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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观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研究历程，涵盖编纂补抄、庋藏利用、迁移保护、校勘补正等丰富内容。今从文献保护的视角研究南三阁《四库全书》，挖掘其在装潢设计、建筑构建、管理流传、文脉承继等方面的保护实例，对完善书库设计、促进四库申遗、保护濒危文化遗产等均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庋藏研究 管理研究 毁圮复兴 地域文化 文献整理
清代江南乃形胜之地，人文渊薮。乾隆皇帝为实行文治，增藏《四库全书》于南三阁，江苏独占其二。七部《四库全书》，现仅存四部，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南三阁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南三阁《四库全书》的入藏与开放，在保存文献典籍、推动藏书事业、发扬江南学术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文汇阁、文宗阁毁于太平军兵燹，文澜阁栋宇半圮。今文澜阁重建，其阁书几经补钞、辗转迁移后重新影印出版;文宗阁已复建，并成功举办文宗阁暨《四库全书》与镇江学术研讨会。前辈学人在南三阁《四库全书》研究领域多所发阐，本文从文献保护的视角切入，初步梳理南三阁《四库全书》的整理研究概况。
一、庋藏研究
《四库全书》曾经历抽改禁毁、水火虫霉、兵燹战乱、怠职谋利等厄难，七阁藏书已去其三。其馀阁书能保藏至今，与其完善的装潢设计、建筑功能、庋藏管理密不可分，且阁名意蕴里也饱含保护意义。
（一）装潢设计
《四庫全书》卷帙浩博，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配以四色装潢，在装潢设计方面颇具巧思。与《永乐大典》黄绫硬面“包背装”稍有不同的是，《四库全书》采用绢制软面“包背装”的装订形式，版心向外，凭纸捻加固书背，外裹绢面从而不露书脑，此举于书中内容的保护较为有利。同时绢面材质高档，体现皇家气派;光滑绵软，与内页结合，较为伏贴;且翻阅触感较佳，便于存放抽取。其中，南三阁《四库全书》由江浙二省设局自购材料办理，依木匣纸绢式样照式装潢并排架置庋。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目有相关记载1。陈东辉在辨证《四库全书》绢面颜色方面有先期成果，其《〈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1依托文史论著中的记载，详细比较诸阁《四库全书》的绢面颜色。郭向东据绢面颜色、装帧纸张、所盖御印等方面比较北四阁与南三阁《四库全书》的区别2。翟爱玲在《四库全书》设计系统层面有所阐说，通过书籍装帧设计、封面色彩设计等比较诸阁《四库全书》的细微差异3。值得一提的是，南三阁本为一式三份抄写，所用纸张、样式及钤印相同，浙江图书馆的童正伦《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本散见与鉴别》4以浙图所藏的《癸辛杂识》《诗经通义》等实物进行比勘，从封面颜色、样式等方面来鉴别南三阁《四库全书》。张群《〈四库全书〉南三阁本封面考》5通过浙图所藏《癸辛杂识》《荀子》《伊川易传》等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比较，考证出封面绢色、绢质及题签上存在差异。以上论断为判断南三阁各阁本提供有力依据。前辈学者从封面颜色、封面材质、开本大小、纸张品种、钤印落款、书架函匣配备等装潢设计方面，指出南三阁《四库全书》与北四阁《四库全书》存在一定差别，对纸张、钤印、开本、函套、夹板等装潢保护的具体功能未作过多延伸。
（二）阁名意蕴
南三阁《四库全书》命名方式与“天一阁”的立意相仿，是基于“天一生水”命名基础上的延续。其中文汇阁、文澜阁皆从“水”旁，惟文宗阁无，乾隆皇帝《再题文宗阁》释为“百川于此朝宗海”6，赋予其水之意，章采烈《文宗阁与乾隆御制诗》7提及这点。以文宗阁为例，徐苏、裴伟、李金坤等学者在研究文宗阁《四库全书》阁址、阁名方面有系列成果，徐苏《文宗阁名议》《镇江文溯阁溯源》8指出文宗阁兴建与《四库全书》无直接关系，“文宗”寓意乾隆皇帝对祖宗传书的尊崇，此举有利于文献的继承保护和中华文脉的传承。裴伟《〈四库全书〉·镇江文宗阁》《“文宗、文汇”命名揣测——谈乾隆敷行文治的潜台词》9指出文宗阁江水环绕的地理位置，“宗”有江南在内的各地文化归宗一统意。李金坤《镇江文宗阁建造之理由与阁名之意蕴脞说》《镇江文宗阁名称意蕴之脞说》10等论文肯定乾隆皇帝以水喻阁、文化怀柔的命名思想。还有学者有类似观点，不再一一说明。以上学者在考证阁名意蕴方面，阐释了文宗阁虽无“水”旁，但含“水”意，与文献保护中“以水克火”的传统保护理念相通。
（三）建筑功能
宁波天一阁设计精巧，在满足基本藏书作用之馀能发挥有效的保护功能。南三阁建筑格局在外部装潢与内部构造上，皆取法于范氏“天一阁”，并有所发展创新。于静斯《明清时期我国公私藏书楼造景艺术探析》11，于嘉《清代皇家园林写仿剖析——四库七阁写仿意象及复原研究》12，杨菁、于嘉、王笑石《“四库七阁仿天一”所反映的清代皇家园林写仿江南的三个阶段》13等论文提及南三阁在建筑形制、外观装饰、环境布局等方面对天一阁的写仿，其造景艺术手法，符合古典园林美学原理，同时还具备保护藏书楼的功能。范开宏、许雅玲、王作华、王静、肖银杉等从书阁选址、建筑规制、水源配置方面反映建造者强烈的防火意识，是实施藏书保护的有力举措。1此外，陈晓华《论〈四库全书〉的世界记忆遗产价值》2结合《四库全书》刊刻、装帧、典藏方面表现出的精湛工艺及建筑水平，揭示其蕴涵的“五行学说”“寓藏于修”等保护理念。徐莹莹《杭州文澜阁建筑文化探析》3讲述文澜阁在建筑构建、形制变迁、内部典藏方面的独到保护，突出“阴阳五行”的建筑观。何宗美《〈四库全书〉申遗刍想与研究前瞻》总结道：“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皇家藏书楼的杰作从命名、结构、格局、色彩和环境等方面，鲜明突出了中国建筑文化和藏书文化的完美统一。”4将七阁建筑文化和藏书文化进行了糅合，充分肯定其文化遗产价值。
前辈学者充分挖掘了七阁建筑外在的实际保护功能及内里蕴含的传统保护理念，然研究对象相对笼统，缺乏对南三阁相对集中的论述。
二、管理研究
（一）官方态度
在《四库全书》编纂、庋藏、管理过程中，清廷官方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朱杰人《论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庋藏过程中的作用》5分析乾隆皇帝作为《四库全书》编修工程的总策划者和组织领导者，对《四库全书》的保藏和利用所发挥的具体作用，重新审视其功过是非，肯定其珍视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乃至动用国家力量予以保护传承的功劳。戚福康、何峰、汪涛、吴建等学者将乾隆谕旨、乾隆南巡等作为研究对象，亦有类似观点输出。6 相宇剑《两淮盐政与〈四库全书〉的编纂》7、刘敏《论清代两淮盐运使对文化的贡献》8等文则从两淮盐政、两淮盐运使等官员角度，记载其负责书阁建造、日常运作、经费开支以及管理人员的选派等事项。张纪天《扬州文汇阁》9、张树忠《四库全书与扬州》10、张晓春《镇江文宗阁的入藏书籍及日常管理的考证》11等文亦有涉及。两淮盐运使本是掌管盐业大权、严察场灶户丁、水利等事务的朝廷官员，受两淮盐政管辖监督，他们为保护《四库全书》付出了很多心力，在资金、聘人等方面支持南三阁的管理运转，功绩值得肯定。以汪中为例，汪中曾受两淮盐政戴全德所聘，任镇江文宗阁典书官，主持校勘《四库全书》事宜，彭义《文宗阁〈四库全书〉校勘史迹述略》12等文就汪中校勘文宗阁《四库全书》事作资料钩沉。在乾隆皇帝统领之下，两淮盐政等官员承担阁书的入藏管理等事宜，他们的立场态度对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精心装制与妥当保藏起到重要作用。
