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9年6月1日,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奉安南京的日子。为纪念孙中山奉安南京80周年,2009年,江苏省、南京市和来自宝岛台湾的各界人士,在中山陵隆重举行了纪念仪式;江苏省学术界联合海峡两岸学者,共同举行了大型学术研讨会;南京总统府、孙中山纪念馆,以及武汉、广州、北京的孙中山纪念地,纷纷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如图片展、画展、讲座、论坛等等。
本文主要披露当年有关中山陵建造以及安葬轶闻的片断。
中山陵选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根据孙中山生前的愿望,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即钟山),并修建中山陵园。但中山陵究竟建在何处?当年孙中山在钟山狩猎时,曾有过葬于此山的愿望,但并没有指明具体的地点。
1925年3月,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推定林森、于右任、宋子文、叶楚伧、汪精卫、林焕廷、陈去病、戴季陶、张静江、邵仲辉、杨沧白、孔祥熙等12人组成了葬事筹备委员会,由林森总负其责,宋子文、林业明、叶楚伧分别主持陵墓的工程、会计和文牍事务。因国民党中央尚在广州,联系不便,就又在上海成立了葬事筹备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筹备处即移至南京办公,并加委了蒋介石、杨铨、陈群、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邓泽如七人为委员。林森则代替了宋子文主持陵墓工程的具体事务。
3月下旬,葬事委员会特派林森与孙中山先生家属南下南京紫金山勘察葬地。其实,早在孙中山灵柩移置于西山碧云寺后,林森就回到了南京,专门为中山陵的选址而奔波。紫金山山南,方圆足有数十里,陵墓究竟建在何处?林森以六旬高龄,日日登上紫金山察勘。一天,林森与南京市长马超俊共登紫金山,在主峰之下的太平天国遗迹天保城,忽遇风雨大作。马劝林森说,赶快下山避一下吧。林森却说:“今天有风有雨,正是探得龙脉的绝好时机。”遂坚持不肯离开。一些日子下来,整个紫金山的山南,都留下了林森的足迹。最后,终于选定了紫金山南麓的中茅山为中山陵墓址。
4月4日结束勘察后,林森回到北京向委员会报告了南京紫金山墓地选址的情况。4月21日,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与宋子文、宋子安兄弟四人一同来到林森等人选定的墓地察看,表示十分满意。中山陵的墓地,也最终由此确定。
与此同时,南京中山陵主体工程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开工在即。1926年3月12日,林森主持了在南京紫金山下举行的中山陵奠基礼。
督建中山陵
中山陵的工程,是分几期才完成的,后期工程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前期。孙中山先生奉安之前,先建成了陵墓的主体部分,如祭堂、墓道台阶。孙中山奉安结束后,又相继建造了其他附属建筑,如陵门、碑亭、牌坊等。
从1925年4月8日,至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葬事筹备委员会共召开了69次会议,其中许多次重要会议均由林森主持。如孙中山的葬事经费、陵墓工程经费的筹集,中山陵设计方案的征求意见、最后定案,陵墓工程承包公司的招标、选定,陵园的造林和绿化,甚至用什么材料,在什么地方采购,林森事无巨细,都是亲自过问,有的还要亲自审批、催办。
因林森长年追随孙中山,对孙中山的个人品德和气质比较了解。加上他在广州修建黄花岗烈士墓园时积累了不少有关建筑陵墓方面的经验,所以对建陵工程事宜,可以算是一个“内行”。因此,他对中山陵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
当中山陵开始营建时,南京的政局极不稳定,纷争不断,权势人物都不愿离开南京一步。而在国民党党内和政府中已不担任实权职务的林森,却置身于尔虞我诈的政争之外,把心思都放在了建造中山陵上了,连回城的时间都很少。林森在钟山脚下盖了一栋别墅(实际上就是一幢茅屋)为其命名曰“廷庐”,又自称为“钟山陵户”,吃住均在“廷庐”内。林森还函嘱福州老家的金石名手林泽人,刻制了一对“廷庐”和“钟山陵户”的寿山石印章,与过去所用的“啸余庐”、“青芝老人”、“虎洞老樵”等印章一并使用。在中山陵,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脚穿布鞋、手持手杖的白胡须老者在散步,他就是林森。
中山陵陵墓主建筑的设计方案,是以向海内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的。最后以吕彦直、范文照、杨锡宗三人分获一、二、三等奖。1925年9月27日下午,葬事筹备处在上海成都路张静江公馆举行会议,再次讨论陵墓方案,以确定中标者。林森主持了这个会议,孙科、张静江、孔祥熙、邹鲁、叶楚伧、杨杏佛等人参加了会议。宋庆龄因病未到。最后,经过与会者认真讨论和研究,一致赞成一等奖得主吕彦直的方案。在征得了宋庆龄、孙科等人的同意后,葬事筹备处决定聘请吕彦直为中山陵墓的建筑师。以后,林森又陆续聘请了夏光宇、傅焕光等专家参与了中山陵建设工程的领导工作。
1928年1月7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林森提出,像孙中山这样的伟人,其思想和业绩,不是一篇墓志铭或传记所能概括得了的,故不宜以文字来表述。会议赞成了林森的意见,决定只在主碑的正面镌刻由后来任国府主席谭延闿书写的24个大字: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中山陵的不少建筑、碑刻,林森都是亲自过问,甚至具体经办,件件事都是细致入微,有始有终。
