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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不怕听真话的不同结果
汉文帝治天下，搞得颇为出色。可是贾谊论当时形势，并没说一派大好，越来越好，而是认为好多事情可为痛哭。汉文帝没整他，反而重用他。
西汉孝武帝在解决国境安宁问题上干得颇为不错，当时西汉显得很有点儿国威。可是徐乐、严安并未一味捧场，而却一本正经地劝他吸取陈胜亡秦、六卿篡晋的教训。孝武也并没忌讳这个而对他们打什么棍子。
结果，这两位皇帝终其一生似乎都颇有治绩，颇得人心。
秦二世时，关东农民暴动，人家报告他，他认为这是对大好形势的诬蔑和毁谤，是有意给升平盛世抹黑，大发脾气，把人家投入监狱，有个善于逢迎的小滑头报告他说：暴动的全抓起来了，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他毫不核实，信以为真，喜形于色。
隋炀帝时，四方兵起，他的臣子们深知这位皇帝爱人家报喜不报忧，就都不跟他讲真话。有个别肯讲实话的，总是马上触霉头。
结果，这两位“以危乱灭亡为讳”的皇帝，下场都不美妙。用尹师鲁给宋仁宗的一个奏本上的话来说，就叫作“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
西汉、北魏一度都搞得不错，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肯听真话，不讲忌讳，愿意针对人家指出的缺点采取相应措施，恐怕该算一条重要原因。因为兼听则明，明，就自然较能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
秦、隋都是二世而亡，原因当然也不止一个。但不想听真话，而只希望人家闭起眼睛不顾事实地一味鼓吹大好形势，歌功颂德，恐怕总得算条不小的原因。因为真情实况毫不知道，耳塞目蔽，还能谈得到什么作出英明决策么？
假辫子还是不做为好！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把辫子剪掉了。“辫子留在日本”。回国后，为辫子问题曾经伤过一番脑筋。
那时，有无辫子是拥清或反清的彰明昭著的标记。剪掉了辫子，那就无异自我证明属于反清一伙，在清廷看来，理应坐牢或杀头无疑。鲁迅开始觉得辫子和头颅权衡轻重，还是头颅较为重要，于是，一到上海，就请了一个专装假辫的专家装上一条假辫子。但是，鲁迅毕竟是鲁迅，脾气来得硬。装了一个多月之后，索性不装了。不装的原因，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谈到过。其实卑之无甚高论，并不涉及什么民族气节之类的大道理。他说，做的辫子“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就因此，“索性不做了。”辫子不做了，头也终于还留在颈上，大概那时清廷已经更多地考虑保命，而不暇顾及面子，因此，法网较疏，这才使鲁迅这样的“鱼”幸免于难。
满清入关，讲究发与头不并留。完蛋之前夕，又讲究点辫与头共存亡。这实在太讲小节，太重视形式主义的玩意了。
辛亥革命之后，对于留辫与否，倒似乎听便的。辜鸿铭不就长期留了辫子在北京大学讲台上唾沫横飞，高谈阔论吗？看来，资产阶级比起封建地主和奴隶主来，是要开明点儿，胸襟是要开阔点儿。
二十世纪，不能搞忠不忠看辫子了，“脑袋瓜子特别灵”的人于是别出心裁，来个忠不忠看小红本、看像章、看画像。一时间，宝书台上红本本摆得最多的人，上衣上像章别得最多，像章又最大的人，房间里密密麻麻贴满了领袖像的人，就成了“最最最忠于”的先进人物。某地一个老奶奶满屋子贴上领袖像，简直把领袖像当成了糊墙壁的花纸，竟然哄动一时，参观者有之，“取经”者有之。还惊动了方面大员驾临视察，慰勉有加，并曾大开现场观摩会。像章呢？穿大衣，挂在大衣上，穿制服，挂在制服上，穿衬衣，挂在衬衣上，穿汗衫背心，挂在汗衫背心上。反正非挂不可。不然，三反分子这顶帽子谁能吃得消？
到处是宝书台，到处是胸前挂满像章，手里拿着小红本的人，到处是忠字舞、语录操，到处是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做祷告，一片喃喃声。如果我们的子孙得以目睹此情此景，难道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疯狂世界吗？
可是有人说，就这样，才能说明八亿人民都“三忠于”；就这样，才可使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无”不变“资”；而且，就这样，可以使生产自然而然地上去，可以使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然而，那种搞现代迷信、搞愚民政策的大人物，在当众手挥小红本、胸别像章、大念语录之后，回到了他们的安乐窝，可就马上摘下临时装上的类似假辫子那样的“三忠于”假面具，无所不为，以至无恶不作了。
鲁迅并不忠于清廷，装假辫子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但终于觉得装假没有意思而索性不做假辫子。
某些人并不真的“三忠于”，却要一直在大庭广众之间装上表示“三忠于”的假辫，欺世盗名。
他们自吹为鲁迅的学生、甚至恬不知耻地自行补封为鲁迅的亲密战友。可是，就在勇于不做假这一点上，他们也是永远成不了鲁迅的学生的。
