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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全国之力,历时16年才完成的这部宏伟巨著—《四库全书》,其时间上自先秦起,迄于清乾隆年间;内容自经、子以至山经地志、小说戏曲,无不博采兼收,凡公私书库所得之秘籍孤本,务必择其优良;目录学方面亦是古代最高成就,考释源流,钩稽史实,创写传记,用力甚劬,其本身即为杰作,且分为有繁有简之两部,甚便读者查阅;本书装潢,亦煞费苦心,用纸为甚不易得之太史连纸,彩色套印,包背装,封面丝绸以绿、红、蓝、褐四色,函箧为金丝楠木或楸木,殊为古朴庄丽;全书竣事后,亦为订校之始,有字句讹误、脱漏,必指令校改,有违碍诋毁,更要挖改销毁、严令追究,以期尽善。
200多年前,在庞大帝国的辉煌光晕之下,这部巨制终以尽可能的完美之姿付梓,交付历史、交付读者、交付评论家审视。我们只有慢慢认识它每一个侧面和细节的光泽,才能洞见这部书在历史与未来中真实的地位和价值。
《四库全书》命名及图书体例之建立
“盖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多,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文渊阁记》)乾隆皇帝亲自将这部大丛书定名为“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就是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的古代书籍分类方法。
乾隆皇帝认为经、史、子、集部次图书为国学之根本,国脉所系。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上谕云:“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此外,宋代以后,出书者常以“全书”命名,以示书籍内容丰富。因此,乾隆皇帝将全书命名为“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收录书籍最大的特点是:将凡能收入的内容全部完整收入,体现了“述而不作”的传统精神。集散为整,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成一部庞大丛书。其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医学、天文、地理、艺术、科技、农业、占卜等,虽然没能收尽天下的典籍,但已经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面貌。
经部 列四部之首的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是正统思想、伦理、道德和文字之学。
史部 史学,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得,“以史为镜,知兴衰”。从汉朝开始,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史官,编修国史,其根本目的,一是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二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因此历史上有过不少令人称道的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四库全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大類,收录各种体裁历史著作560余部。
子部 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实际上,凡经、史、集部无法容纳的,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各种学派和学科的图书,都被归入“子部”。从学科分类上看,它的内容应该分属哲学、政治、军事、法律、农业、畜牧、医药、气象、历法、数学、美术、音乐、体育、工业、动植物、文学、宗教以及丛书、百科全书等类。《四库全书》中收录各学派的著作920余部。计有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集部 专列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主要收录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以及诗文评一类著述。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大类,楚辞类所收的全部是研究考证《楚辞》的作品;别集是某个作家、文人的专集,其中包括政治家们的经史之议的文集,如明太祖朱元璋的文集,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人的文集,还包括奏疏、书启、政论、史学甚至科学著作。收录图书1380余部。
《四库全书》所收作品的著作者,包括皇帝、大臣、学者、官员乃至妇女、僧人、道士、宦官、军人以及外国人等。其中收录的历代妇女的著作20多部,还有耶稣教方面的著作如《天主实义》等书。《四库全书》中还收录了来自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葡萄牙、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10个国家的22种外国学者的著作(含合著、译著)。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利玛窦的《乾坤体仪》、比利时南怀仁的《坤舆图志》等。在200多年前的18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氛围之中,号称“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及四库馆臣们,能在这部被誉为“文化长城”的规模空前的超级丛书中,给予外国人的著作以一席之地,这种学术上的胸襟气度和眼光见识是很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四库全书》工程项目竣工时,提交了总结报告—《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这部“函溢六千,卷逾八万”的大丛书“上沿虞夏,咸挹海以求珠。下采元明,各披沙而见宝”,“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清中叶以前,中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大体上搜罗入内。就数量而言,《四库全书》收集的书籍达3460余种;就范围而言,《四库全书》的四部不仅编入汉民族学者的著作,而且将少数民族学者与视野内的亚欧学者的著作收辑入内,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最为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堪称一座东方文化的金字塔。 装帧设计与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书籍的编、修、印、藏整体关联的做法是独特的中国文化景观,有着悠久的传统。作为典型个案的《四库全书》,其设计的功能不仅体现于书籍本身,还延伸到书籍运输、贮藏和管理等环节,各环节之间有机结合,密不可分、互为依存,不仅承载了《四库全书》浩瀚广博的内容和丰富的传统思想,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和皇权意志予以最大程度的彰显。乾隆皇帝不仅对《四库全书》内容等频发谕旨裁定,对其装潢色彩、装帧形式、制作材料和工艺等看来“无关宏旨”的外在形式和细节方面,也亲自指授,可谓处处体现出皇权至上的设计理念。
