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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历是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在此之前，旧历在日本使用了近一千三百年，分为使用汉历与使用和历两个阶段，体现了中国传统历法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明治改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欲尽快融入西方世界的大背景下，为摆脱财政困境而孤注一掷的冒险。其结果，既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收获了文明开化的好名声。而“粗暴的改历”完全无视千百年来的旧历传统，让日本民众为历法突然间的“脱亚入欧”付出了代价。考察145年前明治改历的过程，对于评价明治维新的得失很有意义。
关键词：汉历；文明开化；明治改历；大隈重信；脱亚入欧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28-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4
1872年（明治五年）11月9日，明治天皇发布“改历诏书”：“自今废旧历用太阳历，令天下永世遵行之”，明治政府据此就改历发布“太政官布告”，主要内容为：以即将到来的12月3日为明治六年1月1日，自此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时钟也随之更改；把一年定为365天，分12个月，每四年置一天为闰日；实行时刻昼夜平分的二十四小时制；旧历的各项祭典等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1]。这次改历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改历，史称“明治改历”，是“文明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考察其过程及影响对于评价明治维新的得失很有意义。
一、“旧历”在日本使用了近一千三百年
“旧历”是与现行公历相对而言的说法，在天文历法领域中指兼顾太阳、月亮与地球关系的阴阳历，主要流行在东亚国家，发明者是中国。尽管人们习惯称其为“阴历”，但严格说来称“太阴太阳历”或“阴阳历”更为准确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早在商代就有了“太阴太阳历”的雏形，自汉代开始，有了全国统一的比较完整的历法。经过此后历朝的逐渐改进、完善，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而且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明治改历之前，旧历在日本已经使用了近一千三百年，其间又分为使用汉历与使用和历两个阶段。
（一）汉历的使用
历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古代日本进入文明社会很晚，文化与科技水平很低，根本没有自己制定历法的能力。在与东亚大陆国家开始交往后，日本便从制度、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处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其中历法是重要的标志性存在。日本史书中最早使用历法的记
收稿日期：2018-02-11
作者简介：李卓（1954—），女，辽宁阜新人，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社会史研究。①阴阳历是调和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转周期的历法。既要求历法月同朔望月基本相符，又要求历法年同回归年基本相符，亦称阴阳合历。历史研究李卓：探微日本明治改历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载，是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始用历日”[2]，这应该是在此两年前（602年）百济僧人观勒携历本前往日本的直接成果《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年十月条：“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下，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179页。。此时传入日本的当是百济正在使用的《元嘉历》，而《元嘉历》是由中国南朝何承天（370-447）编创的，经由百济再传日本。如此可见，日本模仿实施中国的诸种制度，是以历法为开端的。
《元嘉历》的传入开启了日本使用汉历的进程。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后，在新建立的律令政府当中模仿唐制设置了阴阳寮（隶属于中务省）及阴阳博士、历博士、天文博士、刻漏博士等官职，确立了历法的编纂体制。但当时由于学力不够，对来自中国的历法一直处于“无人习学，不得传业”[3]89的状态，仍然不能自己编制历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使用来自中国的历法。于是，在与唐朝官方交流繁荣的奈良、平安时代，先后又有四种中国历法在日本实施。这四种历法是：
《仪凤历》《仪凤历》，一般认为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颁行的《麟德历》，编纂者李淳风（602-670）。。690年（持统天皇四年）11月开始使用，但当时并未废弃《元嘉历》，而是两历并用，直到697年才单独正式使用。
《大衍历》《大衍历》，编纂者僧一行（683-727）。。由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带回日本。由于缺乏历学人才，735年传入日本的《大衍历》直到764年（天平宝字八年）才开始正式使用。
《五纪历》《五纪历》，编纂者郭献之（762-784）。。遣唐使成员羽栗翼于780年归国时带回国内。也是由于无人能解，遂长期搁置，直到858年朝廷才允许与《大衍历》并用，仅使用4年便被《宣明历》取代，是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短的历法。
《宣明历》《宣明历》，唐长庆二年（822年）开始使用，893年为《崇玄历》取代。编纂者徐昂，生卒年不详。。为渤海国使臣乌孝慎859年（贞观元年）献给日本朝廷。此时日本已有历学人才可以解读新历，并经过比较，认为正在使用的《大衍历》与《五纪历》“渐以麤疏，令朔节气既有差”[3]90。遂于862年正式使用《宣明历》。
从《元嘉历》到《宣明历》，五种中国历法在日本被称为“汉历五传”，也就是说，在日本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全赖“旧历”——汉历提供人们的日常生活、农业生产以及祭祀活动的时间指导。
（二）和历的诞生
在唐朝，《宣明历》使用了71年，而且是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但在日本却使用了长达823年，在世界天文历法史上仅次于罗马儒略历的使用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894年（宽平六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后，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就此中断，没有官方渠道得到来自中国的新历法。加上朝廷衰落，历学被少数贵族家庭世袭垄断，造成事业停滞，专业人才匮乏，更由于長期战乱，无力自己制创新历法。到明代，明朝皇帝曾经赐“日本国王”《大统历》，但自恃强大的幕府将军却拒绝使用，以此表明脱离中国帝王支配的态度。在无奈之下，只能使用过时的《宣明历》。 《宣明历》被认为“法制简易，台望密近，是大衍历后唐代最优秀的历法”[4]，但由于长期没有修改，到17世纪中期，已经比实际天象快了两天，还出现了日食、月食预报不准的情况。江户时代社会秩序稳定，幕府文治政策的实施激发了人们研究学问的热情。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出身于围棋世家、精于数学的安井算哲（1639-1715，后改为涩川春海）开始关注《宣明历》的误差。他对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进行认真的研究，坚持进行日本各地经度、纬度的实际测量，修正了京都与中国的经度之差，经过多年的努力，制作了新历，被朝廷命名为《贞享历》，于1685年（贞享二年）开始使用。尽管《贞享历》是基于《授时历》编制而成，但其意义在于，这是第一次由日本人独自完成的改历，是第一部和历。从604年的《元嘉历》到1685年的《贞享历》，日本实现由“汉历”向“和历”的转变，足足花费了一千多年时间。