他们那“三忠于”的假辫子，终于还是由眼明心亮的人民给摘了下来。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何孟春的《余冬叙录》有那么一段很有点意思。
“曹丕既篡汉，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窥圣人，谓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逊让耳。丁谓不信古有忠臣孝子，意正在此。丁谓在中书尝曰：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者也。……”
自己是在篡位，就怀疑古代的所谓禅让，其实也只不过是说得漂亮点儿的篡位而已。
自己做不来忠臣孝子，就怀疑自古以来一切忠臣孝子的事迹都是胡扯淡。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古人也不能专美于前的，今人简直“出蓝”得很哩！
自己过去被敌人逮捕后，屈膝投降，从狗洞里钻了出来，或者自度如被敌人逮捕，很难坚贞不屈，就认为一切被敌人逮捕过的坚贞的革命者如非自首叛变，一定出不了狱门。
自己在敌人阵营里鬼混时，做过不少坏事，或者自度如在敌人阵营里工作，一定会做坏事，就认为一切在旧社会工作过的人都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
还有，自己做过许多对不起人的事，就怕别人以己之道，还己之身，有朝一日对自己做对不起他的事。
于是，就想打倒一切。
何易于背纤
《新唐书·何易于传》谈到何易于做益昌令时，姓崔的刺史带了一批“宾僚”游春，坐船到益昌县境时，叫何易于派民背纤，何易于根本不派，而只是自己一个人去充当民。崔刺史看见这位何县令在背纤，惊问他是什么回事。何易于回答说：“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这一下，弄得崔刺史很难为情，乃“与宾客疾驱去。”
封建社会，竟有这样敢于为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又善于为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的县令，也有这样能够感到惭愧、“疾驱去”的刺史。读史之余，再来看看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现实，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的现实，能使人发生什么样的感想呢？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云：“凡吏于土者，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这在封建社会是空话吗？不！何易于不就做到了么？
吕温《诸葛武侯庙记》云：“夫民无归，德以为归。抚则思，虐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
象何易于这样的县令，益昌人民哪得不思呢？今天的我们还很思他哩！
“虐则忘”倒不见得。“四人帮”害得多少万人家破人亡，害得多少万人一命呜呼，人民是忘不了的，只不过“永矢不忘”有极不相同的两种罢了。
李实与瓦砾
韩愈的《顺宗实录》在谈到李实时，说李实这个人“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大旱，畿甸乏食。”而李实这个家伙“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陵轹公卿，勇于杀害，民不聊生。及谪通州，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
何其芳同志在论及典型问题时，曾经谈到有一种跨时代、跨阶级的性格类型值得注意，如张飞、牛皋、李逵等，其性格就有一些共同点。看来，此说颇有道理。
从李实这里，我们不就可以看到个别曾为方面大员的“同志”有与李实一脉相通的性格共同点吗？
已经当了大官，还一个劲企求升官晋爵，于是只顾逢迎拍马，而不顾人民死活，生产没搞好，却说好得不得了，亩产多少万斤云云。接着是高指标、高征购，而且谁要敢持异议，即使地位和他差不多，他也要生方设法整得你不得翻身。结果，饿得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人民比唐朝的人民驯良多了，或者说，“文明”多了，没有在这种方面大员升迁离境时，“袖瓦砾，遮道伺之。”而且，在这种人死后被颂为“热爱人民”时，也只不过有些表示不满的议论，如此而已。因反对浮夸风曾被整得七死八活的同志，甚至忠厚存心，说：“人死了，对他厚道点算了。”
於戏！如此可爱的人民。
旗号与事实
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中替诸葛亮设想了一套治蜀取天下的方案。
