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卓 荣辱不惊是一个人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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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我不是药神》拍摄间隙,演员们喜欢恶搞寻开心,在马路上狂奔假装认错人,骑单车追逐打闹。有一次在南京,谭卓站在马路边的柱子上对着行人一本正经地唱“南京欢迎你”。徐峥在一边看着,幽幽地说,“再疯两天吧,等红了就不能这样了。”谭卓心想,“啊……红了?又怎么样呢?”
  电影上映前,谭卓请几位业内同行吃饭。披肩发、素颜、圆框眼镜,罩一件红色T恤裙,因为迟到了几分钟,她一出现就嚷嚷着解释,“马上要演一个拳击手,刚练拳去了,练得我手臂都壮了一圈。”紧接着张罗大家开吃,“这家潮汕火锅特别正宗,你们快喝点这个汤。”
  那顿饭从晚上7点一直吃到夜里12点,谭卓嘴里别根牙签,听在座的人聊电影、聊演员、聊八卦,像旁观者一样跟着唏嘘、感叹。
  第二天,我们在谭卓很喜欢的一家书店采访,她讲书店设计、陈列的兴致远高于聊自己所处的圈子。“我对明星、演员这个东西没有代入感,所以我能做到随时离开。”
  如她所言,2009年凭借娄烨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提名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之后,谭卓只在《Hello!树先生》《小荷》等几部小众影片和话剧《如梦之梦》中露面。2015年,她甚至跑到美国待了一年,身边朋友都说她“息影”了。
  最近两年,因为“对表演有了一些想法”和“需要赚钱”,谭卓的银幕形象多起来:《追凶者也》里的坐台小姐萍姐、《暴裂无声》中失去孩子的农村母亲翠霞、《我不是药神》里为了救患慢粒白血病的女儿而去跳钢管舞的妈妈思慧。这些角色戏份不多,都有“功能性”的意味,谭卓说她能做的就是赋予人物“生命感”。
  导演、编剧忻钰坤记得,《暴裂无声》中,谭卓的大多数戏份是坐在家里的炕上,拍摄间隙,调整机位、灯光的时候,她还是在那个场景里一动不动,“她要寻找环境的反射和刺激,不能有太多的干扰。”
  电影中有一场戏是翠霞向丈夫讲述孩子找不到了,拍摄时第一镜谭卓就哭了。第二条,谭卓眼里含着泪,还未哭出来,嘴唇抖动着,忻钰坤把这条剪进了成片,这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处理方式。他说,他写剧本是强剧情的,对人物的投入会有所削弱,谭卓帮他把这部分从五分补到了十分,“这会使我从此改变对角色和演员之间关系的认识。”
  “谭卓是可塑性非常强的女演员,她的诠释没有过多的痕迹,人物是真实的,所以能打动观众。”忻钰坤说,“她也在不断寻求突破,不是说要走某个戏路,而是一直想如何提升,如何成长。”
  接演角色越来越多,争议随之而来。长期被贴上文艺片标签的谭卓因为出演于正制片的宫廷剧《延禧攻略》被网友指责。“还有人说我商业了,问我以后文艺片还拍不拍。”谭卓说,“拍啊,拍这两类戏满足的是我不同的需求。”
  她更愿意把文艺片说成严肃电影,反映某种现实或者讨论一个社会话题,《暴裂无声》和《我不是药神》都属于这个范畴。忻钰坤记得,《我不是药神》杀青的那天晚上,谭卓和他微信聊了很久,“她当时说了很多感性的话,类似年轻导演现在在做的电影是多么珍贵,所有对于当下、对于社会、对于人的感受和呈现是多么真实,她觉得很幸运能跟大家一起合作。”
  把自己撕开了全扔进角色里
  人物周刊:你常说自己过去是依赖直觉表演,现在才逐渐成为职业的演员,这两种状态的区别是什么?
  :原来是懵的,不知道表演是怎么回事;现在摸到一点门道了。《春风沉醉的夜晚》就是不知道的状态,当时娄烨不指挥我,让我自己去演,靠直觉和本能。《暴裂无声》就有很大差别,因为在塑造人物。所以《春风》的时候,那个人物是跳进跳出的,非常不稳定,但是到《暴裂无声》,人是稳的,就说明清楚了。
  人物周刊:这种转变是怎么实现的?
  :朋友说是因为我自己的模样越来越清晰了。做什么选择,什么是我的原则,我想清楚了,去做决定。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思考和对表演的呈现,是相通的。《如梦之梦》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我在舞台上的变化,第一年不自信是因为不确定,等到逐渐长大,稳定下来,就开始出现人物的光芒。
  人物周刊:你的坚定感会投射到角色中?