祭堂前的一对华表,是林森亲自要他的一位族侄林履明(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向福建著名的蒋源成雕刻铺定做的。当蒋氏雕刻铺的掌柜蒋子文得知要为中山陵雕刻华表后,认为是莫大的光荣,他不但抓紧时间精工细刻,而且表示只收取成本费,以示对孙中山的景仰。经过数月的精心制作,两只华表雕刻完成。华表制成后,由福州运送南京。福州到南京,路途遥远,有水路,有陆路。林森很不放心,多次在南京发电报到福州,仔细询问华表的装运情况,并再三叮嘱经办人要特别小心谨慎。直到华表安全运到中山陵,林森这才放下心来。
中山陵共有392级台阶。在上行的第七层平台上,有一对石狮子。这也是林森亲自要求福建蒋源成雕刻铺的第三代传人蒋子文精心制作的。
竖立在中山陵碑亭中的巨型墓碑,高约9米,重达几十吨,是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雕制而成的。这也是根据林森的要求采自福建。但当时装运时不慎翻船,巨石落入水中。林森马上又决定再从福建赶制第二块花岗石碑。当石碑运到码头后,林森亲到现场察看督运。
祭堂中的孙中山塑像的着装,在国民党内有两种意见。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主张穿长袍马褂,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则主张着中山装,还有人建议穿西装。一时出现了僵局。1928年10月20日,林森主持召开了葬事筹备委员会议。在这次会上,善于调解矛盾的林森决定,祭堂中孙中山坐像的着装为长袍马褂,并由孙科电告国民政府驻巴黎大使馆,再由使馆转告波兰雕塑家保罗·朗特斯基按此式样进行雕制。而墓室中的卧像,则着中山装。由捷克雕塑家高琦制作。林森的这一几近完美的折衷方案,几方面都表示可以接受。
在祭堂中孙中山坐像底座四周的浮雕上,有反映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国会授印”等画面。因林森当时以议长身份就在现场,所以林森向雕塑家朗特斯基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他的一些雕塑,如“讨袁护国”、“非常总统”等,林森也发表了具体的意见。当中山陵建成后,最受人们赞扬的工程之一,就是各种雕塑。这与林森的精心组织和亲自参与是密不可分的。
1928年,孙中山的日本挚友梅屋庄吉为中山陵精心铸就的一尊孙中山先生铜像完成。①次年3月4日,铜像在梅屋庄吉与妻子、女儿,以及日本议员森下国雄一行的专程护送下,乘“伏见丸 ”号邮船抵达上海。林森对为孙中山铸铜像一事一直极为关注,当得知梅屋为孙中山铸就的铜像即将运抵上海后,立即与胡汉民二人专程从南京赶往上海码头接船,又安排专车恭迎至南京安放。由于吕彦直方案没有考虑到铜像的位置。经林森诸人现场考察后,实在找不到更佳的置放处。经请示蒋介石后,才决定将铜像暂时置放在中央军校蒋介石的憩庐官邸附近(礼堂前的广场上)。10月14日上午9时,在中央军校举行了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林森与蒋介石、宋美龄、胡汉民等人均出席了仪式。②
承包中山陵墓主体工程的,是上海的姚新记营造厂。由于中山陵建在海拔158米的高坡上,不仅建筑材料运输困难,仅运水上山,每天就要动用200多个民工。加上南京当时是处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军事当局换人频频,常常是这个督军一走,新来的主官对陵墓建设根本不闻不问,还要营造厂去重新交涉,购买建筑材料。运输的路上,还要遭到非法的盘剥,以及军阀散兵和土匪的抢劫。困难之大难以想象。由于工期实在太紧,投入的劳力经常是成倍增加,加上治安乱,损失不断,成本大大增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营造厂找到国民政府和林森,要求在运输建筑材料时给予免检放行。于是,国民政府在运输材料的车辆上加盖了“南京孙先生陵工材料”字样。有时,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营造厂厂主姚锡舟就在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奔走,有时直接去找林森解决。林森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权力有限,除常常亲自接谈外,还与他共同进餐,边吃饭边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山陵陵墓的主体工程,直到1929年3月中旬才基本完工,比合同期限整整晚了两年。即使如此,该营造厂还亏了14万两银子。对此,林森深知其中的艰辛。他曾对姚锡舟说过:“先生这次为总理陵寝出了大力,亏了本,国民政府是知道的。你们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后人不会忘记你们。”后来,在林森的提议下,在葬事筹备处所立的“中山先生陵墓建筑记”的石碑上,将姚锡舟和吕彦直的名字,刻入了碑文之中。
迎接灵榇南下
1928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即决定由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林森、郑洪年、吴铁城三人为迎榇专使赴北平,以“迎柩南来,届期安葬,借慰英灵”。12月20日,国民政府特派迎榇专使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三人,率随行人员及10名中山陵卫士,携一具铜棺,乘坐火车北上北平。国民政府之所以选这三人为迎榇专使,是有其原因的。林森的资历自不必说,且办事极为认真和细致,特别稳重,事事令人放心,而且又担任了中山陵工程的组织和领导者,对孙中山生前死后的事是再熟悉不过了。吴铁城的组织能力在国民党内是颇有名气的,加上与林森共事多年,关系密切,二人配合绝无问题。考虑到孙中山灵榇的南下,主要由铁路来运输,所以,又选中了曾任铁道部次长的郑洪年。
