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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简称省临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成立、解散、重建、再次解散，期间还面临人员匮乏、经费困难、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破坏杀戮，真可谓惊心动魄、命运多舛。
省临委成立
1923年春，陈独秀派柯庆施到安庆建党，年底建立了安徽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同年底，在上海大学入党的薛卓汉等回到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小甸集支部。1925年后，安徽各地党组织在以安庆、寿县、芜湖、宿县为中心的地区逐步发展。截至1927年上半年，安徽全省有党组织的市、县达20个，党员总数233人，但当时的大多数党组织都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始终没有成立一个全省性的党组织。
1927年2月，北伐军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中挺进安徽。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面前，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动嘴脸逐渐暴露，开始了猖狂的反共活动，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3月20日，蒋介石来到安庆，开始策划在安庆发动反革命事变。他一方面指责安徽的工作，一方面又大耍两面派手段，满口革命口号，继续蒙骗群众。3月22日晚，安庆的一些反革命分子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向雇用的流氓打手许诺：打死国民党省党部1人，赏银元1000元；流氓打手被打死者，发2000元抚恤费，受重伤者赏500元，轻伤者赏100元。他们还提出：“第一对付光明甫，第二打周松圃，第三击杀薛卓汉，最后对付七军政治部。”
3月23日，安庆全天大雨滂沱，反革命暴徒们集会后，拥进省党部，遇人就打，见物就毁，导致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薛卓汉、江爱吾、严子静、刘剑冰（女）等几十人受伤。接着，他们又捣毁了市党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市妇女协会和怀宁县党部等。暴徒们得手后，四处燃放鞭炮，狂呼反动口号，气焰极为嚣张。蒋介石一见阴谋得逞，立即擅自拼凑由国民党右派占绝对多数的安徽政务委员会，任命投机革命的军阀陈调元为政务委员会主席。第二天，蒋介石赶赴上海，于半个月后，接连发动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由于在事变前接到郭沫若派人送来的秘密通知，国民党左派省、市党负责人和参加国民党安徽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各带文件，分散隐蔽，因而免遭毒手。
事变的当晚，在安庆集贤关外一间小屋里，国民党左派省临时党部负责人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以及共产党员柯庆施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柯庆施建议由周范文、胡浩川起草一个通电，以便迅速地将安徽反动派的暴行公诸于世；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迅速“尽法治罪，以惩反动，而维党务”；并提请国民党中央派船接运安徽代表前往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初，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搬到汉口，并在那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柯庆施、李宜春、周新民、高语罕等数十人被增选为执临委员。
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指示安徽参加会议的代表柯庆施、周范文，研究并向中央提出成立安徽全省性的党组织——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柯、周根据当时安徽的实际情况，提出柯庆施、王坦甫、王心臬、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王步文7人为省临委委员。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组成名单，任命柯庆施为书记。省临委在武汉正式成立。5月下旬，省临委在武汉法租界大智门和平里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恢复安徽省各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和创造条件回安徽开展工作等问题。会后，省临委派出部分同志先期回到安徽各地，在农村开展恢复组织，发展农运的相关工作。在城市的主要任务则是领导工人和店员进行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斗争。同时联系在武汉的同志，并进行登记，着手重建全省各地党的组织。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伪装，在武汉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合流，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7月20日，国民党芜湖市、县“清党”委员会成立，公开叫嚣“肃清跨党分子，驱逐投机分子，铲除共产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7月22日，芜湖公安局根据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公函指示，下令所属各分局严防、严查“共产党徒”。这时，原安徽巢县民选临时县长、共青团员万诚受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左派）委派，回巢县开展工作，途经芜湖时被密探侦悉，诱至芜湖公安局逮捕。随后，万诚被押上江轮杀害，装进麻袋投入江心。
