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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济南后，经常侵入民宅，以检查为名，侮辱妇女。日军还指使汉奸为其提供慰安妇。在日伪的“合作”下，济南的慰安所日渐增多。据战后在押日军战俘供述：到1945年3月，经由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广濑三郎在新泰、泰安、临清、口镇、莱芜、济南、张店、博山、周村、德县、东阿等地，指示各大队设置的慰安所即有127所。
济南：纬六路的“星俱乐部”
慰安妇现象所承载的，绝对不仅仅是“战争性奴”那么简单，它更是战争时期女性命运的最核心的展现。
日军设在济南的慰安所不下数十家，纬六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有名的“花街”。此外还有“樱桃”军官用慰安所、纬八路慰安所、二大马路纬九路慰安所，还在历城县、历城县西营村、章丘县、长清县崮山等地设有慰安所，被监禁强奸的中国妇女171名，朝鲜妇女373名。
在大小据点，日军强令派送“花姑娘”。战犯林茂美供认：“1941年9月下旬，四十一大队四中队在历城县西营住时，我以军曹的身份和中队长尾英典中尉、大辉荣准尉合谋把西营镇长叫来，强迫镇长要两名妇女，逼使镇长无奈，便把一名朝鲜妇女和一名中国妇女强迫拉来，监禁在西营村附近共一个月，命令部下15名以及自己对这两名妇女进行强奸。以后因轮流奸污过度，使该两名妇女生病，身体衰弱不堪才放回去。”
济南“星俱乐部”是一所较有名的慰安所，主要供下士官、士兵使用。这里有慰安妇50多人，每名慰安妇一天要接客20至30人。
“对于夜幕下的兵士来说，济南市最令人神往的地方是纬六路这个地段。那里有个叫‘星俱乐部’的慰安所，有100名以上的中国女性在那里成为皇军性欲的牺牲品。兵士们要找自己熟悉的女人，就得买下写着题目名字的木牌。价钱非常便宜，只有四五角钱，不过是一碗葱油豆腐的钱。1945年当时，兵长的月薪是四五十元。‘星俱乐部’的厅堂总是聚集很多人，各房间门口经常可以看到皇军排队等待入内的情景。”（本多胜一、长沼节夫《“衣”师团侵华罪行录》）
青岛：
大肆开设妓馆，并划分等级
与济南类似，日军侵占青岛期间，也大肆开设妓馆，并划分等级。
据1944年“日本青岛工商会议所”统计，在青岛共有一等妓馆4家，二等妓馆55家，仅市北区临清路就建有日本妓馆38家，如日本楼、东洋馆、满花楼、青岛馆等。另外，在清平路有5家，茌平路有4家，博平路有1家，夏津路有4家。青岛娼妓由此“繁荣”。
“皇军会馆”是日军在侵占青岛期间，在即墨考院村信义医院大厅内建立的一处慰安所。慰安所内用木条、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条件极为简陋。见证人所见慰安所里强征囚禁的青年妇女至少有十八九名，她们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和任意蹂躏，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日军的暴打和虐待。
每到周末或星期天的上午10时，日军便排成长队往里走，轮流发泄兽欲。会馆里的妇女丝毫没有人身自由，很少到户外活动，偶尔出来也是集体行动，并有汉奸尾随其后。即便如此，也只能到附近一所学校的万寿宫操场上走一走。会馆里的慰安妇头发零乱、神色憔悴、目光呆滞，如同行尸走肉，日军性虐待、性暴力之惨无人性可见一斑。
日军通过暴力掳掠、设圈套欺诈引诱、利用汉奸组织协调等多种卑下的手段，强征青岛女性筹建日军“慰安所”，大量的年轻女性被迫成为随军“慰安妇”，专门服务于日军部队，遭受日本兵的强奸和性侮辱。
高密城草堂：一个时代的耻辱
高密是日军占领较早的受害区之一，也是日军设立慰安所较早的县份。伊黑部队占领高密城后，随军日侨商人汉川夫妇和另一日侨商人，从日本、朝鲜、韩国连征带抓一批17-25岁的年轻妇女来到高密，建立了第一个慰安所。
据葛家庄77岁的单姓老人回忆：日军慰安所开始设立在高密城草堂（现在的东风商场附近），是一处四合院，有日、韩、朝青年妇女40余人，其管理内部由汉川负责，外部由日本宪兵队警卫。过了一段时间，随着日军兵力在高密增多，慰安所又迁到火车站站南街路北一个大院内，这个大院落前后有五排房子，大约有近百间，慰安所门楼上写有汉川的名字。
不久，日军又在车站站南街路南新建了另一处慰安所，有中国慰安妇八九人。据醴泉街道北大王庄村89岁的董姓老人回忆，两处慰安所有100多名日本、朝鲜和中国女人，每到节假日或晚上，大批日军进进出出，门口都有日本兵站岗。尤其日军大部队（千余人）来到高密城后，慰安所院内夜夜灯火通明，鬼子排着队进进出出。这个慰安所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充当慰安妇的妇女有的因不堪日军的凌辱和长时间摧残而自杀，有的被日军活活打瘫打死，甚至拉到车站南坟场活埋或用木柴浇上油烧掉。日军投降时，她们活下来的没有几人。
