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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王蒙在小说语言艺术的追求上，力求创新。他通过运用大量的闲笔和立体语言，创设出一种七彩缤纷的语言图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情致，用于抒发情感，进而增添语言的情趣，形成其新时期小说层叠反复的独特语言风格。
关键词：闲笔；立体语言；狂欢；语言艺术
新时期文学中，王蒙对语言天生敏感，他喜欢把语言通过任意组合，形成一幅幅耀眼的七彩缤纷的语言图景。王蒙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1]其小说不固守语言的陈旧规范，力求创新，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
语言的模糊性——闲笔的运用
童庆炳先生对于“闲笔”曾这样阐释：“所谓‘闲笔’是指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穿插进去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叙述节奏，扩大叙述空间，延伸叙述时间，丰富文学叙事的内容，不但可以加强叙事的情趣，而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诗意感，所以说‘闲笔不闲’。”[2]
闲笔造成的小说语言的模糊性，增添了语言的表现力，使语言更富有兴致和趣味。王蒙在谈到小说语言时曾说：“小说里边还需要有一种情致。……它表现出来，作为小说的构造，往往成为一种意境。也就是说，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色彩、那种美丽、那种节奏，把生活的那种变化、复杂；或者单纯，或者朴素；把生活本身的色彩、调子，再加上作家对它的理解和感受充分表现出来，使人看起来觉得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3]通过闲笔营造一种诗意的抒情氛围，进而增添语言的情趣。
王蒙小说语言的模糊性，融进小说的整体构思中，具有明显的意识流动的痕迹。《风筝飘带》中佳原和素素晚上溜达，爬上一座新建楼宇十四层的一个公共通道，佳原拿起素素的手，素素把自己的脸靠在佳原肩上，她的头发像温暖的黑雨……这时“灯火在闪烁、在摇曳、在转动，组成一行诗。一支古老的德国民歌：有花名勿忘我，开满蓝色花朵。陕北绥德民歌：有心说上几句话，又怕人笑话。怕什么笑话呢？青春比火还热。是鸽铃，是鲜花，是素素和佳原含泪的眼睛。”这一段描写，虽然画面上的物象跳动很大，缺乏逻辑连贯，但不难意会这是恋人陶醉在幸福中的感情升华，被作者准确地表达出来，形成一种高尚的情致，让人沉浸在那种爱的幸福的漩涡中。
作品中密集的“政治化革命化”的话语流，往往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阅读障碍，有喘不过气来之感。为此，他不断地制造“闲笔”，让读者在正常的阅读中能够突然跳出来喘口气想一想，从而制造叙述的阻隔。在“季节系列”的作品中，这样的闲笔很多。《狂欢的季节》的第八章，在写了一个个革命的人与被革命的人之后，突然宕开笔写了被作家铁凝称为《狂欢的季节》里最好的一章的猫与猫氏家族，“这里的猫不是宠物和概念，这里的人和猫的相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柔情、守护、牵挂和肯定。”“它传出的信息密度，将提供给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分析。也许，一只猫有可能让我们窥见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狂欢”时节的生存景况和心灵地图。”[4]这实际上也是闲笔。
作品中模糊性的语言，体现了作者“针砭时弊，不吐不快”的风格。有人说王蒙的作品“通篇带刺”。他敏锐地观察社会，既着力挖掘生活的真善美，也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社会生活的假恶丑。如《蝴蝶》中，通过庄周梦蝶的故事，以庄周混淆梦境与真实、是与非、实与虚的区别，鞭挞了十年浩劫颠倒阴阳、混沌乾坤；通过张思远的思虑“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嗎？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做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最后，他终于在山村人们中找到自己的“魂”。
