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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许多人对Daft Punk在这个充斥着电视真人秀和瞬间成名的时代里选择隐姓埋名这种生活方式的描述。在名人文化尚未出现的1996年，他们就收回了对面容的展示，双双戴上了喜剧与恐怖效果兼备的面具，就像现在的占领运动中人们戴的那种。那是他们对“明星体系”的刻意反抗。如今，还时不时会有狗仔队或是那些挥舞着手机到处拍照的民众偷偷拍下他们的生活照并兜售给媒体。“这种事儿时有发生。”法国二人组中的一员Guy-Manuel de Homem-Christo点着头说。“但也不是很频繁。”另一位成员Thomas Bangalter补充道。
机器人头盔这个策略是在1999年产生的，这个结合了卡通和摇滚的实验产物深受Kiss、Kraftwerk和David Bowie的Ziggy Stardust启发。直到现在，这些头盔还发挥着莫大的作用，最妙的一点是—戴着头盔的Daft Punk永远不会变老，只会更油光水滑。“我们选择了这种匿名的生活方式，所以能够大胆地走在大街上，”Bangalter说道，“如果我们选择进行正面宣传的话，我想我们会名声大振的。但老实说，距离使我们更加清醒。”
这天，Q在巴黎进行了夏日主题的拍摄，这个双人乐团敲碰着艳俗的马天尼杯子、挥舞着塑料假雪糕（冒不起把冰淇淋滴在天价手套上的风险），庆祝着乐队的复古舞曲“Get Lucky”荣登46个国家榜单的榜首。他们的音乐就像是一场具有传统色彩的全球盛况，仿佛70亿人都在他们的舞曲中苏醒，围着地球，跳着康茄舞。一周后，Daft Punk的第4张录音专辑《Random Access Memories》将成为97个国家音乐排行上的头号专辑，请注意这个数字！
这张专辑随心所欲地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流行之最和那些迪厅里的后朋克精髓。Adele的专辑《21》也制造过同样的盛况，但此专辑感人至深的成功因素却与Daft Punk的曲调恰好相悖。其实Daft Punk在这个数字流行时代中成功的原因可能也和Adele是相仿的，那就是关注人和他们的灵魂。有趣的是，这种对灵魂的关注却是来自两个机器人。
这会儿，两个Daft Punk正站在那儿，低着脑袋给他们的头盔上光。除尘布一滑过那微光闪闪的经典铬合金头盔，刺眼的灰尘就尽数消失了。在这对全世界最出名的头盔下，隐匿着两颗流行音乐百万销量史中最不为人知的脑袋。Daft Punk认为他们音乐的灵魂是秘密的。“朋克摇滚！”倚在工作室沙发边上的Bangalter宣布道，这会儿他已经摘掉了头盔，换下拍摄时的一身圣罗兰牌黑色亮片外套。圣罗兰本人估计会被他现在的这身平民装扮给吓晕：一身像是大卖场淘来的灰色水手领套头外衣和褴褛的炭色牛仔裤，膝盖部分还破了一个大洞。他就像个满脸胡子的犹太教授，头顶上还束着稀疏的卷发，让人禁不住想起上世纪70年代儿童台里讨人厌的手指玩偶师Yoffy。38岁的Bangalter对谈话的方向进行着绝对的把控，对于问题单刀直入，生动的手势像是音乐界里的Marcel Marceau（法国默剧大师）。
横躺在沙发另一侧的是Guy-Manuel de Homen-Christo，39岁，穿着一件复古的Spacemen 3 T恤，一头及肩的棕发，面容神似Manic Street Preachers的鼓手Sean，只是更添一份警剔的愁容。他是组合中著名的“寡言人”，2001年我在Daft Punk的突破性专辑《Discovery》的发布会上见到他们时，他在1小时里仅仅说了14个字。可是今天，采访刚刚开始4分钟，他就瞄见我笔记本电脑上写着的“称霸世界”然后立刻直起身子，笑着说道：“这是我说的！”话痨个不停。《Random Access Memories》在他们看来，仅仅延续了他们一直在做的：反所有人之道而行之。“我们每一次都总是想打破常规。”Bangalter操着浓重的口音说道。
“朋克摇滚通常都是‘毫无未来’的。但如今全世界在政治、艺术、社会各方面都陷入了极其悲观、绝望的巨大危机。那么在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缺乏安全感和‘毫无未来’的状态下，最朋克的行为就是大声疾呼‘未来！’，就是做一些天真的事。在今天看来，舞曲是很有进攻性的、很激烈的，而我们想创造的是爱抚式、情绪化、人性的音乐。这并不意味着就不激烈了，恰恰相反。人们或许会想‘啊，这是在打安全牌’，但只有音乐与世界脱轨时才会令人不安，这很有意思。”“也存在更多风险。”De Homen-Christo插了一句。“我们可不害怕干荒唐的事儿。”Bangalter继续说。
