而逐步建设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公共艺术形态。
参考文献：
[1]（德）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M].邓文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61.
[2]宋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J].文艺评论，2006（6）：93.
[3][4]时胜勋.从“西方化”到“再中国化”——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J].贵州社会科学，2006（10）：17，20.
[5]孙振华.公共艺术的政治学[J].美术研究，2005（2）：32.
[6]黎冰影.唐代绘画作品中女性服饰的“开放性”及其渊源[J].艺术论坛，2010（9）：53.
[7]兰芳.两汉文化与徐州公共艺术研究[J].艺术研究，2011（1）：13.
[8]祁斌.融入城市的美丽——徐州音乐厅建筑设计[J].建筑学报，2012（11）：70.
[9]范增.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没落[J].艺术评论，200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