借着《贞享历》改历的成功，此前一直由朝廷掌控的颁历权被收归幕府，涩川春海因编历之功被幕府任命为首位“天文方”（天文官）。在此后的两百年时间里，日本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改历，《宝历历》《宽正历》《天保历》相继登场《宝历历》，1755-1797年使用，撰者安倍泰邦；《宽正历》，1798-1843年使用，撰者高桥至时等；《天保历》，1844-1872年使用，撰者涩川景佑等。。在各种西方学问传入日本的大背景下，这些历法明显受到西方天文学的影响，如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天保历》直接参考了译自法国的天文学著作《拉朗德历书》拉朗德（Joseph Jerome Le Francais de Lalande 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及航海历的编撰者。江户天文学者高桥至时、间重富、涩川景佑将其天文学著作《Astronomie》（天文学）的荷兰语译本译成日文，是为《拉朗德历书》。等，历算的精确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尽管如此，它并没有摆脱阴阳历的窠臼，被称为“日本最后的太阴太阳历”。
二、明治改历的表象与实像
改历作为明治初期文明开化的重要成果是毫无疑问的[5]。从政府层面最早提出改历动议的是担任太政官权大外史兼内务省地志课长、很有数学造诣的塚本明毅（1833-1885）。1872年11月初（具体何日不详），塚本明毅向政府提出改历建议书：
方今国家致力百度维新，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如历法者最应改正之。夫本国通行之历乃以太阴之朔望立月，与太阳之躔度不合，故两三年间必置闰月，置闰前后终致产生季候早晚推歩之差。且如时刻方面讲一日分百刻，按昼夜长短定其时，于实施百般事业甚觉不便。尤其历书中除二十四候日食月食之外，中下段所载内容概属荒诞无稽，妨碍民知之开达。盖太阳历以太阳之躔度立月，虽日子多少有异，而无季候早晚之变，每四岁置一日之闰，七千年后仅生一日之差而已，比之太阴历其便与不便固不俟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者如未采用之太阳历，各国普遍用之，独我用太阴历，岂不便耶，故应速改历法……”。[6]
很明显，作为改历建议者及后来参与者的塚本明毅是以“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以及方便与各国交往（指欧美诸国）相号召推动改历事业的。塚本明毅提出改历建议书后没有几天，11月9日，明治天皇便发布了“改历诏书”，而且内容与塚本明毅的改历建议书大致相同“改历诏书”：“朕以为，我国通行之历乃以太阴之朔望立月，与太阳之躔度不合，故二、三年间不得不置闰月。置闰前后终致产生季候早晚推歩之差。尤其历书之中下段揭载内容概属荒诞无稽，妨碍人知之开达。盖太阳历依太阳之躔度立月，虽日子多少有异，而无季候早晚之变，每四岁置一日之闰，七千年后仅生一日之差而已，比之太阴历最为精密，其便与不便固不俟论。自今废旧历用太阳历，令天下永世遵行之。望百官有司，体朕斯旨。”内阁官报局：《法令全书 明治五年》，内阁官报局，1889年，第230-231页。，可见政府反映迅速，对改历高度认可。接下来就是以雷厉风行的速度，把旧历的1872年12月3日变成西历的1873年1月1日，完成了从旧历到新历的转变。明治改历一反明治初年新政府办事拖沓、反复争议的行事作风如1869年2月森有礼在公议所首先提出“废刀议案”，直到1876年3月，明治政府才颁布“废刀令”。，仅仅用了23天时间，就匆匆结束了根植于民众中近一千三百年的使用旧历的历史。
历法是科技与文明的象征，集中了天文、数学、物理等多领域的学问，故改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来，日本人自誉为“日本史上精度最高的太阴太阳历《天保历》的一太阳年为365242 22天，一朔望月為29530 588天，与公历的平均太阳年365242 19天和平均朔望月29530 589天已经非常接近。桥本毅彦、栗山茂久等：《時刻的诞生·近代日本时间意识的形成》，三元社，2001年，第216页。——天保历仅仅使用28年，从技术层面来说并没有迫切改历的必要。诸多事实表明，明治初期新政府并没有把改历作为一项事业而加以充分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即可以说明问题。
一是从社会环境考察，明治初期并不具备成熟的改历条件。德川时代中期以后，不仅有了天文方这样的从事编历事业的专门机构，还有一批精于数学、天文的技术官僚，更有德川吉宗这样的关心和热衷天文历法事业的幕府将军，所以能取得编历事业的进步。明治新政权建立后，破旧立新，百废待兴，原有的幕府机构或被解散，或被改组，天文与编历事业进入混乱期。德川幕府时期由专业人才组成、而且对西方天文学已有相当了解的天文方被解散，幕府时代后期建立的浅草天文台也被拆除，有关天文历法的一切事宜全部委任给原在朝廷中世代担任阴阳师的土御门家，成立了所谓“土御门家历局”，即恢复了德川幕府任命天文方之前对编历的家族世袭掌管体制，实为历史的倒退。“土御门家历局”的成员有的是旧阴阳寮的寮官，有的是土御门家的家臣、医师，或是一些旧藩士，明显是一个拼凑的班底[7]。该历局的工作充其量只是根据当时的《天保历》编撰每年的历本，根本不具备编制新历的能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70年底。此后，对编历事业的管辖一再发生变化明治初期，日本天文历道机构多次变化。1868年，原来在朝廷中专管编历的土御门家（安倍家后人）重新司职编历；1870年2月，编历权被收归大学（1869年6月，明治新政府将原开成学校、昌平学校、医学校合并，成立大学校；同年12月，又将大学校称为大学，开成学校称为大学南校，医学校称为大学东校）管辖。1870年3月，成立天文历道局，8月改称星学局，1871年4月改称天文局，附属于大学南校；1872年8月，天文局直属文部省。1874年，天文局被废止，编历事务移至文部省编书课。，直到1872年7月才明确天文局直属文部省。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很难实施改历这样复杂的事业。从政府层面来看，改历在明治初期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如大部分政府高官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于1871年11月启程赴欧美考察之前，从国内稳定考虑，与留守政府商定在使节团出访期间尽量不进行改革“大臣参议及各省卿大輔约定书”第六款：“内地事务以大使归国后进行大改正为目标，其间尽可能不要进行新的改革，如有万不得已之事，则应照会派出的大使”，国立公文书馆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imagej/F0000000000000012167.。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在法国访问的岩仓使节团在得知国内改历的消息，其反应“如晴天霹雳，委细之情实难判定”[8]，显然，突发改历这样的大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些事实正说明，在1872年底实施改历的一年前，明治政府还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二是从实施细节考察，改历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1872年3月，政府为改变各地历本发行混乱的局面，统合全国拥有历本贩卖权的历师组建了颁历商社，赋予其在全国制售日历的专卖权，并向颁历商社征收了1万日元特许费。按惯例，天文局将1873年（明治六年）的天保历历本下发给颁历商社，由其制版、印刷。这说明到此时为止，政府仍然没有改历的打算。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873年的天保历印刷完毕，从10月1日开始在全国各地统一发售。
