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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以来，高层就开始频频为中国股市“唱多”。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资本市场“承载着改革梦想”;央行行长周小川表态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实体经济;证监会主席肖钢表示，2014年7月启动的牛市行情是对改革开放红利预期的反应，是各项利好政策叠加的结果，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官媒方面，新华社连发7篇文章为牛市打气，《人民日报》更是发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十年一遇的慢牛行情已经形成并将延续”。
上述一系列政策信号及高层表态，极大地激发了投资者投资股市的热情。市场人士直言这是“国家牛市”起步。由此，市场冒出了“侠之大者，为国接盘”，“经济不起，牛市不止”，“1万点之前不会有大的调整”等说法。
那么，“国家牛市”之说是否存在合理性，中国能否成功复制美国股市的长牛呢？
股市是政府的一个工具
“国家牛市”之说中，瀚信资产总裁蒋国云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未来8年，股市承载着很大的政府使命！
蒋国云表示，股市是政府的一个工具，它不是目的。任何一个政府核心利益无非就是三点：保持政权的稳定性，控制通胀，保障就业率，以此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结合居民资产配置，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包括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最终确定了以房地产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过去10年中国最大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而只要股市大涨，一定会出现遏制，因为它动摇了根本。
而当前，中国仍然面临着通胀、人民币贬值、就业这三大问题，要学习欧美的科技型和消费型社会，目前中国只有股市可以有效解决三大问题。因为股市有足够的容量，可以成为货币的去处，同时股市与消费息息相关，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又与各行各业相关。
蒋国云认为，从政治周期来看，A股牛市还有8年时间。这几年，政府不断地坚持以股市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不管出台任何的调控措施，都不会动摇核心政策的唯一性。2015年“两会”期间，周小川10多年来第一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认为资金流入股市也是对经济的支持，这样关系着中国国家经济命运的事情一定是集体的决策。可以融资炒股票，光明正大的炒股票。过去严格禁止国有企业流入股市，现在是打开大门。当然，8年之内，也会有调整，有时甚至是较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再跌回2000点是不可能了。
蒋国云认为，创业板股票，类创业板股票，将是未来8年A股市场的主旋律，创业板指数有可能在七八年以后会到达1万点。创业板的上涨，肩负着一个历史的任务，即完成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成功了，股市的作用才会真正阶段性降低。
以美国为例，纳斯达克市场1971年就设立了，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开始大幅度上涨。因为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欧洲和日本在经济和科技上面已经几乎赶上美国，美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全部发生在80年代，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开始涨到20多倍，到2002年，纳斯达克泡沫的破灭又跌回1200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国家战略体现得一览无余。美国人得到了全球最发达的高科技产业，一举拉开与欧洲日本的差距。到今天全球90%的伟大发明创造全部来自美国，美国又得到一批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微软，手机芯片全部都是来自美国纳斯达克，美国只是失去一批为国捐躯的股民。
蒋国云表示，股市只是政府的一个工具而已，以创业板为核心的股市推向1万点以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全民创新，万众创，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如果都是按照10倍20倍来估值，永远都没有创新，永远都没有苹果、微软和阿里巴巴，只有把这个泡沫推起来，才有可能掀起中国经济的创新浪潮。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不断出现很多企业倒下去，很多企业生存，哪怕100家企业有90家倒掉也不重要。只要存续的10家企业成为是世界级企业，国家战略就达到了。创业板的泡沫虽然终将破灭，但中国将会得到一个与美国可以媲美的发达的高科技产业，得到一个转型成功的经济体，以及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像腾讯、阿里、华为这样的世界级企业。
美股长牛难复制
财经评论员杨国英认为，无论是基于上市公司股价的估值、实体经济的景气度，还是基于政策市的A股土壤，A股均绝无可能走出类似美股过去七年的长牛曲线。A股牛市或将最终以短快牛、瘸腿牛的历史宿命终结！