  :当然。
  人物周刊:《如夢之梦》不断重排,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重演的时候也会有问题,比如熟悉的那部分的疲惫区,你就要调整自己,让自己尽量对它保持新鲜、保持警觉,要从你说的话里面思考,会发现之前没有的感受,然后去更靠近人物真相,像解开谜团一样。
  人物周刊:你选择角色的标准是什么?
  :忻钰坤当时没有想到我会接《暴裂无声》,因为戏份非常少。但我看了剧本感觉里面挺有力量的,看完晚上做噩梦,孩子那部分也挺打动我,我就答应来。
  做决定的初衷还是蛮重要的,对我来说就是要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过你表演不太依赖方法论,所以会很痛,这个怎么理解?
  :我对角色没有防备心,把自己撕开了全扔进角色里,所以会很受角色的折磨和伤害。有技术型的演员,比如通过技术让自己哭,或者有一套自己表演的经验,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情绪,通过一些方法去设计和实现它。另外一种感受型的,没有什么设定,感受当下,触动了什么就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那你演到现在有逐渐建立起防备心吗?比如在你和角色之间设置一个开关?
  :没有。那个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要保护它。
  苦难和柔软,会让我的脆弱崩塌
  人物周刊:你在《暴裂无声》和《我不是药神》里两次扮演母亲,一个是孩子丢了,一个是孩子得了慢粒白血病,你怎么理解这两个绝境中的母亲?
  :《暴裂无声》中的妈妈,是个非常软弱的人,逆来顺受,什么来都接着,“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办”,就这样活着。   《药神》里那个妈妈是坚强的,这个人物的前史是她的丈夫知道孩子得了慢粒白血病抛弃了他们。现实生活中,这个病,如果想维持生命,就意味着长期吃高价的药,普通家庭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最后也难以继续。男人离开之后,这个女人就选择承担下来,去跳钢管舞挣钱给孩子看病。我比较欣赏她的态度,经历那么绝望的打击,一个年轻女人,走投无路,但她没有表现得怨声载道,挺平静地去努力和面对。哭天喊地有实际帮助吗?没有。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也是你的人生态度?从小家境优渥,后来家里突然破产,这件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在舒适的环境中長大,这不只是财富上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当突然间一无所有,我的勇敢和担当就很清晰地表现出来,我没有任何害怕或者紧张或者惶恐,就是“OK,我来解决这些”。那时候我读高中,周一到周五晚上放学就备课,周末起大早去做家教,找培训班去做老师。我觉得荣辱不惊是一个人的体面。
  人物周刊:这是你的骄傲吗?
  :会是吧,如果你往这个上面归类。但其实我不会说这是我骄傲的,因为那会让人过于在乎自己,太在乎自己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一般都很敏感,你情感上的软肋是什么?
  :我看不了饥苦。苦难的和柔软的,会让我的脆弱崩塌。
  人物周刊:过去你拍的多是文艺电影,现在拍了一些商业片之后,对这两者有没有新的认识?
  :文艺电影,我把它定义成严肃电影。《我不是药神》也是严肃电影,它用商业的面貌去呈现,这挺了不起的。文艺电影特小众,因为它用一种小众的语言去呈现,商业电影用一种大众的语言讲同样的事儿,难度系数就增加很多。你要把对十个人讲的话让一万个人懂,让十万个人懂,这之间都是有思考、有探讨的。
  人物周刊:那你在意别人说你“商业了”的评价吗?
  :我不在意,这种定义也不能改变我什么。我拍于正老师的戏,碰到了一聊,觉得那个角色挺有意思的,我就可以试一下。我一直正儿八经地演戏,但是演这种剧,我也会很high。并且在这里,我希望有好的表演呈现出来,比如你还是用《春风沉醉的夜晚》的这种表演,非常自然化的、细微的,那在那个戏里就是失败的。什么类型的戏做什么样状态的表演,这也是我要思考的。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产生兴趣、满足兴趣,我的工作线索是这样的。
  另外我还是会去拍文艺片。两个角度,首先我也有很多的局限、困惑、迷茫,我需要这些东西去照见我自己,让我停下来想一想,受些启发,多些思考。另外文艺电影反映严肃的问题,这是我在这个行业里,能做的对社会的贡献。
  演员要有疏离感
  人物周刊:从十年前拍了《春风沉醉的夜晚》入行,你接戏的频率一直不高,但是最近参演的电影、电视剧多了起来,调整工作节奏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之前拍的戏赶一起上映了。我2015年底回国,可能因为生活中的经历和思考,对表演有些想法,想要去实践,找工作就更积极了。
  另外一方面,我在经过一段很艺术化、很闲散、自我的生活之后,经历过青少年的浪荡无知之后,责任感会越来越清晰,对世界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晰,我觉得钱还是很重要的,我需要赚钱。
  人物周刊:为了赚钱,很少有人会直接这么说,你完全不避讳。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如何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比如有的工作出很高的价钱找我,但是戏下不去眼。那还是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不去了。钱还可以再赚,别做完这个事儿一直后悔。比如有一些综艺节目请我,我想想也没有去。
  人物周刊:你对综艺的态度是反对的?