但是，到1872年11月9日，明治政府突然发布“改历诏书”，决定要把12月3日作为1873年的1月1日，从此放弃旧历，改行新历——公历。为何会出现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据日本学者岡田芳朗的考证，这是由于留守政府的高层在1872年八九月间从天文局处获知1873年将有闰六月，于是匆忙决定实施改历。当时担任明治政府参议、在留守政府中主管财政事务的大隈重信指令当时的文部卿大木乔任秘密组织西历的推算工作，但这项任务直到10月中旬才完成[7]184189。此时，已经印刷完毕的阴历日历已经全面发售。眼看1873年即将到来，改历之事已无退路。于是，不得不在11月初抛出了塚本明毅的改历建议书，“11月初”具体是哪天，因史料中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是到了11月9日，明治政府就推出“改历诏书”及关于改历的太政官布告。此事从动议到决断表面上看只有几天时间，看似决策果断，而实际上整个过程都是大隈重信等政府领导人在暗中操控的结果。
尽管从幕末以来，在与欧美各国的外交与通商过程中，不少日本人已经体会到历法的不统一带来的不便，有的开明者如兰学家大槻玄泽从1795开始就在家中设宴“新元会”庆祝元旦。明治初期，在新政府的議事机关公议所公议所，1869年3月建立，同年7月改称“集议院”。中，也有多人提出议案，呼吁改行公历，但并没有被采纳。对于1873年的明治改历，在很长时间内是以“文明开化”的成果而加以颂扬的。直到20多年后大隈重信的回忆录《大隈伯昔日谭》出版，当年匆忙改历的内幕才被揭开。
由于旧历是根据朔望的周期定月，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改历之前，公务人员的薪水是以年度计算的“年俸”，也就无关平年与闰年。明治元年（1868）与明治三年（1870）也是有闰月的年份，同样按照“年俸”发放公务人员的工资。从1871年开始，日本的工资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即废除“年俸”，改为按月发放“月给”，这是明治维新后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873年是这种改革后遇到的第一个有闰月的年份，意味着政府要给公务人员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而初建不久的明治政府财政几乎处于破产状态，以至于担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及大藏省三等出仕官的涩泽荣一由于向外透露留守政府岁入不足一千万日元，负债却有13亿日元的“秘密”而受到指责，不得不在1873年5月辞职[7]181。据大隈重信透露，“当时国库因种种事情痛告穷乏，连平年的支出额也甚难满足”。即与平年支出额相比，在有闰月之年份，还要增加十二分之一，如何解决这一财政难题？大隈重信想出的办法是“去掉此闰月以济财政困难，唯有断然变更历制”[9]。由于时间紧迫，留守政府违背了与岩仓使节团出发时的约定，顾不得与远在欧洲的政府领导人商量，擅自决定实施改历。改历的结果不仅使1873年由旧历的13个月变成了新历的12个月，而且只有两天的1872年12月也被从日历上抹掉，使1872年成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只有11个月的一年。削减了公务人员两个月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明治政府的财政负担。为了掩盖少发工资以济财政之难这一并不光明正大的行径，明治政府不得不以“文明开化”相号召，首先抛出塚本明毅的改历建议书，强调“不仅历法得正，亦助国民之开化”[10]。实际上是在冠冕堂皇的“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兜售了明治政府的见不得人的“私货”。
三、明治改历的双重影响
明治改历不同于过去在阴阳历框架下的修修补补，而是从阴阳历向阳历、即从旧历向新历的根本性转变，其社会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一方面，大隈重信等高官实施改历的出发点仅仅是解决政府财政的危机，完全忽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且一直暗箱操作，改历的突然实施，让根本没有准备的官民顿时陷入困惑与混乱之中，批评这次改历是“粗暴的改历”。直接经济损失最惨重的是颁历商社，刚刚印好的1873年的旧历日历售出仅仅四成，其余部分顷刻间成为废纸，使已经缴纳了1万日元特许费的颁历商社蒙受巨额亏损，他们认为政府的行为无异于欺诈。为了平息颁历商社的不满及补偿其损失，政府只好免除颁历商社的特许费，并承诺其制售日历的专卖权到1881年（明治十四年）为止。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由于改历从公布到实施仅有20多天的时间，政府方面事前没有进行任何宣传及阳历知识的普及，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新历印刷出来，民众中的不满与不解可想而知。连撰写《改历辩》、帮助政府对民众进行阳历启蒙的福泽谕吉也认为“历法的变更是一件大事，断然改历有必要让国民知其理由，对新旧历的差异进行认真、反复的说明，让他们接受。但政府只是简单地颁布改历布告和诏书，国民不知其详请”，福泽谕吉批评政府官员“没留心，不说明”[11]。让千百年使用旧历的百姓突然间改用公历，除了不习惯，生产与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塚本明毅在提出改历建议书的时候已经预见到突然改历将带来“三月犹隆寒，月首或见满月，不免一时扰扰民间，又误耕稼之期”的情况，建议暂且在太阳历历本下同时置阴历加以对照使用，“待两三年习惯后，再删去太阴历，下民必觉其便”。根据这一建议，从1873年改行公历起便同时并记旧历。但是“两三年后”民众并未习惯公历，在历面上阴阳并记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3月，在第24次帝国会议上，部分议员提出在历面上废除旧历的“厉行阳历建议”，其中提到：“尽管依明治五年之诏敕废太阴历，遵太阳历，而今仍多有使用太阴历者，因此产生学校的学习、交易上的纷争、裁判上的休日及神社祭礼等方面并用之弊，在风教上、经济上亦非鲜少”国立国会图书馆帝国议会会议录，http：//teikokugikaii.ndl.go.jp/SENTAKU/syugiin/024/7457/main.html. ，说明到20世纪初期，旧历仍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很大影响。该“厉行阳历建议”在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据此，文部省于1908年9月30日发布告示：自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起，日历上不再记载阴历的日月”官報第7580号，大蔵省印刷局，1908年09月30日，第682页。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收藏，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50927/5 682.。在实际操作上，从1910年（明治四十三）起，用以对照使用的旧历才被完全削除，而且不是民众自发、自觉放弃，相反是通过发布政令强制推行的。