王蒙作品中的“闲笔”在描写生活的真实性、丰富性同时，大量地运用衬托、渲染的手法。《夜的眼》是写一个被贬逐二十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大城市参加座谈会的人，受一位老首长之托，去寻找一位在本地工作的首长的老战友帮忙办一件事的过程。作者并没有急于交待事情发展和结果，却花费了不少笔墨大肆渲染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使作品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主人公陈杲为了寻找战友的住处，在那新建的迷宫似的住宅区中穿行时，四周居民楼里电视机播放足球比赛的喧哗声，荧光屏前观众的欢呼声、喊叫声，“像涨起来的海潮”，而王蒙还嫌不够，推波助澜地再添上“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间的吵闹和大人们威胁的声音，”各种不同音响的交织，简直像一曲气氛热烈而又和谐的多重奏的交响乐，读着这样的段落，我们不会责怪作者使用障眼法，巧施迷雾，转移了读者对情节的追踪的视线。显然，作者并不只是告诉读者故事的结果，而是通过对这一过程所见所闻的描写，把真实的生活横断面图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立体语言风格
所谓立体语言“就是一种综合或交替地运用多种语汇、修辞术和文体形态，使其新奇组织，以便多方面的描写事物的错综复杂变化和联系及其深长余味，并造成语言狂欢的语言形态。”[5]在王蒙的小说中，立体语言表现为多种精英话语的共存、杂存或相互转化的形式，反映了新时期以来文学语言形象的新面貌。
综合使用比喻、对偶、排比、反复、夸张等修辞手法，体现了他多姿多彩的小说语言风貌。
比喻修辞手法的创新运用，强化了小说语言艺术表达的力度和效果。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运用比喻，或状其声容、或摹其神态、或褒扬美好、或鞭斥丑恶往往会起到点平为奇、划入为出的作用。王蒙新时期创作的二百多万字中短篇小说中用了近一千二百个比喻句。大量地使用比喻句，形成了自己语言表达的鲜明特色，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达效果。
排比中杂糅进许多其它的修辞手法，使文章色彩斑斓。一是排比中糅进比喻。王蒙小说善于把排比与比喻组合起来，构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博喻形式。如《鹰谷》中：“四周的山峰如帽，如剑，如馒头，如拐杖，如佛手，……石头如虎，如象，如猿，如炮弹，如瓶，如相扑，相亲，……”一连串的“如……”式博喻，把千姿百态的山峰，奇形怪状的石头详尽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而且语言结构丝毫不显呆板，由单音节到双音节、多音节，行文富于变化，在形式上造成了一种节奏强烈、旋律优美的景观，显示出创作主体敢于用词，善于用词的艺术功力。二是排比中糅进反复、对比、对偶，排比中套排比。排比形式中除了糅进比喻以外，还糅入其他许多修辞手法。如《如歌的行板》中：“这是一个发现世界与发现自己的年岁！这是一个在迅跑当中忽而向世界投去了热情的一瞥的年岁！这是一个一下子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所有的诗，所有的歌，”大排比中套着小排比，形成一种“套曲式”的语言，充分显示出一种浑然天成和创作主体娴熟的建构语言的功力，给读者以美的愉悦。三是排比语言不仅在形式上有全新的创造，而且在内容上也不同于传统排比。如《湖光》中有这样一段：“人类正是因为有生老病死，有火葬场和产科病房，有养老院和托儿所，有追悼会和婚礼……有春夏秋冬，冬之后又是春，……才有了令人爱恋的生活。”这段排比中的每一个意向相隔甚远，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但作者却用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将他们置放在同一个语言层面上排比，这种排比语言的美学意义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字面意思，带有普遍性的深刻意蕴。 小说叙述话语形式的随意性、多样化，拟骚体反讽语言的创造，进一步印证了他小说语言的立体化特征。
大量使用句号、无引号引语、无标点长句和密集的词汇并置，这一语言特点在中篇小说《蝴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您的工作本来就比我的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不服是不行的。我拥护您和您的同僚们。您们是国家的精华和希望。您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相信您们会夺回来。我祝您们成功。我愿意和您们拉起手来。但是我不能去。”作者以快捷的语速，生动地传达了秋文坚决拒绝了张思远邀请她回北京的态度及其果断鲜明的个性。这里也使用了句号繁多的句和无引号引语，言简意赅地表现丰富复杂的内涵及意义。