（二）开放阅览
南三阁的借阅制度相较北四阁更为开放宽容，《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保存了不少南三阁借阅管理的档案。潘猛补《古代官方藏书流通之先河——文澜阁借阅史实考》2、刘清《中国最早的圣谕公共图书馆——江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续藏与管理》3、彭义《七阁〈〈四库全书〉开放阅览史迹考辨——并考文宗阁开放阅览史实》4、徐苏《南三阁的社会作用》5、李文昌《南三阁〈四库全书〉与江南学术文化》6等论作强调南三阁的社会功用，述及南三阁在提供阅览誊录服务，加速文化传播，推动藏书事业发展，促进江南学术文化繁荣上做出的重要贡献。贺建、张田吉、石莹等学者论作有一定相关性7。实践证明，针对文献的有效保护，不宜沿用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等旧法，化藏为用、传播传承才是文献保存绵亘持久的良方。
三、毁圮复兴
（一）毁损原因
尽管前期在装制与保藏《四库全书》方面花费了巨大心血，凸显了对《四库全书》保护的重视。然而，四库文献的毁损仍无可避免。黄爱平《〈四库全书〉与四库七阁的坎坷命运》8概述七阁《四库全书》自成书至毁损的跌宕命运，其中南三阁《四库全书》的毁损原因多样，包括兵燹、散失、不当使用等。黄勋华、杨茜、章易、李理、程显静等学者有相近观点9。在清晚期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南三阁《四库全书》难以独善其身，其命运与国运兴衰相连。南京图书馆藏莫友芝《上曾国藩书》，记载文汇阁、文宗阁及库书被毁经过。赵昌智《扬州文汇阁典藏〈四库全书〉被毁原因初探》10以莫友芝奉命访查文汇阁劫后残书为线索，将《两淮盐法志》作为文献依据，对文汇阁典藏《四库全书》被焚情况以及深层原因作初步探讨。曾学文等有相似论述11。史革新、陈忠海等从“书厄观”角度对南三阁《四库全书》损毁事实进行了解析12。笔者以为，强大安稳的政治局势、科学多样的文献保护方法是《四库全书》免于损毁的重要保障。只有从政治、战争、人为、自然等方面深入剖析文献毁损原因，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四库全书》实施妥善保管。
（二）护书壮举
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遭重创，幸赖藏书家丁申、丁丙等人奋力抢救，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日后的恢复打下基础。《文澜阁志》1《浙江图书馆志》2等书目;林祖藻《江南三阁·文澜独存》3，裘樟松、叶军《补抄历史的人——记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几代功臣》4，顾志兴《浙江人对〈四库全书〉的贡献》5，刘瑛、昭质《抗战期间保护中国文脉的仁人志士》6等论文综合梳理了丁氏兄弟、谭钟麟、钱恂、张宗祥、陈训慈、竺可桢、毛春翔等浙江有志之士在抢救、补抄、迁移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尽最大可能保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事迹。
对护书人加以专门研究者，如陈训慈《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7等文记录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掇拾、资助、补抄、重建等护书事迹。张群、吴忠良、徐忠友、张凯、任彦馨等学者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为研究对象，根据陈训慈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等史料来还原陈训慈在文澜阁《四库全书》大迁徙过程中的诸多艰难保护举措8。浙江图书馆为纪念丁丙、陈训慈，特编《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9，辑录不少珍贵资料。陈学溶、何长凤、杨斌等学者围绕浙大校长竺可桢在西迁运力紧张时协助库书迁移展开论述，包括对库书入藏贵阳地母洞后进行曝晒、防潮等具体保护事宜10。刘亮《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11、张晰《博学多才实难得，爱国之心更可贵——记著名学者张宗祥先生对传承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12、朱炜《江南有完秩，补阙到文澜——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半个世纪情》13等文以张宗祥先生为研究对象，着重阐述其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抄校补全及主持抗战内迁等保护事迹。王火红、王娟《嘉兴人对〈四库全书〉的贡献》14，李菁、陈心蓉《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渊源考略》15反映以张宗祥和张元济等为代表的嘉兴籍文人在《四库全书》的保护、校补和研究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聂树平《蒋复璁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节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入黔秘藏相关档案摘记》16主记蒋复璁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代管所作出的指示、建议与协商，涉及曝晒去潮、设立保管员等具体事项。由此可知，藏书家、学者、官员等组成的保护者队伍，在时局动荡的紧要关头，定制书箱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并综合应用曝晒、通風、整修等一系列原生性保护举措，殊为不易。
对庋藏地点加以研究者，如徐永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述略》1曾按时间先后叙述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十二次之地点，肯定一代图书馆人无私的家国情怀和敬业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曾经浙、闽、赣、湘、黔五省，后运至重庆青木关，最后运回杭州浙图，毛春翔参与整个迁移过程，其《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2具有较真实的文献史料价值。吕洪年、鲍志华、孟国祥等有相关论述3。此外也有围绕某一具体地点展开者，如赵春华《护卫国宝 青史永记——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时初迁富阳渔山记述》4，赵晓强、钟海珍《贵阳地母洞与〈四库全书〉》5，李海默、肖澜《小记文澜阁四库全书典藏史上的一件事》6等文择取富阳渔山、地母洞、青白山居等颇具代表性的迁移庋藏地点，细致记录护书史实。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过程中，贵州省立图书馆曾给予大力支持。