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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白驹》的含义,讨论了它的形成和作者的写作目的,指出作者以含蓄的方式向统治者谏言,进而指出这个看似普通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法治与人治的差异的一个表现。
关键词政治教化 法治 人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250-01
一、对《诗经·白驹》含义的了解
宣王之末不能用贤,有贤人乘白驹而去者。我愿其乘此白驹而来,食我场中之苗。我则执绊之,维持之。绊其马,留其人,以永久今日之朝。既思尔不来,又述而言曰:所谓是乘白驹而去之贤人,今于何处逍遥游息乎?
言有贤人乘皎皎然白驹而去者,其服贲然(黄白色)而有盛饰。己愿其来,思而得见之也。既愿其来,即贲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无逸豫之理。尔岂是公也?尔岂是侯也?何为亦逸豫无期以反乎?思而不来,设言与之决。汝诚在外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终也。极而与之自决之辞也。
乘皎皎然白驹而去之贤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见,设言形之。汝于彼所至,主人礼饩(赠送人的谷物、饲料或牲口)待汝虽薄,止有其生刍(割草牲口吃的草)一束耳,当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贪饩而弃贤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虽不来,当传书信,毋得金玉汝之音声于我。谓自爱音声,贵如金玉,不以遗开我,而有疏远我之心。己与之有恩,恐逐疏己,故以恩责之,寄信不绝。
这首诗既可以被理解为一首留客和惜别的诗,也可以理解为一首政治诗。如果单单从纯文学的留客和惜别的诗的角度考虑,这首诗,前三章写诗人绊马系马留住来客,并要他多住几天,以尽情欢乐。末章写客人终于离去,诗人希望他别后音信勿断,对自己多赐教言。全篇描写了对客人的热诚接待,表达了依依惜别的深情。但是如果仅仅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那就让我们很难理解它何以成为“经”而流传千年?在我看来任何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这个文本在多个方面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要求,比如:在文学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又符合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也顺应当时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在多个方面的综合因素作用下,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的重视。这里我们仅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理解这首诗。该诗用象征,以白驹比喻志行高洁的贤人。第三章去劝勉贤人离开公侯之处,仍然是盼望的心情,末尾一章,言贤人未来而生的期望,不要疏远。总体上表达了统治者思念贤者到来的思想感情。所以古人早就咏叹说:“感时歌《蟋蟀》,思贤咏《白驹》”(曹摅《思友人诗》)。
二、《诗经·白驹》的写作意图
在我们对《白驹》有了大体的了解之后,不禁要问“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或意图是什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到《诗经》的形成和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诗经》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时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经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之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当然这一项复杂的工作绝不可能是统治者偶然为之的,恰恰相反,这正是因为执政者本来就是出于政治目的来采诗的:“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闻于天子。”由此我们便可得知,《诗经》中的诗在被收集整理之初,其收集整理者便已经明确的意识到其最终的读者是统治者,而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任何人都可以读到。
三、《诗经·白驹》的作者为何要用这种含蓄、委婉的方式来向统治者表述自己的谏言
在我们明确了《白驹》的写作意图后,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既然写作《白驹》的目的是想要统治者选贤任能,挽留人才,那么作者何不直抒胸臆、面刺我王,反而要用“皎皎白驹”“玉”“伊人”等意向来迷惑这首诗的读者——统治者。也就是说,《白驹》的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含蓄、委婉甚至是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真实意图?而不能像今天我们在总统大选或者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上看到的一样,公开的、直截了当的表达自己的意愿?
所以,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对统治者的建言献策当然都会必然的忧虑重重。从而便产生了这种看似唯美实则是被压抑被压制而出现的委婉和含蓄。而法治之于人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律至上还是权力至上,也就是说在一国的治理中权力的行使究竟是超越法律规制的范围的还是在法律所限制的框架范围内而行使的。《诗经》所形成的时代是奴隶制正在逐渐向封建制过渡的人的权力高于法的时代,这个时代法律只是统治者的众多的统治工具中的一种。而作为进言献策的人,无论是高官厚禄者还是平民百姓,想要让自己的理想报复通过统治者的权力得以实现,首要考虑的当然是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和接受程度。所以他们才会用这样一种既高雅美妙而又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而在现今,我们表达自己政治见解和政治意愿的权利已经由法律所赋予,而表达的方式、场所、时间等等都由制度予以保证,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像古人那样在充分考虑自己的脑袋和脑袋上的乌纱帽的安全系数之后,还要如履薄冰般向统治者高雅而隐晦的建言献策。当然,这是要求在法律主治,任何个人恣意的行为和对权力的滥用都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时,即法治的时代到来时,才能得以实现的。
最后,这里想强调一点,《诗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或者政治教化方面的优胜,而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这些条件里面自然而然的包括了文学和政治教化两个方面。
注释: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674页,第674-675页,第675页,第349页.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第101页,第99页.