他拿王莽篡汉，光武中兴，三国鼎立，刘备难以胜利作比，指出“当汉道方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凭戚宠，造符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这就是说，汉朝搞得还不错，哀帝、平帝虽然无能，但毕竟没做什么坏事，人民并不恨他们。人心还是思汉的。就因此，王莽篡位，虽然搞了一些收买人心的权术，但难能收效。光武中兴，这才有可能成功。而东汉末呢？“高、光旧德，与世衰远，桓、灵流毒，在人骨髓”，汉高和光武时代，对人民的若干好处，人民已经忘得相当干净了，而桓、灵二帝时代的许多流毒，人民却记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武侯乃欲开季世，振绝绪，谕之不以本，临之不以忠，使人思汉亦不得也。”人民已不思汉了，你还要拿汉家旗帜去号召人民这样那样，谁能诚心听你那一套呢？
在吕温看来，诸葛亮该这么办：“告天下曰：‘我之举也，非私刘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说明我不是帮刘家争天下，而是为人民谋利益。谁有利人民，我不反对，谁不利于人民，我就打他。正大光明，理直气壮，自然会得到人民拥护，事情就没有办不成功的。可是诸葛亮却“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这样，“勤而靡获，不亦宜哉！”
吕温对诸葛亮所下的结论是：“其才有余而见未至。”
我们且不管吕温之评诸葛亮是否公允和确当，但似乎可以认为，吕温的这种见解是颇有生命力的。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人民自然忘不了，哪个野心家想抢椅子，人民不会依他。即使他侥幸成功于一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四方响应，使得野心家非从椅子上滚下来不可。但如做好事已是陈年百代的账，而害得人民日子难过，却是人民感受深切的眼面前的事情，那么，如果老是要人民不忘过去做的好事，倒不如打起一切为了人民这样的旗号，切实在目前做些大有益于人民的事，有效得多。
大事和小事
唐宪宗时，五坊使杨朝汶非常暴横，曾追捕平民，制造冤狱。宰相裴度建议宪宗整他。宪宗不同意，说，我准备和你商量用兵大事，这种小事，你就不必管了。裴度不以为然，说：“用兵小事，五坊使追捕平人乃大事。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宪宗后来省悟了，把杨朝汶找去，熊了一顿，并说：“向者为尔，使我羞见宰相”。接着就下令把这个姓杨的宰了。事见《旧唐书·裴度传》。
这件史实使人不禁产生三点感想：
第一、这个宰相很有头脑，懂得追捕平民，制造冤狱事大，如不解决，就会成为动摇国本的心腹大患；懂得解决这个问题，比商决用兵大事更重要。
第二、这个宰相很有胆量，明知皇帝对这个姓杨的一贯采取庇护甚至纵容的态度，而仍然敢于进谏，并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第三、这个宪宗也不简单，能听逆耳之言，而且能改变自己原先的既定主意，把自己的一个宠犬宰掉。
汉文帝治天下，搞得颇为出色。可是贾谊论当时形势，并没说一派大好，越来越好，而是认为好多事情可为痛哭。汉文帝没整他，反而重用他。
西汉孝武帝在解决国境安宁问题上干得颇为不错，当时西汉显得很有点儿国威。可是徐乐、严安并未一味捧场，而却一本正经地劝他吸取陈胜亡秦、六卿篡晋的教训。孝武也并没忌讳这个而对他们打什么棍子。
结果，这两位皇帝终其一生似乎都颇有治绩，颇得人心。
秦二世时，关东农民暴动，人家报告他，他认为这是对大好形势的诬蔑和毁谤，是有意给升平盛世抹黑，大发脾气，把人家投入监狱，有个善于逢迎的小滑头报告他说：暴动的全抓起来了，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他毫不核实，信以为真，喜形于色。
隋炀帝时，四方兵起，他的臣子们深知这位皇帝爱人家报喜不报忧，就都不跟他讲真话。有个别肯讲实话的，总是马上触霉头。
结果，这两位“以危乱灭亡为讳”的皇帝，下场都不美妙。用尹师鲁给宋仁宗的一个奏本上的话来说，就叫作“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
西汉、北魏一度都搞得不错，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肯听真话，不讲忌讳，愿意针对人家指出的缺点采取相应措施，恐怕该算一条重要原因。因为兼听则明，明，就自然较能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
秦、隋都是二世而亡，原因当然也不止一个。但不想听真话，而只希望人家闭起眼睛不顾事实地一味鼓吹大好形势，歌功颂德，恐怕总得算条不小的原因。因为真情实况毫不知道，耳塞目蔽，还能谈得到什么作出英明决策么？
假辫子还是不做为好！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把辫子剪掉了。“辫子留在日本”。回国后，为辫子问题曾经伤过一番脑筋。
那时，有无辫子是拥清或反清的彰明昭著的标记。剪掉了辫子，那就无异自我证明属于反清一伙，在清廷看来，理应坐牢或杀头无疑。鲁迅开始觉得辫子和头颅权衡轻重，还是头颅较为重要，于是，一到上海，就请了一个专装假辫的专家装上一条假辫子。但是，鲁迅毕竟是鲁迅，脾气来得硬。装了一个多月之后，索性不装了。不装的原因，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谈到过。其实卑之无甚高论，并不涉及什么民族气节之类的大道理。他说，做的辫子“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就因此，“索性不做了。”辫子不做了，头也终于还留在颈上，大概那时清廷已经更多地考虑保命，而不暇顾及面子，因此，法网较疏，这才使鲁迅这样的“鱼”幸免于难。