小说中句式的随意，长句、短句、独词句，因形因神制宜，以求得口語式的“随意”、多样化，不顾书面语的形式整饬感；有时以词代句，像珍珠落盘，如《夜的眼》以及《相见时难》的开头等；有时短句相叠，似山溪跳跃，如《风筝飘带》、《春之声》、《夏之波》等；有时则长句淤滞而进，宛若长河流淌，繁杂而凝重。王蒙小说句式不拘一格，但总体上以长句为主。他的长句在语法上并不复杂，其中多是由并列的句子或同位成分构成，而较少由层次不同的句子组成。这在“杂色”时代已较为明显，到“季节”系列时更为突出。随意性、多样化也表现在混淆语态上，王蒙在小说中突破了人物和身份限制，把文与野、雅与俗交织在一起。叙事中对语态的精心选择，对话语主体的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所谓“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叙事中传达“人生的某种经历和体验”。
“骚体”是古代文人墨客反映政治哀怨情绪的抒情文体，具有浓郁的政治悲剧意味，在古典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如屈原的《离骚》。王蒙通过拟以骚体为主的多种古典修辞方法，形成了一种既有悲剧成份又有喜剧因素的新文体，称之为“拟骚体”。在拟骚体的小说中，立体语言呈现出新的拟骚体反讽形态。即由于独而新奇的话语组织，读者既能感受到冷峻、清醒的反讽，又能体会到浓烈的政治性哀怨——“骚绪”，骚绪与反讽相互交织。
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作为骚体小说的一种比较重要的文本，其语言艺术特征首先表现为杂语喧哗和语言上的狂欢。
第一、词组与短语的排比与重复。《狂欢的季节》中这样写到：“离开了党的认可，离开了与党一条心的清明与实在，他就是吃喝拉撒与老婆睡觉也吃不踏实喝不踏实拉不踏实撒不踏实睡不踏实呀！”在这句话中，连用吃喝拉撒睡五个“不踏实”的话语排比，把语气推倒了极致。下面这段话，是钱文在边疆的小报上看到刘小玲死讯时的一段精彩的描写，也可以说是一连串政治咒语、套语与熟语的套用。……报道的内容则是一连串政治咒语套语熟语：反动本能，蛇蝎心肠，刻骨仇恨，丧心病狂，处心积虑，野心仔狼，白骨成精，恶毒攻党，……”这么一长串的政治套语、咒语与熟语的排列竞达70个之多，且隔句押韵，把语言的狂欢推倒极点，最能体现出骚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第二、句子的排列与顶真、回文形式的运用。下面这段话是《狂欢的季节》中写钱文同生活二十多年的北京告别西行的情景：“于是在这样的雄健而又神情，甘甜而又凄美的的声响中，钱文与北京的每一条街每一个早点铺每一株槐树告别，与每一座交通警岗亭告别，与每条马路边的泄雨水沟、每个胡同拐弯处的高悬在电线杆子上的路灯、与从1路到32（即后来的332）路公共汽车连同这一路车的态度不好的与还好的售票员与司机告别，与熟悉的悦耳的自豪和毫无摩擦力的口音告别，与他的二十余年的对于这座城市的无数微小的记忆告别。”这一组排比句，充满抒情色彩，把钱文告别北京时惆怅与无奈留恋的情绪宣泄无余，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排比，而《失态的季节》中的这段排比，是富于变化的回环重复。“大家愈来愈认识到，改造的主要任务是认罪，认罪的主要目的是改造；改造的主要标准是认罪，认罪的主要标志是改造；不认罪就不能改造，不改造就不能认罪，在认罪中改造，在改造中认罪，认罪是改造的前提，改造是认罪的条件。”这段排比中，把修辞学中的顶真格加以灵活运用，围绕认罪与改造两个中心词反复回环重复、对偶排比，把一群在“反右”中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发配乡间改造的落魄与无奈的情绪写得淋漓尽致，既抒发了作者的愤懑，又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荒诞性。
第三、排比、对偶与反讽的杂糅。“季节系列”小说中的“语言的狂欢”，更进一步地表现是把一长串的排比、对偶与反讽的杂糅，把骚体小说的语言艺术特征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且看《狂欢的季节》里这么一段话：“许多善良的中国百姓议论：贴大字报的时候不跳出来，工作组一道也要跳出来；工作组掌权时不跳出来，工作组挨批评时也要跳出来；这派占优势时一部分妖怪要跳出来，另一派占优势时另一部分魔鬼也要跳出来，两派都得死去活来使更有更多的鬼魅要跳出来……”这一组排比句里，不仅句子的节奏几度变化，形成一种鲜明的节奏感，而且带有很强的反讽意味，把某些领导自我陶醉于“形势大好”的情景写得多么淋漓尽致！
总之，就小说语言而言，尽管王蒙的小说有着上述众多的优点和特色，但同样有着不可弥补的遗憾，如语言的过分跳跃性而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困难，有些语言简直是玩的文字游戏。有时由于过于追求语言的新颖、别致，难免在力求创新翻变、标新立异的同时，落入另一种艺术陷阱而不自觉。
注释：
[1]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童庆炳等著《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3]王蒙：《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148页.