安徽各地区“清党”之后，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被改组，工会和农民协会被解散，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屠杀，工人纠察队武装被缴械，共产党员活动转入秘密状态。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安徽省临委迁至经济发达、工人基础较好的芜湖。为谨慎起见，省临委决定临委委员分批前往芜湖。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作为先头人员，乔装打扮，沿江一路试探着前进，直到8月初才安全到达芜湖。到达芜湖后，他们没有进入市区，而是在郊县澛港镇停了下来，将省临委机关设立在新民中学内。9月以后，周范文、郭士杰、李宜春相继来到芜湖。省临委迁到芜湖后，在执行委员会中设立常委会。由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王心臬负责宣传。9月，省临委决定对各委员工作重新分配，郭士杰任组织部部长，王心臬任宣传部部长，周范文负责民运兼农运，柯庆施任秘书（书记）兼工委书记，李宜春为皖北特派员（驻寿县），王步文为皖中特派员（驻安庆）。10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指导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四川、陕西等7省的革命活动与党务。随后，省临委机构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由柯庆施、王心臬、郭士杰组成常务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兼农运，王心臬任宣传部部长兼工运，郭士杰任组织部部长。同时任命王同荣为秘书处秘书；朱世珩为组织部秘书，兼负芜湖市的责任，阮淑兰为妇女部秘书兼会计；徐作兴为宣传部干事。 秘密工作步履维艰
由于省临委组织机构简单、所处环境险恶、当地工农基础较薄弱，因而开展工作十分困难。同时，省临委还面临严重的经费紧张问题，这从1927年9月27日《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改变安徽党的组织及经费预算等问题》中能清晰地反映出来：当时中央决定每月给省临委300洋元经费，但省临委的经费预算是1059洋元，其中“一、生活费300元：临委7人每人每月30元，干事3人每人每月15元，交通员2人每人每月15元，工人1人每月15元，共计300元（各同志均因时局关系，无法找到正当职业维持生活）；二、办公费75元：房租每月40元，文具、纸笔、邮票等每月30元，杂费每月5元；三、宣传费60元：三日刊每月40元，宣传单及宣传品每月20元；四、各县市津贴174元：安庆每月44元，芜湖每月30元，六安每月20元，寿县每月30元，无为每月10元，宿县每月30元，郎溪每月10元；五、工运费140元：安庆每月40元，芜湖每月70元，荻港每月30元；六、农运费每月100元；七、交通费130元：到中央一次每月20元，由寿至芜一次每月16元，由安庆至芜两次每月10元，安庆办公费（特派员交通处）每月20元，由庐江到安庆一次每月6元，由潜山到安庆一次每月3元，由英山到安庆一次每月6元，寿县交通处办公费每月20元，由六安到寿县一次每月4元，由宿县到寿县一次每月14元，由凤阳到寿县一次每月2元，由霍邱转六安到寿县一次每月6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央给省临委的批复，但由此足见当时省临委面临的经费困难。
即便在人力、物力、财力如此匮乏的情况下，省临委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的安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27年9月安徽省秘密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如下描述：“刘兴的三十六军在芜湖也是强住民房、使用早已因严重通货膨胀而贬值的国库券和中央票，士兵强买一位60多岁无子、依靠卖冬瓜为生的老人的9个冬瓜，只给国库券2元，老人哀求只要现金2角，士兵大怒呵斥：‘不用国库券就是反革命’。”在这种状况下，百姓对反动派政府恨之入骨，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一份1927年关于全省各地党组织统计情况显示，安徽省当时的秘密党组织活跃于芜湖、安庆、宿县、六安、无为、泗县、霍邱、庐江、南陵、旌德、郎溪、凤阳、潜山、凤台、和县、宣城、桐城、繁昌，党员共计200余人，而发动的农运组织会员达到6000余人，平均1人发展30名。在各地，为便于活动，秘密党组织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潜山秘密武装组织取名“摸瓜队”，负责秘密镇压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
9月初，省临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安徽党组织实际情况就贯彻执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制定了《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为恢复整顿各级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发动农民运动作出了具体部署。省临委还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秘密做兵运工作，以便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省临委执行委员王坦甫被派往国民党第三十三军柏文蔚部，利用其同柏文蔚的舅甥关系，做兵运工作。不久，孙一中、廖运周等一批共产党员也被派往柏文蔚部，协助其开办学兵团训练青年军官，从事兵运。
10月下旬，省临委召开会议讨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和组织建设等重要事项。会议认为，皖西六安、寿县等县远离南京、芜湖、安庆等中心城市，农民运动有较好的基础，而反革命统治相对薄弱，具有境内多山的地理优势，因此确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等5县为安徽第一暴动区，首先在皖西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为加强对第一暴动区工作的领导，省临委决定成立中共皖中特别委员会，指派省临委执委周范文为书记，指导第一暴动区的工作。应该说，省临委的这一决定基本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但由于党内很快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而没能完全执行。但是，省临委的这个决定，为1929年举行的六霍暴动、建立皖西苏维埃区域打下了组织基础。
党组织遭到大破坏
1927年10月、11月，中央派尹宽两次巡视安徽芜湖地区工作。不久，尹宽向中央报告，认为安徽党务工作没有起色，省临委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现象，影响全省工作的展开。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尹宽的报告，决定暂时解散安徽省临委，柯庆施调回上海。12月8日，中央正式通知省临委：（1）安徽省临委暂时解散，在1928年1月20日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委；（2）派尹宽为中央特派员到安徽巡视工作，组织全省代表大会；（3）在省临委解散期间，由芜湖县委代办中央与安徽各地党部的交通事宜。尹宽于12月中旬开始主持安徽党务，巡视各地，批复各县工作报告。