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又一次无视民众使用旧历的传统，通过发布政令强制推行了“纯太阳历”[12]，远远超过了塚本明毅预想的“两三年习惯”的预期。 明治改历是在日本人对太阳历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完成的，以至于明治政府发布的关于改历的太政官布告中的第二条“每四年置一天为闰日”的规定出现了破绽。到19世纪末期，人们忽然发现即将到来的1900年原来是儒略历的闰年，而与1900年不是闰年的格里高利历产生了偏差儒略历，格里高利的前身。一年设12个月，大小月交替，四年一闰，平年365日，闰年于二月底增加一闰日，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由于累积误差随着时间增大，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颁发的改历命令中对闰年方法做出规定：凡公元年数能被4整除的是闰年，但当公元年数后边是带两个“0”的“世纪年”时，必须能被400整除的年才是闰年。，于是不得不在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5月11日专门发布“关于闰年之件”的勅令：“神武天皇即位纪元数能被四整除之年为闰年，但纪元数减去660年虽能被100整除，却不能再被4整除之年为平年。”大藏省印刷局“神武天皇纪年”即“皇纪”，以所谓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元年起算，比现行西历早660年。该敕令突出了皇国史观，且将公历闰年规制复杂化。参见閏年ニ關スル件.官报，第4456号，1898年5月11日，第121页。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47745.据此，1900年由闰年变成了平年，也可以说日本人从此才真正开始使用公历——格里高利历。
另一方面，从客观影响来看，由于阳历是文明社会中更为准确而可靠的历法系统，已经成为世界观念下的国际通则，尽管明治改历极具功利色彩，但是日本政府抓住了机遇，在东方国家中率先迈出与国际时间秩序统一的步伐，实现了历法的“脱亚入欧”。改历两年多以后，为改变与欧美各国交往日益频繁，而休日与假日不一致，导致“诸般谈判往往涩滞”[9]的局面，从1876年4月开始放弃“一六日”一六日：根据1868年9月的太政官布告，以毎月1日、6日、11日、16日、21日、26日为定休日。休息的传统，实行周日休息制度，从而实现了在时间秩序上与西方国家全面同步。1888年日本标准时间的设定根据1886年第51号勅令『本初子午線経度计算法及标准時の件』，1888年1月1日起，将东经135度的时间确定为日本标准时间，以东经135度线为日本标准时子午线。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时间秩序，与欧美国家进一步接轨。改历带来的时间秩序的变化促进了人们以新的精神面貌进入工业化社会，过去的时辰被精确的时、分取代，生活节奏因此加快，农业社会中不守时的习惯被抛弃。为了教育孩童从小遵守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作为格言被写进小学教科书当中[13]。改历不仅促进了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与“时间”相关的时钟产业也在改历后迅速起步，到1905年，日本全国每家时钟持有率已达723%[14]，至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生产国家之一。从这些变化来看，不能否认，1873年的明治改历是日本乃至东亚国家“时间”近代化的开端，其“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结语
明治改历向来被作为“文明开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而加以评价。但是透过表象看实质，改历原来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欲尽快融入西方世界的大背景下为摆脱财政困境而孤注一掷的冒险。其结果，既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收获了文明开化的好名声。而“粗暴的改历”完全无视本国千百年来的旧历传统，让民众为历法突然间的“脱亚入欧”付出了代价。改历后，根据关于改历的太政官布告中“旧历的各项祭典等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的规定，日本人把旧的岁时节日直接嫁接到公历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自然的节气产生距离，也稀释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大隈重信等明治政府高官在做出改歷决定时始料不及的。
考察145年前明治改历的过程，或可得到对日本的一些深层认识。
第一，认识日本的实用主义。在本国历法专业人才对西历知识尚未全部掌握的情况下，大隈重信等明治政府高官得知1873年是闰年，需要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便完全不顾旧历传统深厚的国情，不计后果贸然实施改历。改历把日本人注重现实利益，进而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暴露无遗。
第二，认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明治改历之所以取得成功，是日本人的唯命是从精神帮了政府的忙。不明真相的民众尽管对改历多有不满，但还是响应政府“文明开化”的号召，也听信福泽谕吉“怀疑改历者必是不学文盲愚蠢之人，不怀疑者必是平生留心学问的有识之士”福泽谕吉听闻改历消息后，迅速撰写了《改历辩》。这部小册子在1873年1月1日改行阳历当天出版发行，短时间内发行了十多万部，其有利的时机、通俗的语言，推动了改历的实施。的说教[15]，比较平静地接受了现实，使“粗暴的改历”畅行无阻。
第三，认识中日关系的转变。中国人发明的阴阳历，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历法之一，日本曾使用一千多年时间，即使此后日本人在不到二百年时间里使用自己编撰的和历，也是师承中国的阴阳历。从幕末到明治初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增长，日本人开始反感中国历法。1872年11月塚本明毅在改历建议书中提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这里的“各国”指的是欧美各国，而对造福日本一千多年的中国历法则完全忽略不计，对中华文明的决绝昭然若揭。明治改历标志日本在脱离中华文明圈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脱亚入欧”。
第四，认识明治初年的改革。明治维新在当时被称为“一新”，很有全盘西化的味道。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重新认识明治维新很有必要。“一新”是由各项改革构成的，评价明治维新应该建立在了解这些改革具体过程的基础之上。不应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对有“维新第一美政”之誉[16]的明治改历进行深入考察，会发现实际过程鲜少美感。以下级武士为主建立的明治政府的官员群体对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没有直接联系的天文与历法欠缺必要的知识与关心，因此酿成“粗暴的改历”，它是明治政府在“文明开化”的幌子下为了现实经济利益而使用的手段，只不过在表面上顺应了世界潮流而已。附表日本历史上使用过的历法历法开始年（西历）使用年数编纂者元嘉历推古十二年（604）93宋（六朝）何承天仪凤历文武二年（697）67唐 李淳风大衍历天平宝字八年（764）94唐 僧一行五纪历天安二年（858） 4唐 郭献之宣明历贞观四年（862） 823唐 徐 昂贞享历贞享二年（1685）70日本 涩川春海宝历历宝历五年（1755）43日本 安倍泰邦宽政历宽政十年（1798）46日本 高桥至时等天保历弘化元年（1844）29日本 涩川景佑等现行历明治六年（1873）至今意大利 利里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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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关键词：汉历；文明开化；明治改历；大隈重信；脱亚入欧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2-0028-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2004