这张专辑是去年夏天在“阳光之下”录制完成的，专辑的发行日期也被刻意安排在了上个月，以衬托“童年夏日的无邪”，他们认为这样阳光灿烂的曲调能够鼓舞疲惫的灵魂，仿佛一种“光学疗法”。
“人们需要一个奔头，”Homen-Christo这么认为，“在狗屎的现实之下，人们总是更渴望欢笑和派对。你要么选择留在这个狗屎世界里愤世嫉俗，要么就把握机会享受人生。而我们则是来帮忙的。人人都是这一现象中的一员，我说的不是音乐，而是人。这就像是点燃一根火柴，然后人们开始，那个词叫什么来着（他开始狂吹气），呼呼呼，扇起火苗。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这就是人们的希望，希望度过一个美好的夏日。带着‘Get Lucky’到海边好好玩玩，这样而已。”
许多革命家一样，Daft Punk希望能为那些“普通人”改变世界，但他们与此同时又是那么不普通。这两个教育程度极高的家伙都来自优渥的波希米亚家庭。12岁那年，他俩在巴黎的贵族中学Lycée Carnot高中相识，这两个极富创意的孩子都讨厌极了他们那些呆板、穿着老气、立志做会计的中产阶级同学。
Bangalter的母亲是位芭蕾舞家，他的父亲Daniel Vangarde是个70年代迪厅舞曲的制作人和创作者，像Ottawan的“D.I.S.C.O”和Gibson Brothers的“Cuba”这样的知名金曲都是由他幕后操刀的。De Homen-Christo的家族掌管着一家广告公司并拥有着贵族血统。他那大名鼎鼎（或是臭名昭著）的曾祖父曾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密友。由于对艺术、电影配乐、漫画和恐怖片的共同热爱，这两人走到了一起。许多个夜晚，他们都待在Bangalter豪华的蒙马特公寓（里面有小工作室和钢琴房）里看恐怖片《德州电锯杀人狂》。少年时代，他们都喜欢My Bloody Valentine和Barry Manilow，沉醉于Led Zeppelin、Kiss、David Bowie、Primal Scream，The Beach Boys和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歌曲之中。70年代对de Homem-Christo来说是灵感的源泉，“当时有无数的绝妙专辑，每周都有了不起的好歌，每一首在今天看来都是绝对的经典。” 1992年，他们组建了摇滚乐队Darlin’（成员还包括Phoenix乐队的Laurent Brancowitz）。Bangalter说组建乐队的初衷是“找姑娘”，而de Homem-Christo则穿着皮草大衣，手上撒满闪粉，脸上画着星星。他们当时的音乐被英国音乐杂志批评为“愚蠢的朋克垃圾（daft， punk trash）”（这也是乐队名称的出处）。因此他们对吉他音乐失去了兴趣，开始成为巴黎地下歌厅的常客。
到1993年的时候，Bangalter开始拜访美国的舞厅并在那里发现了变装皇后和兴奋剂。那一年，他用18岁生日得来的钱（大概800英镑）买了合成器和采样器，与de Homem-Christo一起组成了Daft Punk乐队，并在他们的卧室里着手创作第1张专辑《Homework》（最终于1997年发行）。这张专辑最终成为销量200万张的经典大碟，深刻影响了Air、Phoenix、Cassius、Basement Jaxx等一系列乐队，还有Mirwais为Madonna制作音乐的时期也深切体现出了他们的影响。
1998年夏天，创意无限的Bangalter化名为Stardust发行了超级单曲“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歌曲的模式立刻被Spiller在单曲“Groovejet （If This Ain’t Love）”、Modjo在“Lady （Hear Me Tonight）”中套用。从那时起，Daft Punk就成了全地球最具影响力的舞曲乐队。“这一切都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Bangalter沉思道，“我们出生在70年代中期，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没有一个法国歌手获得过国际上的成功，可能Serge Gainsbourg除外吧。我们当时就像两个梦想家。”