省临委被解散后不久，安徽省党组织在恢复中遭到第一次大破坏。1928年1月26日晚，省济难会（中国济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组织与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四一二政变后，专门用于救助被捕的共产党员）主任王绍虞（刘静卿）去大戏园看戏时被警探发现。散戏后，警探跟随其后找到了他的住所——省济难会机关所在地蒲草堂5号。警察随后将王绍虞逮捕，并搜查出全省济难会会员名单和芜湖县委交通处的信件。
1月27日清晨，经过充分准备的驻芜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第一师、芜湖市公安局特务队和芜湖市保安队联合出动，分头包围了芜湖县委交通处小营盘33号和民生中学。在芜湖县委交通处，军警逮捕了县委书记郭士杰、交通员李金章和中央派到安徽搞军事工作的张子范。在民生中学进行围捕的军警，因去的时间较早，大部分参加训练班的同志尚未来校，所以仅抓去10余人，迟到的同志迅速撤离。这天早晨，民生中学学生、团特委秘书长甘天沐（野陶）陪同刚从上海来芜湖的尹宽妻子王辩（黄秀珍）到民生中学作报告，在途中得知消息，即转向小营盘33号准备隐蔽，也被守候在此的特务抓去。王辩见状将身上的发言提纲塞入口中，被特务强行取出。特务又在甘天沐的身上搜出了一些文件。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警还按照济难会的登记名册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捕，又抓去了一批同志。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方运超因参加会议夜未归宿，因此幸免。方寄住在一个姓黄的亲戚家里，军警就将黄家一个14岁的孩子及黄的母亲作为人质抓去。这一天共有40余人被捕。当晚，市公安局分别进行提审，在审讯中采用了压杠和老虎凳等酷刑。王绍虞、郭士杰、张子范、王辩都被迫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未暴露其他秘密。28日上午，一部分人被保释，余下31人被继续关押。芜湖党组织的重要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1月30日晚，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电令芜湖市公安局，将被捕者即日押往省会安庆，交省特种刑事法庭审办。次日上午6时，国民党军警如临大敌，由第三十七军第一师派兵一个排，另由市公安局特务队率士兵五六十人，将被捕的31人全部戴上脚镣手铐，押上一艘小轮送往安庆饮马塘监狱。特种刑事法庭每周深夜审讯一次。王绍虞、郭士杰等人推翻原来的口供，不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在此期间，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方运超在事发后到了南京，说服国民党第十一路军方振武将军发电来皖，要求予以宽释。根据王绍虞提供的线索，党组织又去找于右任，请其做王绍虞的保人。安徽教育界名人沈子修等也出面作保。居住在上海的柏文蔚的外甥王坦甫也多方托人，设法营救。
经过3次审讯，省特种刑事法庭作出判决：王绍虞被认定为“安徽共党首领”，“危害党国，为害至巨”，被判处死刑，营救未能成功；刘逸尘、黄善文被宣布当庭释放；其余28人分别被判以2年6个月、1年2个月、8个月和6个月（实际关押10个月）的有期徒刑。
事件发生后，方运超、尹宽等人分别给中央呈送了报告，总结了事件发生的原因。
这次事件使芜湖党的力量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除被捕的31人，更多的党员因身份暴露，被迫撤离芜湖，甚至有个别人因为害怕逃离芜湖，从此脱离党的组织。在此次事件前，芜湖市内共有2个区委8个支部，约有党员130人。经此一劫，只剩下28名党员，到次年2月初，仅恢复一个手工业支部。此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芜湖的党员人数始终没有恢复到事件前的水平。同时，这次事件导致怀宁县临委、县济难会负责人葛文宗在安庆被捕，安庆的党组织也受到很大损失。
任弼时安徽历险
1928年2月，尹宽巡视芜湖、安庆、六安等地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条件还不成熟，仍应由中央指派负责人重建省临时委员会。中央同意尹宽的意见。3月中旬，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再次成立。省临委由尹宽、王步文、王教、龚德元和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5人组成，尹宽任书记，并成立由尹宽、王步文、王教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新的省临委成立后，工作转入正轨，党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快的发展。省临委制定了《目前各方面工作决议案》，就城镇政治运动、农民运动、改造党组织计划等7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省临委将全省划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中心区域，由中心区域的县委指导临近县的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全省60多个县绝大部分都建立了中共组织。党的队伍也得到发展壮大，据1928年末省临委统计，仅六安、安庆、寿县、潜山等14个县，党员数量就达到1323人。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纠正盲动主义的指示信。尹宽既不贯彻，也不向下传达，仍坚持错误。这期间，王步文等与尹宽发生严重分歧，对尹宽的排除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以及武断专横的家长作风进行了坚决的抑制和斗争，亦向中央作了汇报。尹宽对此大为不满，要求中央撤去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调离安徽。同时，尹宽对中央派到安徽工作的同志都不满意，并以个人名义给中央报告，说新派来的两个湖北人也加入了反对自己的风潮，更担心将来别的地方也会“闻风而起”。为此，尹宽开始称病住进医院，并要求中央将他“从速调回中央，做些文字宣传工作”。省临委工作实际上已经陷入瘫痪，制定的各项计划因此大都流于形式。
