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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1934年生于蓬莱，虽然已远离家乡几十载，但至今仍保留着浓浓的乡音。他讲话的时候，语速快慢有变，娓娓道来，把枯燥的理论研究讲得生动有趣。他将人生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科研与教学，已届耄耋之年，依旧在给博士生上课。他说：“上课是教师的天职。”至今，他还坚持履行这份职责，孜孜不倦。
缘起“五四文学”研究
1964年，朱德发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到现在依然还在从事这一工作。1978年，朱德发准备给77级的本科生开设选修课讲述五四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开设选修课的迫切之需，另一面是由于朱德发参加了田中济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完成五四文学革命的撰写，因此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产生了有关五四文学的新思考和新看法。自此他与五四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发不可收拾，至今仍钟情于五四文学的勘探。
朱德发说：“五四文学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五四文学研究更是我研究的一个重镇。” 朱德发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五四文学，细数他的著作，就知道有关五四文学的格外多，《五四文学初探》《中国五四文学史》《五四文学新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四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既定的政治范式去言说五四文学，到从启蒙范式和文学本身去审视五四文学的转换过程，朱德发正是推动这一研究范式转换的领军人物之一。
朱德发无疑是近百年来五四文学研究用力最勤、著作最丰的学者之一。他对五四文学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既有“史”，也有“论”，既有对五四文学的整体关照，也有对五四文学观念、思潮和流派的细密梳理，既有作家专论，也有对具体作品的深入研析，建构了一个丰富多维的学术世界。他对五四文学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究竟是这样么”的疑问：五四文学的起点究竟在哪里？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难道仅是形式主义么？《狂人日记》究竟受何种思想意识的影响等等。他带着这些质疑，挣脱重重枷锁，从详实的史料中得出了新论，从宏观到微观将对五四文学的理解与把握推上一个新的认知层次。
1982年，他出版了五四文学研究成果的处女作《五四文学初探》，这本书是他辛苦探索与研究的结晶。他指出五四时期文学思想主流是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他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激烈转型的时期，研究五四文学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源头、总开关。因此他一直对五四文学研究不离不弃，围绕着五四文学研究这个轴心发散开去而进行其他方面的文学研究。
从“中国现代”到“现代中国”
朱德发有两个研究重点，一是对五四文学研究突破重围，在尊重作品和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恢复其真正面貌；二是有关现代文学史论建设的研究，其中尤以现代文学史的重构为重。文学史有三种类型：普及知识型文学史、教学型文学史、学术型文学史。这三种类型，朱德发均有涉及，并且颇有研究，出版多种专著和教材，仅仅是主编的文学史教材就有十多种。
他不仅善于做通史研究，编写教材，还热衷于做断代史专题史的学术研究，出版了《中国现代游记文学史》《中国情爱文学史论》《中国山水诗论稿》等著作。虽然涉猎广泛，但他一直坚守着文学史论研究的阵地。
他不仅对文学史进行研究，还对文学史研究进行研究。2002年，朱德发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的学科范畴，逐步建构起现代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1919—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1949至今），后来又有学者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认为这样的文学史范畴在时空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难以弥补的遗漏。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指中国新文学，只有新文学才能进入这一范畴，像郭沫若的古体诗等文学作品，是无法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外，还有一些通俗作家如张恨水等的作品也被排除在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只涵盖一百年的文学史，进入21世纪以后的文学就难以进入该学科了。因此，朱德发提出了与“古代中国文学史”相对应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它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到完成的整个时空，适用于各种各样文学的研究。他说：“在现代中国里面，创作出来的所有文学形态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都应该是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包括翻译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等。”
朱德发认为“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所有的文学形态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凡是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下生成的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等，都可以并应当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完成时与进行时相结合的历史范畴。这是一个上接古代文学，下可以无限延伸的学科范畴。他用自己的努力，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不做“知识贩子”
