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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世纪； 中国哲学； 走向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15-02
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趋向是什么，这是许多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通过对中国哲学近年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分析，认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一、实践哲学的趋向
“实践哲学”的概念，有不同的意义。康德曾经提出，可以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其中，理论哲学指本体论和认识论，实践哲学指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康德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科学地提出“实践”这个范畴，因而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也是狭隘的。在他看来，人的日常行为和交往就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提出了“实践”这个概念，而且也高度评价了“实践”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马克思曾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由此可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哲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这种实践哲学区别于康德所讲的关于人的日常行为和交往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广义的实践哲学。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把实践仅仅看作是认识论的范畴，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则很少涉及“实践”范畴。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历史就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所组成的。不从历史主体方面、不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方面去理解社会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历史的本质，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因此，实践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所蕴含的工业文明的主体精神无疑对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视角来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把握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发展趋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指导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的哲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实践哲学的特征。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他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论述，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等等，都是从中国人民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主体这个角度分析和认识的，体现了明显的主体性、目的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新世纪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中实践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新世纪我们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重点要解决和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其中的主体性、目的性和实践性是非常突出的。从中国未来的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体现的这种实践哲学倾向还会继续保持并且加强。
二、价值哲学的趋向
价值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它受到各国哲学家的关注。在当代唯物史观的研究中，价值问题成为热点问题。围绕价值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研讨价值哲学与全球化、科学技术、教育、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企业管理等的关系，揭示价值哲学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实践意义，已经成为唯物史观发展的一个生长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讲到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向社会外在地展开，揭示出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的总体趋势。然而，人为什么要进行生产劳动，即劳动的必然性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实际上是忽视了价值论研究。在对历史观的阐释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阐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也对历史观中的价值观内容作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十分注重人的需要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脱离开价值问题的研究，就很难使社会历史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社会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价值选择和创造过程真正融合为一体。事实上，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与生活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思想观念出发理解历史，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前提和确定的基点，是马克思历史观区别于一切旧哲学历史观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唯物史观中的价值研究趋向也越来越明显。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明显地体现出“价值哲学”的倾向，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都体现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都体现出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根本价值导向，都是人民主体论价值观的表现。党的十六大制定出新的“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全国人民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价值哲学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三、人的哲学的趋向
人的哲学在目前学术界也被称为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研究的科学。它的根本问题是人与客体(包括自然、社会、人和精神客体)的关系问题，它的宗旨在于通过实践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的关系，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争取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主义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新世纪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更多地涉及到人类自身的问题，如人的存在、人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凸现出来。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人的主体的能动作用如何发挥，如何提高人的素质水平，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人学理论给予科学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等一系列问题都作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人的哲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需要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补充新内容，从而带动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也是唯物史观研究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能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能否实现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深刻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我们的理想目标，又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创造条件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因此，江泽民同志说：“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也进一步表明我们党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非常重视。由此可见，人的哲学在新世纪必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其研究也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深入展开。
注 释
[1][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页，第78-79页，第294页。
[4]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本文作者：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15-02
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趋向是什么，这是许多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通过对中国哲学近年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分析，认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一、实践哲学的趋向
“实践哲学”的概念，有不同的意义。康德曾经提出，可以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其中，理论哲学指本体论和认识论，实践哲学指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康德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科学地提出“实践”这个范畴，因而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也是狭隘的。在他看来，人的日常行为和交往就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提出了“实践”这个概念，而且也高度评价了“实践”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马克思曾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由此可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哲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这种实践哲学区别于康德所讲的关于人的日常行为和交往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广义的实践哲学。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把实践仅仅看作是认识论的范畴，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则很少涉及“实践”范畴。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历史就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所组成的。不从历史主体方面、不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方面去理解社会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历史的本质，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因此，实践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所蕴含的工业文明的主体精神无疑对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视角来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把握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发展趋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指导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的哲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实践哲学的特征。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他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论述，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等等，都是从中国人民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主体这个角度分析和认识的，体现了明显的主体性、目的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新世纪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中实践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新世纪我们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重点要解决和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其中的主体性、目的性和实践性是非常突出的。从中国未来的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体现的这种实践哲学倾向还会继续保持并且加强。
二、价值哲学的趋向
价值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它受到各国哲学家的关注。在当代唯物史观的研究中，价值问题成为热点问题。围绕价值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研讨价值哲学与全球化、科学技术、教育、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企业管理等的关系，揭示价值哲学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实践意义，已经成为唯物史观发展的一个生长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讲到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向社会外在地展开，揭示出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的总体趋势。然而，人为什么要进行生产劳动，即劳动的必然性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实际上是忽视了价值论研究。在对历史观的阐释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阐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也对历史观中的价值观内容作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十分注重人的需要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脱离开价值问题的研究，就很难使社会历史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社会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价值选择和创造过程真正融合为一体。事实上，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与生活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思想观念出发理解历史，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前提和确定的基点，是马克思历史观区别于一切旧哲学历史观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唯物史观中的价值研究趋向也越来越明显。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明显地体现出“价值哲学”的倾向，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都体现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都体现出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根本价值导向，都是人民主体论价值观的表现。党的十六大制定出新的“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全国人民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价值哲学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三、人的哲学的趋向
人的哲学在目前学术界也被称为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研究的科学。它的根本问题是人与客体(包括自然、社会、人和精神客体)的关系问题，它的宗旨在于通过实践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的关系，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争取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主义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新世纪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更多地涉及到人类自身的问题，如人的存在、人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凸现出来。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人的主体的能动作用如何发挥，如何提高人的素质水平，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人学理论给予科学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等一系列问题都作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人的哲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需要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补充新内容，从而带动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也是唯物史观研究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能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能否实现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深刻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我们的理想目标，又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创造条件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因此，江泽民同志说：“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也进一步表明我们党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非常重视。由此可见，人的哲学在新世纪必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其研究也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深入展开。
注 释
[1][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页，第78-79页，第294页。
[4]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本文作者：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