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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萧红是同时期的杰出作家，在其乡土作品中，前者魂牵梦绕的是湖南的湘西边城，后者念念不忘的是东北的呼兰小城。两人代表作《萧萧》和《呼兰河传》塑造了萧萧和团圆媳妇两个童养媳的形象，她们都是12岁进入婆家，从此告别女孩儿时代，迈进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她们虽然所处地域不同，遭际不同，最终命运也不同，但就本质而言，两人身上都烙着浓重的悲剧印记，共同和出了一曲偏远乡村女性灰色生存境遇的悲歌。
一、个体生命的悲剧
萧萧和小团圆媳妇代表着偏僻乡村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春夏秋冬，黄昏黎明，都沿袭着几千年来祖辈们的生活轨迹。人活着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吃饭睡觉，延续后代，仅仅比动物高明了那么一点。对于萧萧而言，“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她与花狗的结合，也是十五岁刚发育成熟的女孩子由于生理的变化而产生了内心的悸动，恰好被有着同样生理诉求的成熟男性所引诱，而非建立在两情相悦、心灵相通的美好爱情基础上。萧萧大胆背离道德的举动，“应该深层次地理解为萧萧心中蕴涵的性本能的莫大冲击力， 以至于促使她冲出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约束的禁地，完成了心灵、心理、生理的超越”这与求偶的动物有几多相似，为了生理需求而做爱，为了释放内心对异性的渴望而交合，失却了人之为人的诸多优越之处。
个体生命的丧失在《呼兰河传》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萧红笔下的呼兰城人民“假若有人问他们， 人生是为了什么？ 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在这所北地小城中，人们浑浑噩噩的活着， 生命仿佛毫无尊严和价值。小团圆媳妇作为一个童养媳，在婆婆眼中连猪狗也不如，婆婆常常是：“打猫， 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 怕鸡不下蛋。惟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 她又不能跑掉， 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 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能将人轻贱到如此卑微的境地，使人不得不为个体生命感到悲哀和痛心，因此小团圆媳妇的死在这个大背景下显得就习以为常了。
二、文明的悲剧
“貌似桃源却并非桃源的乡土田园世界里，人们在日升日落里出生和死亡……在自足自在的生命形态背后，在自然人性的温情面纱下，赫然存在的是人性的不觉、精神的蒙昧”偏僻乡村的人们，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自然而然形成了保守的文化形态。童养媳这个起源于宋元时期的婚嫁习俗，上世纪前半期依然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有着肥沃的土壤。大多数童养媳在婆家受尽屈辱，得不到作为正常“人”的尊重，除非“多年媳妇熬成婆”，这才有了长辈的权威。如小团圆媳妇进入婆家后，在家中毫无地位，受尽婆婆百般虐待。并且多数形式是女方比男方岁数大，“这样才能诸事做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在这种特殊搭配下，女性既像母亲又是妻子，在等待丈夫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生理上的成熟难免诱发悲剧。如萧萧十五岁长成大人时丈夫才五岁，懵懂的她被家里的工人花狗所引诱才引发了后续故事。
在对待外来文明方面，湘西和呼兰城的人们如出一辙的选择了远离。通过祖父和邻人之口，萧萧萌发了一个女学生的梦。因此当她知道自己怀孕时便想着和花狗一起像女学生那样到城里去自由，但她的计划遭到家中人的觉察而以失败告终。于是这之后，萧萧的女学生梦夭折了，她和所有人一样回归到既定的轨道，继续着长此以往的生活方式，这表明新一代人追求文明的美梦破碎了，小村庄依旧笼罩在无知的黑暗之中。呼兰城中人们对于外来事物也是抱着近乎愚昧的态度，小团圆媳妇治病时，依赖的几乎都是跳大神、道士的帖子这些毫无科学依据的土方法，竟然还在跳大神时当众用滚烫的热水给团圆媳妇洗澡来治病。在如此这般超乎想象的 “治病”方法的折磨下，小团圆媳妇终于走向了毁灭，这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消亡，更是乡村文明的自食其果。
三、人性的悲剧