Bangalter在27岁时做上了爸爸（他现在有两个儿子：Tara-Jay 11岁；Roxan 5岁），他的太太是精致而充满魅力的40岁法国女演员?lodie Bouchez。他们在两个城市购有居所：巴黎和洛杉矶。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梁柱结构居所（内设泳池）里布置着充满品位的白色地毯和用树干做的咖啡台。De Homem-Christo住在巴黎，他也有两个孩子（详情未知），他很喜欢狗，家里还有台保时捷。现在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私人信息了，你一定在想，这样会不会让他们苦恼呢？
“不会，”Bangalter决定道，但语气也不太坚定，“因为那些信息有一半都是假的！我们还是藏匿在谣言的烟雾之下的。”“已经快15年了（距离他们第一次以机器人头盔的形式面对公众），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de Homen-Christo评价道，“这就好比一个制鞋师，能制作天下最好的鞋子，却没人知道他是谁。无论是做鞋还是做音乐还是做面包，这有什么区别呢？名满天下有什么意思呢？”那他俩是否对名人文化的持续盛行而感到惊讶呢？
事儿从工业革命开始就一直如此！”Bangalter轻蔑道。“1000年前，一个村子里可能只有20个居民和1个名人，”de Homen-Christo附和着说，“这很自然！你得为自己（他开始造词了）‘去责任化’。我们也认识名人，他们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有的还更加恶劣呢！名人不代表创造力，这个区别很重要。只有创作能保持生命的活力。”
Daft Punk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努力上（包括音乐、服装、音乐录像、艺术和电影配乐）。而在2013年，他们的钱则全都花在了专辑的共同创作者Chic乐队的Nile Rodgers身上。“没错！”de Homem-Christo大笑道。可Bngalter则反常地严肃：“不对！钱花在各种东西上。”
Daft Punk们已年近40岁，他们经历了20年的独特创作生涯。《Radom Access Memories》里的最后一支歌“Contact”像是一场颤抖着的声波爆炸，变戏法似的召唤出宇宙飞船爆炸并消散于永恒的场景。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像是Daft Punk的消散：他们去过了未来、现在和过去，还有哪里可以去呢？“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往哪儿走，就算知道，我们也不会告诉你！”de Homen-Christo拒绝回答，“如果非要知晓自己的创作尽头在哪里，我宁愿不创作。”
angalter则对乐队的未来毫无兴趣，他正思索着乐队盛况空前的现在。“流行文化的有趣之处在于，怎么说（他做出端镜子的手势），它是对社会的倒影。”他沉思道，“艺术家给予大众选择自己的反应或思考的权利，只要他们心里想。没准儿就有人会想：‘好吧，这首歌唱的是纵情享乐，那我们就要彻夜不眠，尽享好运。’”“尽享春宵！”De Homen-Christo喊了句。Bangalter继续道：“或是享受生活中的幸福。如果人人都作出这样的选择，那就天下大同了。这比那些格式化的电视真人音乐秀好多了，那些系统逼迫你只能选择1、2或者3。”
他把手指搭在嘴唇上，陷入了更深的沉思。“对于这张专辑，我们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无论别人喜欢与否，想到或许也会有些15岁的少年因为我们的音乐而做出改变。”他笑着说，“他们或许也曾因为不相信自己的音乐能被人们播放而气馁过、绝望过，但是在追求成名的道路上，他们发现做自己才是最好的成名方式。（他逐渐激动了起来）对于下一代来说，这些音乐开启了新的可能。规矩就是用来被打破的，这甚至包括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或许新一代的孩子们会说‘Daft Punk的音乐大错特错！’这就是有趣之处。要去改变，要去破坏，要轰炸所有的界限。”