满清入关，讲究发与头不并留。完蛋之前夕，又讲究点辫与头共存亡。这实在太讲小节，太重视形式主义的玩意了。
辛亥革命之后，对于留辫与否，倒似乎听便的。辜鸿铭不就长期留了辫子在北京大学讲台上唾沫横飞，高谈阔论吗？看来，资产阶级比起封建地主和奴隶主来，是要开明点儿，胸襟是要开阔点儿。
二十世纪，不能搞忠不忠看辫子了，“脑袋瓜子特别灵”的人于是别出心裁，来个忠不忠看小红本、看像章、看画像。一时间，宝书台上红本本摆得最多的人，上衣上像章别得最多，像章又最大的人，房间里密密麻麻贴满了领袖像的人，就成了“最最最忠于”的先进人物。某地一个老奶奶满屋子贴上领袖像，简直把领袖像当成了糊墙壁的花纸，竟然哄动一时，参观者有之，“取经”者有之。还惊动了方面大员驾临视察，慰勉有加，并曾大开现场观摩会。像章呢？穿大衣，挂在大衣上，穿制服，挂在制服上，穿衬衣，挂在衬衣上，穿汗衫背心，挂在汗衫背心上。反正非挂不可。不然，三反分子这顶帽子谁能吃得消？
到处是宝书台，到处是胸前挂满像章，手里拿着小红本的人，到处是忠字舞、语录操，到处是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做祷告，一片喃喃声。如果我们的子孙得以目睹此情此景，难道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疯狂世界吗？
可是有人说，就这样，才能说明八亿人民都“三忠于”；就这样，才可使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无”不变“资”；而且，就这样，可以使生产自然而然地上去，可以使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然而，那种搞现代迷信、搞愚民政策的大人物，在当众手挥小红本、胸别像章、大念语录之后，回到了他们的安乐窝，可就马上摘下临时装上的类似假辫子那样的“三忠于”假面具，无所不为，以至无恶不作了。
鲁迅并不忠于清廷，装假辫子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但终于觉得装假没有意思而索性不做假辫子。
某些人并不真的“三忠于”，却要一直在大庭广众之间装上表示“三忠于”的假辫，欺世盗名。
他们自吹为鲁迅的学生、甚至恬不知耻地自行补封为鲁迅的亲密战友。可是，就在勇于不做假这一点上，他们也是永远成不了鲁迅的学生的。
他们那“三忠于”的假辫子，终于还是由眼明心亮的人民给摘了下来。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何孟春的《余冬叙录》有那么一段很有点意思。
“曹丕既篡汉，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窥圣人，谓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逊让耳。丁谓不信古有忠臣孝子，意正在此。丁谓在中书尝曰：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者也。……”
自己是在篡位，就怀疑古代的所谓禅让，其实也只不过是说得漂亮点儿的篡位而已。
自己做不来忠臣孝子，就怀疑自古以来一切忠臣孝子的事迹都是胡扯淡。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古人也不能专美于前的，今人简直“出蓝”得很哩！
自己过去被敌人逮捕后，屈膝投降，从狗洞里钻了出来，或者自度如被敌人逮捕，很难坚贞不屈，就认为一切被敌人逮捕过的坚贞的革命者如非自首叛变，一定出不了狱门。
自己在敌人阵营里鬼混时，做过不少坏事，或者自度如在敌人阵营里工作，一定会做坏事，就认为一切在旧社会工作过的人都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
还有，自己做过许多对不起人的事，就怕别人以己之道，还己之身，有朝一日对自己做对不起他的事。
于是，就想打倒一切。
何易于背纤
《新唐书·何易于传》谈到何易于做益昌令时，姓崔的刺史带了一批“宾僚”游春，坐船到益昌县境时，叫何易于派民
封建社会，竟有这样敢于为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又善于为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的县令，也有这样能够感到惭愧、“疾驱去”的刺史。读史之余，再来看看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现实，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的现实，能使人发生什么样的感想呢？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云：“凡吏于土者，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这在封建社会是空话吗？不！何易于不就做到了么？