1872年（明治五年）11月9日，明治天皇发布“改历诏书”：“自今废旧历用太阳历，令天下永世遵行之”，明治政府据此就改历发布“太政官布告”，主要内容为：以即将到来的12月3日为明治六年1月1日，自此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时钟也随之更改；把一年定为365天，分12个月，每四年置一天为闰日；实行时刻昼夜平分的二十四小时制；旧历的各项祭典等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1]。这次改历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改历，史称“明治改历”，是“文明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考察其过程及影响对于评价明治维新的得失很有意义。
一、“旧历”在日本使用了近一千三百年
“旧历”是与现行公历相对而言的说法，在天文历法领域中指兼顾太阳、月亮与地球关系的阴阳历，主要流行在东亚国家，发明者是中国。尽管人们习惯称其为“阴历”，但严格说来称“太阴太阳历”或“阴阳历”更为准确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早在商代就有了“太阴太阳历”的雏形，自汉代开始，有了全国统一的比较完整的历法。经过此后历朝的逐渐改进、完善，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而且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明治改历之前，旧历在日本已经使用了近一千三百年，其间又分为使用汉历与使用和历两个阶段。
（一）汉历的使用
历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古代日本进入文明社会很晚，文化与科技水平很低，根本没有自己制定历法的能力。在与东亚大陆国家开始交往后，日本便从制度、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处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其中历法是重要的标志性存在。日本史书中最早使用历法的记
收稿日期：2018-02-11
作者简介：李卓（1954—），女，辽宁阜新人，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社会史研究。①阴阳历是调和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转周期的历法。既要求历法月同朔望月基本相符，又要求历法年同回归年基本相符，亦称阴阳合历。历史研究李卓：探微日本明治改历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载，是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始用历日”[2]，这应该是在此两年前（602年）百济僧人观勒携历本前往日本的直接成果《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年十月条：“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下，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179页。。此时传入日本的当是百济正在使用的《元嘉历》，而《元嘉历》是由中国南朝何承天（370-447）编创的，经由百济再传日本。如此可见，日本模仿实施中国的诸种制度，是以历法为开端的。
《元嘉历》的传入开启了日本使用汉历的进程。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后，在新建立的律令政府当中模仿唐制设置了阴阳寮（隶属于中务省）及阴阳博士、历博士、天文博士、刻漏博士等官职，确立了历法的编纂体制。但当时由于学力不够，对来自中国的历法一直处于“无人习学，不得传业”[3]89的状态，仍然不能自己编制历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使用来自中国的历法。于是，在与唐朝官方交流繁荣的奈良、平安时代，先后又有四种中国历法在日本实施。这四种历法是：
《仪凤历》《仪凤历》，一般认为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颁行的《麟德历》，编纂者李淳风（602-670）。。690年（持统天皇四年）11月开始使用，但当时并未废弃《元嘉历》，而是两历并用，直到697年才单独正式使用。
《大衍历》《大衍历》，编纂者僧一行（683-727）。。由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带回日本。由于缺乏历学人才，735年传入日本的《大衍历》直到764年（天平宝字八年）才开始正式使用。
《五纪历》《五纪历》，编纂者郭献之（762-784）。。遣唐使成员羽栗翼于780年归国时带回国内。也是由于无人能解，遂长期搁置，直到858年朝廷才允许与《大衍历》并用，仅使用4年便被《宣明历》取代，是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短的历法。
《宣明历》《宣明历》，唐长庆二年（822年）开始使用，893年为《崇玄历》取代。编纂者徐昂，生卒年不详。。为渤海国使臣乌孝慎859年（贞观元年）献给日本朝廷。此时日本已有历学人才可以解读新历，并经过比较，认为正在使用的《大衍历》与《五纪历》“渐以麤疏，令朔节气既有差”[3]90。遂于862年正式使用《宣明历》。
从《元嘉历》到《宣明历》，五种中国历法在日本被称为“汉历五传”，也就是说，在日本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全赖“旧历”——汉历提供人们的日常生活、农业生产以及祭祀活动的时间指导。
（二）和历的诞生
在唐朝，《宣明历》使用了71年，而且是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但在日本却使用了长达823年，在世界天文历法史上仅次于罗马儒略历的使用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894年（宽平六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后，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就此中断，没有官方渠道得到来自中国的新历法。加上朝廷衰落，历学被少数贵族家庭世袭垄断，造成事业停滞，专业人才匮乏，更由于長期战乱，无力自己制创新历法。到明代，明朝皇帝曾经赐“日本国王”《大统历》，但自恃强大的幕府将军却拒绝使用，以此表明脱离中国帝王支配的态度。在无奈之下，只能使用过时的《宣明历》。 《宣明历》被认为“法制简易，台望密近，是大衍历后唐代最优秀的历法”[4]，但由于长期没有修改，到17世纪中期，已经比实际天象快了两天，还出现了日食、月食预报不准的情况。江户时代社会秩序稳定，幕府文治政策的实施激发了人们研究学问的热情。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出身于围棋世家、精于数学的安井算哲（1639-1715，后改为涩川春海）开始关注《宣明历》的误差。他对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进行认真的研究，坚持进行日本各地经度、纬度的实际测量，修正了京都与中国的经度之差，经过多年的努力，制作了新历，被朝廷命名为《贞享历》，于1685年（贞享二年）开始使用。尽管《贞享历》是基于《授时历》编制而成，但其意义在于，这是第一次由日本人独自完成的改历，是第一部和历。从604年的《元嘉历》到1685年的《贞享历》，日本实现由“汉历”向“和历”的转变，足足花费了一千多年时间。