“你们的法国味儿也太浓了。”“嘿嘿嘿！”“Guy-Man，你是怎么回事？上一次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你才说了14个字。”“You got lucky！”
机器人头盔这个策略是在1999年产生的，这个结合了卡通和摇滚的实验产物深受Kiss、Kraftwerk和David Bowie的Ziggy Stardust启发。直到现在，这些头盔还发挥着莫大的作用，最妙的一点是—戴着头盔的Daft Punk永远不会变老，只会更油光水滑。“我们选择了这种匿名的生活方式，所以能够大胆地走在大街上，”Bangalter说道，“如果我们选择进行正面宣传的话，我想我们会名声大振的。但老实说，距离使我们更加清醒。”
这天，Q在巴黎进行了夏日主题的拍摄，这个双人乐团敲碰着艳俗的马天尼杯子、挥舞着塑料假雪糕（冒不起把冰淇淋滴在天价手套上的风险），庆祝着乐队的复古舞曲“Get Lucky”荣登46个国家榜单的榜首。他们的音乐就像是一场具有传统色彩的全球盛况，仿佛70亿人都在他们的舞曲中苏醒，围着地球，跳着康茄舞。一周后，Daft Punk的第4张录音专辑《Random Access Memories》将成为97个国家音乐排行上的头号专辑，请注意这个数字！
这张专辑随心所欲地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流行之最和那些迪厅里的后朋克精髓。Adele的专辑《21》也制造过同样的盛况，但此专辑感人至深的成功因素却与Daft Punk的曲调恰好相悖。其实Daft Punk在这个数字流行时代中成功的原因可能也和Adele是相仿的，那就是关注人和他们的灵魂。有趣的是，这种对灵魂的关注却是来自两个机器人。
这会儿，两个Daft Punk正站在那儿，低着脑袋给他们的头盔上光。除尘布一滑过那微光闪闪的经典铬合金头盔，刺眼的灰尘就尽数消失了。在这对全世界最出名的头盔下，隐匿着两颗流行音乐百万销量史中最不为人知的脑袋。Daft Punk认为他们音乐的灵魂是秘密的。“朋克摇滚！”倚在工作室沙发边上的Bangalter宣布道，这会儿他已经摘掉了头盔，换下拍摄时的一身圣罗兰牌黑色亮片外套。圣罗兰本人估计会被他现在的这身平民装扮给吓晕：一身像是大卖场淘来的灰色水手领套头外衣和褴褛的炭色牛仔裤，膝盖部分还破了一个大洞。他就像个满脸胡子的犹太教授，头顶上还束着稀疏的卷发，让人禁不住想起上世纪70年代儿童台里讨人厌的手指玩偶师Yoffy。38岁的Bangalter对谈话的方向进行着绝对的把控，对于问题单刀直入，生动的手势像是音乐界里的Marcel Marceau（法国默剧大师）。
横躺在沙发另一侧的是Guy-Manuel de Homen-Christo，39岁，穿着一件复古的Spacemen 3 T恤，一头及肩的棕发，面容神似Manic Street Preachers的鼓手Sean，只是更添一份警剔的愁容。他是组合中著名的“寡言人”，2001年我在Daft Punk的突破性专辑《Discovery》的发布会上见到他们时，他在1小时里仅仅说了14个字。可是今天，采访刚刚开始4分钟，他就瞄见我笔记本电脑上写着的“称霸世界”然后立刻直起身子，笑着说道：“这是我说的！”话痨个不停。《Random Access Memories》在他们看来，仅仅延续了他们一直在做的：反所有人之道而行之。“我们每一次都总是想打破常规。”Bangalter操着浓重的口音说道。
“朋克摇滚通常都是‘毫无未来’的。但如今全世界在政治、艺术、社会各方面都陷入了极其悲观、绝望的巨大危机。那么在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缺乏安全感和‘毫无未来’的状态下，最朋克的行为就是大声疾呼‘未来！’，就是做一些天真的事。在今天看来，舞曲是很有进攻性的、很激烈的，而我们想创造的是爱抚式、情绪化、人性的音乐。这并不意味着就不激烈了，恰恰相反。人们或许会想‘啊，这是在打安全牌’，但只有音乐与世界脱轨时才会令人不安，这很有意思。”“也存在更多风险。”De Homen-Christo插了一句。“我们可不害怕干荒唐的事儿。”Bangalter继续说。
这张专辑是去年夏天在“阳光之下”录制完成的，专辑的发行日期也被刻意安排在了上个月，以衬托“童年夏日的无邪”，他们认为这样阳光灿烂的曲调能够鼓舞疲惫的灵魂，仿佛一种“光学疗法”。