林森等三人此行北上的路线,因济南当时还被日军占据,所以不能走津浦路取道山东河北进北平,而只能绕道西行再北上,直到12月23日凌晨1时才抵达北平。下车后,三人径赴北魏胡同1号迎榇专员郑洪年的私宅,随即组成了“特派迎榇专员办事处”,以郑宅为办事处办公地点。第二天,林森率全体人员乘车赴西山碧云寺瞻仰孙中山遗容,并将从南京带来的美制铜棺放置在碧云寺大殿中。
1929年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正式组成奉安委员会,林森等28人为委员。
林森等三专使在北平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决定移灵事宜。
孙中山的灵柩暂时停放在西山碧云寺,而西山距北平前门东车站路途遥远,足有四五十里路。只有将灵榇安全运抵车站,才能装运上火车运往南京下葬。所以,在北平的这一段路,成为移灵的关键所在。而从西山到前门,路远不说,而且路况极差,如用汽车运,就必须将马路大修,不仅耗资巨大,更主要的是时间来不及。于是,林森与二专员商议后,为确保灵榇的安全,决定用杠夫肩抬,也就是说,用人抬着棺柩,以缓慢的步子,走完这几十里路。北平的杠房有不少,但到底用哪家为好呢?林森在北平呆的时间较长,对此略有了解。在经过周密的考察后,林森等三专员决定,以“日升”杠房最为稳妥。
林森与这家杠房商量了好几天,谈妥了杠房的费用,以及杠夫的着装、灵柩上特制棺罩的大小,到何处用大杠何处用小杠,等等,凡是能想到的,都作了细致的安排。最后,林森代表迎榇专使与杠房正式签订了合同,计价1万银元。之后,又考虑到抵达南京后登上中山陵的问题,林森决定到了南京也由“日升”杠房继续抬上祭堂,这才算最后完成任务。
在移灵之前,林森三专使要杠房组织杠夫先行进行练习,前前后后共练习了两个月,直到完全达到了三专使要求的水平,林森才点头通过。
孙中山奉安大典日是1929年6月1日。林森等人在完成了北平的准备工作后,决定全体人员先期离开北平,只留下秘书和副官等少数人在北平留守,以便联络。2月下旬,林森和吴铁城乘火车离平南下,又专程到汉口江岸机车车辆厂,检查订制灵车的质量和进度。在工厂,他们详细询问了灵车的各种情况,在确认了车身震动以及弹簧承支力等设备全部合格后,才同意将灵车开到北平等候使用。5月中旬,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又赶赴北平,开始了紧张的迎榇奉安的准备工作。
在北平,林森与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商定,灵车南下时,平津、津浦全线由陆军所属军事长官负责警戒;孙中山灵柩移出后,由北平驻军会同地方政府在碧云寺筹建孙中山衣冠冢;订制的灵车由汉口驶往北平时,三专使陪同孙科共同试乘到天津等等。就是一些极为细小的事情,林森也想到了,如为保证灵车经过北平市区时的绝对安全和肃静,林森派人与沿途各有关单位商量,要求给予配合;对沿途几十里路上的1000多个摊贩,每人补贴大洋两块,让他们在灵车经过时暂时收摊停止做买卖。
当孙夫人宋庆龄从苏联回国到达天津时,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与孙科及夫人陈淑英,专程赶到天津,并偕天津军事主官傅作义一道,在天津车站迎候,后一道乘车抵达北平。
5月26日,孙中山灵柩由西山碧云寺石塔中移出。在林森、吴铁城的精心安排下,先进行遗体的换棺。即先将孙中山的遗体从楠木棺材中抬出,由孙科专门礼请的协和医院史蒂芬医生将遗体用药水揩拭,然后由孙科、郑洪年、马湘为孙中山更换内外衬衣、礼服、鞋袜、手套等。遗体所用的全部布料,均是林森与郑洪年在北平瑞蚨祥绸布庄定制。更衣完毕,即换入由南京运往北平的一具铜棺。迎榇专使林森、郑洪年指挥七名卫士将灵柩移到正殿中,在这里设置了一座灵堂,北平各界,以及孙中山的家属、亲友纷纷前来祭奠。27日零时,灵柩移出碧云寺。此时,迎榇三专使向南京发出了第一道急电,报告孙中山遗体已经从碧云寺起灵。
灵柩移出后,先由家属行奠礼,再由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三专使行祭告礼。然后,郑洪年走在迎榇队伍的前列,24名杠夫抬着灵柩随后,林森、吴铁城在两侧扶柩,家属则随行护送。杠夫们从碧云寺抬着灵柩,于下午3时15分到达前门东站,总共花了15个小时。
28日凌晨3时40分,列车驶抵蚌埠车站。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上车致祭。上午10时30分,列车终于抵达浦口车站。之后,32名杠夫用小杠将灵柩抬上“威胜”号军舰,横渡长江到达南京中山码头。灵柩先运抵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停放,并设置灵堂公祭。三日后的6月1日,即举行奉安大典。9时20分,灵车从丁家桥中央党部出发,到达紫金山麓。三专使指挥杠夫108人,将灵柩恭迎上杠,一步步地走上392级台阶,进入祭堂。这段路,杠夫共用两个小时,与事先计算的相差无几。最后,三专使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目睹了用钢筋水泥将孙中山的灵柩密封在墓穴里的全部经过。至此,历时四年多的孙中山丧葬事宜终告结束。林森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过程。
中山陵园的建设与管理
林森不仅对孙中山的丧事葬事是殚精竭虑,而且对中山陵的建设、规划和管理,也是竭尽了心力。
孙中山奉安中山陵后,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也随之成立,直属国民政府领导,由胡汉民、林森、蒋介石等23人任委员,林森、叶楚伧、孙科、林业明、刘纪文五人为常委。之后,在该委员会之下又设立了园林设计委员会,以林森、孙科、戴季陶、林业明、吴铁城、傅焕光、墨菲等14名中外人士为委员,林森为主席委员。
