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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界关于民族融合概念的争议
关于民族融合概念的理解，我国学术界至今大体上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辞海》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两本书中从两方面解释民族融合：“①在共产主义基础上,民族差别逐渐消失,世界各民族差别逐渐消失,世界各民族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②指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其一部分)自然形成为一体的现象。” 第二种认为民族融合就是指民族间的自然同化，即民族间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各民族自然而然地融合到一起。第三种认为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有本质差别的。民族同化会使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即A+B=A（或B）。民族融合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没有也不会变成另一个民族。第四种认为民族融合应是两个以上的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在长期的过程中,互相吸收对方的特点，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现象，即A+B=C，也就是有一个新的族称。本文作者在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文化融合的概念。同时，借用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对历史上部分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历程作一分析。
二、“推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推拉理论” (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人口流动或者移民原因方面最重要的宏观理论。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巴格内(D.J.Bagne)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存在着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成了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196年，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李（EverettS.Lee）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女真人融入汉族的推拉因素分析
女真人融入漢族的进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推拉因素”不同，融入的速度和深度也不同。
（一）金太祖、金太宗时期为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初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女真人通过政治手段，迫使女真人与汉族人相互接近，其自身“推力”远远大于汉族对女真人的“拉力”影响，具体情况可以从以下史料中看出：
一是女真人通过移民屯田措施，强迫女真人与汉族人接触。“天会四年，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人，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 同时，随着金朝疆域的扩大，金太宗把更多的汉人北迁。天会十一年，又把大量女真人迁居到汉族地区，“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 这些措施主要属于政治上的强制迁移，使一些女真人与汉族杂居，一方面通过军屯、民屯储备物资，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宋朝的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以后的女真人与汉族成员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是女真贵族不仅拉拢并重用汉族官僚，而且对于输诚来归的汉族官僚一律录用。如：金太宗时期，为了改变金初南下时执行的烧杀掠夺政策造成的女真贵族与中原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改变旧制，采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正式宣布，在汉地建尚书省及其所属诸司府寺。天会五年（1127年），金太宗下诏说：“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进士，各以所来试之。”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女真人更多的是采取主动融入的手段与汉族接触，其自身的“推力”作用远远大于自身的“拉力”及宋朝对其的“拉力”。
（二）从金熙宗即位至金宣宗迁都约80年，是女真人向汉族融入的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金朝虽然仍采用政治手段对女真人和汉族的关系加以调整，但主要表现在女真人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进一步交往方面，其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的“推拉作用”更为明显。具体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史料看出：
一是通过变革制度，加强政治建设，淡化民族界限，使女真人融入到汉族。如：金熙宗时制定的《皇统制书》，参照了女真人的习惯法和隋、唐、辽、宋的成文法。之后历代王朝制定的法令律历，对女真人和汉人实行统一的法律，突破了辽朝蕃朝和汉律并存的双轨法制，为女真人融入到汉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法律准备。1137年，金熙宗废刘豫后，金军重占河南、陕西，怕汉人有二心，始创屯田军，把许多女真人、契丹人、奚人迁居到燕京以南地区，筑垒于汉人村落之间。而且，金熙宗又“除去豫弊政” ，实行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废齐国以省徭赋，柔宋人而息兵戎” 。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怕上京的宗室起来反对他，又把许多完颜部人迁居到中原。于是，中原的女真人星罗棋布，与汉人杂居，更加促进了女真人的汉化进程。金海陵王时期，朝官分为两帮：女真人和契丹人为一帮，汉人和渤海人为一帮。金世宗时，朝官也有文武两帮，文的一帮汉人较多，女真较少，武的一帮自然女真人较多。相互之间“文武分党，如冰炭矣”。 金世宗曾于大定二年（1162年）二月下诏：“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同年又“诏免二税户为民”。 到明昌二年（1191年）二月，章宗更定《奴诱良人法》， 对二税的缴纳期限作出了旨在便民的变通规定。“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 ，说明了女真人与汉族的关系已经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了。