袁媛、刘劲松《抗战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考察》7，袁媛《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研究》8，杨斌《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上）（下）9，赵晓强《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史料辑录（补）》10，雷有梅《探寻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前世今生——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贵州之行》11，李柳情《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述略》12等论作注重运用档案史料，从曝晒防潮、库书管理、加强保卫、改进庋藏、迁移转置等方面阐释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及时有效保护，突出贵州省立图书馆为保存库书、促进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罗应梅、黄凯《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轶事》13记述贵州知识分子传抄与西南相关的文献珍本事宜，此举属于文献的利用保护范畴，既丰富了贵州的文化典藏，也有利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延续传承。此外，吕洪年《文澜阁库书抗日大转移》14，郑文丰《一场鲜为人知的“文化保卫战”》15，蒋肖斌《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16等报刊文章真实记载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州期间的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及各种凭据。
上述内容从护书者群体、护书者个案、护书地区角度考证南三阁《四库全书》在战乱时期较为完好保存的原因，其中不少内容自档案中辑出，较珍贵可信。
（三）复修复建
复修复建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修复内容层面，主要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容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曾历太平军战劫，阁圮书散，后经丁氏兄弟“光绪补抄”、钱恂“乙卯补抄”、张宗祥“癸亥补抄”三次补抄才勉复原观，且补抄所据底本，很多优于《四库全书》原本的底本，赋予了库书独特的文献价值。张宗祥曾考论补抄史实1。崔富章关注补抄本的底本著录，并实例举证有些补抄本的价值胜于原抄本，有《四库提要补正》2等系列成果。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之价值》3，顾志兴《风雨沧桑话文澜——细说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一》《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4，童正伦《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述评》5，吴育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钞及价值》6，陈东辉《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及其他》7等文从补抄阶段、补抄人、补抄价值几个角度全方位剖析，在填补缺漏的库书内容基础上，实现内容质量的提升，可视作内容层面的有效修复与保护。
其二，修复载体层面，包括修复书阁、复建书阁、重置装具以及修复阁书。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修缮扬州文汇阁工料函牍》一卷，反映文汇阁屋脊漏雨、卍字河无水实情，是记载修缮文汇阁的重要史料8。《扬州将复建“文汇阁”》9，梁宝富《扬州文汇阁复原路径与价值研究》10，赵国平《扬州文汇阁何日君再来》11等报刊文章述及文汇阁从修缮到倡导复建的过程。不论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修缮文汇阁，还是当今时人对文汇阁复建的倡议，都旨在通过对文汇阁外在载体形式的恢复，延续《四库全书》的文化影响。
文宗阁被毁后，有识之士呼吁复建之声不绝。镇江吴寄尘以恢复文宗阁为己任，兴建“邵宗国学藏书楼”，魏志文《从文宗阁到绍宗楼》12等论文述及此。2011年10月26日文宗阁圆满复建，《文宗阁暨〈四库全书〉与镇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3里收录徐平、邵孟大、王亚南、郭祥明、李金坤等復建综述。文宗阁的复建是镇江历史文化形态的再现，对于四库文化的保护、江南文脉的赓续有着深远意义。
《文澜阁志》收录《修建文澜阁布政使照会》，邹在寅《重建文澜阁纪事》等文，保留了重建文澜阁的文献资料14。顾志兴亦费相当篇幅记录此事15。梅丛笑《文澜阁相关史实考证》16就文澜阁的相关史料及实物材料进行收集，从文澜阁的历史沿革、建筑平面变迁、建筑名称演变以及维修细节四方面进行考证，力求为文澜阁修缮和恢复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此外，乾隆年间配置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格架书匣等，毁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战火。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出资，“分别部居如旧，惟易架为橱”“惟撙节经费，易楠木匣为银杏夹板，改绢面为纸”1。可见即便经费受限，仍注重对《四库全书》物质载体的保护投入。后修缮青白山居时，又制作了樟木书箱用于存放阁书，并放置防潮纸、樟脑丸等物，达到防潮、避蠹等保护目的。
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注重对破损阁书的修复保护：“虽然主事者曾派人清查，标明待修之本，但限于经费而未能实行。1933年，经过陈训慈努力，浙江省教育厅拨给专项经费用于修补阁书，于是陈训慈聘请李炳炜专门负责古籍装订修补，选择破损之书换面重装，务求整齐。”2在陈训慈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王晓红《〈四库全书〉破损档案：贵州省图书馆修旧如旧》3针对贵州省立图书馆建立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出现的纸张老化、掉渣、虫蛀、粘连、鼠啮等破损状况，遵循“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主要采用托、裱二法，妥善科学地修复好二百七十三页珍贵档案。此种修复方式多以传统手工修复为主，可视作对四库档案史料的原生性保护。
四、综合研究
（一）编纂研究
