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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奥巴马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中国迫于国际“减排”压力和经济增长内因,也开始大规模推进“新能源”产业,而欧盟各国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的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谁将主导“新能源”革命的话语权?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在各种经济刊物上有一个非经济专业的词汇经常非常抢眼地出现,这个词汇就是:新能源。
所谓新能源,就是“替代矿物”能源。“替代矿物”能源从能源科技的角度看有很多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能源;另一类是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说对煤炭清洁的高效利用,比如说车用新型的燃料以及智能电网。
耐人寻味的是,并非高企的石油价格诱发了人们去寻找“替代矿物”能源,而是金融危机全面引爆了本轮“能源”变革。金融危机的发生证明了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目前全世界的产业已经不能通过内生的创造性增长来实现财富,实体经济也已经不能再创造大量的财富填充膨胀化的货币时,全世界经济运转的核心再次回到了“技术创新”。这是个繁荣时期常常被忘记,而危机之中又必然被拾起的动力。
正因如此,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经济的复苏突破点定在“新能源”上。奥巴马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明确了包括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计划,并且聘用了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的朱棣文担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科学”引领创新将再次发挥其魅力。奥巴马政府对于新能源和气候问题的关注度十分明显,引发了全世界“新能源”的创新浪潮。奥巴马政府如此高调地推出“新能源”概念经济,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是源于美国被动的“石油政治”。美国目前的能源用量已远远超出其自身能够供应的量,它每天的耗油量为1600万桶,不足部分主要依靠石油进口和天然气,目前的缺额为上世纪70年代的3倍。美国在迄今已持续了6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石油”,为了夺取中东地区的“控油权”。以改变前任政府政策、进行“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主张从伊拉克撤军,一方面主张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既治标又治本,为未来大幅度降低美国对不可再生的石化能源的依赖程度而抢占新能源革命的先机,减少美国外交政策中“石油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以更好的维护美国的利益。一旦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显著下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的外交、军事重点也将转移。其三,美国的“新能源”政策还蕴含着和欧洲的政治角力。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在产业化过程中比欧盟各国起步晚。欧盟各国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的大量投入,相关产业化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其相对优势,欧盟大力推进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进程。有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这必将左右全球经济规模。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通行单位,从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分庭抗礼。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立在欧洲,欧盟已获得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目前构成温室气体主要来源的化石燃料在美国能源结构中占到85%的比重,美国在国际外交谈判中因此难免不被欧盟牵制。故此次奥巴马政府试图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是在和欧盟争夺这种未来的“能源通货”建设的主动权。这也是金融领域的一场博弈。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事实上也将面临国际气候外交中的潜在威胁。未来欧美可能联手,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过度消耗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以欧美为主的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不能不是中国迫切需要推进“新能源”技术发展的理由。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有,近几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内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再还有,就是出于对国际原油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忧。与欧美不同,由于历史上石油长期自给,中国未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对于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观认识。而2008年国际油价的疯狂上涨,无疑给了中国人一次极大的心理冲击。因此,在顺应全世界“新能源”产业兴起的潮流之下,中国也迫于国际“减排”压力和经济增长内因需要,开始大规模推进“新能源”产业。正是基于诸多的现实及战略考虑,中国必须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要跟进跟紧世界先进,要有所作为,有大作为。国家能源局近期拟定的《新能源产业规划》出台,标志着中国高调宣布开发“新能源”。
目前世界上前沿的“新能源”技术是在生命科学和物理化学学科的交叉中产生的。但如此前沿的研究目前在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体制性”的研究阶段,也鲜有民间资本问津,有资料显示,仅仅是中粮和中石油等大型国企有一些研究开发项目。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规划》中提到的智能电网,其推出与传统电网改造之间所引发的改革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太阳能、风能产业中一些不涉及核心技术的中下游制造业在中国发展却十分迅猛,而在短短的数年之间,行业内部已经引发了产能过剩之忧。以太阳能产业所需多晶硅为例,目前该概念股炒作十分凶猛,而实际上,随着近两年民间资本疯狂投资多晶硅领域,导致多晶硅产能已大于需求。根据国际风能理事会的统计,在过去的4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一路飙升,每年均以翻番的速度增长,至去年年底,累计风机装机容量已达1221万千瓦,首度超越印度成为亚洲第一,而当年的新增装机容量,也仅次于美国。据统计,中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数量已超过70家,风叶生产企业50多家,塔筒生产企业则有近100家。一个可对照的数字是,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不算中国的风机制造企业,相应的风机制造商只有十来家。而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新能源”产业并不理想,主要还是靠财政补贴,无论太阳能,还是风能发电,都不稳定,对电网的要求又极高,还只能算作是过渡成长性阶段。风能和太阳能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确实还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但事实上,在诸多的“新能源”技术之中,中国目前最有实际作为的是煤炭的清洁利用,中国目前能源70%都依赖煤炭,如果将煤炭燃烧排放的“捕捉”技术运用到位,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放,同时高效率利用煤炭资源,这是中国目前最实际的技术需要。与此同时,抓好传统能源的利用,加强节能减排,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时改善环保监管体系,加强管理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将是经济繁荣新的动力,也同样会在资本市场引发“泡沫”式的资本追逐。但全世界都已行动起来,没有人会怀疑“第四次”能源革命已经到来。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在各种经济刊物上有一个非经济专业的词汇经常非常抢眼地出现,这个词汇就是:新能源。