二是统治阶级仰慕汉族文化，并身体力行推行汉族文化，为广大喜爱汉族文化的普通百姓做出了典范。如：金熙宗本人“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 1141年，金熙宗亲祭孔子庙。他重用汉人儒士，采用汉官礼仪。“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并且，金熙宗继位后不久，便开始改订官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真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加强合作的愿望，使女真贵族向文化上汉化进程又进了一步。金世宗也非常重视汉族文化的学习，为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之所在，曾下令把汉文（如《易》、《书》、《论语》等，多部经籍译为女真文。“自今女真、契丹、汉字曾学其一者，即许承袭”。这样把三种民族文字作为朝廷通用的文字，也是史无前例之举。金海陵王本人“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在其确立“正隆官制”后，对科举制又进一步实行改革，各地一律只考词赋，促进汉文化的传播。到了金章宗时期，不仅金章宗本人善写汉字，而且许多女真贵族，都兼通女真、契丹、汉三种文字。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共处和交流，女真人和汉人也变得逐渐混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真人与汉族的融合。从发掘的古墓来看，金代早期的完颜娄室墓前的石人穿袍系带，尖领窄袖，是女真人装束。金代中期的完颜希尹墓前的石人虽也穿袍系带，但博衣广袖，是汉人装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反映了女真人和汉人的生活习俗逐渐接近的历史过程。
三是通过女真人与汉族成员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强化了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进程。在经济贸易方面，无论是通过官方的榷场贸易，还是通过民间走私，金宋之间贸易往来始终没有停止过。南方产铜多，北方产铜少。因此，宋朝以铜为奇货可居。金朝通过私贩换取大量的铜钱，用以制造铜器。而且南方产茶，北方不产茶，而金人却象宋人那样嗜茶，宋朝对茶的输出规定了苛刻的条件，可是“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 虽然金世宗为了“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想通过对猛安、谋克进行整顿以加强和提高猛安、谋克的战斗力，“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 但由于统治阶级猛安、谋克中的许多女真人的“骄纵奢侈，不事耕稼”， 把自己的牛具税地租给汉民，租佃关系的发展打破了“自为堡聚”的界限，造成了“犬牙相入”的局面。
（三）宣宗迁都以后近十二年，是女真人由“名”到“实”的转换，标志着其彻底融入到汉族当中。主要有以下史料可以说明：
一是金代晚期，内部农民起义不断，由官兵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加剧了女真人融入汉族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各民族平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官府在拘括田土、通检户口、推排物力等方面弊政，在原有的“推力”基础上给民族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催化剂”。金宣宗迁都开封，把30万官兵带到了河南，其中，汉人多，女真人和契丹人少。在后来由“河朔诸路归正人”组成的“忠孝軍”，则“皆回纥、乃满、羌、及中原被俘避罪归者”。
二是蒙古军南下，金宣宗被迫迁都汴京，为女真人彻底融入汉族提供了先决条件。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蒙古军南下，内迁的女真人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族交错杂居，互为通婚，改汉姓，倡儒学。面对强大的蒙古敌人，女真军和汉军联合作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女真人向汉族的融合。元朝时期，统治者将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列为同一等级，使原为金朝臣民的汉人，连同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等，都被称为“汉人”，视同一族，更加促进了女真人融入到汉族中去。到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至此，“女真族”转为“汉族”这个名的更改，反映了轰动一时的“女真人”“实”的改变。
通过以上对女真人融入到汉族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宋朝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丰富的物产资源，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无不对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贵族有无限的“拉力”。这种“拉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逐渐转化为女真贵族扩张领土、掠夺奴隶、强制民族迁徙的“推力”，一定程度上，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促进了各民族走向融合，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些历史事实在给今天我国各民族的交往提供了许多借鉴意义的同时，更多的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相互提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如何在民族交往中，提高自己的同时，也能保护好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不被同化，不被消失，是一个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日）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祁爱荣（1980—）女，汉族，河南新乡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关于民族融合概念的理解，我国学术界至今大体上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辞海》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两本书中从两方面解释民族融合：“①在共产主义基础上,民族差别逐渐消失,世界各民族差别逐渐消失,世界各民族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②指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其一部分)自然形成为一体的现象。” 