安徽党组织内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中央的重视。192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来安徽巡视，解决安徽问题。9月18日，任弼时从上海出发，同行的有安徽省出席中共六大后回国的代表龚德元和中央派到安徽工作的龙大道。他们于19日到达芜湖。龚德元安排任弼时住在芜湖饭店。9月22日，任弼时在芜湖东门外一个叫“出世庵”的庙里召集省临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尹宽、王教、宋士英、龚德元及南陵县委书记王德芳等10余人参加了会议。之后，任弼时又在芜湖多次召集会议。任弼时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芜湖市党内存在“反省委风潮”，造成这一风潮的原因是“（一）（省临委）一班人工作不紧张；（二）省委本身确有许多弱点而未求补救；（三）省委平时‘惩办’式的纪律之执行确欠妥当”。他同时认为：“故意造成反省委风潮，当然是非常错误而应受纪律之制裁。”因此，他决定开除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开除朱世珩的党籍，对芜湖市委委员李、周二同志加以警告处分，并撤销芜湖市委，成立2个区委。同时，对省临委过去工作缺点进行公开批评并警告。为加强省临委的工作力量，任弼时又决定调安庆党的负责人吴芳来芜湖担任省临委委员，补充团特委书记林植夫为省临委正式委员，对省临委的工作人员进行重新分配。9月28日，任弼时将这一决定通告中央。10月5日，中央复函任弼时并转省临委，同意这一决定。
从9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警在芜湖市区开始大搜捕，芜湖的环境变得十分恶劣。10月13日，任弼时化名胡少甫，在林植夫（化名徐厚昌）和王德芳陪同下，乘船赴南陵，入住南陵城关的南美旅馆。14日下午，任弼时、林植夫和王德芳赶往城外的香油寺（一座破庙）参加城关地区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议。由于叛徒告发，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派出县自卫队，赶赴香油寺搜捕。会议被冲散，任弼时和林植夫在小乔墓旁遭敌人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来参加会议的王德辉、刘显宗。王德芳因与县自卫队队长刘定奎是亲戚，才得以逃脱。15日上午，南陵县长亲自作为主审，把任弼时等人分开进行审讯。虽然林植夫、王德辉和刘显宗遭到严刑拷打，但他们都保护了任弼时，说不认识这个人。
在狱中，任弼时虽遭到踩杠、夹指等酷刑，但始终坚称自己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使敌人无法定案。3天后，任弼时等人被转到安庆省第一监狱。在长达几个月的牢狱生活里，任弼时非常注意隐蔽自己的身份，他接近的主要是普通难友，并为这些难友研究案情，为他们代写诉状，争取早日出狱的机会。同时，任弼时也没有放弃指导狱中党的斗争，他暗中联络狱中党的同志，提出要把监狱变为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要和敌人据理力争，过好监狱生活。在他的启发、帮助和指导下，中共安庆狱中支部干事会，并起草了纲领。纲领规定：在狱同志的最高奋斗目标是越狱，一般奋斗目标是争取改善生活，反对虐待，生活上实行互助，生病时相互扶持，物质上相互援助等。 任弼时在狱中的情况，由安徽党组织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工作。党在长沙聘请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安徽省高等法院于1929年2月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任弼时妻子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的身份（该店为陈的堂兄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敌人挑不出丝毫破绽，只得以证据不足为由，于1929年3月将任弼时释放。
省临委再次解散
任弼时来安徽处理党内问题时，为了维护安徽党的团结，批评了省临委的工作，处理了一些同志，并对省临委作了充实调整。但是，安徽党内的矛盾并未就此解决，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1929年2月，寿县代表刘启元及阜阳、六安、霍山各县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芜湖市本地的党员“除掉被捕及自动脱离的外，其余的悉被省委开除了”。市区的党员只剩下省临委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以致中央批评“政治经济的中心，省委的所在地，以及有近万产业工人的全省重要城市芜湖，党始终没有专门致力去做工作，不仅不能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以树立党的基础，甚至在一般群众中也不能建立支部，起党的领导作用……同样在政治中心的安庆，重要农民区域的六安、阜阳……至多不过有形式上的支部而已”。安徽各地党的负责人纷纷给中央呈送报告，反映尹宽和省临委工作中的错误。省临委原计划于1929年2月19日在芜湖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中共安徽省委，也因为意见分歧严重，导致举行代表大会的计划被取消。
为尽快彻底解决安徽问题，192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项英主持，尹宽等省临委委员、各中心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后，曾在安徽省临委担任领导职务的柯庆施、郭士杰（已出狱）及王逸常等人分别向中央递呈书面报告，批评尹宽及省临委工作中的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的重大损失，并“希望中央本着六次大会的精神，彻底地改造安徽的党，发展安徽的工作”。
根据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中央于1929年5月再次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议。安徽参加会议的有省临委及各主要区域的负责人尹宽、宋士英、王教、郭士杰等人。会议决定，取消省临委。5月2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暂时取消安徽省临委，将安徽省临委管辖的地区划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中心区域，在中心区域成立中心县委，中央指导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指导邻近各县工作。同时，中央派出两个巡视员，一人以芜湖、安庆为中心，巡视沿江一带；另一人以六安、阜阳为中心，巡视皖北各县的工作。
安徽省临委虽然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关头，第一次为全省确立了领导核心，在领导安徽人民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安徽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运动，组织武装暴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为土地革命时期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吴 玫）