“慰安妇”今何在？
在20万中国籍“慰安妇”中，愿意接受访谈的幸存受害者只有120多人。时至今日，仅剩下24位幸存者——山西10人，海南9人，广西2人，湖北2人，黑龙江1人。
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慰安妇”——她们都经历了什么？仅存的几位“慰安妇”的抗争，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一项调查证实，部分幸存者当年最小的为12岁，最大的21岁。部分档案中曾记载着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338位中国妇女的姓名，“她们在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经日本军医体检合格后，分别押送到日军在河南、山东、唐山、天津等地日军驻防部队充当性奴隶。”
深受“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首先就战争期间的韩国妇女挺身队问题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并正式谢罪。1992年8月，曾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的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受害者们纷纷出来作证。
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追究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罪行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今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亚洲日军“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上，以苏智良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共同提出，将联合把“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二战已经结束快70年了，许多受害妇女年事已高，每年她们都在逐渐凋零、辞别人世。慰安妇们的伤痕还没有抚平，一个时代正在撕开伤口。
济南：纬六路的“星俱乐部”
慰安妇现象所承载的，绝对不仅仅是“战争性奴”那么简单，它更是战争时期女性命运的最核心的展现。
日军设在济南的慰安所不下数十家，纬六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有名的“花街”。此外还有“樱桃”军官用慰安所、纬八路慰安所、二大马路纬九路慰安所，还在历城县、历城县西营村、章丘县、长清县崮山等地设有慰安所，被监禁强奸的中国妇女171名，朝鲜妇女373名。
在大小据点，日军强令派送“花姑娘”。战犯林茂美供认：“1941年9月下旬，四十一大队四中队在历城县西营住时，我以军曹的身份和中队长尾英典中尉、大辉荣准尉合谋把西营镇长叫来，强迫镇长要两名妇女，逼使镇长无奈，便把一名朝鲜妇女和一名中国妇女强迫拉来，监禁在西营村附近共一个月，命令部下15名以及自己对这两名妇女进行强奸。以后因轮流奸污过度，使该两名妇女生病，身体衰弱不堪才放回去。”
济南“星俱乐部”是一所较有名的慰安所，主要供下士官、士兵使用。这里有慰安妇50多人，每名慰安妇一天要接客20至30人。
“对于夜幕下的兵士来说，济南市最令人神往的地方是纬六路这个地段。那里有个叫‘星俱乐部’的慰安所，有100名以上的中国女性在那里成为皇军性欲的牺牲品。兵士们要找自己熟悉的女人，就得买下写着题目名字的木牌。价钱非常便宜，只有四五角钱，不过是一碗葱油豆腐的钱。1945年当时，兵长的月薪是四五十元。‘星俱乐部’的厅堂总是聚集很多人，各房间门口经常可以看到皇军排队等待入内的情景。”（本多胜一、长沼节夫《“衣”师团侵华罪行录》）
青岛：
大肆开设妓馆，并划分等级
与济南类似，日军侵占青岛期间，也大肆开设妓馆，并划分等级。
据1944年“日本青岛工商会议所”统计，在青岛共有一等妓馆4家，二等妓馆55家，仅市北区临清路就建有日本妓馆38家，如日本楼、东洋馆、满花楼、青岛馆等。另外，在清平路有5家，茌平路有4家，博平路有1家，夏津路有4家。青岛娼妓由此“繁荣”。