第二种认为民族融合就是指民族间的自然同化，即民族间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各民族自然而然地融合到一起。第三种认为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有本质差别的。民族同化会使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即A+B=A（或B）。民族融合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没有也不会变成另一个民族。第四种认为民族融合应是两个以上的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在长期的过程中,互相吸收对方的特点，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现象，即A+B=C，也就是有一个新的族称。本文作者在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文化融合的概念。同时，借用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对历史上部分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历程作一分析。
二、“推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推拉理论” (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人口流动或者移民原因方面最重要的宏观理论。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巴格内(D.J.Bagne)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存在着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成了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196年，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李（EverettS.Lee）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女真人融入汉族的推拉因素分析
女真人融入漢族的进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推拉因素”不同，融入的速度和深度也不同。
（一）金太祖、金太宗时期为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初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女真人通过政治手段，迫使女真人与汉族人相互接近，其自身“推力”远远大于汉族对女真人的“拉力”影响，具体情况可以从以下史料中看出：
一是女真人通过移民屯田措施，强迫女真人与汉族人接触。“天会四年，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人，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 同时，随着金朝疆域的扩大，金太宗把更多的汉人北迁。天会十一年，又把大量女真人迁居到汉族地区，“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 这些措施主要属于政治上的强制迁移，使一些女真人与汉族杂居，一方面通过军屯、民屯储备物资，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宋朝的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以后的女真人与汉族成员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是女真贵族不仅拉拢并重用汉族官僚，而且对于输诚来归的汉族官僚一律录用。如：金太宗时期，为了改变金初南下时执行的烧杀掠夺政策造成的女真贵族与中原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改变旧制，采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正式宣布，在汉地建尚书省及其所属诸司府寺。天会五年（1127年），金太宗下诏说：“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进士，各以所来试之。”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女真人更多的是采取主动融入的手段与汉族接触，其自身的“推力”作用远远大于自身的“拉力”及宋朝对其的“拉力”。
（二）从金熙宗即位至金宣宗迁都约80年，是女真人向汉族融入的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金朝虽然仍采用政治手段对女真人和汉族的关系加以调整，但主要表现在女真人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进一步交往方面，其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的“推拉作用”更为明显。具体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史料看出：
一是通过变革制度，加强政治建设，淡化民族界限，使女真人融入到汉族。如：金熙宗时制定的《皇统制书》，参照了女真人的习惯法和隋、唐、辽、宋的成文法。之后历代王朝制定的法令律历，对女真人和汉人实行统一的法律，突破了辽朝蕃朝和汉律并存的双轨法制，为女真人融入到汉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法律准备。1137年，金熙宗废刘豫后，金军重占河南、陕西，怕汉人有二心，始创屯田军，把许多女真人、契丹人、奚人迁居到燕京以南地区，筑垒于汉人村落之间。而且，金熙宗又“除去豫弊政” ，实行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废齐国以省徭赋，柔宋人而息兵戎” 。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怕上京的宗室起来反对他，又把许多完颜部人迁居到中原。于是，中原的女真人星罗棋布，与汉人杂居，更加促进了女真人的汉化进程。金海陵王时期，朝官分为两帮：女真人和契丹人为一帮，汉人和渤海人为一帮。金世宗时，朝官也有文武两帮，文的一帮汉人较多，女真较少，武的一帮自然女真人较多。相互之间“文武分党，如冰炭矣”。 金世宗曾于大定二年（1162年）二月下诏：“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同年又“诏免二税户为民”。 到明昌二年（1191年）二月，章宗更定《奴诱良人法》， 对二税的缴纳期限作出了旨在便民的变通规定。“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 ，说明了女真人与汉族的关系已经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了。