关键词政治教化 法治 人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250-01
一、对《诗经·白驹》含义的了解
宣王之末不能用贤,有贤人乘白驹而去者。我愿其乘此白驹而来,食我场中之苗。我则执绊之,维持之。绊其马,留其人,以永久今日之朝。既思尔不来,又述而言曰:所谓是乘白驹而去之贤人,今于何处逍遥游息乎?
言有贤人乘皎皎然白驹而去者,其服贲然(黄白色)而有盛饰。己愿其来,思而得见之也。既愿其来,即贲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无逸豫之理。尔岂是公也?尔岂是侯也?何为亦逸豫无期以反乎?思而不来,设言与之决。汝诚在外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终也。极而与之自决之辞也。
乘皎皎然白驹而去之贤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见,设言形之。汝于彼所至,主人礼饩(赠送人的谷物、饲料或牲口)待汝虽薄,止有其生刍(割草牲口吃的草)一束耳,当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贪饩而弃贤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虽不来,当传书信,毋得金玉汝之音声于我。谓自爱音声,贵如金玉,不以遗开我,而有疏远我之心。己与之有恩,恐逐疏己,故以恩责之,寄信不绝。
这首诗既可以被理解为一首留客和惜别的诗,也可以理解为一首政治诗。如果单单从纯文学的留客和惜别的诗的角度考虑,这首诗,前三章写诗人绊马系马留住来客,并要他多住几天,以尽情欢乐。末章写客人终于离去,诗人希望他别后音信勿断,对自己多赐教言。全篇描写了对客人的热诚接待,表达了依依惜别的深情。但是如果仅仅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那就让我们很难理解它何以成为“经”而流传千年?在我看来任何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这个文本在多个方面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要求,比如:在文学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又符合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也顺应当时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在多个方面的综合因素作用下,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的重视。这里我们仅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理解这首诗。该诗用象征,以白驹比喻志行高洁的贤人。第三章去劝勉贤人离开公侯之处,仍然是盼望的心情,末尾一章,言贤人未来而生的期望,不要疏远。总体上表达了统治者思念贤者到来的思想感情。所以古人早就咏叹说:“感时歌《蟋蟀》,思贤咏《白驹》”(曹摅《思友人诗》)。
二、《诗经·白驹》的写作意图
在我们对《白驹》有了大体的了解之后,不禁要问“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或意图是什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到《诗经》的形成和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诗经》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时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经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之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当然这一项复杂的工作绝不可能是统治者偶然为之的,恰恰相反,这正是因为执政者本来就是出于政治目的来采诗的:“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闻于天子。”由此我们便可得知,《诗经》中的诗在被收集整理之初,其收集整理者便已经明确的意识到其最终的读者是统治者,而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任何人都可以读到。
三、《诗经·白驹》的作者为何要用这种含蓄、委婉的方式来向统治者表述自己的谏言
在我们明确了《白驹》的写作意图后,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既然写作《白驹》的目的是想要统治者选贤任能,挽留人才,那么作者何不直抒胸臆、面刺我王,反而要用“皎皎白驹”“玉”“伊人”等意向来迷惑这首诗的读者——统治者。也就是说,《白驹》的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含蓄、委婉甚至是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真实意图?而不能像今天我们在总统大选或者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上看到的一样,公开的、直截了当的表达自己的意愿?
所以,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对统治者的建言献策当然都会必然的忧虑重重。从而便产生了这种看似唯美实则是被压抑被压制而出现的委婉和含蓄。而法治之于人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律至上还是权力至上,也就是说在一国的治理中权力的行使究竟是超越法律规制的范围的还是在法律所限制的框架范围内而行使的。《诗经》所形成的时代是奴隶制正在逐渐向封建制过渡的人的权力高于法的时代,这个时代法律只是统治者的众多的统治工具中的一种。而作为进言献策的人,无论是高官厚禄者还是平民百姓,想要让自己的理想报复通过统治者的权力得以实现,首要考虑的当然是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和接受程度。所以他们才会用这样一种既高雅美妙而又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而在现今,我们表达自己政治见解和政治意愿的权利已经由法律所赋予,而表达的方式、场所、时间等等都由制度予以保证,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像古人那样在充分考虑自己的脑袋和脑袋上的乌纱帽的安全系数之后,还要如履薄冰般向统治者高雅而隐晦的建言献策。当然,这是要求在法律主治,任何个人恣意的行为和对权力的滥用都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时,即法治的时代到来时,才能得以实现的。
最后,这里想强调一点,《诗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或者政治教化方面的优胜,而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这些条件里面自然而然的包括了文学和政治教化两个方面。
注释: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674页,第674-675页,第675页,第349页.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第101页,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