朱德发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学术研究，然而刚读大学的时候，朱德发的理想却是当一名作家。在大学图书馆“浸泡”了四年后，他改变了这一想法，他不想做一个只写“肤浅”小说的人，他决定做一个“学者”，做好学问。现在的他，不仅是成功的学者，还是桃李满天下的师者。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大学里的师者不一样，朱德发说：“不能做‘知识贩子’，只是贩卖别人的知识。”大学里的师者更需要传授给学生的是独立思考的学术之见、前沿的知识系统以及辩证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没有学术研究的师者在大学里是不可能讲好课的。大学里的老师们，既要站得稳讲台，又要是学术研究的高手。
朱德发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科研与教学：“以科研推动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他说：“问题意识很重要，讲课的过程中会发现问题，有的学生也会提出问题，拿这些问题去做研究，然后再把研究成果反馈到课堂上，教学与研究两者互动互促相得益彰。”这样反反复复，朱德发的课越讲越精彩，研究越做越透彻，学术文章越写越严谨，此乃真正的“教学相长”也，不仅是让学生有收获，朱老师自己也慢慢学术“功力”茁长，难怪他被评为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
执教五十余年，朱德发收获了鲜花和掌声无数。他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说起学生，朱老师总是满脸的骄傲，他对很多学生都赞不绝口，他们正值盛年已经是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已是后浪推前浪。
文学人的“学术自觉”
朱德发七十岁时写过一篇自述文章，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我忆起执教50多年从研30余年的峥嵘岁月却心潮澎湃，如果老天保佑我的身体与精神依然充满活力，那我将在学术园地里持续地自由播种、辛勤劳作和怡然收获，即使历史再出现曲折、再发生危机、再落进误区，我也会无悔地走完自己选择的学术人生。”
2014年，八十岁的朱德发将其30年来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编纂成10卷本的《朱德发文集》，更加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思路的演变以及研究对象的转换和创新趋优的足迹。文集10卷本，共350万字，每一本都是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长满了文学研究的果实。
朱德发在文集8卷中写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思想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着重从文学与个人（包括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小我与大我等）这个角度来审视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他一直秉持这一原则，踏踏实实耕耘于文学研究的土壤。
他说：“‘文学是人学’，有了人的自觉，才有文学的自觉。”
已过耄耋之年的他，不忘初心，至今还坚守在文学研究高地。
（未署名图片由朱德发先生提供）
缘起“五四文学”研究
1964年，朱德发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到现在依然还在从事这一工作。1978年，朱德发准备给77级的本科生开设选修课讲述五四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开设选修课的迫切之需，另一面是由于朱德发参加了田中济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完成五四文学革命的撰写，因此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产生了有关五四文学的新思考和新看法。自此他与五四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发不可收拾，至今仍钟情于五四文学的勘探。
朱德发说：“五四文学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五四文学研究更是我研究的一个重镇。” 朱德发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五四文学，细数他的著作，就知道有关五四文学的格外多，《五四文学初探》《中国五四文学史》《五四文学新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四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既定的政治范式去言说五四文学，到从启蒙范式和文学本身去审视五四文学的转换过程，朱德发正是推动这一研究范式转换的领军人物之一。
朱德发无疑是近百年来五四文学研究用力最勤、著作最丰的学者之一。他对五四文学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既有“史”，也有“论”，既有对五四文学的整体关照，也有对五四文学观念、思潮和流派的细密梳理，既有作家专论，也有对具体作品的深入研析，建构了一个丰富多维的学术世界。他对五四文学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究竟是这样么”的疑问：五四文学的起点究竟在哪里？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难道仅是形式主义么？《狂人日记》究竟受何种思想意识的影响等等。他带着这些质疑，挣脱重重枷锁，从详实的史料中得出了新论，从宏观到微观将对五四文学的理解与把握推上一个新的认知层次。
1982年，他出版了五四文学研究成果的处女作《五四文学初探》，这本书是他辛苦探索与研究的结晶。他指出五四时期文学思想主流是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他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激烈转型的时期，研究五四文学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源头、总开关。因此他一直对五四文学研究不离不弃，围绕着五四文学研究这个轴心发散开去而进行其他方面的文学研究。
从“中国现代”到“现代中国”
