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毛泽东出生时（１８９３年），离曾国藩去世（１８７２年）不过二十年，曾氏“中兴名臣”的声名也尚未褪色。从地域上来看，曾国藩是湘乡人，而湘乡又离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很近。过去，韶山曾有数千人参加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并有数十人建功立业，做到提督、总兵这样的高官，仅毛氏家族就有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三人做到了提督。所以，在韶山乡土文化中，曾国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毛泽东生于湖南，长于湖南，自然受到了曾国藩思想的熏陶，他甚至还主动地从曾国藩那里吸收“营养”。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他早年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这是清朝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的石刻线装本，封面是浅灰色毛边纸，在左上方是书名、卷别，右下方是“咏芝珍藏”４个龙飞凤舞的字，均为他的手书；书里虽然没有毛泽东的批语，但有密密麻麻的红笔圈点、句读和着重号。
　　首先，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深受曾国藩注重探求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影响。“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时期，起初便以理学见长，并被誉为“理学之邦”，而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对于宇宙本源的追寻。曾国藩素来尊奉“程朱理学”，他早就提出：做人要确定“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就曾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作品，深受启发，并提出：“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而“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所以，他呼吁：“有大气量人”今后应当将全部工夫放在对“大本大源”的探讨上，“从哲学、伦理学下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一方面吸取了曾国藩关于“大本大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并将其与对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已经大大超越了曾国藩的思想境界。
　　其次，曾国藩强调经世致用、勇于任事的特点也在毛泽东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自从“湖湘学派”创立之初，历代学者就非常留心“经济之学。”后来，这一特点也被曾国藩继承下来，并进而将“经济之学”独立出来，强调“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持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也深受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１９１３年，在自己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毛泽东就曾多处引用曾国藩的原话，或者是发挥其言论，如：“涤生（指曾国藩）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所以，毛泽东曾多次称赞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也是他早年“独服曾文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毛泽东对曾国潘的“经世致用”思想非常认同，所以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与同学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更是他“济世安民”伟大抱负的直接体现。正是在“经世致用”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从家乡韶山走向省城长沙，再从湖南走向全国，直至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曾国藩力戒空谈、注重实效的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多年来，湖南的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曾国藩也不例外。在《致诸弟书》中，曾国藩就谈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在他看来，所谓“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
　　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也与他青年时代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有关。早年，他就特别重视实地调查，认真研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为此，他曾多次和蔡和森等好友一起深入湖南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还远游北京、上海等地，虚心向胡适、陈独秀等名流学者求教。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到了四十年代，他又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最后，在军事上多有建树的曾国藩对毛泽东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真可以说是一位“奇人”。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白面书生”，对军事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他却亲手创立“湘军”，东讨西杀，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就是败在这位“文弱书生”之手。从中国古代的兵法和十几年的作战实践中，曾国藩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战术原则，比如：奇正互用，虚实结合；以主代客，后发制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等等，这些都对后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例如，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纪律，将“禁骚扰以安民”列为《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甚至认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在江西建昌大营，他还特地写了一首《爱民歌》，要求全军将士传唱：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食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后来，毛泽东为工农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很可能就是受到了曾国藩这首《爱民歌》的影响。
　　对于曾国藩的“军事谋略”，毛泽东也特别看重。所以，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他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后来，随着毛泽东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开始辩证、全面地认识曾国藩，但仍注意借鉴曾国藩在修身、治军、治国上的经验。所以，１９２６年，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毛泽东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据《读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