[4]铁凝：《狂欢季节里的猫》，载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1版，第188页.
[5]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Μ〕.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58页.
关键词：闲笔；立体语言；狂欢；语言艺术
新时期文学中，王蒙对语言天生敏感，他喜欢把语言通过任意组合，形成一幅幅耀眼的七彩缤纷的语言图景。王蒙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1]其小说不固守语言的陈旧规范，力求创新，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
语言的模糊性——闲笔的运用
童庆炳先生对于“闲笔”曾这样阐释：“所谓‘闲笔’是指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穿插进去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叙述节奏，扩大叙述空间，延伸叙述时间，丰富文学叙事的内容，不但可以加强叙事的情趣，而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诗意感，所以说‘闲笔不闲’。”[2]
闲笔造成的小说语言的模糊性，增添了语言的表现力，使语言更富有兴致和趣味。王蒙在谈到小说语言时曾说：“小说里边还需要有一种情致。……它表现出来，作为小说的构造，往往成为一种意境。也就是说，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色彩、那种美丽、那种节奏，把生活的那种变化、复杂；或者单纯，或者朴素；把生活本身的色彩、调子，再加上作家对它的理解和感受充分表现出来，使人看起来觉得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3]通过闲笔营造一种诗意的抒情氛围，进而增添语言的情趣。
王蒙小说语言的模糊性，融进小说的整体构思中，具有明显的意识流动的痕迹。《风筝飘带》中佳原和素素晚上溜达，爬上一座新建楼宇十四层的一个公共通道，佳原拿起素素的手，素素把自己的脸靠在佳原肩上，她的头发像温暖的黑雨……这时“灯火在闪烁、在摇曳、在转动，组成一行诗。一支古老的德国民歌：有花名勿忘我，开满蓝色花朵。陕北绥德民歌：有心说上几句话，又怕人笑话。怕什么笑话呢？青春比火还热。是鸽铃，是鲜花，是素素和佳原含泪的眼睛。”这一段描写，虽然画面上的物象跳动很大，缺乏逻辑连贯，但不难意会这是恋人陶醉在幸福中的感情升华，被作者准确地表达出来，形成一种高尚的情致，让人沉浸在那种爱的幸福的漩涡中。
作品中密集的“政治化革命化”的话语流，往往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阅读障碍，有喘不过气来之感。为此，他不断地制造“闲笔”，让读者在正常的阅读中能够突然跳出来喘口气想一想，从而制造叙述的阻隔。在“季节系列”的作品中，这样的闲笔很多。《狂欢的季节》的第八章，在写了一个个革命的人与被革命的人之后，突然宕开笔写了被作家铁凝称为《狂欢的季节》里最好的一章的猫与猫氏家族，“这里的猫不是宠物和概念，这里的人和猫的相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柔情、守护、牵挂和肯定。”“它传出的信息密度，将提供给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分析。也许，一只猫有可能让我们窥见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狂欢”时节的生存景况和心灵地图。”[4]这实际上也是闲笔。
作品中模糊性的语言，体现了作者“针砭时弊，不吐不快”的风格。有人说王蒙的作品“通篇带刺”。他敏锐地观察社会，既着力挖掘生活的真善美，也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社会生活的假恶丑。如《蝴蝶》中，通过庄周梦蝶的故事，以庄周混淆梦境与真实、是与非、实与虚的区别，鞭挞了十年浩劫颠倒阴阳、混沌乾坤；通过张思远的思虑“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嗎？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做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最后，他终于在山村人们中找到自己的“魂”。
