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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王维有诗云：“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我虽然还未到晚年，但是生性好静，现在越来越不耐红尘扰攘，颇思慕“今夜月明清似水，悄无人处上高台”(郁达夫诗句)的境界。即便是对于赖以安身立命的教书治学，也早不复“百年事业归经济”的豪情雄心。一句话，混呗!
以这样的心态到韩国访学，自然不会有什么作为。所以，在韩国这一年期间，我很少参与各类学术活动，更难得在学术会议上赶场凑趣了。
不过，“难得”并不意味着“绝迹”。或因为同事们的“煽动”，或由于主事者的“错爱”，也偶尔参加过几场学术会议，算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式的了解了韩国学术会议的一般情况，用旁观者的心态观察韩国学术会议的形式和特点，简单记上一笔，对于韩国学术界的印象。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韩国是否有所谓的“社团法”，规定学术团体必须向民政部门注册登记。韩国的学术社团多如牛毛，有大有小，组织相关专业的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与讨论，而召开各类学术会议，就是它们的主要活动内容，也是体现其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学术团体大多是韩国学者自发的松散组合。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其研究的性质或任务之重要性(如历史学有关高句丽问题的研究)，某些学术团体的背后有大财团乃至政府文化权力部门支持、推动的影子(像“东北亚历史财团”之类)。但是，韩国的学术团体既然以“民间”形式出现，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它们都得按照“民间”学术自由活动的一般规律办事，更多的反映了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学术气息相对比较浓厚，而其主办的学术会议也更像纯粹的学术会议。
受制于专业的局限与语言的隔膜，我在韩国所接触的学术团体，基本上都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机构，所参加的学术活动，也局限于专门讨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会议。在韩国，历史学科同样被边缘化，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队伍也势单力薄，加上学缘、地缘、人缘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这样的学术团体一般规模都很小，其中正儿八经的学术骨干不过寥寥几人，就像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司令唱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已。
这个特点，决定了韩国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团体少官僚气而多“草根气”。我所接触过的“韩国秦汉史学会”、“韩国现代中国哲学学会”等，构成都非常单纯，每个学会也就十多位教授(分别来自韩国各地高校)充当骨干，再吸收一些已毕业或正在读的博士、硕士生参加，以壮声势。一般每个学会有一位会长，由学会成员公推学问较好且做事热心的教授担任，起一个召集人的作用。此外，大家都是平等的会员。
这一点，似乎与中国的一些学术团体大相径庭，中国的学术团体往往是以“官本位”精神组建的，一个学会，有顾问(有时还加一层次，日：高级顾问)，有名誉会长，有会长，有副会长若干，下面又有秘书长、若干副秘书长，再加上常务理事、理事等等，叠床架屋，人浮于事，目的是让一些未能“学而优则仕”的学者，在自己小小的学术圈子里，效法有司衙门，过一把小小的“官瘾”。如我参加的中国先秦史研究会，理事多达七八十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更夸张，理事早已过了百数；中国秦汉史学会的情况稍好一些，但理事之数也在四十左右(敝人未能免俗，在这三家学会中都忝列理事，惭愧惭愧)。这样的状况在韩国的学术团体里基本不存在。
韩国的学术会议也比较简单，毫无我们国家学术会议的规模与气魄。往往是一二十个人参加，没有领导莅临后繁文缛节的礼数，没有节外生枝的内容，一开会就直奔主题，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反观我们，学术会议一样体现出国民文化心理：求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场会议，必有隆重的开幕式，主席致开幕词，领导莅临发表讲话，名人与团体致贺电贺辞，再加上合影留念……所有程序一个也不能少，否则就不足以体现其重要!做会务的，忙得焦头烂额、昏天黑地；与会的，听得云山雾罩、昏昏欲睡。至于会议的真正主旨——学术交流与探讨，往往被置于次要的位置。
我们这种学术会议的开法，韩国学者无法想象。他们开会通常也是就半天、一天时间，与会者围桌而坐，没有主席台与听众席之分，没有特殊嘉宾与普通人士之别，少了许多虚与委蛇的故事，多了不少自由讨论的时间。正因为韩国的学术会议简单化、小型化、专业化，所以操作起来也相对容易，开会的频率也就比较紧密。像“韩国秦汉史学会”、“韩国现代中国哲学学会”等团体，一般每个月都举办一次会议，可以称为“学术月会”了。时间大多定在周六的下午，为的是不影响大家正常工作日的教学。2点开会，6点结束，大家一道下馆子聚餐，酒足饭饱，各奔东西。既切磋了学术，又增进了感情，与会者都觉得物有所值，这恐怕是这种沙龙式的学术月会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韩国，学术会议的开会方式也很有特点。每次通常有一两个人作主题发言(他们习惯于称作“发表”)，专门介绍他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一般用时半个小时左右。“发表”完毕，由一人作详细点评，分析发表者学术观点的得失，提出自己赞同或商榷的意见。然后是全体与会者围绕发表者的文章及其观点进行自由发言，或修正，或质疑，或补充，总之，共同深化有关讨论主题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发表者可以随时插话，进行答疑或说明。这种方式，颇类似于读书讨论会，形式单纯而实质内容丰富，往往能碰撞激发出学术思想上的火花，主讲者和其他与会者都有收获。学术会议能开到这个地步，应该说是相当成功了。
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中国学术界学习和效法，开会、治学，少一点追求面子的虚招，多一点讲究里子的实干，比什么都强!