杨国英表示，从中美股市的上涨曲线以及其平滑程度，不得不对当下牛市的可持续性打一个问号。道琼斯指数自2009年3月以7056点起步，陆续攀升至2014年底以来的18000点以上高位，增幅高达160%。但是，一者，美股160%的总增幅，平均到每年仅为23%的增幅，绝没有A股市场仅短短一年就狂涨120%那般吓人;二者，在过去的七年里，美股的上升曲线是极其平滑的，近乎每年的增幅均处于16%-30%的合理区间，而绝不像A股甚至一个月就能拉涨20%以上。
如果对中美牛市背后的动因进行深入研究，更将会发现，中美的两轮牛市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首先，中美牛市的开启虽然都伴随着经济的深度调整和流动性的释放，但美国的经济调整是周期性的，这个过程与经济的逐步复苏是基本同步的。从2008年开始的六年时间里，美国先后启动了三轮QE，为市场注入了充沛的流动性，股市也直接从中获得了增长动力。更为重要的是，QE政策也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从根本上保证了牛市持续和经济复苏的良性循环。但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经济实现超预期复苏，QE规模也逐步缩减，并于2014年10月彻底退出QE，而与此同步，在此之后的大半年里，美股的慢牛走势并未因此而发生逆反，反而持续攀升的势头更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七年里，美股的持续上涨，与实体经济面的复苏和逐步向好是吻合的，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的接近10%已逐渐降至当下的5.5%左右，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更是稳步向好，攀升至当前的80%左右的高位。 但是，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自2010年下半年起明显进入下行通道，面临的是比周期性调整更为艰难的结构性调整，然而伴随着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持续加码的流动性释放，实体经济不仅久久不见复苏、反而持续筑底，股市成了近乎唯一“吸金”（增量货币）的所在。其实，股市本身担负着为实体经济输血的职能，健康的牛市对于实体经济无疑是一种利好，但仅就此轮牛市来看，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等主要经济版块瓶颈凸显、增长引擎失速的局面下，股市的涨势之迅猛已经明显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实际上，正是由于资金过量地流入股市，流动性的释放并没有真正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利率水平，相反，在官方话语、政策预期等因素的引导下，当下的股市已经成为了多数人追求短期回报的投资工具，这种行为带来的资金空转（股市泡沫化）最终可能像投资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一样，进一步挫伤中国经济。
其次，从股市本身的各项关键指标来看，与中国此轮牛市的高市盈率、市净率和换手率不同，美国6年牛市的市盈率、市净率、换手率都处于稳定、合理的区间，这意味着美股的价值发现功能是更为健全的。美国道指从2009年的7056点涨到2015年上半年的18000点上方，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大致保持在10几倍和2倍左右的区间，这意味在美股上市公司股价上涨的同时，其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从中国A股市场的情况来看，2015年5月，在A股接近2700家企业的上市公司中，20%以上是亏损的，而与此同时，包含亏损的上市公司在内，56%以上的公司股票动态市盈率超过100倍，至于市净率，低于2倍的已经寥寥可数。
再看换手率。对于一个以价值投资为主的股票市场，换手率通常是比较低的。2014年7月，根据瑞士信贷对全球股市换手率的统计和排名，中国股市的换手率全球第一，美国股市规模全球第一，但换手率仅居第八。考虑到美股的持有者多为机构投资者，更有能力专注价值发现，而中国股市则以跟风追涨的散户为主，这一结果便不足为奇。实际上，在中国股市高热的当下，可流通股换手一次只需要十几天，A股市场的疯狂投机性昭然若揭。
最后，回归两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从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中美股市在本质上的不同更加明显。和美国股市200多年的发展史相比，中国的上交所、深交所都是1990年后才挂牌营业，仅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无论在市场化程度上，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上都更为稚嫩。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像经济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国股市受到的管制、尤其是政策诉求要远比美国股市严重。
过于明显的政策导向（政策市），使得中国股市丧失了经济风向标的价值，这让成熟的投资者避而远之，追求快进快出的投机客则趋之若鹜，股市由此进入非良性循环。从历史上看，中国股市“牛短熊长”的特点与此不无关系，而本轮牛市之所以如此疯狂，正是在那些鼓吹“国家牛市”、“改革牛市”的声音中展开的。表面上看，改革红利的释放会支持这些声音，而仔细辨别，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更多的其实是“政策要你牛，不牛也牛”的非市场、非理性的逻辑。