目前所见，国外针对南三阁《四库全书》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典型的有美籍学者盖博坚（R.Kent Guy）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4，将《四库全书》的纂修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学者的回应”“图书采集和审查”等方面阐述江浙学者、士绅和商人对《四库全书》编纂的支持。国内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5、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6、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7、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8、陈晓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9、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10、刘凤强《四库全书馆发微》11等著作对《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纂修机构及保护措施做了全面研究，然对《四库全书》保护层面的具体内容涉及较少。
（二）书阁历史
吴岭梅《文汇阁与〈四库全书〉》12，韦明铧《心祭扬州文汇阁》13，肖梦龙《镇江金山寺文宗阁藏〈四库全书〉始末》14，徐苏《镇江文宗阁溯源》15，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16，何槐昌、郑丽军《一部具有特色的〈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1等论文对南三阁《四库全书》今昔历史进行了考稽介绍，并考证江浙文人为传承文脉所做的贡献。此外，陈晓华、付宝新、陈学平、王忠伟等学者从文化史角度解析南三阁《四库全书》在紧密结合书阁历史、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2。《四库全书》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具备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性质，上述说法与文献保护中的精神性保护较为契合，是让文献活起来、提升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三）地域文化
南三阁《四库全书》自成书始，便与扬州、镇江、杭州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衍生出鲜明的地域文化。以扬州而言，文汇阁及所藏《四库全书》被太平军付之一炬，成为扬州文化之痛史。今扬州市委、市政府将扬州国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制作、商务印书馆出版、扬州恒通集团捐赠的原大、原色、原样仿制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天宁寺万佛楼，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的文化保護体现。《再生式保护〈四库全书〉功在千秋——〈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原大原色原样出版专家审评会专家访谈》3、《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原大原色原样出版——专家寄语：文宗文汇，双阁同辉》4、《天宁别馆书楼耸 文昌永古焕重甍——原大原色原样版《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入藏天宁寺万佛楼纪实》5、王春江《〈四库全书〉与藏书阁》6等报刊文章记录《四库全书》影印及入藏扬州天宁寺的盛事。上述影印本是借助古籍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对《四库全书》的再生性保护。以镇江而言，不仅实现了从兴建邵宗楼到复建文宗阁的历史跨越，还有徐苏所编《文宗书韵：文宗阁与四库全书》与《文宗阁》7两部研究普及性著作，对保护文宗阁暨《四库全书》的人、事等记载翔实，涉及文宗阁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与镇江城等内容，有利于四库文化的长久保护传承。以杭州而言，2004年杭州出版社与浙江省图书馆签署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协议，2014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出版，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库书内容，实现了库书的再生性保护，也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继承的重要保障。陈东辉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加以影印出版，为学者研究、利用提供极大便利，同时也进一步推广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独特价值，在内容保护层面实现更加细致的保护8。顾志兴在研究浙江藏书史、浙江文化等方面卓有建树，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史》是在其所著《文澜阁与四库全书》基础上修订增补的新研究成果，介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编修、入藏、重镌、建阁、补钞、迁移、出版等内容，全面覆盖了载体与内容层面的保护举措9。此外，王火红从历史、文献、文化三个维度探讨《四库全书》与嘉兴地区的关系，对陈其泰、张元济、蒋复璁等嘉兴人护书举措多有挖掘10。上述举措是《四库全书》的再生性保护和精神性保护的综合体现，同时因地域的不同而焕发出别样的文化特色。
（四）文献整理
与南三阁《四库全书》有关的文献散见于各类古籍记载及各大图书馆中，需要进行专门的文献整理。江庆柏《扬州文汇阁文献录》1依照文汇阁《四库全书》的入藏、规制、管理、读书、修缮、毁坏、改良等方向辑录文献，其中不乏南京图书馆藏《修缮扬州文汇阁工料函牍》等稀见文献。孙叶锋《〈扬州文库〉收录稿钞本稀见文献举隅》2中亦有说明。唐宸、黄汉《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抄本考》3注意到台湾所藏清抄本《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是反映文汇阁《四库全书》面貌变迁的重要史料，同时《文汇阁目录》所记载的库书办理细节，对探讨文汇阁与文宗阁关系等亦提供诸多线索，可与王菡《〈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说略》4，琚小飞、王昱淇《嘉庆朝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考》5相参看。薛冰先生收藏有江世荣作于1953年的《文宗阁小史》6手稿本六章，他处未见，征引书籍文献达二十馀种，是研究文宗阁《四库全书》的珍贵资料。此外，前文记述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入黔时，赵晓强、杨斌等学者在档案史料整理方面出力甚多，不再赘述。综上，通过规范的古籍整理，利用图书馆等文博单位所藏稀见文献及档案，可为南三阁《四库全书》的保护研究提供原始珍贵的史料支撑。
目前学术界关于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编纂、庋藏、管理、补正等方面，成果丰硕，成就瞩目。然对文献保护角度的研究多为个案举证，如“整旧如旧”保护原则、“原生性与再生性”保护举措、“化藏为用”保护理念等的零星列举，缺乏系统性。南三阁《四库全书》在制作、收藏、利用、修复等保护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区域性特征，其精湛设计、科学管理、护书理念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尚有不少待挖掘空间。