(本文编辑：李 焱)
以这样的心态到韩国访学，自然不会有什么作为。所以，在韩国这一年期间，我很少参与各类学术活动，更难得在学术会议上赶场凑趣了。
不过，“难得”并不意味着“绝迹”。或因为同事们的“煽动”，或由于主事者的“错爱”，也偶尔参加过几场学术会议，算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式的了解了韩国学术会议的一般情况，用旁观者的心态观察韩国学术会议的形式和特点，简单记上一笔，对于韩国学术界的印象。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韩国是否有所谓的“社团法”，规定学术团体必须向民政部门注册登记。韩国的学术社团多如牛毛，有大有小，组织相关专业的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与讨论，而召开各类学术会议，就是它们的主要活动内容，也是体现其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学术团体大多是韩国学者自发的松散组合。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其研究的性质或任务之重要性(如历史学有关高句丽问题的研究)，某些学术团体的背后有大财团乃至政府文化权力部门支持、推动的影子(像“东北亚历史财团”之类)。但是，韩国的学术团体既然以“民间”形式出现，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它们都得按照“民间”学术自由活动的一般规律办事，更多的反映了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学术气息相对比较浓厚，而其主办的学术会议也更像纯粹的学术会议。
受制于专业的局限与语言的隔膜，我在韩国所接触的学术团体，基本上都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机构，所参加的学术活动，也局限于专门讨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会议。在韩国，历史学科同样被边缘化，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队伍也势单力薄，加上学缘、地缘、人缘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这样的学术团体一般规模都很小，其中正儿八经的学术骨干不过寥寥几人，就像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司令唱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已。
这个特点，决定了韩国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团体少官僚气而多“草根气”。我所接触过的“韩国秦汉史学会”、“韩国现代中国哲学学会”等，构成都非常单纯，每个学会也就十多位教授(分别来自韩国各地高校)充当骨干，再吸收一些已毕业或正在读的博士、硕士生参加，以壮声势。一般每个学会有一位会长，由学会成员公推学问较好且做事热心的教授担任，起一个召集人的作用。此外，大家都是平等的会员。
这一点，似乎与中国的一些学术团体大相径庭，中国的学术团体往往是以“官本位”精神组建的，一个学会，有顾问(有时还加一层次，日：高级顾问)，有名誉会长，有会长，有副会长若干，下面又有秘书长、若干副秘书长，再加上常务理事、理事等等，叠床架屋，人浮于事，目的是让一些未能“学而优则仕”的学者，在自己小小的学术圈子里，效法有司衙门，过一把小小的“官瘾”。如我参加的中国先秦史研究会，理事多达七八十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更夸张，理事早已过了百数；中国秦汉史学会的情况稍好一些，但理事之数也在四十左右(敝人未能免俗，在这三家学会中都忝列理事，惭愧惭愧)。这样的状况在韩国的学术团体里基本不存在。
韩国的学术会议也比较简单，毫无我们国家学术会议的规模与气魄。往往是一二十个人参加，没有领导莅临后繁文缛节的礼数，没有节外生枝的内容，一开会就直奔主题，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反观我们，学术会议一样体现出国民文化心理：求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场会议，必有隆重的开幕式，主席致开幕词，领导莅临发表讲话，名人与团体致贺电贺辞，再加上合影留念……所有程序一个也不能少，否则就不足以体现其重要!做会务的，忙得焦头烂额、昏天黑地；与会的，听得云山雾罩、昏昏欲睡。至于会议的真正主旨——学术交流与探讨，往往被置于次要的位置。
我们这种学术会议的开法，韩国学者无法想象。他们开会通常也是就半天、一天时间，与会者围桌而坐，没有主席台与听众席之分，没有特殊嘉宾与普通人士之别，少了许多虚与委蛇的故事，多了不少自由讨论的时间。正因为韩国的学术会议简单化、小型化、专业化，所以操作起来也相对容易，开会的频率也就比较紧密。像“韩国秦汉史学会”、“韩国现代中国哲学学会”等团体，一般每个月都举办一次会议，可以称为“学术月会”了。时间大多定在周六的下午，为的是不影响大家正常工作日的教学。2点开会，6点结束，大家一道下馆子聚餐，酒足饭饱，各奔东西。既切磋了学术，又增进了感情，与会者都觉得物有所值，这恐怕是这种沙龙式的学术月会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韩国，学术会议的开会方式也很有特点。每次通常有一两个人作主题发言(他们习惯于称作“发表”)，专门介绍他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一般用时半个小时左右。“发表”完毕，由一人作详细点评，分析发表者学术观点的得失，提出自己赞同或商榷的意见。然后是全体与会者围绕发表者的文章及其观点进行自由发言，或修正，或质疑，或补充，总之，共同深化有关讨论主题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发表者可以随时插话，进行答疑或说明。这种方式，颇类似于读书讨论会，形式单纯而实质内容丰富，往往能碰撞激发出学术思想上的火花，主讲者和其他与会者都有收获。学术会议能开到这个地步，应该说是相当成功了。
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中国学术界学习和效法，开会、治学，少一点追求面子的虚招，多一点讲究里子的实干，比什么都强!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