“人们需要一个奔头，”Homen-Christo这么认为，“在狗屎的现实之下，人们总是更渴望欢笑和派对。你要么选择留在这个狗屎世界里愤世嫉俗，要么就把握机会享受人生。而我们则是来帮忙的。人人都是这一现象中的一员，我说的不是音乐，而是人。这就像是点燃一根火柴，然后人们开始，那个词叫什么来着（他开始狂吹气），呼呼呼，扇起火苗。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这就是人们的希望，希望度过一个美好的夏日。带着‘Get Lucky’到海边好好玩玩，这样而已。”
许多革命家一样，Daft Punk希望能为那些“普通人”改变世界，但他们与此同时又是那么不普通。这两个教育程度极高的家伙都来自优渥的波希米亚家庭。12岁那年，他俩在巴黎的贵族中学Lycée Carnot高中相识，这两个极富创意的孩子都讨厌极了他们那些呆板、穿着老气、立志做会计的中产阶级同学。
Bangalter的母亲是位芭蕾舞家，他的父亲Daniel Vangarde是个70年代迪厅舞曲的制作人和创作者，像Ottawan的“D.I.S.C.O”和Gibson Brothers的“Cuba”这样的知名金曲都是由他幕后操刀的。De Homen-Christo的家族掌管着一家广告公司并拥有着贵族血统。他那大名鼎鼎（或是臭名昭著）的曾祖父曾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密友。由于对艺术、电影配乐、漫画和恐怖片的共同热爱，这两人走到了一起。许多个夜晚，他们都待在Bangalter豪华的蒙马特公寓（里面有小工作室和钢琴房）里看恐怖片《德州电锯杀人狂》。少年时代，他们都喜欢My Bloody Valentine和Barry Manilow，沉醉于Led Zeppelin、Kiss、David Bowie、Primal Scream，The Beach Boys和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歌曲之中。70年代对de Homem-Christo来说是灵感的源泉，“当时有无数的绝妙专辑，每周都有了不起的好歌，每一首在今天看来都是绝对的经典。” 1992年，他们组建了摇滚乐队Darlin’（成员还包括Phoenix乐队的Laurent Brancowitz）。Bangalter说组建乐队的初衷是“找姑娘”，而de Homem-Christo则穿着皮草大衣，手上撒满闪粉，脸上画着星星。他们当时的音乐被英国音乐杂志批评为“愚蠢的朋克垃圾（daft， punk trash）”（这也是乐队名称的出处）。因此他们对吉他音乐失去了兴趣，开始成为巴黎地下歌厅的常客。
到1993年的时候，Bangalter开始拜访美国的舞厅并在那里发现了变装皇后和兴奋剂。那一年，他用18岁生日得来的钱（大概800英镑）买了合成器和采样器，与de Homem-Christo一起组成了Daft Punk乐队，并在他们的卧室里着手创作第1张专辑《Homework》（最终于1997年发行）。这张专辑最终成为销量200万张的经典大碟，深刻影响了Air、Phoenix、Cassius、Basement Jaxx等一系列乐队，还有Mirwais为Madonna制作音乐的时期也深切体现出了他们的影响。
1998年夏天，创意无限的Bangalter化名为Stardust发行了超级单曲“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歌曲的模式立刻被Spiller在单曲“Groovejet （If This Ain’t Love）”、Modjo在“Lady （Hear Me Tonight）”中套用。从那时起，Daft Punk就成了全地球最具影响力的舞曲乐队。“这一切都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Bangalter沉思道，“我们出生在70年代中期，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没有一个法国歌手获得过国际上的成功，可能Serge Gainsbourg除外吧。我们当时就像两个梦想家。”