责任编辑：胡海琴
关键词：庋藏研究 管理研究 毁圮复兴 地域文化 文献整理
清代江南乃形胜之地，人文渊薮。乾隆皇帝为实行文治，增藏《四库全书》于南三阁，江苏独占其二。七部《四库全书》，现仅存四部，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南三阁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南三阁《四库全书》的入藏与开放，在保存文献典籍、推动藏书事业、发扬江南学术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文汇阁、文宗阁毁于太平军兵燹，文澜阁栋宇半圮。今文澜阁重建，其阁书几经补钞、辗转迁移后重新影印出版;文宗阁已复建，并成功举办文宗阁暨《四库全书》与镇江学术研讨会。前辈学人在南三阁《四库全书》研究领域多所发阐，本文从文献保护的视角切入，初步梳理南三阁《四库全书》的整理研究概况。
一、庋藏研究
《四库全书》曾经历抽改禁毁、水火虫霉、兵燹战乱、怠职谋利等厄难，七阁藏书已去其三。其馀阁书能保藏至今，与其完善的装潢设计、建筑功能、庋藏管理密不可分，且阁名意蕴里也饱含保护意义。
（一）装潢设计
《四庫全书》卷帙浩博，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配以四色装潢，在装潢设计方面颇具巧思。与《永乐大典》黄绫硬面“包背装”稍有不同的是，《四库全书》采用绢制软面“包背装”的装订形式，版心向外，凭纸捻加固书背，外裹绢面从而不露书脑，此举于书中内容的保护较为有利。同时绢面材质高档，体现皇家气派;光滑绵软，与内页结合，较为伏贴;且翻阅触感较佳，便于存放抽取。其中，南三阁《四库全书》由江浙二省设局自购材料办理，依木匣纸绢式样照式装潢并排架置庋。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目有相关记载1。陈东辉在辨证《四库全书》绢面颜色方面有先期成果，其《〈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1依托文史论著中的记载，详细比较诸阁《四库全书》的绢面颜色。郭向东据绢面颜色、装帧纸张、所盖御印等方面比较北四阁与南三阁《四库全书》的区别2。翟爱玲在《四库全书》设计系统层面有所阐说，通过书籍装帧设计、封面色彩设计等比较诸阁《四库全书》的细微差异3。值得一提的是，南三阁本为一式三份抄写，所用纸张、样式及钤印相同，浙江图书馆的童正伦《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本散见与鉴别》4以浙图所藏的《癸辛杂识》《诗经通义》等实物进行比勘，从封面颜色、样式等方面来鉴别南三阁《四库全书》。张群《〈四库全书〉南三阁本封面考》5通过浙图所藏《癸辛杂识》《荀子》《伊川易传》等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比较，考证出封面绢色、绢质及题签上存在差异。以上论断为判断南三阁各阁本提供有力依据。前辈学者从封面颜色、封面材质、开本大小、纸张品种、钤印落款、书架函匣配备等装潢设计方面，指出南三阁《四库全书》与北四阁《四库全书》存在一定差别，对纸张、钤印、开本、函套、夹板等装潢保护的具体功能未作过多延伸。
（二）阁名意蕴
南三阁《四库全书》命名方式与“天一阁”的立意相仿，是基于“天一生水”命名基础上的延续。其中文汇阁、文澜阁皆从“水”旁，惟文宗阁无，乾隆皇帝《再题文宗阁》释为“百川于此朝宗海”6，赋予其水之意，章采烈《文宗阁与乾隆御制诗》7提及这点。以文宗阁为例，徐苏、裴伟、李金坤等学者在研究文宗阁《四库全书》阁址、阁名方面有系列成果，徐苏《文宗阁名议》《镇江文溯阁溯源》8指出文宗阁兴建与《四库全书》无直接关系，“文宗”寓意乾隆皇帝对祖宗传书的尊崇，此举有利于文献的继承保护和中华文脉的传承。裴伟《〈四库全书〉·镇江文宗阁》《“文宗、文汇”命名揣测——谈乾隆敷行文治的潜台词》9指出文宗阁江水环绕的地理位置，“宗”有江南在内的各地文化归宗一统意。李金坤《镇江文宗阁建造之理由与阁名之意蕴脞说》《镇江文宗阁名称意蕴之脞说》10等论文肯定乾隆皇帝以水喻阁、文化怀柔的命名思想。还有学者有类似观点，不再一一说明。以上学者在考证阁名意蕴方面，阐释了文宗阁虽无“水”旁，但含“水”意，与文献保护中“以水克火”的传统保护理念相通。
（三）建筑功能
宁波天一阁设计精巧，在满足基本藏书作用之馀能发挥有效的保护功能。南三阁建筑格局在外部装潢与内部构造上，皆取法于范氏“天一阁”，并有所发展创新。于静斯《明清时期我国公私藏书楼造景艺术探析》11，于嘉《清代皇家园林写仿剖析——四库七阁写仿意象及复原研究》12，杨菁、于嘉、王笑石《“四库七阁仿天一”所反映的清代皇家园林写仿江南的三个阶段》13等论文提及南三阁在建筑形制、外观装饰、环境布局等方面对天一阁的写仿，其造景艺术手法，符合古典园林美学原理，同时还具备保护藏书楼的功能。范开宏、许雅玲、王作华、王静、肖银杉等从书阁选址、建筑规制、水源配置方面反映建造者强烈的防火意识，是实施藏书保护的有力举措。1此外，陈晓华《论〈四库全书〉的世界记忆遗产价值》2结合《四库全书》刊刻、装帧、典藏方面表现出的精湛工艺及建筑水平，揭示其蕴涵的“五行学说”“寓藏于修”等保护理念。徐莹莹《杭州文澜阁建筑文化探析》3讲述文澜阁在建筑构建、形制变迁、内部典藏方面的独到保护，突出“阴阳五行”的建筑观。何宗美《〈四库全书〉申遗刍想与研究前瞻》总结道：“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皇家藏书楼的杰作从命名、结构、格局、色彩和环境等方面，鲜明突出了中国建筑文化和藏书文化的完美统一。”4将七阁建筑文化和藏书文化进行了糅合，充分肯定其文化遗产价值。
前辈学者充分挖掘了七阁建筑外在的实际保护功能及内里蕴含的传统保护理念，然研究对象相对笼统，缺乏对南三阁相对集中的论述。
二、管理研究
（一）官方态度
在《四库全书》编纂、庋藏、管理过程中，清廷官方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朱杰人《论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庋藏过程中的作用》5分析乾隆皇帝作为《四库全书》编修工程的总策划者和组织领导者，对《四库全书》的保藏和利用所发挥的具体作用，重新审视其功过是非，肯定其珍视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乃至动用国家力量予以保护传承的功劳。戚福康、何峰、汪涛、吴建等学者将乾隆谕旨、乾隆南巡等作为研究对象，亦有类似观点输出。6 相宇剑《两淮盐政与〈四库全书〉的编纂》7、刘敏《论清代两淮盐运使对文化的贡献》8等文则从两淮盐政、两淮盐运使等官员角度，记载其负责书阁建造、日常运作、经费开支以及管理人员的选派等事项。张纪天《扬州文汇阁》9、张树忠《四库全书与扬州》10、张晓春《镇江文宗阁的入藏书籍及日常管理的考证》11等文亦有涉及。两淮盐运使本是掌管盐业大权、严察场灶户丁、水利等事务的朝廷官员，受两淮盐政管辖监督，他们为保护《四库全书》付出了很多心力，在资金、聘人等方面支持南三阁的管理运转，功绩值得肯定。以汪中为例，汪中曾受两淮盐政戴全德所聘，任镇江文宗阁典书官，主持校勘《四库全书》事宜，彭义《文宗阁〈四库全书〉校勘史迹述略》12等文就汪中校勘文宗阁《四库全书》事作资料钩沉。在乾隆皇帝统领之下，两淮盐政等官员承担阁书的入藏管理等事宜，他们的立场态度对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精心装制与妥当保藏起到重要作用。
（二）开放阅览