1929年7月2日,林森主持召开了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中山陵前几年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任命了中山陵的管理干部,还讨论了中山陵第三部工程的招标。至1937年6月12日,林森又主持了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后,因日军向南京的逼近,陵园管理委员会被迫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在重庆,林森于1938年3月9日主持召开了西迁后的第一次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议。林森担任了陵园基金委员会主席,仍然负责陵园的领导工作。
林森深知孙中山的胸襟开阔,将陵墓置于南京紫金山,是因为紫金山所特有的气势,这是孙中山生前的愿望。但仅紫金山中茅山一隅,还显得局促了一点。林森认为,这不能反映孙中山的宏伟抱负和伟大的革命精神。所以,林森首先提出,把方圆十数里的紫金山,全部纳入中山陵园的范畴。经过一段时间的论证考察,陵园管理委员会采纳了林森的建议,决定将中山陵周围的明孝陵、灵谷寺、无梁殿、梅花山、植物园等山南的全部地域,都划入中山陵园的管理范围。
自中山陵建成后,由于陵园一带绿化比较好,环境又很幽静,不少人都想到这里圈块地造幢屋子。1930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请求在中山陵园内建一幢“孙中山先生故居”。林森遂召集陵园各位负责人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以建故居为借口,在中山陵园圈地。于是作出决定,在中山陵完全没有必要再建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因此不予批准。
但也有例外。这一年,蒋介石要求在陵园内建一别墅。10月24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了一些重大事项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内容为,“蒋主席拟借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案,决议照办”。次年春天,别墅由南京市工务局督饬动工兴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十分关注这座别墅的建设工程,两人经常到别墅工地视察,并不断拨款增加经费,修建马路,并进行大面积绿化。完工后的别墅,共占地120多亩。③
蒋介石建别墅后,1933年,中央军校以得到某头面人物的首肯为由,写信给陵园管理委员会,要求在陵园中划出一块土地,建一座学校的公墓,以及实习用的“模范阵地”。对此,已担任国府主席的林森不开绿灯,坚决拒绝。以后,不断有单位或个人,打着蒋介石等人的招牌,想染指中山陵的地皮。林森着实有点招架不住。为了杜绝类似现象,林森专门召开了一次陵园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份会议纪要,明确写道:“陵园土地有相当用途,此后各处所请拨给土地,一律拒绝。”
但对于一些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陵园管理委员会还是开了绿灯的。如廖仲恺先生墓,就建在中山植物园西侧。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谭延闿陵墓,建在中山陵的东侧。其他经林森及陵园管理委员会批准,在中山陵园所建的陵墓还有,“二次革命”烈士范鸿仙墓,孙中山追认的陆军上将韩恢墓,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中外空军抗日将士的航空烈士公墓等。
在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各国政府和中外友人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有一些物品极其珍贵。奉安大典结束后,这些礼品都暂时放在南京石板桥2号孙中山葬事筹备处的办公处保存,也就是林森的官邸。但这里毕竟不是久存之地。在陵园管理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林森提议将小茅山顶的万福寺进行整修,专门作为保存纪念物品的地方。陵园管理委员会采纳了林森的建议,决定由新金记营造厂承修完工。之后,万福寺就成为奉安纪念馆。纪念馆内先后存放了纪念孙中山的物品240多件,除了金银铜器外,还有瓷器、丝绸、土产、雕刻等珍贵纪念物。但奉安纪念馆设在山上,交通很不方便,陵管会遂决定将明孝陵四方城附近的中山陵园管理处旧址,辟为奉安纪念馆。但迁移尚未完成,万福寺即在南京沦陷时毁于日军炮火,许多珍贵物品不知去向。
1937年11月,在国民政府西迁的前夕,林森念念不忘中山陵墓。他专程来到中山陵,谆谆告诫拱卫陵园的卫士们:“总理的遗体不能移动,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总理的陵墓。”80名卫士当着林森的面,在“与陵墓共存亡”的誓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博物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肖阿伍
注释:
①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孙科就提议为孙中山铸铜像,更有人提出要在全国为孙中山铸造100尊铜像,以“尽敬慕孙公之意”。但后来一座也没制成。