吕温《诸葛武侯庙记》云：“夫民无归，德以为归。抚则思，虐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
象何易于这样的县令，益昌人民哪得不思呢？今天的我们还很思他哩！
“虐则忘”倒不见得。“四人帮”害得多少万人家破人亡，害得多少万人一命呜呼，人民是忘不了的，只不过“永矢不忘”有极不相同的两种罢了。
李实与瓦砾
韩愈的《顺宗实录》在谈到李实时，说李实这个人“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大旱，畿甸乏食。”而李实这个家伙“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陵轹公卿，勇于杀害，民不聊生。及谪通州，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
何其芳同志在论及典型问题时，曾经谈到有一种跨时代、跨阶级的性格类型值得注意，如张飞、牛皋、李逵等，其性格就有一些共同点。看来，此说颇有道理。
从李实这里，我们不就可以看到个别曾为方面大员的“同志”有与李实一脉相通的性格共同点吗？
已经当了大官，还一个劲企求升官晋爵，于是只顾逢迎拍马，而不顾人民死活，生产没搞好，却说好得不得了，亩产多少万斤云云。接着是高指标、高征购，而且谁要敢持异议，即使地位和他差不多，他也要生方设法整得你不得翻身。结果，饿得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人民比唐朝的人民驯良多了，或者说，“文明”多了，没有在这种方面大员升迁离境时，“袖瓦砾，遮道伺之。”而且，在这种人死后被颂为“热爱人民”时，也只不过有些表示不满的议论，如此而已。因反对浮夸风曾被整得七死八活的同志，甚至忠厚存心，说：“人死了，对他厚道点算了。”
於戏！如此可爱的人民。
旗号与事实
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中替诸葛亮设想了一套治蜀取天下的方案。
他拿王莽篡汉，光武中兴，三国鼎立，刘备难以胜利作比，指出“当汉道方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凭戚宠，造符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这就是说，汉朝搞得还不错，哀帝、平帝虽然无能，但毕竟没做什么坏事，人民并不恨他们。人心还是思汉的。就因此，王莽篡位，虽然搞了一些收买人心的权术，但难能收效。光武中兴，这才有可能成功。而东汉末呢？“高、光旧德，与世衰远，桓、灵流毒，在人骨髓”，汉高和光武时代，对人民的若干好处，人民已经忘得相当干净了，而桓、灵二帝时代的许多流毒，人民却记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武侯乃欲开季世，振绝绪，谕之不以本，临之不以忠，使人思汉亦不得也。”人民已不思汉了，你还要拿汉家旗帜去号召人民这样那样，谁能诚心听你那一套呢？
在吕温看来，诸葛亮该这么办：“告天下曰：‘我之举也，非私刘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说明我不是帮刘家争天下，而是为人民谋利益。谁有利人民，我不反对，谁不利于人民，我就打他。正大光明，理直气壮，自然会得到人民拥护，事情就没有办不成功的。可是诸葛亮却“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这样，“勤而靡获，不亦宜哉！”
吕温对诸葛亮所下的结论是：“其才有余而见未至。”
我们且不管吕温之评诸葛亮是否公允和确当，但似乎可以认为，吕温的这种见解是颇有生命力的。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人民自然忘不了，哪个野心家想抢椅子，人民不会依他。即使他侥幸成功于一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四方响应，使得野心家非从椅子上滚下来不可。但如做好事已是陈年百代的账，而害得人民日子难过，却是人民感受深切的眼面前的事情，那么，如果老是要人民不忘过去做的好事，倒不如打起一切为了人民这样的旗号，切实在目前做些大有益于人民的事，有效得多。
大事和小事
唐宪宗时，五坊使杨朝汶非常暴横，曾追捕平民，制造冤狱。宰相裴度建议宪宗整他。宪宗不同意，说，我准备和你商量用兵大事，这种小事，你就不必管了。裴度不以为然，说：“用兵小事，五坊使追捕平人乃大事。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宪宗后来省悟了，把杨朝汶找去，熊了一顿，并说：“向者为尔，使我羞见宰相”。接着就下令把这个姓杨的宰了。事见《旧唐书·裴度传》。
这件史实使人不禁产生三点感想：
第一、这个宰相很有头脑，懂得追捕平民，制造冤狱事大，如不解决，就会成为动摇国本的心腹大患；懂得解决这个问题，比商决用兵大事更重要。
第二、这个宰相很有胆量，明知皇帝对这个姓杨的一贯采取庇护甚至纵容的态度，而仍然敢于进谏，并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第三、这个宪宗也不简单，能听逆耳之言，而且能改变自己原先的既定主意，把自己的一个宠犬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