通过上述类比，杨国英认为，本轮A股牛市，绝无可能像美股一样经历一次长期上涨。不仅A股市场极短时间内如此之高的涨幅远不是美国慢牛、健康牛的特点，而且从实体经济的状况到股市本身的各项指标再到股市的历史特点，无论哪一方面，中国的牛市都不具备美国慢牛、健康牛的表现，而只可能是短快牛、瘸腿牛的症兆。
作者为中信建投证券
首席宏观分析师
官媒方面，新华社连发7篇文章为牛市打气，《人民日报》更是发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十年一遇的慢牛行情已经形成并将延续”。
上述一系列政策信号及高层表态，极大地激发了投资者投资股市的热情。市场人士直言这是“国家牛市”起步。由此，市场冒出了“侠之大者，为国接盘”，“经济不起，牛市不止”，“1万点之前不会有大的调整”等说法。
那么，“国家牛市”之说是否存在合理性，中国能否成功复制美国股市的长牛呢？
股市是政府的一个工具
“国家牛市”之说中，瀚信资产总裁蒋国云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未来8年，股市承载着很大的政府使命！
蒋国云表示，股市是政府的一个工具，它不是目的。任何一个政府核心利益无非就是三点：保持政权的稳定性，控制通胀，保障就业率，以此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结合居民资产配置，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包括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最终确定了以房地产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过去10年中国最大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而只要股市大涨，一定会出现遏制，因为它动摇了根本。
而当前，中国仍然面临着通胀、人民币贬值、就业这三大问题，要学习欧美的科技型和消费型社会，目前中国只有股市可以有效解决三大问题。因为股市有足够的容量，可以成为货币的去处，同时股市与消费息息相关，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又与各行各业相关。
蒋国云认为，从政治周期来看，A股牛市还有8年时间。这几年，政府不断地坚持以股市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不管出台任何的调控措施，都不会动摇核心政策的唯一性。2015年“两会”期间，周小川10多年来第一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认为资金流入股市也是对经济的支持，这样关系着中国国家经济命运的事情一定是集体的决策。可以融资炒股票，光明正大的炒股票。过去严格禁止国有企业流入股市，现在是打开大门。当然，8年之内，也会有调整，有时甚至是较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再跌回2000点是不可能了。
蒋国云认为，创业板股票，类创业板股票，将是未来8年A股市场的主旋律，创业板指数有可能在七八年以后会到达1万点。创业板的上涨，肩负着一个历史的任务，即完成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成功了，股市的作用才会真正阶段性降低。
以美国为例，纳斯达克市场1971年就设立了，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开始大幅度上涨。因为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欧洲和日本在经济和科技上面已经几乎赶上美国，美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全部发生在80年代，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开始涨到20多倍，到2002年，纳斯达克泡沫的破灭又跌回1200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国家战略体现得一览无余。美国人得到了全球最发达的高科技产业，一举拉开与欧洲日本的差距。到今天全球90%的伟大发明创造全部来自美国，美国又得到一批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微软，手机芯片全部都是来自美国纳斯达克，美国只是失去一批为国捐躯的股民。
蒋国云表示，股市只是政府的一个工具而已，以创业板为核心的股市推向1万点以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全民创新，万众创，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如果都是按照10倍20倍来估值，永远都没有创新，永远都没有苹果、微软和阿里巴巴，只有把这个泡沫推起来，才有可能掀起中国经济的创新浪潮。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不断出现很多企业倒下去，很多企业生存，哪怕100家企业有90家倒掉也不重要。只要存续的10家企业成为是世界级企业，国家战略就达到了。创业板的泡沫虽然终将破灭，但中国将会得到一个与美国可以媲美的发达的高科技产业，得到一个转型成功的经济体，以及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像腾讯、阿里、华为这样的世界级企业。
美股长牛难复制
财经评论员杨国英认为，无论是基于上市公司股价的估值、实体经济的景气度，还是基于政策市的A股土壤，A股均绝无可能走出类似美股过去七年的长牛曲线。A股牛市或将最终以短快牛、瘸腿牛的历史宿命终结！
杨国英表示，从中美股市的上涨曲线以及其平滑程度，不得不对当下牛市的可持续性打一个问号。道琼斯指数自2009年3月以7056点起步，陆续攀升至2014年底以来的18000点以上高位，增幅高达160%。但是，一者，美股160%的总增幅，平均到每年仅为23%的增幅，绝没有A股市场仅短短一年就狂涨120%那般吓人;二者，在过去的七年里，美股的上升曲线是极其平滑的，近乎每年的增幅均处于16%-30%的合理区间，而绝不像A股甚至一个月就能拉涨20%以上。