②1942年南京沦陷时期,铜像被移至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安放。1968年又移放于中山陵广场南端的鼎台上。1985年最终移置于中山陵“藏经楼”前。
③该别墅被蒋介石和宋美龄辟为主席官邸,专门作为做礼拜的地方,又名基督凯歌堂。至今保存完好,又称之为“美龄宫”。
本文主要披露当年有关中山陵建造以及安葬轶闻的片断。
中山陵选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根据孙中山生前的愿望,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即钟山),并修建中山陵园。但中山陵究竟建在何处?当年孙中山在钟山狩猎时,曾有过葬于此山的愿望,但并没有指明具体的地点。
1925年3月,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推定林森、于右任、宋子文、叶楚伧、汪精卫、林焕廷、陈去病、戴季陶、张静江、邵仲辉、杨沧白、孔祥熙等12人组成了葬事筹备委员会,由林森总负其责,宋子文、林业明、叶楚伧分别主持陵墓的工程、会计和文牍事务。因国民党中央尚在广州,联系不便,就又在上海成立了葬事筹备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筹备处即移至南京办公,并加委了蒋介石、杨铨、陈群、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邓泽如七人为委员。林森则代替了宋子文主持陵墓工程的具体事务。
3月下旬,葬事委员会特派林森与孙中山先生家属南下南京紫金山勘察葬地。其实,早在孙中山灵柩移置于西山碧云寺后,林森就回到了南京,专门为中山陵的选址而奔波。紫金山山南,方圆足有数十里,陵墓究竟建在何处?林森以六旬高龄,日日登上紫金山察勘。一天,林森与南京市长马超俊共登紫金山,在主峰之下的太平天国遗迹天保城,忽遇风雨大作。马劝林森说,赶快下山避一下吧。林森却说:“今天有风有雨,正是探得龙脉的绝好时机。”遂坚持不肯离开。一些日子下来,整个紫金山的山南,都留下了林森的足迹。最后,终于选定了紫金山南麓的中茅山为中山陵墓址。
4月4日结束勘察后,林森回到北京向委员会报告了南京紫金山墓地选址的情况。4月21日,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与宋子文、宋子安兄弟四人一同来到林森等人选定的墓地察看,表示十分满意。中山陵的墓地,也最终由此确定。
与此同时,南京中山陵主体工程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开工在即。1926年3月12日,林森主持了在南京紫金山下举行的中山陵奠基礼。
督建中山陵
中山陵的工程,是分几期才完成的,后期工程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前期。孙中山先生奉安之前,先建成了陵墓的主体部分,如祭堂、墓道台阶。孙中山奉安结束后,又相继建造了其他附属建筑,如陵门、碑亭、牌坊等。
从1925年4月8日,至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葬事筹备委员会共召开了69次会议,其中许多次重要会议均由林森主持。如孙中山的葬事经费、陵墓工程经费的筹集,中山陵设计方案的征求意见、最后定案,陵墓工程承包公司的招标、选定,陵园的造林和绿化,甚至用什么材料,在什么地方采购,林森事无巨细,都是亲自过问,有的还要亲自审批、催办。
因林森长年追随孙中山,对孙中山的个人品德和气质比较了解。加上他在广州修建黄花岗烈士墓园时积累了不少有关建筑陵墓方面的经验,所以对建陵工程事宜,可以算是一个“内行”。因此,他对中山陵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
当中山陵开始营建时,南京的政局极不稳定,纷争不断,权势人物都不愿离开南京一步。而在国民党党内和政府中已不担任实权职务的林森,却置身于尔虞我诈的政争之外,把心思都放在了建造中山陵上了,连回城的时间都很少。林森在钟山脚下盖了一栋别墅(实际上就是一幢茅屋)为其命名曰“廷庐”,又自称为“钟山陵户”,吃住均在“廷庐”内。林森还函嘱福州老家的金石名手林泽人,刻制了一对“廷庐”和“钟山陵户”的寿山石印章,与过去所用的“啸余庐”、“青芝老人”、“虎洞老樵”等印章一并使用。在中山陵,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脚穿布鞋、手持手杖的白胡须老者在散步,他就是林森。
中山陵陵墓主建筑的设计方案,是以向海内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的。最后以吕彦直、范文照、杨锡宗三人分获一、二、三等奖。1925年9月27日下午,葬事筹备处在上海成都路张静江公馆举行会议,再次讨论陵墓方案,以确定中标者。林森主持了这个会议,孙科、张静江、孔祥熙、邹鲁、叶楚伧、杨杏佛等人参加了会议。宋庆龄因病未到。最后,经过与会者认真讨论和研究,一致赞成一等奖得主吕彦直的方案。在征得了宋庆龄、孙科等人的同意后,葬事筹备处决定聘请吕彦直为中山陵墓的建筑师。以后,林森又陆续聘请了夏光宇、傅焕光等专家参与了中山陵建设工程的领导工作。
1928年1月7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林森提出,像孙中山这样的伟人,其思想和业绩,不是一篇墓志铭或传记所能概括得了的,故不宜以文字来表述。会议赞成了林森的意见,决定只在主碑的正面镌刻由后来任国府主席谭延闿书写的24个大字: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中山陵的不少建筑、碑刻,林森都是亲自过问,甚至具体经办,件件事都是细致入微,有始有终。