南三阁的借阅制度相较北四阁更为开放宽容，《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保存了不少南三阁借阅管理的档案。潘猛补《古代官方藏书流通之先河——文澜阁借阅史实考》2、刘清《中国最早的圣谕公共图书馆——江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续藏与管理》3、彭义《七阁〈〈四库全书〉开放阅览史迹考辨——并考文宗阁开放阅览史实》4、徐苏《南三阁的社会作用》5、李文昌《南三阁〈四库全书〉与江南学术文化》6等论作强调南三阁的社会功用，述及南三阁在提供阅览誊录服务，加速文化传播，推动藏书事业发展，促进江南学术文化繁荣上做出的重要贡献。贺建、张田吉、石莹等学者论作有一定相关性7。实践证明，针对文献的有效保护，不宜沿用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等旧法，化藏为用、传播传承才是文献保存绵亘持久的良方。
三、毁圮复兴
（一）毁损原因
尽管前期在装制与保藏《四库全书》方面花费了巨大心血，凸显了对《四库全书》保护的重视。然而，四库文献的毁损仍无可避免。黄爱平《〈四库全书〉与四库七阁的坎坷命运》8概述七阁《四库全书》自成书至毁损的跌宕命运，其中南三阁《四库全书》的毁损原因多样，包括兵燹、散失、不当使用等。黄勋华、杨茜、章易、李理、程显静等学者有相近观点9。在清晚期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南三阁《四库全书》难以独善其身，其命运与国运兴衰相连。南京图书馆藏莫友芝《上曾国藩书》，记载文汇阁、文宗阁及库书被毁经过。赵昌智《扬州文汇阁典藏〈四库全书〉被毁原因初探》10以莫友芝奉命访查文汇阁劫后残书为线索，将《两淮盐法志》作为文献依据，对文汇阁典藏《四库全书》被焚情况以及深层原因作初步探讨。曾学文等有相似论述11。史革新、陈忠海等从“书厄观”角度对南三阁《四库全书》损毁事实进行了解析12。笔者以为，强大安稳的政治局势、科学多样的文献保护方法是《四库全书》免于损毁的重要保障。只有从政治、战争、人为、自然等方面深入剖析文献毁损原因，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四库全书》实施妥善保管。
（二）护书壮举
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遭重创，幸赖藏书家丁申、丁丙等人奋力抢救，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日后的恢复打下基础。《文澜阁志》1《浙江图书馆志》2等书目;林祖藻《江南三阁·文澜独存》3，裘樟松、叶军《补抄历史的人——记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几代功臣》4，顾志兴《浙江人对〈四库全书〉的贡献》5，刘瑛、昭质《抗战期间保护中国文脉的仁人志士》6等论文综合梳理了丁氏兄弟、谭钟麟、钱恂、张宗祥、陈训慈、竺可桢、毛春翔等浙江有志之士在抢救、补抄、迁移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尽最大可能保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事迹。
对护书人加以专门研究者，如陈训慈《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7等文记录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掇拾、资助、补抄、重建等护书事迹。张群、吴忠良、徐忠友、张凯、任彦馨等学者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为研究对象，根据陈训慈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等史料来还原陈训慈在文澜阁《四库全书》大迁徙过程中的诸多艰难保护举措8。浙江图书馆为纪念丁丙、陈训慈，特编《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9，辑录不少珍贵资料。陈学溶、何长凤、杨斌等学者围绕浙大校长竺可桢在西迁运力紧张时协助库书迁移展开论述，包括对库书入藏贵阳地母洞后进行曝晒、防潮等具体保护事宜10。刘亮《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11、张晰《博学多才实难得，爱国之心更可贵——记著名学者张宗祥先生对传承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12、朱炜《江南有完秩，补阙到文澜——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半个世纪情》13等文以张宗祥先生为研究对象，着重阐述其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抄校补全及主持抗战内迁等保护事迹。王火红、王娟《嘉兴人对〈四库全书〉的贡献》14，李菁、陈心蓉《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渊源考略》15反映以张宗祥和张元济等为代表的嘉兴籍文人在《四库全书》的保护、校补和研究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聂树平《蒋复璁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节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入黔秘藏相关档案摘记》16主记蒋复璁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代管所作出的指示、建议与协商，涉及曝晒去潮、设立保管员等具体事项。由此可知，藏书家、学者、官员等组成的保护者队伍，在时局动荡的紧要关头，定制书箱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并综合应用曝晒、通風、整修等一系列原生性保护举措，殊为不易。
对庋藏地点加以研究者，如徐永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述略》1曾按时间先后叙述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十二次之地点，肯定一代图书馆人无私的家国情怀和敬业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曾经浙、闽、赣、湘、黔五省，后运至重庆青木关，最后运回杭州浙图，毛春翔参与整个迁移过程，其《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2具有较真实的文献史料价值。吕洪年、鲍志华、孟国祥等有相关论述3。此外也有围绕某一具体地点展开者，如赵春华《护卫国宝 青史永记——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时初迁富阳渔山记述》4，赵晓强、钟海珍《贵阳地母洞与〈四库全书〉》5，李海默、肖澜《小记文澜阁四库全书典藏史上的一件事》6等文择取富阳渔山、地母洞、青白山居等颇具代表性的迁移庋藏地点，细致记录护书史实。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过程中，贵州省立图书馆曾给予大力支持。