  :不是完全不去。跟我通过做艺术作品来表达一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想说很多话。有人说,你要表达可以写书啊,或者做编剧导演,我都不想去做,艺术作品不用说话,这是语言终止处,额外的东西,更无限。有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不精准不真实的。
  我之前学主持专业,做过一段时间主持人,新闻主播、电台主持人、现场主持人,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完全不是你自己,你是被驾驭的,经常要说一些模板式的话,所以我就很讨厌说话,深深伤害了我。
  人物周刊:可身为演员,不得不接受采访,这会让你不舒服吗?
  :我有一段挺反感采访的,很多采访者,问的问题非常没意思,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尊重。后来觉得这是我的工作,还是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会跟我的采访者沟通,你可以不局限你的问题,可以真的在我们的交流中去问我,谈真的感受。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当下是这么想的,我就贡献我当下真实的思考,不管我以后是否推翻它,也不管对错。这是有风险的,这不是说“我跟大家合作超开心的”“我觉得都很好啊”……而是说出真实的想法,可能被非议、被诟病、被质疑,但这个是有价值的。当别人讨论或者否定的时候,你也能从中得到新的认识,这是有机的。
  人物周刊:“真人秀”呢?
  :偶尔为之我是接受的,比如为了戏的宣传,并且形式上是玩玩闹闹的,这种没问题。但是太多其他方面的,我就不太想去参与。演员你要有疏离感、距离感,不要让人们对你那么熟悉,当你创造角色的时候,人们才会更相信这个角色。当别人看了很多“你”的时候,他会不容易进入你创作的角色里,这是很伤元气、伤根本的一个东西,很消耗你。这个代价蛮大的,你可能获得了一时的什么,但会损失很多其他真正在演员这个路上重要的东西。
  不希望别人对我有期待
  人物周刊:随着作品增加,你会被更多人认识,你对“红”是什么态度?
  :我不太主动去抓那个东西回来,自由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坐在这舒适地聊天,真要红了你能这样吗?刘烨说他过马路都过不了,要找车拉过去。很多大明星都因此得了抑郁症,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会让人心里多痛苦。人们没有这个的时候,想象可能觉得挺美好的。
  对我来说,顺其自然吧。那是把双刃剑,有好处,让你有更大的能量,去做想做的事,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你想传递什么东西的时候,可以帮到更多想帮的人。好坏都有,等到来的时候去面对它,跑也跑不掉,没有的时候也不过多想这个。
  人物周刊:会去看别人怎么评价你吗?
  :我有时候会看,但没那么在意。我不希望别人对我有期待,不想有无谓的压力产生,我要怎么样我心里有数。最近就有人给我留言,“谭卓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接纳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当你把自己抬到了那个高度之后,会紧张,会做得很不好。很多事情是需要放松地去做的。人生的状态也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放松,真正要做到灵魂的自由,那个是很高级、很厉害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原来身上有一个“壳”,这个“壳”是什么?现在呢?
  :以前在乎太多,紧张太多。比如以前别人不能跟我开玩笑,开玩笑我脸就撂下来了,脸皮特别薄。现在就变得比较厚颜无耻了,(笑)很多事都不在乎了,觉得没那么重要,给自己解脱。你内在是什么样的感觉才真正影响你自己,别人怎么样不影响。当时演《如梦之梦》也是想通过外在的形式把内在捆绑自己的东西剪断,用舞台上夸张的动作、戏剧化的表演,解除原来的自己。
  人物周刊:所以你也没有“人设”这种东西。
  :没有,我都搞不清自己什么样的,因为我很难被定义。我身上充满了对立性,比如单纯和复杂,童真和世故,积极和黑暗,有天使也有魔鬼。
  人物周刊:这些东西在你体内会拧巴吗?
  :不会。在这个里面我做了选择,我的经历,我的个性,促使我想做一个单纯、善良、积极、快乐的人。我没有选择世故的、社会性的,不太想呈现那个样子。有时候看到了,我也能看懂,能明白,但是我不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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