祭堂前的一对华表,是林森亲自要他的一位族侄林履明(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向福建著名的蒋源成雕刻铺定做的。当蒋氏雕刻铺的掌柜蒋子文得知要为中山陵雕刻华表后,认为是莫大的光荣,他不但抓紧时间精工细刻,而且表示只收取成本费,以示对孙中山的景仰。经过数月的精心制作,两只华表雕刻完成。华表制成后,由福州运送南京。福州到南京,路途遥远,有水路,有陆路。林森很不放心,多次在南京发电报到福州,仔细询问华表的装运情况,并再三叮嘱经办人要特别小心谨慎。直到华表安全运到中山陵,林森这才放下心来。
中山陵共有392级台阶。在上行的第七层平台上,有一对石狮子。这也是林森亲自要求福建蒋源成雕刻铺的第三代传人蒋子文精心制作的。
竖立在中山陵碑亭中的巨型墓碑,高约9米,重达几十吨,是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雕制而成的。这也是根据林森的要求采自福建。但当时装运时不慎翻船,巨石落入水中。林森马上又决定再从福建赶制第二块花岗石碑。当石碑运到码头后,林森亲到现场察看督运。
祭堂中的孙中山塑像的着装,在国民党内有两种意见。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主张穿长袍马褂,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则主张着中山装,还有人建议穿西装。一时出现了僵局。1928年10月20日,林森主持召开了葬事筹备委员会议。在这次会上,善于调解矛盾的林森决定,祭堂中孙中山坐像的着装为长袍马褂,并由孙科电告国民政府驻巴黎大使馆,再由使馆转告波兰雕塑家保罗·朗特斯基按此式样进行雕制。而墓室中的卧像,则着中山装。由捷克雕塑家高琦制作。林森的这一几近完美的折衷方案,几方面都表示可以接受。
在祭堂中孙中山坐像底座四周的浮雕上,有反映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国会授印”等画面。因林森当时以议长身份就在现场,所以林森向雕塑家朗特斯基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他的一些雕塑,如“讨袁护国”、“非常总统”等,林森也发表了具体的意见。当中山陵建成后,最受人们赞扬的工程之一,就是各种雕塑。这与林森的精心组织和亲自参与是密不可分的。
1928年,孙中山的日本挚友梅屋庄吉为中山陵精心铸就的一尊孙中山先生铜像完成。①次年3月4日,铜像在梅屋庄吉与妻子、女儿,以及日本议员森下国雄一行的专程护送下,乘“伏见丸 ”号邮船抵达上海。林森对为孙中山铸铜像一事一直极为关注,当得知梅屋为孙中山铸就的铜像即将运抵上海后,立即与胡汉民二人专程从南京赶往上海码头接船,又安排专车恭迎至南京安放。由于吕彦直方案没有考虑到铜像的位置。经林森诸人现场考察后,实在找不到更佳的置放处。经请示蒋介石后,才决定将铜像暂时置放在中央军校蒋介石的憩庐官邸附近(礼堂前的广场上)。10月14日上午9时,在中央军校举行了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林森与蒋介石、宋美龄、胡汉民等人均出席了仪式。②
承包中山陵墓主体工程的,是上海的姚新记营造厂。由于中山陵建在海拔158米的高坡上,不仅建筑材料运输困难,仅运水上山,每天就要动用200多个民工。加上南京当时是处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军事当局换人频频,常常是这个督军一走,新来的主官对陵墓建设根本不闻不问,还要营造厂去重新交涉,购买建筑材料。运输的路上,还要遭到非法的盘剥,以及军阀散兵和土匪的抢劫。困难之大难以想象。由于工期实在太紧,投入的劳力经常是成倍增加,加上治安乱,损失不断,成本大大增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营造厂找到国民政府和林森,要求在运输建筑材料时给予免检放行。于是,国民政府在运输材料的车辆上加盖了“南京孙先生陵工材料”字样。有时,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营造厂厂主姚锡舟就在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奔走,有时直接去找林森解决。林森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权力有限,除常常亲自接谈外,还与他共同进餐,边吃饭边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山陵陵墓的主体工程,直到1929年3月中旬才基本完工,比合同期限整整晚了两年。即使如此,该营造厂还亏了14万两银子。对此,林森深知其中的艰辛。他曾对姚锡舟说过:“先生这次为总理陵寝出了大力,亏了本,国民政府是知道的。你们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后人不会忘记你们。”后来,在林森的提议下,在葬事筹备处所立的“中山先生陵墓建筑记”的石碑上,将姚锡舟和吕彦直的名字,刻入了碑文之中。
迎接灵榇南下
1928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即决定由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林森、郑洪年、吴铁城三人为迎榇专使赴北平,以“迎柩南来,届期安葬,借慰英灵”。12月20日,国民政府特派迎榇专使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三人,率随行人员及10名中山陵卫士,携一具铜棺,乘坐火车北上北平。国民政府之所以选这三人为迎榇专使,是有其原因的。林森的资历自不必说,且办事极为认真和细致,特别稳重,事事令人放心,而且又担任了中山陵工程的组织和领导者,对孙中山生前死后的事是再熟悉不过了。吴铁城的组织能力在国民党内是颇有名气的,加上与林森共事多年,关系密切,二人配合绝无问题。考虑到孙中山灵榇的南下,主要由铁路来运输,所以,又选中了曾任铁道部次长的郑洪年。
林森等三人此行北上的路线,因济南当时还被日军占据,所以不能走津浦路取道山东河北进北平,而只能绕道西行再北上,直到12月23日凌晨1时才抵达北平。下车后,三人径赴北魏胡同1号迎榇专员郑洪年的私宅,随即组成了“特派迎榇专员办事处”,以郑宅为办事处办公地点。第二天,林森率全体人员乘车赴西山碧云寺瞻仰孙中山遗容,并将从南京带来的美制铜棺放置在碧云寺大殿中。