省临委成立
1923年春，陈独秀派柯庆施到安庆建党，年底建立了安徽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同年底，在上海大学入党的薛卓汉等回到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小甸集支部。1925年后，安徽各地党组织在以安庆、寿县、芜湖、宿县为中心的地区逐步发展。截至1927年上半年，安徽全省有党组织的市、县达20个，党员总数233人，但当时的大多数党组织都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始终没有成立一个全省性的党组织。
1927年2月，北伐军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中挺进安徽。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面前，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动嘴脸逐渐暴露，开始了猖狂的反共活动，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3月20日，蒋介石来到安庆，开始策划在安庆发动反革命事变。他一方面指责安徽的工作，一方面又大耍两面派手段，满口革命口号，继续蒙骗群众。3月22日晚，安庆的一些反革命分子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向雇用的流氓打手许诺：打死国民党省党部1人，赏银元1000元；流氓打手被打死者，发2000元抚恤费，受重伤者赏500元，轻伤者赏100元。他们还提出：“第一对付光明甫，第二打周松圃，第三击杀薛卓汉，最后对付七军政治部。”
3月23日，安庆全天大雨滂沱，反革命暴徒们集会后，拥进省党部，遇人就打，见物就毁，导致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薛卓汉、江爱吾、严子静、刘剑冰（女）等几十人受伤。接着，他们又捣毁了市党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市妇女协会和怀宁县党部等。暴徒们得手后，四处燃放鞭炮，狂呼反动口号，气焰极为嚣张。蒋介石一见阴谋得逞，立即擅自拼凑由国民党右派占绝对多数的安徽政务委员会，任命投机革命的军阀陈调元为政务委员会主席。第二天，蒋介石赶赴上海，于半个月后，接连发动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由于在事变前接到郭沫若派人送来的秘密通知，国民党左派省、市党负责人和参加国民党安徽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各带文件，分散隐蔽，因而免遭毒手。
事变的当晚，在安庆集贤关外一间小屋里，国民党左派省临时党部负责人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以及共产党员柯庆施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柯庆施建议由周范文、胡浩川起草一个通电，以便迅速地将安徽反动派的暴行公诸于世；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迅速“尽法治罪，以惩反动，而维党务”；并提请国民党中央派船接运安徽代表前往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初，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搬到汉口，并在那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柯庆施、李宜春、周新民、高语罕等数十人被增选为执临委员。
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指示安徽参加会议的代表柯庆施、周范文，研究并向中央提出成立安徽全省性的党组织——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柯、周根据当时安徽的实际情况，提出柯庆施、王坦甫、王心臬、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王步文7人为省临委委员。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组成名单，任命柯庆施为书记。省临委在武汉正式成立。5月下旬，省临委在武汉法租界大智门和平里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恢复安徽省各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和创造条件回安徽开展工作等问题。会后，省临委派出部分同志先期回到安徽各地，在农村开展恢复组织，发展农运的相关工作。在城市的主要任务则是领导工人和店员进行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斗争。同时联系在武汉的同志，并进行登记，着手重建全省各地党的组织。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伪装，在武汉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合流，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7月20日，国民党芜湖市、县“清党”委员会成立，公开叫嚣“肃清跨党分子，驱逐投机分子，铲除共产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7月22日，芜湖公安局根据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公函指示，下令所属各分局严防、严查“共产党徒”。这时，原安徽巢县民选临时县长、共青团员万诚受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左派）委派，回巢县开展工作，途经芜湖时被密探侦悉，诱至芜湖公安局逮捕。随后，万诚被押上江轮杀害，装进麻袋投入江心。