Bangalter在27岁时做上了爸爸（他现在有两个儿子：Tara-Jay 11岁；Roxan 5岁），他的太太是精致而充满魅力的40岁法国女演员?lodie Bouchez。他们在两个城市购有居所：巴黎和洛杉矶。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梁柱结构居所（内设泳池）里布置着充满品位的白色地毯和用树干做的咖啡台。De Homem-Christo住在巴黎，他也有两个孩子（详情未知），他很喜欢狗，家里还有台保时捷。现在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私人信息了，你一定在想，这样会不会让他们苦恼呢？
“不会，”Bangalter决定道，但语气也不太坚定，“因为那些信息有一半都是假的！我们还是藏匿在谣言的烟雾之下的。”“已经快15年了（距离他们第一次以机器人头盔的形式面对公众），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de Homen-Christo评价道，“这就好比一个制鞋师，能制作天下最好的鞋子，却没人知道他是谁。无论是做鞋还是做音乐还是做面包，这有什么区别呢？名满天下有什么意思呢？”那他俩是否对名人文化的持续盛行而感到惊讶呢？
事儿从工业革命开始就一直如此！”Bangalter轻蔑道。“1000年前，一个村子里可能只有20个居民和1个名人，”de Homen-Christo附和着说，“这很自然！你得为自己（他开始造词了）‘去责任化’。我们也认识名人，他们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有的还更加恶劣呢！名人不代表创造力，这个区别很重要。只有创作能保持生命的活力。”
Daft Punk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努力上（包括音乐、服装、音乐录像、艺术和电影配乐）。而在2013年，他们的钱则全都花在了专辑的共同创作者Chic乐队的Nile Rodgers身上。“没错！”de Homem-Christo大笑道。可Bngalter则反常地严肃：“不对！钱花在各种东西上。”
Daft Punk们已年近40岁，他们经历了20年的独特创作生涯。《Radom Access Memories》里的最后一支歌“Contact”像是一场颤抖着的声波爆炸，变戏法似的召唤出宇宙飞船爆炸并消散于永恒的场景。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像是Daft Punk的消散：他们去过了未来、现在和过去，还有哪里可以去呢？“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往哪儿走，就算知道，我们也不会告诉你！”de Homen-Christo拒绝回答，“如果非要知晓自己的创作尽头在哪里，我宁愿不创作。”
angalter则对乐队的未来毫无兴趣，他正思索着乐队盛况空前的现在。“流行文化的有趣之处在于，怎么说（他做出端镜子的手势），它是对社会的倒影。”他沉思道，“艺术家给予大众选择自己的反应或思考的权利，只要他们心里想。没准儿就有人会想：‘好吧，这首歌唱的是纵情享乐，那我们就要彻夜不眠，尽享好运。’”“尽享春宵！”De Homen-Christo喊了句。Bangalter继续道：“或是享受生活中的幸福。如果人人都作出这样的选择，那就天下大同了。这比那些格式化的电视真人音乐秀好多了，那些系统逼迫你只能选择1、2或者3。”
他把手指搭在嘴唇上，陷入了更深的沉思。“对于这张专辑，我们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无论别人喜欢与否，想到或许也会有些15岁的少年因为我们的音乐而做出改变。”他笑着说，“他们或许也曾因为不相信自己的音乐能被人们播放而气馁过、绝望过，但是在追求成名的道路上，他们发现做自己才是最好的成名方式。（他逐渐激动了起来）对于下一代来说，这些音乐开启了新的可能。规矩就是用来被打破的，这甚至包括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或许新一代的孩子们会说‘Daft Punk的音乐大错特错！’这就是有趣之处。要去改变，要去破坏，要轰炸所有的界限。”
“你们的法国味儿也太浓了。”“嘿嘿嘿！”“Guy-Man，你是怎么回事？上一次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你才说了14个字。”“You got lu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