荀子曰：性本恶。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展现出“恶”的一面，自古以来 “恶婆婆”形象更是比比皆是。萧萧嫁过门后身体发育的很快，似乎并不比先前受苦。但作者又含蓄的说：“婆婆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隐隐约约也暗示着萧萧受婆婆的“修理”不算少。至于在《呼兰河传》中，婆婆成了可怕的施虐者，对儿媳妇残暴至极，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众人说：“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狠了点，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 就用冰水把她浇过来了……”在婆婆们的精心设计下，儿媳妇朝着她们所设想的方向改变着，她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权力带来的无限快感。她们在年轻的时候，也许也是在上一代婆婆的压制下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活着，因此一旦轮到自己施行权力，就迫不及待的发号施令，在看到儿媳妇俯首称臣的过程中获得补偿和满足。
除了婆婆外，还有其他 “恶”的灵魂。《萧萧》中的花狗就是一个典型，他不怀好意的接近萧萧，用歌谣开启了小姑娘的心窍；在萧萧怀孕后，也没有表现出男子应有的担当。家人在得知萧萧怀上别人的孩子时，“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各按本分的乱下去”连一向疼爱萧萧的祖父也提出要按本族人的规定，将她“沉潭”或“发卖”。平时亲昵的家人此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不得不说是道德戒律束缚下的人性的扭曲。《呼兰河传》中更多的是麻木不仁的看客，经过多重加工，原本生气勃勃的小团圆媳妇成了鬼附身的不祥之人。在听说“洗澡”能治团圆媳妇的病时，大家兴致勃勃的跑去观看，并帮着用滚烫的热水浇她，人性的丑恶一览无遗。甚至在她死后，大家还要编出她成精的故事成为谈资。
沈从文和萧红，用诗意的笔调书写了萧萧和小团圆媳妇的悲剧故事，反映出落后偏远之地人民的生存状态，流露出作者对乡土文明愚昧保守、固步自封一面的深切反思，也寄予着对个体生命、外来文明及人性美的召唤。当然，《萧萧》和《呼兰河传》中的悲剧，不是极个别的特例，它们反映了上世纪前半期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真实生活，体现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于仍处在无知愚昧中的民众的深深忧虑。
一、个体生命的悲剧
萧萧和小团圆媳妇代表着偏僻乡村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春夏秋冬，黄昏黎明，都沿袭着几千年来祖辈们的生活轨迹。人活着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吃饭睡觉，延续后代，仅仅比动物高明了那么一点。对于萧萧而言，“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她与花狗的结合，也是十五岁刚发育成熟的女孩子由于生理的变化而产生了内心的悸动，恰好被有着同样生理诉求的成熟男性所引诱，而非建立在两情相悦、心灵相通的美好爱情基础上。萧萧大胆背离道德的举动，“应该深层次地理解为萧萧心中蕴涵的性本能的莫大冲击力， 以至于促使她冲出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约束的禁地，完成了心灵、心理、生理的超越”这与求偶的动物有几多相似，为了生理需求而做爱，为了释放内心对异性的渴望而交合，失却了人之为人的诸多优越之处。
个体生命的丧失在《呼兰河传》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萧红笔下的呼兰城人民“假若有人问他们， 人生是为了什么？ 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在这所北地小城中，人们浑浑噩噩的活着， 生命仿佛毫无尊严和价值。小团圆媳妇作为一个童养媳，在婆婆眼中连猪狗也不如，婆婆常常是：“打猫， 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 怕鸡不下蛋。惟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 她又不能跑掉， 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 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能将人轻贱到如此卑微的境地，使人不得不为个体生命感到悲哀和痛心，因此小团圆媳妇的死在这个大背景下显得就习以为常了。