袁媛、刘劲松《抗战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考察》7，袁媛《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研究》8，杨斌《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上）（下）9，赵晓强《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史料辑录（补）》10，雷有梅《探寻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前世今生——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贵州之行》11，李柳情《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述略》12等论作注重运用档案史料，从曝晒防潮、库书管理、加强保卫、改进庋藏、迁移转置等方面阐释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及时有效保护，突出贵州省立图书馆为保存库书、促进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罗应梅、黄凯《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轶事》13记述贵州知识分子传抄与西南相关的文献珍本事宜，此举属于文献的利用保护范畴，既丰富了贵州的文化典藏，也有利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延续传承。此外，吕洪年《文澜阁库书抗日大转移》14，郑文丰《一场鲜为人知的“文化保卫战”》15，蒋肖斌《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16等报刊文章真实记载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州期间的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及各种凭据。
上述内容从护书者群体、护书者个案、护书地区角度考证南三阁《四库全书》在战乱时期较为完好保存的原因，其中不少内容自档案中辑出，较珍贵可信。
（三）复修复建
复修复建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修复内容层面，主要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容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曾历太平军战劫，阁圮书散，后经丁氏兄弟“光绪补抄”、钱恂“乙卯补抄”、张宗祥“癸亥补抄”三次补抄才勉复原观，且补抄所据底本，很多优于《四库全书》原本的底本，赋予了库书独特的文献价值。张宗祥曾考论补抄史实1。崔富章关注补抄本的底本著录，并实例举证有些补抄本的价值胜于原抄本，有《四库提要补正》2等系列成果。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之价值》3，顾志兴《风雨沧桑话文澜——细说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一》《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4，童正伦《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述评》5，吴育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钞及价值》6，陈东辉《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及其他》7等文从补抄阶段、补抄人、补抄价值几个角度全方位剖析，在填补缺漏的库书内容基础上，实现内容质量的提升，可视作内容层面的有效修复与保护。
其二，修复载体层面，包括修复书阁、复建书阁、重置装具以及修复阁书。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修缮扬州文汇阁工料函牍》一卷，反映文汇阁屋脊漏雨、卍字河无水实情，是记载修缮文汇阁的重要史料8。《扬州将复建“文汇阁”》9，梁宝富《扬州文汇阁复原路径与价值研究》10，赵国平《扬州文汇阁何日君再来》11等报刊文章述及文汇阁从修缮到倡导复建的过程。不论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修缮文汇阁，还是当今时人对文汇阁复建的倡议，都旨在通过对文汇阁外在载体形式的恢复，延续《四库全书》的文化影响。
文宗阁被毁后，有识之士呼吁复建之声不绝。镇江吴寄尘以恢复文宗阁为己任，兴建“邵宗国学藏书楼”，魏志文《从文宗阁到绍宗楼》12等论文述及此。2011年10月26日文宗阁圆满复建，《文宗阁暨〈四库全书〉与镇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3里收录徐平、邵孟大、王亚南、郭祥明、李金坤等復建综述。文宗阁的复建是镇江历史文化形态的再现，对于四库文化的保护、江南文脉的赓续有着深远意义。
《文澜阁志》收录《修建文澜阁布政使照会》，邹在寅《重建文澜阁纪事》等文，保留了重建文澜阁的文献资料14。顾志兴亦费相当篇幅记录此事15。梅丛笑《文澜阁相关史实考证》16就文澜阁的相关史料及实物材料进行收集，从文澜阁的历史沿革、建筑平面变迁、建筑名称演变以及维修细节四方面进行考证，力求为文澜阁修缮和恢复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此外，乾隆年间配置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格架书匣等，毁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战火。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出资，“分别部居如旧，惟易架为橱”“惟撙节经费，易楠木匣为银杏夹板，改绢面为纸”1。可见即便经费受限，仍注重对《四库全书》物质载体的保护投入。后修缮青白山居时，又制作了樟木书箱用于存放阁书，并放置防潮纸、樟脑丸等物，达到防潮、避蠹等保护目的。
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注重对破损阁书的修复保护：“虽然主事者曾派人清查，标明待修之本，但限于经费而未能实行。1933年，经过陈训慈努力，浙江省教育厅拨给专项经费用于修补阁书，于是陈训慈聘请李炳炜专门负责古籍装订修补，选择破损之书换面重装，务求整齐。”2在陈训慈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王晓红《〈四库全书〉破损档案：贵州省图书馆修旧如旧》3针对贵州省立图书馆建立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出现的纸张老化、掉渣、虫蛀、粘连、鼠啮等破损状况，遵循“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主要采用托、裱二法，妥善科学地修复好二百七十三页珍贵档案。此种修复方式多以传统手工修复为主，可视作对四库档案史料的原生性保护。
四、综合研究
（一）编纂研究
目前所见，国外针对南三阁《四库全书》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典型的有美籍学者盖博坚（R.Kent Guy）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4，将《四库全书》的纂修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学者的回应”“图书采集和审查”等方面阐述江浙学者、士绅和商人对《四库全书》编纂的支持。国内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5、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6、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7、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8、陈晓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9、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10、刘凤强《四库全书馆发微》11等著作对《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纂修机构及保护措施做了全面研究，然对《四库全书》保护层面的具体内容涉及较少。