“皇军会馆”是日军在侵占青岛期间，在即墨考院村信义医院大厅内建立的一处慰安所。慰安所内用木条、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条件极为简陋。见证人所见慰安所里强征囚禁的青年妇女至少有十八九名，她们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和任意蹂躏，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日军的暴打和虐待。
每到周末或星期天的上午10时，日军便排成长队往里走，轮流发泄兽欲。会馆里的妇女丝毫没有人身自由，很少到户外活动，偶尔出来也是集体行动，并有汉奸尾随其后。即便如此，也只能到附近一所学校的万寿宫操场上走一走。会馆里的慰安妇头发零乱、神色憔悴、目光呆滞，如同行尸走肉，日军性虐待、性暴力之惨无人性可见一斑。
日军通过暴力掳掠、设圈套欺诈引诱、利用汉奸组织协调等多种卑下的手段，强征青岛女性筹建日军“慰安所”，大量的年轻女性被迫成为随军“慰安妇”，专门服务于日军部队，遭受日本兵的强奸和性侮辱。
高密城草堂：一个时代的耻辱
高密是日军占领较早的受害区之一，也是日军设立慰安所较早的县份。伊黑部队占领高密城后，随军日侨商人汉川夫妇和另一日侨商人，从日本、朝鲜、韩国连征带抓一批17-25岁的年轻妇女来到高密，建立了第一个慰安所。
据葛家庄77岁的单姓老人回忆：日军慰安所开始设立在高密城草堂（现在的东风商场附近），是一处四合院，有日、韩、朝青年妇女40余人，其管理内部由汉川负责，外部由日本宪兵队警卫。过了一段时间，随着日军兵力在高密增多，慰安所又迁到火车站站南街路北一个大院内，这个大院落前后有五排房子，大约有近百间，慰安所门楼上写有汉川的名字。
不久，日军又在车站站南街路南新建了另一处慰安所，有中国慰安妇八九人。据醴泉街道北大王庄村89岁的董姓老人回忆，两处慰安所有100多名日本、朝鲜和中国女人，每到节假日或晚上，大批日军进进出出，门口都有日本兵站岗。尤其日军大部队（千余人）来到高密城后，慰安所院内夜夜灯火通明，鬼子排着队进进出出。这个慰安所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充当慰安妇的妇女有的因不堪日军的凌辱和长时间摧残而自杀，有的被日军活活打瘫打死，甚至拉到车站南坟场活埋或用木柴浇上油烧掉。日军投降时，她们活下来的没有几人。
“慰安妇”今何在？
在20万中国籍“慰安妇”中，愿意接受访谈的幸存受害者只有120多人。时至今日，仅剩下24位幸存者——山西10人，海南9人，广西2人，湖北2人，黑龙江1人。
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慰安妇”——她们都经历了什么？仅存的几位“慰安妇”的抗争，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一项调查证实，部分幸存者当年最小的为12岁，最大的21岁。部分档案中曾记载着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338位中国妇女的姓名，“她们在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经日本军医体检合格后，分别押送到日军在河南、山东、唐山、天津等地日军驻防部队充当性奴隶。”
深受“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首先就战争期间的韩国妇女挺身队问题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并正式谢罪。1992年8月，曾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的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受害者们纷纷出来作证。
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追究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罪行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今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亚洲日军“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上，以苏智良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共同提出，将联合把“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二战已经结束快70年了，许多受害妇女年事已高，每年她们都在逐渐凋零、辞别人世。慰安妇们的伤痕还没有抚平，一个时代正在撕开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