王蒙作品中的“闲笔”在描写生活的真实性、丰富性同时，大量地运用衬托、渲染的手法。《夜的眼》是写一个被贬逐二十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大城市参加座谈会的人，受一位老首长之托，去寻找一位在本地工作的首长的老战友帮忙办一件事的过程。作者并没有急于交待事情发展和结果，却花费了不少笔墨大肆渲染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使作品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主人公陈杲为了寻找战友的住处，在那新建的迷宫似的住宅区中穿行时，四周居民楼里电视机播放足球比赛的喧哗声，荧光屏前观众的欢呼声、喊叫声，“像涨起来的海潮”，而王蒙还嫌不够，推波助澜地再添上“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间的吵闹和大人们威胁的声音，”各种不同音响的交织，简直像一曲气氛热烈而又和谐的多重奏的交响乐，读着这样的段落，我们不会责怪作者使用障眼法，巧施迷雾，转移了读者对情节的追踪的视线。显然，作者并不只是告诉读者故事的结果，而是通过对这一过程所见所闻的描写，把真实的生活横断面图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立体语言风格
所谓立体语言“就是一种综合或交替地运用多种语汇、修辞术和文体形态，使其新奇组织，以便多方面的描写事物的错综复杂变化和联系及其深长余味，并造成语言狂欢的语言形态。”[5]在王蒙的小说中，立体语言表现为多种精英话语的共存、杂存或相互转化的形式，反映了新时期以来文学语言形象的新面貌。
综合使用比喻、对偶、排比、反复、夸张等修辞手法，体现了他多姿多彩的小说语言风貌。
比喻修辞手法的创新运用，强化了小说语言艺术表达的力度和效果。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运用比喻，或状其声容、或摹其神态、或褒扬美好、或鞭斥丑恶往往会起到点平为奇、划入为出的作用。王蒙新时期创作的二百多万字中短篇小说中用了近一千二百个比喻句。大量地使用比喻句，形成了自己语言表达的鲜明特色，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达效果。
排比中杂糅进许多其它的修辞手法，使文章色彩斑斓。一是排比中糅进比喻。王蒙小说善于把排比与比喻组合起来，构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博喻形式。如《鹰谷》中：“四周的山峰如帽，如剑，如馒头，如拐杖，如佛手，……石头如虎，如象，如猿，如炮弹，如瓶，如相扑，相亲，……”一连串的“如……”式博喻，把千姿百态的山峰，奇形怪状的石头详尽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而且语言结构丝毫不显呆板，由单音节到双音节、多音节，行文富于变化，在形式上造成了一种节奏强烈、旋律优美的景观，显示出创作主体敢于用词，善于用词的艺术功力。二是排比中糅进反复、对比、对偶，排比中套排比。排比形式中除了糅进比喻以外，还糅入其他许多修辞手法。如《如歌的行板》中：“这是一个发现世界与发现自己的年岁！这是一个在迅跑当中忽而向世界投去了热情的一瞥的年岁！这是一个一下子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所有的诗，所有的歌，”大排比中套着小排比，形成一种“套曲式”的语言，充分显示出一种浑然天成和创作主体娴熟的建构语言的功力，给读者以美的愉悦。三是排比语言不仅在形式上有全新的创造，而且在内容上也不同于传统排比。如《湖光》中有这样一段：“人类正是因为有生老病死，有火葬场和产科病房，有养老院和托儿所，有追悼会和婚礼……有春夏秋冬，冬之后又是春，……才有了令人爱恋的生活。”这段排比中的每一个意向相隔甚远，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但作者却用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将他们置放在同一个语言层面上排比，这种排比语言的美学意义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字面意思，带有普遍性的深刻意蕴。 小说叙述话语形式的随意性、多样化，拟骚体反讽语言的创造，进一步印证了他小说语言的立体化特征。
大量使用句号、无引号引语、无标点长句和密集的词汇并置，这一语言特点在中篇小说《蝴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您的工作本来就比我的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不服是不行的。我拥护您和您的同僚们。您们是国家的精华和希望。您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相信您们会夺回来。我祝您们成功。我愿意和您们拉起手来。但是我不能去。”作者以快捷的语速，生动地传达了秋文坚决拒绝了张思远邀请她回北京的态度及其果断鲜明的个性。这里也使用了句号繁多的句和无引号引语，言简意赅地表现丰富复杂的内涵及意义。
小说中句式的随意，长句、短句、独词句，因形因神制宜，以求得口語式的“随意”、多样化，不顾书面语的形式整饬感；有时以词代句，像珍珠落盘，如《夜的眼》以及《相见时难》的开头等；有时短句相叠，似山溪跳跃，如《风筝飘带》、《春之声》、《夏之波》等；有时则长句淤滞而进，宛若长河流淌，繁杂而凝重。王蒙小说句式不拘一格，但总体上以长句为主。他的长句在语法上并不复杂，其中多是由并列的句子或同位成分构成，而较少由层次不同的句子组成。这在“杂色”时代已较为明显，到“季节”系列时更为突出。随意性、多样化也表现在混淆语态上，王蒙在小说中突破了人物和身份限制，把文与野、雅与俗交织在一起。叙事中对语态的精心选择，对话语主体的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所谓“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叙事中传达“人生的某种经历和体验”。