如果对中美牛市背后的动因进行深入研究，更将会发现，中美的两轮牛市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首先，中美牛市的开启虽然都伴随着经济的深度调整和流动性的释放，但美国的经济调整是周期性的，这个过程与经济的逐步复苏是基本同步的。从2008年开始的六年时间里，美国先后启动了三轮QE，为市场注入了充沛的流动性，股市也直接从中获得了增长动力。更为重要的是，QE政策也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从根本上保证了牛市持续和经济复苏的良性循环。但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经济实现超预期复苏，QE规模也逐步缩减，并于2014年10月彻底退出QE，而与此同步，在此之后的大半年里，美股的慢牛走势并未因此而发生逆反，反而持续攀升的势头更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七年里，美股的持续上涨，与实体经济面的复苏和逐步向好是吻合的，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的接近10%已逐渐降至当下的5.5%左右，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更是稳步向好，攀升至当前的80%左右的高位。 但是，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自2010年下半年起明显进入下行通道，面临的是比周期性调整更为艰难的结构性调整，然而伴随着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持续加码的流动性释放，实体经济不仅久久不见复苏、反而持续筑底，股市成了近乎唯一“吸金”（增量货币）的所在。其实，股市本身担负着为实体经济输血的职能，健康的牛市对于实体经济无疑是一种利好，但仅就此轮牛市来看，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等主要经济版块瓶颈凸显、增长引擎失速的局面下，股市的涨势之迅猛已经明显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实际上，正是由于资金过量地流入股市，流动性的释放并没有真正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利率水平，相反，在官方话语、政策预期等因素的引导下，当下的股市已经成为了多数人追求短期回报的投资工具，这种行为带来的资金空转（股市泡沫化）最终可能像投资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一样，进一步挫伤中国经济。
其次，从股市本身的各项关键指标来看，与中国此轮牛市的高市盈率、市净率和换手率不同，美国6年牛市的市盈率、市净率、换手率都处于稳定、合理的区间，这意味着美股的价值发现功能是更为健全的。美国道指从2009年的7056点涨到2015年上半年的18000点上方，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大致保持在10几倍和2倍左右的区间，这意味在美股上市公司股价上涨的同时，其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从中国A股市场的情况来看，2015年5月，在A股接近2700家企业的上市公司中，20%以上是亏损的，而与此同时，包含亏损的上市公司在内，56%以上的公司股票动态市盈率超过100倍，至于市净率，低于2倍的已经寥寥可数。
再看换手率。对于一个以价值投资为主的股票市场，换手率通常是比较低的。2014年7月，根据瑞士信贷对全球股市换手率的统计和排名，中国股市的换手率全球第一，美国股市规模全球第一，但换手率仅居第八。考虑到美股的持有者多为机构投资者，更有能力专注价值发现，而中国股市则以跟风追涨的散户为主，这一结果便不足为奇。实际上，在中国股市高热的当下，可流通股换手一次只需要十几天，A股市场的疯狂投机性昭然若揭。
最后，回归两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从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中美股市在本质上的不同更加明显。和美国股市200多年的发展史相比，中国的上交所、深交所都是1990年后才挂牌营业，仅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无论在市场化程度上，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上都更为稚嫩。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像经济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国股市受到的管制、尤其是政策诉求要远比美国股市严重。
过于明显的政策导向（政策市），使得中国股市丧失了经济风向标的价值，这让成熟的投资者避而远之，追求快进快出的投机客则趋之若鹜，股市由此进入非良性循环。从历史上看，中国股市“牛短熊长”的特点与此不无关系，而本轮牛市之所以如此疯狂，正是在那些鼓吹“国家牛市”、“改革牛市”的声音中展开的。表面上看，改革红利的释放会支持这些声音，而仔细辨别，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更多的其实是“政策要你牛，不牛也牛”的非市场、非理性的逻辑。
通过上述类比，杨国英认为，本轮A股牛市，绝无可能像美股一样经历一次长期上涨。不仅A股市场极短时间内如此之高的涨幅远不是美国慢牛、健康牛的特点，而且从实体经济的状况到股市本身的各项指标再到股市的历史特点，无论哪一方面，中国的牛市都不具备美国慢牛、健康牛的表现，而只可能是短快牛、瘸腿牛的症兆。
作者为中信建投证券
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