安徽各地区“清党”之后，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被改组，工会和农民协会被解散，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屠杀，工人纠察队武装被缴械，共产党员活动转入秘密状态。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安徽省临委迁至经济发达、工人基础较好的芜湖。为谨慎起见，省临委决定临委委员分批前往芜湖。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作为先头人员，乔装打扮，沿江一路试探着前进，直到8月初才安全到达芜湖。到达芜湖后，他们没有进入市区，而是在郊县澛港镇停了下来，将省临委机关设立在新民中学内。9月以后，周范文、郭士杰、李宜春相继来到芜湖。省临委迁到芜湖后，在执行委员会中设立常委会。由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王心臬负责宣传。9月，省临委决定对各委员工作重新分配，郭士杰任组织部部长，王心臬任宣传部部长，周范文负责民运兼农运，柯庆施任秘书（书记）兼工委书记，李宜春为皖北特派员（驻寿县），王步文为皖中特派员（驻安庆）。10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指导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四川、陕西等7省的革命活动与党务。随后，省临委机构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由柯庆施、王心臬、郭士杰组成常务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兼农运，王心臬任宣传部部长兼工运，郭士杰任组织部部长。同时任命王同荣为秘书处秘书；朱世珩为组织部秘书，兼负芜湖市的责任，阮淑兰为妇女部秘书兼会计；徐作兴为宣传部干事。 秘密工作步履维艰
由于省临委组织机构简单、所处环境险恶、当地工农基础较薄弱，因而开展工作十分困难。同时，省临委还面临严重的经费紧张问题，这从1927年9月27日《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改变安徽党的组织及经费预算等问题》中能清晰地反映出来：当时中央决定每月给省临委300洋元经费，但省临委的经费预算是1059洋元，其中“一、生活费300元：临委7人每人每月30元，干事3人每人每月15元，交通员2人每人每月15元，工人1人每月15元，共计300元（各同志均因时局关系，无法找到正当职业维持生活）；二、办公费75元：房租每月40元，文具、纸笔、邮票等每月30元，杂费每月5元；三、宣传费60元：三日刊每月40元，宣传单及宣传品每月20元；四、各县市津贴174元：安庆每月44元，芜湖每月30元，六安每月20元，寿县每月30元，无为每月10元，宿县每月30元，郎溪每月10元；五、工运费140元：安庆每月40元，芜湖每月70元，荻港每月30元；六、农运费每月100元；七、交通费130元：到中央一次每月20元，由寿至芜一次每月16元，由安庆至芜两次每月10元，安庆办公费（特派员交通处）每月20元，由庐江到安庆一次每月6元，由潜山到安庆一次每月3元，由英山到安庆一次每月6元，寿县交通处办公费每月20元，由六安到寿县一次每月4元，由宿县到寿县一次每月14元，由凤阳到寿县一次每月2元，由霍邱转六安到寿县一次每月6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央给省临委的批复，但由此足见当时省临委面临的经费困难。
即便在人力、物力、财力如此匮乏的情况下，省临委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的安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27年9月安徽省秘密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如下描述：“刘兴的三十六军在芜湖也是强住民房、使用早已因严重通货膨胀而贬值的国库券和中央票，士兵强买一位60多岁无子、依靠卖冬瓜为生的老人的9个冬瓜，只给国库券2元，老人哀求只要现金2角，士兵大怒呵斥：‘不用国库券就是反革命’。”在这种状况下，百姓对反动派政府恨之入骨，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一份1927年关于全省各地党组织统计情况显示，安徽省当时的秘密党组织活跃于芜湖、安庆、宿县、六安、无为、泗县、霍邱、庐江、南陵、旌德、郎溪、凤阳、潜山、凤台、和县、宣城、桐城、繁昌，党员共计200余人，而发动的农运组织会员达到6000余人，平均1人发展30名。在各地，为便于活动，秘密党组织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潜山秘密武装组织取名“摸瓜队”，负责秘密镇压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
9月初，省临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安徽党组织实际情况就贯彻执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制定了《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为恢复整顿各级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发动农民运动作出了具体部署。省临委还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秘密做兵运工作，以便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省临委执行委员王坦甫被派往国民党第三十三军柏文蔚部，利用其同柏文蔚的舅甥关系，做兵运工作。不久，孙一中、廖运周等一批共产党员也被派往柏文蔚部，协助其开办学兵团训练青年军官，从事兵运。
10月下旬，省临委召开会议讨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和组织建设等重要事项。会议认为，皖西六安、寿县等县远离南京、芜湖、安庆等中心城市，农民运动有较好的基础，而反革命统治相对薄弱，具有境内多山的地理优势，因此确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等5县为安徽第一暴动区，首先在皖西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为加强对第一暴动区工作的领导，省临委决定成立中共皖中特别委员会，指派省临委执委周范文为书记，指导第一暴动区的工作。应该说，省临委的这一决定基本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但由于党内很快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而没能完全执行。但是，省临委的这个决定，为1929年举行的六霍暴动、建立皖西苏维埃区域打下了组织基础。
党组织遭到大破坏
1927年10月、11月，中央派尹宽两次巡视安徽芜湖地区工作。不久，尹宽向中央报告，认为安徽党务工作没有起色，省临委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现象，影响全省工作的展开。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尹宽的报告，决定暂时解散安徽省临委，柯庆施调回上海。12月8日，中央正式通知省临委：（1）安徽省临委暂时解散，在1928年1月20日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委；（2）派尹宽为中央特派员到安徽巡视工作，组织全省代表大会；（3）在省临委解散期间，由芜湖县委代办中央与安徽各地党部的交通事宜。尹宽于12月中旬开始主持安徽党务，巡视各地，批复各县工作报告。