借着《贞享历》改历的成功，此前一直由朝廷掌控的颁历权被收归幕府，涩川春海因编历之功被幕府任命为首位“天文方”（天文官）。在此后的两百年时间里，日本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改历，《宝历历》《宽正历》《天保历》相继登场《宝历历》，1755-1797年使用，撰者安倍泰邦；《宽正历》，1798-1843年使用，撰者高桥至时等；《天保历》，1844-1872年使用，撰者涩川景佑等。。在各种西方学问传入日本的大背景下，这些历法明显受到西方天文学的影响，如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天保历》直接参考了译自法国的天文学著作《拉朗德历书》拉朗德（Joseph Jerome Le Francais de Lalande 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及航海历的编撰者。江户天文学者高桥至时、间重富、涩川景佑将其天文学著作《Astronomie》（天文学）的荷兰语译本译成日文，是为《拉朗德历书》。等，历算的精确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尽管如此，它并没有摆脱阴阳历的窠臼，被称为“日本最后的太阴太阳历”。
二、明治改历的表象与实像
改历作为明治初期文明开化的重要成果是毫无疑问的[5]。从政府层面最早提出改历动议的是担任太政官权大外史兼内务省地志课长、很有数学造诣的塚本明毅（1833-1885）。1872年11月初（具体何日不详），塚本明毅向政府提出改历建议书：
方今国家致力百度维新，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如历法者最应改正之。夫本国通行之历乃以太阴之朔望立月，与太阳之躔度不合，故两三年间必置闰月，置闰前后终致产生季候早晚推歩之差。且如时刻方面讲一日分百刻，按昼夜长短定其时，于实施百般事业甚觉不便。尤其历书中除二十四候日食月食之外，中下段所载内容概属荒诞无稽，妨碍民知之开达。盖太阳历以太阳之躔度立月，虽日子多少有异，而无季候早晚之变，每四岁置一日之闰，七千年后仅生一日之差而已，比之太阴历其便与不便固不俟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者如未采用之太阳历，各国普遍用之，独我用太阴历，岂不便耶，故应速改历法……”。[6]
很明显，作为改历建议者及后来参与者的塚本明毅是以“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以及方便与各国交往（指欧美诸国）相号召推动改历事业的。塚本明毅提出改历建议书后没有几天，11月9日，明治天皇便发布了“改历诏书”，而且内容与塚本明毅的改历建议书大致相同“改历诏书”：“朕以为，我国通行之历乃以太阴之朔望立月，与太阳之躔度不合，故二、三年间不得不置闰月。置闰前后终致产生季候早晚推歩之差。尤其历书之中下段揭载内容概属荒诞无稽，妨碍人知之开达。盖太阳历依太阳之躔度立月，虽日子多少有异，而无季候早晚之变，每四岁置一日之闰，七千年后仅生一日之差而已，比之太阴历最为精密，其便与不便固不俟论。自今废旧历用太阳历，令天下永世遵行之。望百官有司，体朕斯旨。”内阁官报局：《法令全书 明治五年》，内阁官报局，1889年，第230-231页。，可见政府反映迅速，对改历高度认可。接下来就是以雷厉风行的速度，把旧历的1872年12月3日变成西历的1873年1月1日，完成了从旧历到新历的转变。明治改历一反明治初年新政府办事拖沓、反复争议的行事作风如1869年2月森有礼在公议所首先提出“废刀议案”，直到1876年3月，明治政府才颁布“废刀令”。，仅仅用了23天时间，就匆匆结束了根植于民众中近一千三百年的使用旧历的历史。
历法是科技与文明的象征，集中了天文、数学、物理等多领域的学问，故改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来，日本人自誉为“日本史上精度最高的太阴太阳历《天保历》的一太阳年为365242 22天，一朔望月為29530 588天，与公历的平均太阳年365242 19天和平均朔望月29530 589天已经非常接近。桥本毅彦、栗山茂久等：《時刻的诞生·近代日本时间意识的形成》，三元社，2001年，第216页。——天保历仅仅使用28年，从技术层面来说并没有迫切改历的必要。诸多事实表明，明治初期新政府并没有把改历作为一项事业而加以充分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即可以说明问题。
一是从社会环境考察，明治初期并不具备成熟的改历条件。德川时代中期以后，不仅有了天文方这样的从事编历事业的专门机构，还有一批精于数学、天文的技术官僚，更有德川吉宗这样的关心和热衷天文历法事业的幕府将军，所以能取得编历事业的进步。明治新政权建立后，破旧立新，百废待兴，原有的幕府机构或被解散，或被改组，天文与编历事业进入混乱期。德川幕府时期由专业人才组成、而且对西方天文学已有相当了解的天文方被解散，幕府时代后期建立的浅草天文台也被拆除，有关天文历法的一切事宜全部委任给原在朝廷中世代担任阴阳师的土御门家，成立了所谓“土御门家历局”，即恢复了德川幕府任命天文方之前对编历的家族世袭掌管体制，实为历史的倒退。“土御门家历局”的成员有的是旧阴阳寮的寮官，有的是土御门家的家臣、医师，或是一些旧藩士，明显是一个拼凑的班底[7]。该历局的工作充其量只是根据当时的《天保历》编撰每年的历本，根本不具备编制新历的能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70年底。此后，对编历事业的管辖一再发生变化明治初期，日本天文历道机构多次变化。1868年，原来在朝廷中专管编历的土御门家（安倍家后人）重新司职编历；1870年2月，编历权被收归大学（1869年6月，明治新政府将原开成学校、昌平学校、医学校合并，成立大学校；同年12月，又将大学校称为大学，开成学校称为大学南校，医学校称为大学东校）管辖。1870年3月，成立天文历道局，8月改称星学局，1871年4月改称天文局，附属于大学南校；1872年8月，天文局直属文部省。1874年，天文局被废止，编历事务移至文部省编书课。，直到1872年7月才明确天文局直属文部省。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很难实施改历这样复杂的事业。从政府层面来看，改历在明治初期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如大部分政府高官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于1871年11月启程赴欧美考察之前，从国内稳定考虑，与留守政府商定在使节团出访期间尽量不进行改革“大臣参议及各省卿大輔约定书”第六款：“内地事务以大使归国后进行大改正为目标，其间尽可能不要进行新的改革，如有万不得已之事，则应照会派出的大使”，国立公文书馆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imagej/F0000000000000012167.。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在法国访问的岩仓使节团在得知国内改历的消息，其反应“如晴天霹雳，委细之情实难判定”[8]，显然，突发改历这样的大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些事实正说明，在1872年底实施改历的一年前，明治政府还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二是从实施细节考察，改历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1872年3月，政府为改变各地历本发行混乱的局面，统合全国拥有历本贩卖权的历师组建了颁历商社，赋予其在全国制售日历的专卖权，并向颁历商社征收了1万日元特许费。按惯例，天文局将1873年（明治六年）的天保历历本下发给颁历商社，由其制版、印刷。这说明到此时为止，政府仍然没有改历的打算。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873年的天保历印刷完毕，从10月1日开始在全国各地统一发售。