二是统治阶级仰慕汉族文化，并身体力行推行汉族文化，为广大喜爱汉族文化的普通百姓做出了典范。如：金熙宗本人“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 1141年，金熙宗亲祭孔子庙。他重用汉人儒士，采用汉官礼仪。“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并且，金熙宗继位后不久，便开始改订官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真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加强合作的愿望，使女真贵族向文化上汉化进程又进了一步。金世宗也非常重视汉族文化的学习，为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之所在，曾下令把汉文（如《易》、《书》、《论语》等，多部经籍译为女真文。“自今女真、契丹、汉字曾学其一者，即许承袭”。这样把三种民族文字作为朝廷通用的文字，也是史无前例之举。金海陵王本人“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在其确立“正隆官制”后，对科举制又进一步实行改革，各地一律只考词赋，促进汉文化的传播。到了金章宗时期，不仅金章宗本人善写汉字，而且许多女真贵族，都兼通女真、契丹、汉三种文字。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共处和交流，女真人和汉人也变得逐渐混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真人与汉族的融合。从发掘的古墓来看，金代早期的完颜娄室墓前的石人穿袍系带，尖领窄袖，是女真人装束。金代中期的完颜希尹墓前的石人虽也穿袍系带，但博衣广袖，是汉人装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反映了女真人和汉人的生活习俗逐渐接近的历史过程。
三是通过女真人与汉族成员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强化了女真人融入到汉族的进程。在经济贸易方面，无论是通过官方的榷场贸易，还是通过民间走私，金宋之间贸易往来始终没有停止过。南方产铜多，北方产铜少。因此，宋朝以铜为奇货可居。金朝通过私贩换取大量的铜钱，用以制造铜器。而且南方产茶，北方不产茶，而金人却象宋人那样嗜茶，宋朝对茶的输出规定了苛刻的条件，可是“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 虽然金世宗为了“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想通过对猛安、谋克进行整顿以加强和提高猛安、谋克的战斗力，“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 但由于统治阶级猛安、谋克中的许多女真人的“骄纵奢侈，不事耕稼”， 把自己的牛具税地租给汉民，租佃关系的发展打破了“自为堡聚”的界限，造成了“犬牙相入”的局面。
（三）宣宗迁都以后近十二年，是女真人由“名”到“实”的转换，标志着其彻底融入到汉族当中。主要有以下史料可以说明：
一是金代晚期，内部农民起义不断，由官兵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加剧了女真人融入汉族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各民族平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官府在拘括田土、通检户口、推排物力等方面弊政，在原有的“推力”基础上给民族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催化剂”。金宣宗迁都开封，把30万官兵带到了河南，其中，汉人多，女真人和契丹人少。在后来由“河朔诸路归正人”组成的“忠孝軍”，则“皆回纥、乃满、羌、及中原被俘避罪归者”。
二是蒙古军南下，金宣宗被迫迁都汴京，为女真人彻底融入汉族提供了先决条件。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蒙古军南下，内迁的女真人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族交错杂居，互为通婚，改汉姓，倡儒学。面对强大的蒙古敌人，女真军和汉军联合作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女真人向汉族的融合。元朝时期，统治者将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列为同一等级，使原为金朝臣民的汉人，连同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等，都被称为“汉人”，视同一族，更加促进了女真人融入到汉族中去。到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至此，“女真族”转为“汉族”这个名的更改，反映了轰动一时的“女真人”“实”的改变。
通过以上对女真人融入到汉族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宋朝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丰富的物产资源，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无不对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贵族有无限的“拉力”。这种“拉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逐渐转化为女真贵族扩张领土、掠夺奴隶、强制民族迁徙的“推力”，一定程度上，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促进了各民族走向融合，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些历史事实在给今天我国各民族的交往提供了许多借鉴意义的同时，更多的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相互提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如何在民族交往中，提高自己的同时，也能保护好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不被同化，不被消失，是一个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编写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日）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祁爱荣（1980—）女，汉族，河南新乡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