省临委被解散后不久，安徽省党组织在恢复中遭到第一次大破坏。1928年1月26日晚，省济难会（中国济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组织与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四一二政变后，专门用于救助被捕的共产党员）主任王绍虞（刘静卿）去大戏园看戏时被警探发现。散戏后，警探跟随其后找到了他的住所——省济难会机关所在地蒲草堂5号。警察随后将王绍虞逮捕，并搜查出全省济难会会员名单和芜湖县委交通处的信件。
1月27日清晨，经过充分准备的驻芜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第一师、芜湖市公安局特务队和芜湖市保安队联合出动，分头包围了芜湖县委交通处小营盘33号和民生中学。在芜湖县委交通处，军警逮捕了县委书记郭士杰、交通员李金章和中央派到安徽搞军事工作的张子范。在民生中学进行围捕的军警，因去的时间较早，大部分参加训练班的同志尚未来校，所以仅抓去10余人，迟到的同志迅速撤离。这天早晨，民生中学学生、团特委秘书长甘天沐（野陶）陪同刚从上海来芜湖的尹宽妻子王辩（黄秀珍）到民生中学作报告，在途中得知消息，即转向小营盘33号准备隐蔽，也被守候在此的特务抓去。王辩见状将身上的发言提纲塞入口中，被特务强行取出。特务又在甘天沐的身上搜出了一些文件。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警还按照济难会的登记名册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捕，又抓去了一批同志。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方运超因参加会议夜未归宿，因此幸免。方寄住在一个姓黄的亲戚家里，军警就将黄家一个14岁的孩子及黄的母亲作为人质抓去。这一天共有40余人被捕。当晚，市公安局分别进行提审，在审讯中采用了压杠和老虎凳等酷刑。王绍虞、郭士杰、张子范、王辩都被迫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未暴露其他秘密。28日上午，一部分人被保释，余下31人被继续关押。芜湖党组织的重要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1月30日晚，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电令芜湖市公安局，将被捕者即日押往省会安庆，交省特种刑事法庭审办。次日上午6时，国民党军警如临大敌，由第三十七军第一师派兵一个排，另由市公安局特务队率士兵五六十人，将被捕的31人全部戴上脚镣手铐，押上一艘小轮送往安庆饮马塘监狱。特种刑事法庭每周深夜审讯一次。王绍虞、郭士杰等人推翻原来的口供，不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在此期间，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方运超在事发后到了南京，说服国民党第十一路军方振武将军发电来皖，要求予以宽释。根据王绍虞提供的线索，党组织又去找于右任，请其做王绍虞的保人。安徽教育界名人沈子修等也出面作保。居住在上海的柏文蔚的外甥王坦甫也多方托人，设法营救。
经过3次审讯，省特种刑事法庭作出判决：王绍虞被认定为“安徽共党首领”，“危害党国，为害至巨”，被判处死刑，营救未能成功；刘逸尘、黄善文被宣布当庭释放；其余28人分别被判以2年6个月、1年2个月、8个月和6个月（实际关押10个月）的有期徒刑。
事件发生后，方运超、尹宽等人分别给中央呈送了报告，总结了事件发生的原因。
这次事件使芜湖党的力量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除被捕的31人，更多的党员因身份暴露，被迫撤离芜湖，甚至有个别人因为害怕逃离芜湖，从此脱离党的组织。在此次事件前，芜湖市内共有2个区委8个支部，约有党员130人。经此一劫，只剩下28名党员，到次年2月初，仅恢复一个手工业支部。此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芜湖的党员人数始终没有恢复到事件前的水平。同时，这次事件导致怀宁县临委、县济难会负责人葛文宗在安庆被捕，安庆的党组织也受到很大损失。
任弼时安徽历险
1928年2月，尹宽巡视芜湖、安庆、六安等地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条件还不成熟，仍应由中央指派负责人重建省临时委员会。中央同意尹宽的意见。3月中旬，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再次成立。省临委由尹宽、王步文、王教、龚德元和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5人组成，尹宽任书记，并成立由尹宽、王步文、王教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新的省临委成立后，工作转入正轨，党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快的发展。省临委制定了《目前各方面工作决议案》，就城镇政治运动、农民运动、改造党组织计划等7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省临委将全省划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中心区域，由中心区域的县委指导临近县的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全省60多个县绝大部分都建立了中共组织。党的队伍也得到发展壮大，据1928年末省临委统计，仅六安、安庆、寿县、潜山等14个县，党员数量就达到1323人。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纠正盲动主义的指示信。尹宽既不贯彻，也不向下传达，仍坚持错误。这期间，王步文等与尹宽发生严重分歧，对尹宽的排除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以及武断专横的家长作风进行了坚决的抑制和斗争，亦向中央作了汇报。尹宽对此大为不满，要求中央撤去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调离安徽。同时，尹宽对中央派到安徽工作的同志都不满意，并以个人名义给中央报告，说新派来的两个湖北人也加入了反对自己的风潮，更担心将来别的地方也会“闻风而起”。为此，尹宽开始称病住进医院，并要求中央将他“从速调回中央，做些文字宣传工作”。省临委工作实际上已经陷入瘫痪，制定的各项计划因此大都流于形式。