（二）书阁历史
吴岭梅《文汇阁与〈四库全书〉》12，韦明铧《心祭扬州文汇阁》13，肖梦龙《镇江金山寺文宗阁藏〈四库全书〉始末》14，徐苏《镇江文宗阁溯源》15，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16，何槐昌、郑丽军《一部具有特色的〈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1等论文对南三阁《四库全书》今昔历史进行了考稽介绍，并考证江浙文人为传承文脉所做的贡献。此外，陈晓华、付宝新、陈学平、王忠伟等学者从文化史角度解析南三阁《四库全书》在紧密结合书阁历史、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2。《四库全书》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具备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性质，上述说法与文献保护中的精神性保护较为契合，是让文献活起来、提升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三）地域文化
南三阁《四库全书》自成书始，便与扬州、镇江、杭州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衍生出鲜明的地域文化。以扬州而言，文汇阁及所藏《四库全书》被太平军付之一炬，成为扬州文化之痛史。今扬州市委、市政府将扬州国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制作、商务印书馆出版、扬州恒通集团捐赠的原大、原色、原样仿制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天宁寺万佛楼，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的文化保護体现。《再生式保护〈四库全书〉功在千秋——〈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原大原色原样出版专家审评会专家访谈》3、《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原大原色原样出版——专家寄语：文宗文汇，双阁同辉》4、《天宁别馆书楼耸 文昌永古焕重甍——原大原色原样版《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入藏天宁寺万佛楼纪实》5、王春江《〈四库全书〉与藏书阁》6等报刊文章记录《四库全书》影印及入藏扬州天宁寺的盛事。上述影印本是借助古籍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对《四库全书》的再生性保护。以镇江而言，不仅实现了从兴建邵宗楼到复建文宗阁的历史跨越，还有徐苏所编《文宗书韵：文宗阁与四库全书》与《文宗阁》7两部研究普及性著作，对保护文宗阁暨《四库全书》的人、事等记载翔实，涉及文宗阁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与镇江城等内容，有利于四库文化的长久保护传承。以杭州而言，2004年杭州出版社与浙江省图书馆签署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协议，2014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出版，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库书内容，实现了库书的再生性保护，也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继承的重要保障。陈东辉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加以影印出版，为学者研究、利用提供极大便利，同时也进一步推广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独特价值，在内容保护层面实现更加细致的保护8。顾志兴在研究浙江藏书史、浙江文化等方面卓有建树，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史》是在其所著《文澜阁与四库全书》基础上修订增补的新研究成果，介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编修、入藏、重镌、建阁、补钞、迁移、出版等内容，全面覆盖了载体与内容层面的保护举措9。此外，王火红从历史、文献、文化三个维度探讨《四库全书》与嘉兴地区的关系，对陈其泰、张元济、蒋复璁等嘉兴人护书举措多有挖掘10。上述举措是《四库全书》的再生性保护和精神性保护的综合体现，同时因地域的不同而焕发出别样的文化特色。
（四）文献整理
与南三阁《四库全书》有关的文献散见于各类古籍记载及各大图书馆中，需要进行专门的文献整理。江庆柏《扬州文汇阁文献录》1依照文汇阁《四库全书》的入藏、规制、管理、读书、修缮、毁坏、改良等方向辑录文献，其中不乏南京图书馆藏《修缮扬州文汇阁工料函牍》等稀见文献。孙叶锋《〈扬州文库〉收录稿钞本稀见文献举隅》2中亦有说明。唐宸、黄汉《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抄本考》3注意到台湾所藏清抄本《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是反映文汇阁《四库全书》面貌变迁的重要史料，同时《文汇阁目录》所记载的库书办理细节，对探讨文汇阁与文宗阁关系等亦提供诸多线索，可与王菡《〈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说略》4，琚小飞、王昱淇《嘉庆朝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考》5相参看。薛冰先生收藏有江世荣作于1953年的《文宗阁小史》6手稿本六章，他处未见，征引书籍文献达二十馀种，是研究文宗阁《四库全书》的珍贵资料。此外，前文记述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入黔时，赵晓强、杨斌等学者在档案史料整理方面出力甚多，不再赘述。综上，通过规范的古籍整理，利用图书馆等文博单位所藏稀见文献及档案，可为南三阁《四库全书》的保护研究提供原始珍贵的史料支撑。
目前学术界关于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编纂、庋藏、管理、补正等方面，成果丰硕，成就瞩目。然对文献保护角度的研究多为个案举证，如“整旧如旧”保护原则、“原生性与再生性”保护举措、“化藏为用”保护理念等的零星列举，缺乏系统性。南三阁《四库全书》在制作、收藏、利用、修复等保护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区域性特征，其精湛设计、科学管理、护书理念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尚有不少待挖掘空间。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