1929年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正式组成奉安委员会,林森等28人为委员。
林森等三专使在北平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决定移灵事宜。
孙中山的灵柩暂时停放在西山碧云寺,而西山距北平前门东车站路途遥远,足有四五十里路。只有将灵榇安全运抵车站,才能装运上火车运往南京下葬。所以,在北平的这一段路,成为移灵的关键所在。而从西山到前门,路远不说,而且路况极差,如用汽车运,就必须将马路大修,不仅耗资巨大,更主要的是时间来不及。于是,林森与二专员商议后,为确保灵榇的安全,决定用杠夫肩抬,也就是说,用人抬着棺柩,以缓慢的步子,走完这几十里路。北平的杠房有不少,但到底用哪家为好呢?林森在北平呆的时间较长,对此略有了解。在经过周密的考察后,林森等三专员决定,以“日升”杠房最为稳妥。
林森与这家杠房商量了好几天,谈妥了杠房的费用,以及杠夫的着装、灵柩上特制棺罩的大小,到何处用大杠何处用小杠,等等,凡是能想到的,都作了细致的安排。最后,林森代表迎榇专使与杠房正式签订了合同,计价1万银元。之后,又考虑到抵达南京后登上中山陵的问题,林森决定到了南京也由“日升”杠房继续抬上祭堂,这才算最后完成任务。
在移灵之前,林森三专使要杠房组织杠夫先行进行练习,前前后后共练习了两个月,直到完全达到了三专使要求的水平,林森才点头通过。
孙中山奉安大典日是1929年6月1日。林森等人在完成了北平的准备工作后,决定全体人员先期离开北平,只留下秘书和副官等少数人在北平留守,以便联络。2月下旬,林森和吴铁城乘火车离平南下,又专程到汉口江岸机车车辆厂,检查订制灵车的质量和进度。在工厂,他们详细询问了灵车的各种情况,在确认了车身震动以及弹簧承支力等设备全部合格后,才同意将灵车开到北平等候使用。5月中旬,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又赶赴北平,开始了紧张的迎榇奉安的准备工作。
在北平,林森与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商定,灵车南下时,平津、津浦全线由陆军所属军事长官负责警戒;孙中山灵柩移出后,由北平驻军会同地方政府在碧云寺筹建孙中山衣冠冢;订制的灵车由汉口驶往北平时,三专使陪同孙科共同试乘到天津等等。就是一些极为细小的事情,林森也想到了,如为保证灵车经过北平市区时的绝对安全和肃静,林森派人与沿途各有关单位商量,要求给予配合;对沿途几十里路上的1000多个摊贩,每人补贴大洋两块,让他们在灵车经过时暂时收摊停止做买卖。
当孙夫人宋庆龄从苏联回国到达天津时,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与孙科及夫人陈淑英,专程赶到天津,并偕天津军事主官傅作义一道,在天津车站迎候,后一道乘车抵达北平。
5月26日,孙中山灵柩由西山碧云寺石塔中移出。在林森、吴铁城的精心安排下,先进行遗体的换棺。即先将孙中山的遗体从楠木棺材中抬出,由孙科专门礼请的协和医院史蒂芬医生将遗体用药水揩拭,然后由孙科、郑洪年、马湘为孙中山更换内外衬衣、礼服、鞋袜、手套等。遗体所用的全部布料,均是林森与郑洪年在北平瑞蚨祥绸布庄定制。更衣完毕,即换入由南京运往北平的一具铜棺。迎榇专使林森、郑洪年指挥七名卫士将灵柩移到正殿中,在这里设置了一座灵堂,北平各界,以及孙中山的家属、亲友纷纷前来祭奠。27日零时,灵柩移出碧云寺。此时,迎榇三专使向南京发出了第一道急电,报告孙中山遗体已经从碧云寺起灵。
灵柩移出后,先由家属行奠礼,再由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三专使行祭告礼。然后,郑洪年走在迎榇队伍的前列,24名杠夫抬着灵柩随后,林森、吴铁城在两侧扶柩,家属则随行护送。杠夫们从碧云寺抬着灵柩,于下午3时15分到达前门东站,总共花了15个小时。
28日凌晨3时40分,列车驶抵蚌埠车站。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上车致祭。上午10时30分,列车终于抵达浦口车站。之后,32名杠夫用小杠将灵柩抬上“威胜”号军舰,横渡长江到达南京中山码头。灵柩先运抵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停放,并设置灵堂公祭。三日后的6月1日,即举行奉安大典。9时20分,灵车从丁家桥中央党部出发,到达紫金山麓。三专使指挥杠夫108人,将灵柩恭迎上杠,一步步地走上392级台阶,进入祭堂。这段路,杠夫共用两个小时,与事先计算的相差无几。最后,三专使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目睹了用钢筋水泥将孙中山的灵柩密封在墓穴里的全部经过。至此,历时四年多的孙中山丧葬事宜终告结束。林森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过程。
中山陵园的建设与管理
林森不仅对孙中山的丧事葬事是殚精竭虑,而且对中山陵的建设、规划和管理,也是竭尽了心力。
孙中山奉安中山陵后,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也随之成立,直属国民政府领导,由胡汉民、林森、蒋介石等23人任委员,林森、叶楚伧、孙科、林业明、刘纪文五人为常委。之后,在该委员会之下又设立了园林设计委员会,以林森、孙科、戴季陶、林业明、吴铁城、傅焕光、墨菲等14名中外人士为委员,林森为主席委员。
