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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攻城掠地，异常活跃，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的63％，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行业之后。面临被三大评级机构掌控、垄断的危险。而且，三大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出一般经营性领域，不仅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应当成为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对外工作、对外开放的准绳。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信用评级机构本身开展主权评级业务。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主权。当今，国际信用评级业是个高度垄断的行业，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异常活跃，明里攻城暗中掠地。继会计审计行业后。中国信用评级业正陷入外资评级机构掌控、垄断之中，而且，这些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越一般经营性领域，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特权主要来自美国政府
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危害一国(东道国)的主权与安全，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而且一直在积极运用这种权力。它们在不停地给别的机构与国家打分、评级。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但是“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大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源：
一是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地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谢尔比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主要因为这两家公司得益于“受控特许”。
二是市场公信力。经过百年的积累，评级机构树立起市场公信力。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三大机构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它们是如何一贯地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但是，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出现。使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正在受到广泛质疑。正如胡总书记所说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一个党、一个国家尚且如此，企业、机构更是这样。
三是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长期以来，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四是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等高标号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曝光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 Ltd.)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后来在多方压力下，又增加了几家，但是远远无法挑战三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此外，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个人如此，政府如此，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根据本人的研究与观察，所谓评级模型，故弄玄虚成分比实际科学成分要多。而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在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让众人大跌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所以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其强大力量来自国家，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政企合作，实现共赢”。
成为美国强权的工具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两个力量，任何一个力量都强大无比，如果两个力量结合，当然更会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如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搞学术合作等)，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评级公司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是穆迪与美国金融机构联手，使美林公司接管了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以及经营技巧，都归属美林。
第二，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金融市场的调节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严厉批评三大评级公司“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亚洲金融危机时，三大评级公司经常急剧下调受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的评级，严重加剧了市场恐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盎格鲁一亚美利加体系”首当其冲，欲以金融立国的冰岛更为堪忧。然而标普、惠誉落井下石。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冰岛银行业由此几乎崩溃，面临国家破产的险境。2008年11月，标普将韩国七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证券市场一位高级人士的话说，这些评级公司似乎是有意从亚洲金融市场淘金。
第三，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三大评级机构用不同的标准——三重标准，来衡量本国和他国的信用等级。他们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目前美国积累了11.3万亿国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债台仍在不断高筑，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17万多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但是，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的主权评级依然保持AAA级别。此外，与美国亲善的国家，一般都会受到“特别关照”；相反，与美国关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别样的“特别关注”。
有研究显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欲吸纳缅甸加入不满的一次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辞批评西方信用评级公司缺乏客观，助纣为虐。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曾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信贷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并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
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
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他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 ，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中国是为数极少的阳光地带，但是所获得的评级不仅与美国，而且与众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差距。我国的主权信用级别被人为压低，这不但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还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到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
2003年底标准普尔宣布，中国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这就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中国金融机构为了国际化，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全球，引进境外投资者。这自然给外资压迫中国金融机构降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攻城掠地，异常活跃，占据中国市场份额63％，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行业之后，面临被三大评级机构掌控、垄断的危险。而且，三大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出一般经营性领域，不仅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
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欧盟早就对美国的评级机构存有不满。此次金融危机，给欧盟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今后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统一登记注册，以获得经营许可，并由各成员国证券主管部门负责监管，从而结束了信用评级机构长期游离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局面。立法建议在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后，有望在一年后生效。