朱德发有两个研究重点，一是对五四文学研究突破重围，在尊重作品和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恢复其真正面貌；二是有关现代文学史论建设的研究，其中尤以现代文学史的重构为重。文学史有三种类型：普及知识型文学史、教学型文学史、学术型文学史。这三种类型，朱德发均有涉及，并且颇有研究，出版多种专著和教材，仅仅是主编的文学史教材就有十多种。
他不仅善于做通史研究，编写教材，还热衷于做断代史专题史的学术研究，出版了《中国现代游记文学史》《中国情爱文学史论》《中国山水诗论稿》等著作。虽然涉猎广泛，但他一直坚守着文学史论研究的阵地。
他不仅对文学史进行研究，还对文学史研究进行研究。2002年，朱德发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的学科范畴，逐步建构起现代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1919—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1949至今），后来又有学者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认为这样的文学史范畴在时空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难以弥补的遗漏。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指中国新文学，只有新文学才能进入这一范畴，像郭沫若的古体诗等文学作品，是无法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外，还有一些通俗作家如张恨水等的作品也被排除在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只涵盖一百年的文学史，进入21世纪以后的文学就难以进入该学科了。因此，朱德发提出了与“古代中国文学史”相对应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它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到完成的整个时空，适用于各种各样文学的研究。他说：“在现代中国里面，创作出来的所有文学形态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都应该是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包括翻译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等。”
朱德发认为“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所有的文学形态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凡是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下生成的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等，都可以并应当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完成时与进行时相结合的历史范畴。这是一个上接古代文学，下可以无限延伸的学科范畴。他用自己的努力，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不做“知识贩子”
朱德发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学术研究，然而刚读大学的时候，朱德发的理想却是当一名作家。在大学图书馆“浸泡”了四年后，他改变了这一想法，他不想做一个只写“肤浅”小说的人，他决定做一个“学者”，做好学问。现在的他，不仅是成功的学者，还是桃李满天下的师者。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大学里的师者不一样，朱德发说：“不能做‘知识贩子’，只是贩卖别人的知识。”大学里的师者更需要传授给学生的是独立思考的学术之见、前沿的知识系统以及辩证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没有学术研究的师者在大学里是不可能讲好课的。大学里的老师们，既要站得稳讲台，又要是学术研究的高手。
朱德发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科研与教学：“以科研推动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他说：“问题意识很重要，讲课的过程中会发现问题，有的学生也会提出问题，拿这些问题去做研究，然后再把研究成果反馈到课堂上，教学与研究两者互动互促相得益彰。”这样反反复复，朱德发的课越讲越精彩，研究越做越透彻，学术文章越写越严谨，此乃真正的“教学相长”也，不仅是让学生有收获，朱老师自己也慢慢学术“功力”茁长，难怪他被评为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
执教五十余年，朱德发收获了鲜花和掌声无数。他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说起学生，朱老师总是满脸的骄傲，他对很多学生都赞不绝口，他们正值盛年已经是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已是后浪推前浪。
文学人的“学术自觉”
朱德发七十岁时写过一篇自述文章，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我忆起执教50多年从研30余年的峥嵘岁月却心潮澎湃，如果老天保佑我的身体与精神依然充满活力，那我将在学术园地里持续地自由播种、辛勤劳作和怡然收获，即使历史再出现曲折、再发生危机、再落进误区，我也会无悔地走完自己选择的学术人生。”
2014年，八十岁的朱德发将其30年来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编纂成10卷本的《朱德发文集》，更加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思路的演变以及研究对象的转换和创新趋优的足迹。文集10卷本，共350万字，每一本都是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长满了文学研究的果实。
朱德发在文集8卷中写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思想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着重从文学与个人（包括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小我与大我等）这个角度来审视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他一直秉持这一原则，踏踏实实耕耘于文学研究的土壤。
他说：“‘文学是人学’，有了人的自觉，才有文学的自觉。”
已过耄耋之年的他，不忘初心，至今还坚守在文学研究高地。
（未署名图片由朱德发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