二、文明的悲剧
“貌似桃源却并非桃源的乡土田园世界里，人们在日升日落里出生和死亡……在自足自在的生命形态背后，在自然人性的温情面纱下，赫然存在的是人性的不觉、精神的蒙昧”偏僻乡村的人们，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自然而然形成了保守的文化形态。童养媳这个起源于宋元时期的婚嫁习俗，上世纪前半期依然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有着肥沃的土壤。大多数童养媳在婆家受尽屈辱，得不到作为正常“人”的尊重，除非“多年媳妇熬成婆”，这才有了长辈的权威。如小团圆媳妇进入婆家后，在家中毫无地位，受尽婆婆百般虐待。并且多数形式是女方比男方岁数大，“这样才能诸事做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在这种特殊搭配下，女性既像母亲又是妻子，在等待丈夫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生理上的成熟难免诱发悲剧。如萧萧十五岁长成大人时丈夫才五岁，懵懂的她被家里的工人花狗所引诱才引发了后续故事。
在对待外来文明方面，湘西和呼兰城的人们如出一辙的选择了远离。通过祖父和邻人之口，萧萧萌发了一个女学生的梦。因此当她知道自己怀孕时便想着和花狗一起像女学生那样到城里去自由，但她的计划遭到家中人的觉察而以失败告终。于是这之后，萧萧的女学生梦夭折了，她和所有人一样回归到既定的轨道，继续着长此以往的生活方式，这表明新一代人追求文明的美梦破碎了，小村庄依旧笼罩在无知的黑暗之中。呼兰城中人们对于外来事物也是抱着近乎愚昧的态度，小团圆媳妇治病时，依赖的几乎都是跳大神、道士的帖子这些毫无科学依据的土方法，竟然还在跳大神时当众用滚烫的热水给团圆媳妇洗澡来治病。在如此这般超乎想象的 “治病”方法的折磨下，小团圆媳妇终于走向了毁灭，这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消亡，更是乡村文明的自食其果。
三、人性的悲剧
荀子曰：性本恶。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展现出“恶”的一面，自古以来 “恶婆婆”形象更是比比皆是。萧萧嫁过门后身体发育的很快，似乎并不比先前受苦。但作者又含蓄的说：“婆婆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隐隐约约也暗示着萧萧受婆婆的“修理”不算少。至于在《呼兰河传》中，婆婆成了可怕的施虐者，对儿媳妇残暴至极，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众人说：“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狠了点，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 就用冰水把她浇过来了……”在婆婆们的精心设计下，儿媳妇朝着她们所设想的方向改变着，她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权力带来的无限快感。她们在年轻的时候，也许也是在上一代婆婆的压制下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活着，因此一旦轮到自己施行权力，就迫不及待的发号施令，在看到儿媳妇俯首称臣的过程中获得补偿和满足。
除了婆婆外，还有其他 “恶”的灵魂。《萧萧》中的花狗就是一个典型，他不怀好意的接近萧萧，用歌谣开启了小姑娘的心窍；在萧萧怀孕后，也没有表现出男子应有的担当。家人在得知萧萧怀上别人的孩子时，“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各按本分的乱下去”连一向疼爱萧萧的祖父也提出要按本族人的规定，将她“沉潭”或“发卖”。平时亲昵的家人此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不得不说是道德戒律束缚下的人性的扭曲。《呼兰河传》中更多的是麻木不仁的看客，经过多重加工，原本生气勃勃的小团圆媳妇成了鬼附身的不祥之人。在听说“洗澡”能治团圆媳妇的病时，大家兴致勃勃的跑去观看，并帮着用滚烫的热水浇她，人性的丑恶一览无遗。甚至在她死后，大家还要编出她成精的故事成为谈资。
沈从文和萧红，用诗意的笔调书写了萧萧和小团圆媳妇的悲剧故事，反映出落后偏远之地人民的生存状态，流露出作者对乡土文明愚昧保守、固步自封一面的深切反思，也寄予着对个体生命、外来文明及人性美的召唤。当然，《萧萧》和《呼兰河传》中的悲剧，不是极个别的特例，它们反映了上世纪前半期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真实生活，体现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于仍处在无知愚昧中的民众的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