但是，到1872年11月9日，明治政府突然发布“改历诏书”，决定要把12月3日作为1873年的1月1日，从此放弃旧历，改行新历——公历。为何会出现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据日本学者岡田芳朗的考证，这是由于留守政府的高层在1872年八九月间从天文局处获知1873年将有闰六月，于是匆忙决定实施改历。当时担任明治政府参议、在留守政府中主管财政事务的大隈重信指令当时的文部卿大木乔任秘密组织西历的推算工作，但这项任务直到10月中旬才完成[7]184189。此时，已经印刷完毕的阴历日历已经全面发售。眼看1873年即将到来，改历之事已无退路。于是，不得不在11月初抛出了塚本明毅的改历建议书，“11月初”具体是哪天，因史料中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是到了11月9日，明治政府就推出“改历诏书”及关于改历的太政官布告。此事从动议到决断表面上看只有几天时间，看似决策果断，而实际上整个过程都是大隈重信等政府领导人在暗中操控的结果。
尽管从幕末以来，在与欧美各国的外交与通商过程中，不少日本人已经体会到历法的不统一带来的不便，有的开明者如兰学家大槻玄泽从1795开始就在家中设宴“新元会”庆祝元旦。明治初期，在新政府的議事机关公议所公议所，1869年3月建立，同年7月改称“集议院”。中，也有多人提出议案，呼吁改行公历，但并没有被采纳。对于1873年的明治改历，在很长时间内是以“文明开化”的成果而加以颂扬的。直到20多年后大隈重信的回忆录《大隈伯昔日谭》出版，当年匆忙改历的内幕才被揭开。
由于旧历是根据朔望的周期定月，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改历之前，公务人员的薪水是以年度计算的“年俸”，也就无关平年与闰年。明治元年（1868）与明治三年（1870）也是有闰月的年份，同样按照“年俸”发放公务人员的工资。从1871年开始，日本的工资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即废除“年俸”，改为按月发放“月给”，这是明治维新后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873年是这种改革后遇到的第一个有闰月的年份，意味着政府要给公务人员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而初建不久的明治政府财政几乎处于破产状态，以至于担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及大藏省三等出仕官的涩泽荣一由于向外透露留守政府岁入不足一千万日元，负债却有13亿日元的“秘密”而受到指责，不得不在1873年5月辞职[7]181。据大隈重信透露，“当时国库因种种事情痛告穷乏，连平年的支出额也甚难满足”。即与平年支出额相比，在有闰月之年份，还要增加十二分之一，如何解决这一财政难题？大隈重信想出的办法是“去掉此闰月以济财政困难，唯有断然变更历制”[9]。由于时间紧迫，留守政府违背了与岩仓使节团出发时的约定，顾不得与远在欧洲的政府领导人商量，擅自决定实施改历。改历的结果不仅使1873年由旧历的13个月变成了新历的12个月，而且只有两天的1872年12月也被从日历上抹掉，使1872年成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只有11个月的一年。削减了公务人员两个月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明治政府的财政负担。为了掩盖少发工资以济财政之难这一并不光明正大的行径，明治政府不得不以“文明开化”相号召，首先抛出塚本明毅的改历建议书，强调“不仅历法得正，亦助国民之开化”[10]。实际上是在冠冕堂皇的“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兜售了明治政府的见不得人的“私货”。
三、明治改历的双重影响
明治改历不同于过去在阴阳历框架下的修修补补，而是从阴阳历向阳历、即从旧历向新历的根本性转变，其社会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一方面，大隈重信等高官实施改历的出发点仅仅是解决政府财政的危机，完全忽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且一直暗箱操作，改历的突然实施，让根本没有准备的官民顿时陷入困惑与混乱之中，批评这次改历是“粗暴的改历”。直接经济损失最惨重的是颁历商社，刚刚印好的1873年的旧历日历售出仅仅四成，其余部分顷刻间成为废纸，使已经缴纳了1万日元特许费的颁历商社蒙受巨额亏损，他们认为政府的行为无异于欺诈。为了平息颁历商社的不满及补偿其损失，政府只好免除颁历商社的特许费，并承诺其制售日历的专卖权到1881年（明治十四年）为止。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由于改历从公布到实施仅有20多天的时间，政府方面事前没有进行任何宣传及阳历知识的普及，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新历印刷出来，民众中的不满与不解可想而知。连撰写《改历辩》、帮助政府对民众进行阳历启蒙的福泽谕吉也认为“历法的变更是一件大事，断然改历有必要让国民知其理由，对新旧历的差异进行认真、反复的说明，让他们接受。但政府只是简单地颁布改历布告和诏书，国民不知其详请”，福泽谕吉批评政府官员“没留心，不说明”[11]。让千百年使用旧历的百姓突然间改用公历，除了不习惯，生产与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塚本明毅在提出改历建议书的时候已经预见到突然改历将带来“三月犹隆寒，月首或见满月，不免一时扰扰民间，又误耕稼之期”的情况，建议暂且在太阳历历本下同时置阴历加以对照使用，“待两三年习惯后，再删去太阴历，下民必觉其便”。根据这一建议，从1873年改行公历起便同时并记旧历。但是“两三年后”民众并未习惯公历，在历面上阴阳并记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3月，在第24次帝国会议上，部分议员提出在历面上废除旧历的“厉行阳历建议”，其中提到：“尽管依明治五年之诏敕废太阴历，遵太阳历，而今仍多有使用太阴历者，因此产生学校的学习、交易上的纷争、裁判上的休日及神社祭礼等方面并用之弊，在风教上、经济上亦非鲜少”国立国会图书馆帝国议会会议录，http：//teikokugikaii.ndl.go.jp/SENTAKU/syugiin/024/7457/main.html. ，说明到20世纪初期，旧历仍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很大影响。该“厉行阳历建议”在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据此，文部省于1908年9月30日发布告示：自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起，日历上不再记载阴历的日月”官報第7580号，大蔵省印刷局，1908年09月30日，第682页。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收藏，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50927/5 682.。在实际操作上，从1910年（明治四十三）起，用以对照使用的旧历才被完全削除，而且不是民众自发、自觉放弃，相反是通过发布政令强制推行的。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又一次无视民众使用旧历的传统，通过发布政令强制推行了“纯太阳历”[12]，远远超过了塚本明毅预想的“两三年习惯”的预期。 明治改历是在日本人对太阳历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完成的，以至于明治政府发布的关于改历的太政官布告中的第二条“每四年置一天为闰日”的规定出现了破绽。