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画/
　　我在被称为“华夏第一都”的临汾长大。由于父母开明的教育方式和一路以来悉心教导我的老师们，我成长为了一个活泼开朗、积极向上、助人为乐的女孩。在学习之余，我会弹古筝来缓解压力，也会做手账来记录生活。对于自己的设定好的目标，我从不会气馁，因为我相信“如果你瞄准月亮，即使迷失，也是在星辰之中”。
　　恨我手无利器，恨我空有意气，恨我力不能及，恨我一人之力。
　　——题记
　　门开了。
　　我无法描述我眼前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不大不小的空间里，各种乡下人家常有的物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跟城市比起来，只有“寒酸”二字可以形容。
　　“姐姐，你来啦！”随着一声稚嫩的童音，一个小姑娘出现在我的面前，眼睛亮亮的。
　　“嗯，姐姐来看你了。”我被小女孩拽进屋子，犹豫了一下，在一个还看得过去的凳子上坐下。墙皮脱落，老式电视机，四角被磨得没有边的桌子，微微发黄的窗帘，还有床上散落的书。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克制自己心里的不适。看着小姑娘倒水的身影，我的思绪飘回两年前。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朋友坐着小巴进了山。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下了车，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住了：教學楼是破的，有的窗户是用纸糊上的，水泥地的操场，还没有城市操场的一半大，孩子们的衣服大都大好几个号，很少有穿得合身的。进了教室，很多教学用具都已经破旧不堪，到处都是灰扑扑的。唯一亮的，是孩子们身上花色的补丁。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注意到了小姑娘。
　　小姑娘长得很秀气，脸有一些起皮但是很干净，一笑，眼睛亮亮的，周边的事物都黯淡了几分。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蹲下来问。
　　“安安。”小姑娘有些不好意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平安的安。”
　　安安，平平安安，好名字。安安的老师告诉我，安安今年八岁了，家里有一个小三岁的弟弟，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大家子很不容易，要不是这慈善活动，安安还读不了书。我心里默默记下了慈善活动的名字。
　　我们在这里待了五天，教孩子们学习，和他们玩耍，和孩子们打得甚是火热，以至于我们要走时有些孩子都哭了。
　　“姐姐，你要走了？”安安问我。
　　“嗯，姐姐会回来看你的。”我摸摸安安的头，鼻头有些发酸，“姐姐不在的时候安安要好好学习，姐姐回去就给你捐款，你要好好的，姐姐等你来找我玩。”
　　“好，那等我去城里，我请姐姐吃饭。”
　　“好，你请姐姐吃饭，姐姐请你上大学，咱俩说好了。”
　　安安点点头，眼睛里充满了不舍，一闪一闪的，那神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抱了抱她，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了下来。
　　回城之后，我每个月都捐款给安安，隔一段时间就给安安打电话问问她的近况。
　　有一天，安安的老师接了电话，她说安安不能上学了，安安的妈妈把资助名额给了安安的弟弟。
　　“这个活动不是只资助女孩的吗？”我提高了声音。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师的声音充满了无助。
　　我想见我的安安。于是，我来了。
　　“姐姐，喝水。”我的思绪被拉回来，看着安安。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我端起碗，喝了口水：“安安，姐姐都知道了，你告诉姐姐，你好不好？”
　　“姐姐不用担心，我很好的。”安安总是懂事得让人心疼。
　　“那你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
　　“挺好的，姐姐不用担心。”
　　姐姐怎么不担心啊？老师发的照片里，弟弟又高又胖，穿的衣服没缝没补。我的安安跟他一比，几乎要灰进背景里。重男轻女的行为是不是也发生在安安身上？我不敢想象。我转身，擦了擦眼泪。
　　我帮不了安安，我还只是个外人，没有能力让安安的爸妈把名额还给安安，也没有资格指责，我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尽管中国女性的地位现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总有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我的安安，以后不能读书了怎么办？
　　走之前，我给安安留了许多东西，虽然知道她可能用不上了。安安塞给我她自己编的平安结。很好看，像安安的眼睛一样。
　　走到门口时，我又抱了抱安安，她瘦小的身躯令人心疼。
　　安安，我们还会再见的，对吧？约定好的你请姐姐吃饭，姐姐请你上大学呢！
　　我转过身，面颊上已有两行热泪。
　　门，关了。
　　（指导老师：赵春云）
　　写作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旧严重。我的母亲不幸遭受了这样的待遇，每当我听着母亲讲述着她的童年，语气里充满着不甘，我的内心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一次偶然，我看到了“春蕾计划”事件的新闻，新闻的内容是资助给女孩的钱转而资助给了男孩，被资助的学校办公室里有着皮沙发。看完新闻内容，我的内心又一次浮现出了同样的情感，不是同情她们的出身，不是可怜她们的经历，是对于重男轻女这种思想感到可悲，是想要为经历过这件事的女孩鸣不平。
　　我无力去帮助她们，但我觉得我应该写些什么，将她们的经历写出来，让人们看到那些没有被春风吹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