所谓新能源,就是“替代矿物”能源。“替代矿物”能源从能源科技的角度看有很多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能源;另一类是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说对煤炭清洁的高效利用,比如说车用新型的燃料以及智能电网。
耐人寻味的是,并非高企的石油价格诱发了人们去寻找“替代矿物”能源,而是金融危机全面引爆了本轮“能源”变革。金融危机的发生证明了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目前全世界的产业已经不能通过内生的创造性增长来实现财富,实体经济也已经不能再创造大量的财富填充膨胀化的货币时,全世界经济运转的核心再次回到了“技术创新”。这是个繁荣时期常常被忘记,而危机之中又必然被拾起的动力。
正因如此,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经济的复苏突破点定在“新能源”上。奥巴马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明确了包括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计划,并且聘用了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的朱棣文担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科学”引领创新将再次发挥其魅力。奥巴马政府对于新能源和气候问题的关注度十分明显,引发了全世界“新能源”的创新浪潮。奥巴马政府如此高调地推出“新能源”概念经济,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是源于美国被动的“石油政治”。美国目前的能源用量已远远超出其自身能够供应的量,它每天的耗油量为1600万桶,不足部分主要依靠石油进口和天然气,目前的缺额为上世纪70年代的3倍。美国在迄今已持续了6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石油”,为了夺取中东地区的“控油权”。以改变前任政府政策、进行“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主张从伊拉克撤军,一方面主张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既治标又治本,为未来大幅度降低美国对不可再生的石化能源的依赖程度而抢占新能源革命的先机,减少美国外交政策中“石油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以更好的维护美国的利益。一旦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显著下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的外交、军事重点也将转移。其三,美国的“新能源”政策还蕴含着和欧洲的政治角力。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在产业化过程中比欧盟各国起步晚。欧盟各国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的大量投入,相关产业化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其相对优势,欧盟大力推进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进程。有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这必将左右全球经济规模。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通行单位,从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分庭抗礼。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立在欧洲,欧盟已获得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目前构成温室气体主要来源的化石燃料在美国能源结构中占到85%的比重,美国在国际外交谈判中因此难免不被欧盟牵制。故此次奥巴马政府试图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是在和欧盟争夺这种未来的“能源通货”建设的主动权。这也是金融领域的一场博弈。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事实上也将面临国际气候外交中的潜在威胁。未来欧美可能联手,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过度消耗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以欧美为主的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不能不是中国迫切需要推进“新能源”技术发展的理由。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有,近几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内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再还有,就是出于对国际原油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忧。与欧美不同,由于历史上石油长期自给,中国未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对于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观认识。而2008年国际油价的疯狂上涨,无疑给了中国人一次极大的心理冲击。因此,在顺应全世界“新能源”产业兴起的潮流之下,中国也迫于国际“减排”压力和经济增长内因需要,开始大规模推进“新能源”产业。正是基于诸多的现实及战略考虑,中国必须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要跟进跟紧世界先进,要有所作为,有大作为。国家能源局近期拟定的《新能源产业规划》出台,标志着中国高调宣布开发“新能源”。
目前世界上前沿的“新能源”技术是在生命科学和物理化学学科的交叉中产生的。但如此前沿的研究目前在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体制性”的研究阶段,也鲜有民间资本问津,有资料显示,仅仅是中粮和中石油等大型国企有一些研究开发项目。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规划》中提到的智能电网,其推出与传统电网改造之间所引发的改革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太阳能、风能产业中一些不涉及核心技术的中下游制造业在中国发展却十分迅猛,而在短短的数年之间,行业内部已经引发了产能过剩之忧。以太阳能产业所需多晶硅为例,目前该概念股炒作十分凶猛,而实际上,随着近两年民间资本疯狂投资多晶硅领域,导致多晶硅产能已大于需求。根据国际风能理事会的统计,在过去的4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一路飙升,每年均以翻番的速度增长,至去年年底,累计风机装机容量已达1221万千瓦,首度超越印度成为亚洲第一,而当年的新增装机容量,也仅次于美国。据统计,中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数量已超过70家,风叶生产企业50多家,塔筒生产企业则有近100家。一个可对照的数字是,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不算中国的风机制造企业,相应的风机制造商只有十来家。而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新能源”产业并不理想,主要还是靠财政补贴,无论太阳能,还是风能发电,都不稳定,对电网的要求又极高,还只能算作是过渡成长性阶段。风能和太阳能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确实还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但事实上,在诸多的“新能源”技术之中,中国目前最有实际作为的是煤炭的清洁利用,中国目前能源70%都依赖煤炭,如果将煤炭燃烧排放的“捕捉”技术运用到位,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放,同时高效率利用煤炭资源,这是中国目前最实际的技术需要。与此同时,抓好传统能源的利用,加强节能减排,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时改善环保监管体系,加强管理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将是经济繁荣新的动力,也同样会在资本市场引发“泡沫”式的资本追逐。但全世界都已行动起来,没有人会怀疑“第四次”能源革命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