到19世纪末期，人们忽然发现即将到来的1900年原来是儒略历的闰年，而与1900年不是闰年的格里高利历产生了偏差儒略历，格里高利的前身。一年设12个月，大小月交替，四年一闰，平年365日，闰年于二月底增加一闰日，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由于累积误差随着时间增大，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颁发的改历命令中对闰年方法做出规定：凡公元年数能被4整除的是闰年，但当公元年数后边是带两个“0”的“世纪年”时，必须能被400整除的年才是闰年。，于是不得不在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5月11日专门发布“关于闰年之件”的勅令：“神武天皇即位纪元数能被四整除之年为闰年，但纪元数减去660年虽能被100整除，却不能再被4整除之年为平年。”大藏省印刷局“神武天皇纪年”即“皇纪”，以所谓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元年起算，比现行西历早660年。该敕令突出了皇国史观，且将公历闰年规制复杂化。参见閏年ニ關スル件.官报，第4456号，1898年5月11日，第121页。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47745.据此，1900年由闰年变成了平年，也可以说日本人从此才真正开始使用公历——格里高利历。
另一方面，从客观影响来看，由于阳历是文明社会中更为准确而可靠的历法系统，已经成为世界观念下的国际通则，尽管明治改历极具功利色彩，但是日本政府抓住了机遇，在东方国家中率先迈出与国际时间秩序统一的步伐，实现了历法的“脱亚入欧”。改历两年多以后，为改变与欧美各国交往日益频繁，而休日与假日不一致，导致“诸般谈判往往涩滞”[9]的局面，从1876年4月开始放弃“一六日”一六日：根据1868年9月的太政官布告，以毎月1日、6日、11日、16日、21日、26日为定休日。休息的传统，实行周日休息制度，从而实现了在时间秩序上与西方国家全面同步。1888年日本标准时间的设定根据1886年第51号勅令『本初子午線経度计算法及标准時の件』，1888年1月1日起，将东经135度的时间确定为日本标准时间，以东经135度线为日本标准时子午线。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时间秩序，与欧美国家进一步接轨。改历带来的时间秩序的变化促进了人们以新的精神面貌进入工业化社会，过去的时辰被精确的时、分取代，生活节奏因此加快，农业社会中不守时的习惯被抛弃。为了教育孩童从小遵守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作为格言被写进小学教科书当中[13]。改历不仅促进了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与“时间”相关的时钟产业也在改历后迅速起步，到1905年，日本全国每家时钟持有率已达723%[14]，至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生产国家之一。从这些变化来看，不能否认，1873年的明治改历是日本乃至东亚国家“时间”近代化的开端，其“革旧习，使国民进入文明之域”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结语
明治改历向来被作为“文明开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而加以评价。但是透过表象看实质，改历原来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欲尽快融入西方世界的大背景下为摆脱财政困境而孤注一掷的冒险。其结果，既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收获了文明开化的好名声。而“粗暴的改历”完全无视本国千百年来的旧历传统，让民众为历法突然间的“脱亚入欧”付出了代价。改历后，根据关于改历的太政官布告中“旧历的各项祭典等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的规定，日本人把旧的岁时节日直接嫁接到公历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自然的节气产生距离，也稀释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大隈重信等明治政府高官在做出改歷决定时始料不及的。
考察145年前明治改历的过程，或可得到对日本的一些深层认识。
第一，认识日本的实用主义。在本国历法专业人才对西历知识尚未全部掌握的情况下，大隈重信等明治政府高官得知1873年是闰年，需要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便完全不顾旧历传统深厚的国情，不计后果贸然实施改历。改历把日本人注重现实利益，进而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暴露无遗。
第二，认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明治改历之所以取得成功，是日本人的唯命是从精神帮了政府的忙。不明真相的民众尽管对改历多有不满，但还是响应政府“文明开化”的号召，也听信福泽谕吉“怀疑改历者必是不学文盲愚蠢之人，不怀疑者必是平生留心学问的有识之士”福泽谕吉听闻改历消息后，迅速撰写了《改历辩》。这部小册子在1873年1月1日改行阳历当天出版发行，短时间内发行了十多万部，其有利的时机、通俗的语言，推动了改历的实施。的说教[15]，比较平静地接受了现实，使“粗暴的改历”畅行无阻。
第三，认识中日关系的转变。中国人发明的阴阳历，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历法之一，日本曾使用一千多年时间，即使此后日本人在不到二百年时间里使用自己编撰的和历，也是师承中国的阴阳历。从幕末到明治初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增长，日本人开始反感中国历法。1872年11月塚本明毅在改历建议书中提出“与各国结交以来，彼之制度文物可资补我治”，这里的“各国”指的是欧美各国，而对造福日本一千多年的中国历法则完全忽略不计，对中华文明的决绝昭然若揭。明治改历标志日本在脱离中华文明圈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脱亚入欧”。
第四，认识明治初年的改革。明治维新在当时被称为“一新”，很有全盘西化的味道。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重新认识明治维新很有必要。“一新”是由各项改革构成的，评价明治维新应该建立在了解这些改革具体过程的基础之上。不应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对有“维新第一美政”之誉[16]的明治改历进行深入考察，会发现实际过程鲜少美感。以下级武士为主建立的明治政府的官员群体对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没有直接联系的天文与历法欠缺必要的知识与关心，因此酿成“粗暴的改历”，它是明治政府在“文明开化”的幌子下为了现实经济利益而使用的手段，只不过在表面上顺应了世界潮流而已。附表日本历史上使用过的历法历法开始年（西历）使用年数编纂者元嘉历推古十二年（604）93宋（六朝）何承天仪凤历文武二年（697）67唐 李淳风大衍历天平宝字八年（764）94唐 僧一行五纪历天安二年（858） 4唐 郭献之宣明历贞观四年（862） 823唐 徐 昂贞享历贞享二年（1685）70日本 涩川春海宝历历宝历五年（1755）43日本 安倍泰邦宽政历宽政十年（1798）46日本 高桥至时等天保历弘化元年（1844）29日本 涩川景佑等现行历明治六年（1873）至今意大利 利里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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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