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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改革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个方案是完美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徐建光，上海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今年45岁的徐建光也是医生出身，从华山医院手外科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一直到教授、博导，医生的甘苦，曾经是他生活的全部。在今年升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一职之前，徐建光还多年担任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院长职务，面对整个上海市每年1亿多人次的医疗业务量，有着医生、院长、卫生局长三重职业经历的徐建光，是如何看待医改的呢？
新民周刊：现在的体制下，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徐建光：作为市政府主管医疗卫生的职能部门，我们现在主要精力放在进一步建设完善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公共卫生上，同时还要解决好三级医院“就医难”问题，使广大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就医需求下沉到社区医院。目前主要的难处在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技能水平的认可程度不一样，导致大病小病都到大医院就诊，造成了大医院的看病难，看名医更难。为此，上海市财政拿出1个亿出来培养全科医生，也正在考虑加强医疗机构的纵向整合，让社区医生接受大医院的业务指导，同时要求大医院的医生下到基层医院，总之要力争把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病人需求消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区域中心医院内。
新民周刊：三甲医院门庭若市，而有些二级医院病人较少，造成这样的资源浪费的原因是什么？
徐建光：取消了逐级转诊制度以后，现行的就医和医保制度难以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可能是导致目前就医无序状况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个现状，还是要逐步建立起逐级转诊，梯度就医制度。以华山医院为例，每天门诊量有七八千人，其中常见病、多发病例占到了一半，这些门诊占去了医生40％以上的时间，使他们没有充足时间进行科研和教学，研究疑难杂症。
新民周刊：除了“看病难”，还有“看病贵”，现在社会反应很强烈，医院院长们都觉得位子不好坐。
徐建光：看病贵的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医院院长的身上，我也要替他们呼吁。在基本医疗保障这一块，本来应该由政府来埋单的，但是现在政府的投入缺位。上海卫生事业费用仅占ＧＤＰ的2．33％，还不到教育投入的五分之一。上海的大医院里，政府投入不到业务收入的5％，医院建设发展费用及购买大型设备，钱从哪里来？除了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外，就是药，只有这两个途径。医疗劳务的价格是有限制的。要实现药品利润，就会存在多开药的情况。公立医院的医疗收入一直亏损，这一块全靠药品来补偿，这部分费用最终还是由患者承担的。
新的技术应用也的确导致了医疗费用上涨，比如心肌梗死的治疗，心脏搭桥技术引进来，救活了不少患者，但是费用也跟着上去了。但是医疗费用的增长如果超过了ＧＤＰ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老百姓个人承担费用过多，就会出现问题。
医疗保障制度才是缓解“看病贵”的根本出路。发达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ＧＤＰ的比重通常在8％以上，但是国民“看病贵”的感受远没有我们这样明显，因为他们个人负担部分比较少。另外，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尽管上海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但一部分低收入、低保障和无保障人群（主要是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大病、重病、久病患者，仍然存在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出路在哪里呢？
徐建光：要解决“以药养医”，增加政府投入是关键。上海的松江正在进行药品零加成的改革尝试，政府每年投入较多经济补偿，弥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失去药品差价补偿的收入。但是这种模式暂时还没有办法在大医院里推广。一家大医院一年使用价值六七亿的药物，按15％的加成，政府投入暂时还有困难，要承担下来就要投入一亿多。全市30多家三级医院，政府投入也有困难。
要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可以采取政府加大投入，提高勞务价格和降低药品价格的策略。同时随着上海的经济增长，要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扶持力度，改变目前个人“负担过重”的状况。
新民周刊：你对未来的医改制度有什么期许？
徐建光：没有哪个改革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医改方案是十全十美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上海的医改应该是循序渐进、有序推进，通过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创新卫生体制机制，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卫生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成果。
徐建光，上海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今年45岁的徐建光也是医生出身，从华山医院手外科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一直到教授、博导，医生的甘苦，曾经是他生活的全部。在今年升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一职之前，徐建光还多年担任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院长职务，面对整个上海市每年1亿多人次的医疗业务量，有着医生、院长、卫生局长三重职业经历的徐建光，是如何看待医改的呢？
新民周刊：现在的体制下，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徐建光：作为市政府主管医疗卫生的职能部门，我们现在主要精力放在进一步建设完善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公共卫生上，同时还要解决好三级医院“就医难”问题，使广大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就医需求下沉到社区医院。目前主要的难处在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技能水平的认可程度不一样，导致大病小病都到大医院就诊，造成了大医院的看病难，看名医更难。为此，上海市财政拿出1个亿出来培养全科医生，也正在考虑加强医疗机构的纵向整合，让社区医生接受大医院的业务指导，同时要求大医院的医生下到基层医院，总之要力争把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病人需求消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区域中心医院内。
新民周刊：三甲医院门庭若市，而有些二级医院病人较少，造成这样的资源浪费的原因是什么？
徐建光：取消了逐级转诊制度以后，现行的就医和医保制度难以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可能是导致目前就医无序状况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个现状，还是要逐步建立起逐级转诊，梯度就医制度。以华山医院为例，每天门诊量有七八千人，其中常见病、多发病例占到了一半，这些门诊占去了医生40％以上的时间，使他们没有充足时间进行科研和教学，研究疑难杂症。
新民周刊：除了“看病难”，还有“看病贵”，现在社会反应很强烈，医院院长们都觉得位子不好坐。
徐建光：看病贵的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医院院长的身上，我也要替他们呼吁。在基本医疗保障这一块，本来应该由政府来埋单的，但是现在政府的投入缺位。上海卫生事业费用仅占ＧＤＰ的2．33％，还不到教育投入的五分之一。上海的大医院里，政府投入不到业务收入的5％，医院建设发展费用及购买大型设备，钱从哪里来？除了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外，就是药，只有这两个途径。医疗劳务的价格是有限制的。要实现药品利润，就会存在多开药的情况。公立医院的医疗收入一直亏损，这一块全靠药品来补偿，这部分费用最终还是由患者承担的。
新的技术应用也的确导致了医疗费用上涨，比如心肌梗死的治疗，心脏搭桥技术引进来，救活了不少患者，但是费用也跟着上去了。但是医疗费用的增长如果超过了ＧＤＰ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老百姓个人承担费用过多，就会出现问题。
医疗保障制度才是缓解“看病贵”的根本出路。发达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ＧＤＰ的比重通常在8％以上，但是国民“看病贵”的感受远没有我们这样明显，因为他们个人负担部分比较少。另外，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尽管上海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但一部分低收入、低保障和无保障人群（主要是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大病、重病、久病患者，仍然存在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出路在哪里呢？
徐建光：要解决“以药养医”，增加政府投入是关键。上海的松江正在进行药品零加成的改革尝试，政府每年投入较多经济补偿，弥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失去药品差价补偿的收入。但是这种模式暂时还没有办法在大医院里推广。一家大医院一年使用价值六七亿的药物，按15％的加成，政府投入暂时还有困难，要承担下来就要投入一亿多。全市30多家三级医院，政府投入也有困难。
要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可以采取政府加大投入，提高勞务价格和降低药品价格的策略。同时随着上海的经济增长，要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扶持力度，改变目前个人“负担过重”的状况。
新民周刊：你对未来的医改制度有什么期许？
徐建光：没有哪个改革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医改方案是十全十美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上海的医改应该是循序渐进、有序推进，通过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创新卫生体制机制，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卫生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