安徽党组织内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中央的重视。192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来安徽巡视，解决安徽问题。9月18日，任弼时从上海出发，同行的有安徽省出席中共六大后回国的代表龚德元和中央派到安徽工作的龙大道。他们于19日到达芜湖。龚德元安排任弼时住在芜湖饭店。9月22日，任弼时在芜湖东门外一个叫“出世庵”的庙里召集省临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尹宽、王教、宋士英、龚德元及南陵县委书记王德芳等10余人参加了会议。之后，任弼时又在芜湖多次召集会议。任弼时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芜湖市党内存在“反省委风潮”，造成这一风潮的原因是“（一）（省临委）一班人工作不紧张；（二）省委本身确有许多弱点而未求补救；（三）省委平时‘惩办’式的纪律之执行确欠妥当”。他同时认为：“故意造成反省委风潮，当然是非常错误而应受纪律之制裁。”因此，他决定开除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职务，开除朱世珩的党籍，对芜湖市委委员李、周二同志加以警告处分，并撤销芜湖市委，成立2个区委。同时，对省临委过去工作缺点进行公开批评并警告。为加强省临委的工作力量，任弼时又决定调安庆党的负责人吴芳来芜湖担任省临委委员，补充团特委书记林植夫为省临委正式委员，对省临委的工作人员进行重新分配。9月28日，任弼时将这一决定通告中央。10月5日，中央复函任弼时并转省临委，同意这一决定。
从9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警在芜湖市区开始大搜捕，芜湖的环境变得十分恶劣。10月13日，任弼时化名胡少甫，在林植夫（化名徐厚昌）和王德芳陪同下，乘船赴南陵，入住南陵城关的南美旅馆。14日下午，任弼时、林植夫和王德芳赶往城外的香油寺（一座破庙）参加城关地区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议。由于叛徒告发，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派出县自卫队，赶赴香油寺搜捕。会议被冲散，任弼时和林植夫在小乔墓旁遭敌人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来参加会议的王德辉、刘显宗。王德芳因与县自卫队队长刘定奎是亲戚，才得以逃脱。15日上午，南陵县长亲自作为主审，把任弼时等人分开进行审讯。虽然林植夫、王德辉和刘显宗遭到严刑拷打，但他们都保护了任弼时，说不认识这个人。
在狱中，任弼时虽遭到踩杠、夹指等酷刑，但始终坚称自己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使敌人无法定案。3天后，任弼时等人被转到安庆省第一监狱。在长达几个月的牢狱生活里，任弼时非常注意隐蔽自己的身份，他接近的主要是普通难友，并为这些难友研究案情，为他们代写诉状，争取早日出狱的机会。同时，任弼时也没有放弃指导狱中党的斗争，他暗中联络狱中党的同志，提出要把监狱变为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要和敌人据理力争，过好监狱生活。在他的启发、帮助和指导下，中共安庆狱中支部干事会，并起草了纲领。纲领规定：在狱同志的最高奋斗目标是越狱，一般奋斗目标是争取改善生活，反对虐待，生活上实行互助，生病时相互扶持，物质上相互援助等。 任弼时在狱中的情况，由安徽党组织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工作。党在长沙聘请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安徽省高等法院于1929年2月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任弼时妻子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的身份（该店为陈的堂兄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敌人挑不出丝毫破绽，只得以证据不足为由，于1929年3月将任弼时释放。
省临委再次解散
任弼时来安徽处理党内问题时，为了维护安徽党的团结，批评了省临委的工作，处理了一些同志，并对省临委作了充实调整。但是，安徽党内的矛盾并未就此解决，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1929年2月，寿县代表刘启元及阜阳、六安、霍山各县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芜湖市本地的党员“除掉被捕及自动脱离的外，其余的悉被省委开除了”。市区的党员只剩下省临委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以致中央批评“政治经济的中心，省委的所在地，以及有近万产业工人的全省重要城市芜湖，党始终没有专门致力去做工作，不仅不能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以树立党的基础，甚至在一般群众中也不能建立支部，起党的领导作用……同样在政治中心的安庆，重要农民区域的六安、阜阳……至多不过有形式上的支部而已”。安徽各地党的负责人纷纷给中央呈送报告，反映尹宽和省临委工作中的错误。省临委原计划于1929年2月19日在芜湖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中共安徽省委，也因为意见分歧严重，导致举行代表大会的计划被取消。
为尽快彻底解决安徽问题，192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项英主持，尹宽等省临委委员、各中心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后，曾在安徽省临委担任领导职务的柯庆施、郭士杰（已出狱）及王逸常等人分别向中央递呈书面报告，批评尹宽及省临委工作中的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的重大损失，并“希望中央本着六次大会的精神，彻底地改造安徽的党，发展安徽的工作”。
根据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中央于1929年5月再次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议。安徽参加会议的有省临委及各主要区域的负责人尹宽、宋士英、王教、郭士杰等人。会议决定，取消省临委。5月2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暂时取消安徽省临委，将安徽省临委管辖的地区划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中心区域，在中心区域成立中心县委，中央指导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指导邻近各县工作。同时，中央派出两个巡视员，一人以芜湖、安庆为中心，巡视沿江一带；另一人以六安、阜阳为中心，巡视皖北各县的工作。
安徽省临委虽然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关头，第一次为全省确立了领导核心，在领导安徽人民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安徽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运动，组织武装暴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为土地革命时期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