“骚体”是古代文人墨客反映政治哀怨情绪的抒情文体，具有浓郁的政治悲剧意味，在古典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如屈原的《离骚》。王蒙通过拟以骚体为主的多种古典修辞方法，形成了一种既有悲剧成份又有喜剧因素的新文体，称之为“拟骚体”。在拟骚体的小说中，立体语言呈现出新的拟骚体反讽形态。即由于独而新奇的话语组织，读者既能感受到冷峻、清醒的反讽，又能体会到浓烈的政治性哀怨——“骚绪”，骚绪与反讽相互交织。
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作为骚体小说的一种比较重要的文本，其语言艺术特征首先表现为杂语喧哗和语言上的狂欢。
第一、词组与短语的排比与重复。《狂欢的季节》中这样写到：“离开了党的认可，离开了与党一条心的清明与实在，他就是吃喝拉撒与老婆睡觉也吃不踏实喝不踏实拉不踏实撒不踏实睡不踏实呀！”在这句话中，连用吃喝拉撒睡五个“不踏实”的话语排比，把语气推倒了极致。下面这段话，是钱文在边疆的小报上看到刘小玲死讯时的一段精彩的描写，也可以说是一连串政治咒语、套语与熟语的套用。……报道的内容则是一连串政治咒语套语熟语：反动本能，蛇蝎心肠，刻骨仇恨，丧心病狂，处心积虑，野心仔狼，白骨成精，恶毒攻党，……”这么一长串的政治套语、咒语与熟语的排列竞达70个之多，且隔句押韵，把语言的狂欢推倒极点，最能体现出骚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第二、句子的排列与顶真、回文形式的运用。下面这段话是《狂欢的季节》中写钱文同生活二十多年的北京告别西行的情景：“于是在这样的雄健而又神情，甘甜而又凄美的的声响中，钱文与北京的每一条街每一个早点铺每一株槐树告别，与每一座交通警岗亭告别，与每条马路边的泄雨水沟、每个胡同拐弯处的高悬在电线杆子上的路灯、与从1路到32（即后来的332）路公共汽车连同这一路车的态度不好的与还好的售票员与司机告别，与熟悉的悦耳的自豪和毫无摩擦力的口音告别，与他的二十余年的对于这座城市的无数微小的记忆告别。”这一组排比句，充满抒情色彩，把钱文告别北京时惆怅与无奈留恋的情绪宣泄无余，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排比，而《失态的季节》中的这段排比，是富于变化的回环重复。“大家愈来愈认识到，改造的主要任务是认罪，认罪的主要目的是改造；改造的主要标准是认罪，认罪的主要标志是改造；不认罪就不能改造，不改造就不能认罪，在认罪中改造，在改造中认罪，认罪是改造的前提，改造是认罪的条件。”这段排比中，把修辞学中的顶真格加以灵活运用，围绕认罪与改造两个中心词反复回环重复、对偶排比，把一群在“反右”中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发配乡间改造的落魄与无奈的情绪写得淋漓尽致，既抒发了作者的愤懑，又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荒诞性。
第三、排比、对偶与反讽的杂糅。“季节系列”小说中的“语言的狂欢”，更进一步地表现是把一长串的排比、对偶与反讽的杂糅，把骚体小说的语言艺术特征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且看《狂欢的季节》里这么一段话：“许多善良的中国百姓议论：贴大字报的时候不跳出来，工作组一道也要跳出来；工作组掌权时不跳出来，工作组挨批评时也要跳出来；这派占优势时一部分妖怪要跳出来，另一派占优势时另一部分魔鬼也要跳出来，两派都得死去活来使更有更多的鬼魅要跳出来……”这一组排比句里，不仅句子的节奏几度变化，形成一种鲜明的节奏感，而且带有很强的反讽意味，把某些领导自我陶醉于“形势大好”的情景写得多么淋漓尽致！
总之，就小说语言而言，尽管王蒙的小说有着上述众多的优点和特色，但同样有着不可弥补的遗憾，如语言的过分跳跃性而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困难，有些语言简直是玩的文字游戏。有时由于过于追求语言的新颖、别致，难免在力求创新翻变、标新立异的同时，落入另一种艺术陷阱而不自觉。
注释：
[1]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童庆炳等著《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3]王蒙：《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148页.
[4]铁凝：《狂欢季节里的猫》，载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1版，第188页.
[5]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Μ〕.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