中国应当积极呼应欧盟的义举。积极发展民族评级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首先，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展示，“美国制造”神话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进一步认清三大评级公司的特权以及协助美国搞强权的实质，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其次，由于中国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有利就趋之若骛，有责则相互推诿，因此，应尽快统一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另外，加强对在华活动的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督，包括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第三，整合评级市场(机构多、经营乱)，肃清假冒中资机构(名义中资，实际外资)，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评级公司、民族评级机构的发展。建议未来本土融资、人民币各类债券发行、机构资产的审核等多方面业务，应当由本土评级机构来完成。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应当成为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对外工作、对外开放的准绳。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信用评级机构本身开展主权评级业务。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主权。当今，国际信用评级业是个高度垄断的行业，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异常活跃，明里攻城暗中掠地。继会计审计行业后。中国信用评级业正陷入外资评级机构掌控、垄断之中，而且，这些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越一般经营性领域，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特权主要来自美国政府
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危害一国(东道国)的主权与安全，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而且一直在积极运用这种权力。它们在不停地给别的机构与国家打分、评级。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但是“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大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源：
一是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地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谢尔比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主要因为这两家公司得益于“受控特许”。
二是市场公信力。经过百年的积累，评级机构树立起市场公信力。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三大机构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它们是如何一贯地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但是，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出现。使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正在受到广泛质疑。正如胡总书记所说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一个党、一个国家尚且如此，企业、机构更是这样。
三是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长期以来，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四是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等高标号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曝光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 Ltd.)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后来在多方压力下，又增加了几家，但是远远无法挑战三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此外，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个人如此，政府如此，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根据本人的研究与观察，所谓评级模型，故弄玄虚成分比实际科学成分要多。而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在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让众人大跌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he Rating Agency A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所以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其强大力量来自国家，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政企合作，实现共赢”。
成为美国强权的工具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两个力量，任何一个力量都强大无比，如果两个力量结合，当然更会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如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搞学术合作等)，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评级公司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是穆迪与美国金融机构联手，使美林公司接管了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以及经营技巧，都归属美林。
第二，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金融市场的调节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严厉批评三大评级公司“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亚洲金融危机时，三大评级公司经常急剧下调受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的评级，严重加剧了市场恐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盎格鲁一亚美利加体系”首当其冲，欲以金融立国的冰岛更为堪忧。然而标普、惠誉落井下石。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冰岛银行业由此几乎崩溃，面临国家破产的险境。2008年11月，标普将韩国七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证券市场一位高级人士的话说，这些评级公司似乎是有意从亚洲金融市场淘金。
第三，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三大评级机构用不同的标准——三重标准，来衡量本国和他国的信用等级。他们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目前美国积累了11.3万亿国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债台仍在不断高筑，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17万多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但是，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的主权评级依然保持AAA级别。此外，与美国亲善的国家，一般都会受到“特别关照”；相反，与美国关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别样的“特别关注”。
有研究显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欲吸纳缅甸加入不满的一次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辞批评西方信用评级公司缺乏客观，助纣为虐。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曾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信贷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并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
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
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他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 ，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中国是为数极少的阳光地带，但是所获得的评级不仅与美国，而且与众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差距。我国的主权信用级别被人为压低，这不但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还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到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
2003年底标准普尔宣布，中国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这就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中国金融机构为了国际化，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全球，引进境外投资者。这自然给外资压迫中国金融机构降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攻城掠地，异常活跃，占据中国市场份额63％，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行业之后，面临被三大评级机构掌控、垄断的危险。而且，三大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出一般经营性领域，不仅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
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欧盟早就对美国的评级机构存有不满。此次金融危机，给欧盟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今后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统一登记注册，以获得经营许可，并由各成员国证券主管部门负责监管，从而结束了信用评级机构长期游离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局面。立法建议在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后，有望在一年后生效。
中国应当积极呼应欧盟的义举。积极发展民族评级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首先，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展示，“美国制造”神话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进一步认清三大评级公司的特权以及协助美国搞强权的实质，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其次，由于中国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有利就趋之若骛，有责则相互推诿，因此，应尽快统一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另外，加强对在华活动的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督，包括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第三，整合评级市场(机构多、经营乱)，肃清假冒中资机构(名义中资，实际外资)，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评级公司、民族评级机构的发展。建议未来本土融资、人民币各类债券发行、机构资产的审核等多方面业务，应当由本土评级机构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