1929年7月2日,林森主持召开了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中山陵前几年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任命了中山陵的管理干部,还讨论了中山陵第三部工程的招标。至1937年6月12日,林森又主持了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后,因日军向南京的逼近,陵园管理委员会被迫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在重庆,林森于1938年3月9日主持召开了西迁后的第一次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议。林森担任了陵园基金委员会主席,仍然负责陵园的领导工作。
林森深知孙中山的胸襟开阔,将陵墓置于南京紫金山,是因为紫金山所特有的气势,这是孙中山生前的愿望。但仅紫金山中茅山一隅,还显得局促了一点。林森认为,这不能反映孙中山的宏伟抱负和伟大的革命精神。所以,林森首先提出,把方圆十数里的紫金山,全部纳入中山陵园的范畴。经过一段时间的论证考察,陵园管理委员会采纳了林森的建议,决定将中山陵周围的明孝陵、灵谷寺、无梁殿、梅花山、植物园等山南的全部地域,都划入中山陵园的管理范围。
自中山陵建成后,由于陵园一带绿化比较好,环境又很幽静,不少人都想到这里圈块地造幢屋子。1930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请求在中山陵园内建一幢“孙中山先生故居”。林森遂召集陵园各位负责人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以建故居为借口,在中山陵园圈地。于是作出决定,在中山陵完全没有必要再建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因此不予批准。
但也有例外。这一年,蒋介石要求在陵园内建一别墅。10月24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了一些重大事项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内容为,“蒋主席拟借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案,决议照办”。次年春天,别墅由南京市工务局督饬动工兴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十分关注这座别墅的建设工程,两人经常到别墅工地视察,并不断拨款增加经费,修建马路,并进行大面积绿化。完工后的别墅,共占地120多亩。③
蒋介石建别墅后,1933年,中央军校以得到某头面人物的首肯为由,写信给陵园管理委员会,要求在陵园中划出一块土地,建一座学校的公墓,以及实习用的“模范阵地”。对此,已担任国府主席的林森不开绿灯,坚决拒绝。以后,不断有单位或个人,打着蒋介石等人的招牌,想染指中山陵的地皮。林森着实有点招架不住。为了杜绝类似现象,林森专门召开了一次陵园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份会议纪要,明确写道:“陵园土地有相当用途,此后各处所请拨给土地,一律拒绝。”
但对于一些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陵园管理委员会还是开了绿灯的。如廖仲恺先生墓,就建在中山植物园西侧。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谭延闿陵墓,建在中山陵的东侧。其他经林森及陵园管理委员会批准,在中山陵园所建的陵墓还有,“二次革命”烈士范鸿仙墓,孙中山追认的陆军上将韩恢墓,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中外空军抗日将士的航空烈士公墓等。
在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各国政府和中外友人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有一些物品极其珍贵。奉安大典结束后,这些礼品都暂时放在南京石板桥2号孙中山葬事筹备处的办公处保存,也就是林森的官邸。但这里毕竟不是久存之地。在陵园管理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林森提议将小茅山顶的万福寺进行整修,专门作为保存纪念物品的地方。陵园管理委员会采纳了林森的建议,决定由新金记营造厂承修完工。之后,万福寺就成为奉安纪念馆。纪念馆内先后存放了纪念孙中山的物品240多件,除了金银铜器外,还有瓷器、丝绸、土产、雕刻等珍贵纪念物。但奉安纪念馆设在山上,交通很不方便,陵管会遂决定将明孝陵四方城附近的中山陵园管理处旧址,辟为奉安纪念馆。但迁移尚未完成,万福寺即在南京沦陷时毁于日军炮火,许多珍贵物品不知去向。
1937年11月,在国民政府西迁的前夕,林森念念不忘中山陵墓。他专程来到中山陵,谆谆告诫拱卫陵园的卫士们:“总理的遗体不能移动,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总理的陵墓。”80名卫士当着林森的面,在“与陵墓共存亡”的誓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作者为南京中国近代博物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肖阿伍
注释:
①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孙科就提议为孙中山铸铜像,更有人提出要在全国为孙中山铸造100尊铜像,以“尽敬慕孙公之意”。但后来一座也没制成。
②1942年南京沦陷时期,铜像被移至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安放。1968年又移放于中山陵广场南端的鼎台上。1985年最终移置于中山陵“藏经楼”前。
③该别墅被蒋介石和宋美龄辟为主席官邸,专门作为做礼拜的地方,又名基督凯歌堂。至今保存完好,又称之为“美龄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