《四库全书》外观设计采用四色包背装的形式,乾隆在《御制诗五集》卷十七《文津阁作歌》中对四色的哲学内涵和文化渊源进行了阐述,诗曰:“浩如虑其迷五色,掣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如乾四德岁四时,各以方色标同异。”其自注曰:“全书经史子集,浩如渊海,检阅非易,因饬装册面页,分为四色,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红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至于《四库全书总目》,由于“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故专“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乾隆以经史子集封面分别对应春夏秋冬颜色,体现了古人追求自然界与人世间的和谐统一,在知识生产与阅读生活中自觉地寻求自身与外界自然的契合—天人合一。颜色的选择又与中国传统的“五行”、“五色”、“五德”观念相关联,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和深厚的哲学内涵。“五色”即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东方属木,代表春天,配青色;南方属火,代表夏天,配红色;西方属金,代表秋天,配白色;北方属水,代表冬天,配黑色;中央属土,配黄色。经为群籍之首,用东方的青色来标经部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炙,用南方的红色来标史部;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用西方的白色来标子部;集部为诗词歌赋荟萃,类似冬藏,用北方的玄色即黑色来标集部;《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在《四库全书》中处于提纲挈领的地位,以中央之土所代表的黄色来标示。
《四库全书》这样大规模地抄写,是为了标榜乾隆朝的综合国力和皇家修书的庄严敬谨。其内文的纸张、版式、字体、钤印等设计都是在严格的礼制和有限的空间内,按照实际的需要和审美视觉效果进行的,目的是彰显皇家修书华贵典雅、富丽堂皇的特点,并显示出严格的等级差别,因此成为中国古代书籍设计史上的典范。
内廷四阁《四库全书》是供内廷陈设和皇帝阅览的,因此选用纸色洁白、质地坚韧的浙江上等开化榜纸。考虑到实际翻阅功能而采用了比较适中的开本,全书高31.5厘米,宽20厘米,版心高22.3厘米,宽15.3厘米,为了体现内廷修书的尊严,比当时通行的书籍开本要略大一些。江南三阁藏书选用太史连纸,以区别于内廷四阁。开本也比北四阁全书略小,全书高27.6厘米,宽17.2厘米,版心高20.7厘米,宽13.9厘米,显示了严格的等级差别。书页统一印制直行红格,名叫“朱丝阑”。每半页8行,每行21个字。有注的地方,每竖格里是双行小字。每种书前先写提要,次写正文,全书通常书页从右向左翻阅,文字的排列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内文的书写字体均采用标准的馆阁体。
中国古代书籍中的插图设计始于唐,发展于宋,至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各种技术已臻成熟。《四库全书》还收录了图文并茂之佳作将近40部,其中精致的插图都是由专业的绘图大师根据历史文献,按图或实物精心摹绘的。乾隆曾在进呈书中见到过顺治二年(1645年)著名畫家萧云从为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的楚辞作品《离骚》《九歌》《天问》等所绘的插图本,认为其合古人左图右书的深旨,于是下令四库馆绘图分校官门应兆在萧云原作的基础上临摹补绘,纂成《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古代在官方文件或书画、书籍上面加盖印章,其意义在于表明所属者对加盖印章之物的拥有权、使用权或认可。乾隆皇帝在书画中印玺,与他的政治态度、文化修养、文人情趣是紧密相连的。《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并御览完成的,他为各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专门制作了16方玉玺。每册书于正文首页前半页顶格居中和末页后半页顶格钤印。北四阁全书首页分别盖“文渊阁宝”、“文溯阁宝”、“文源阁宝”、“文津阁宝”印。其中文源阁还加盖“古稀天子”印。文渊、文溯全书末页各盖“乾隆御览之宝”印,文源阁全书盖“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文津阁全书盖“避暑山庄”和“太上皇帝之宝”印。而南三阁全书则均在首页盖“古稀天子之宝”印,末页盖“乾隆御览之宝”,同北四阁相同,而没有单独的阁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首页盖“摛藻堂”印,末叶盖“乾隆御览之宝”和“摛藻堂全书荟要宝”印。《四库全书荟要》的“乾隆御览之宝”印为朱文椭圆形,和北四阁的朱文方形不同。由此可见,乾隆对《四库全书荟要》的重视程度最大,北四阁次之,南三阁最小,在全书的盖钤印上也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各阁的朱文方形玺,篆书字体横平竖直,格局规整、字体稳健,以宽边入印,体现了乾隆皇帝的九五之尊,因而彰显了宫廷修书的皇家尊严。各阁全书的不同钤印,既可用作识别各阁《四库全书》独特的标志,成为人们称呼《四库全书》时冠以阁名的依据,同时印鉴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增加了书籍鉴赏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装帧设计,采用了绢面纸捻压钉包背装。包背装是将书页向外对折,用纸捻于书页空白边穿订,然后前后连脑裹书衣。用华贵典雅的绢面做封面,增强了封面和内部宣纸书页的亲和力,还有利于翻阅,便于存放和抽取。全书采用上等木质函盒,函盒朝前开口,垂直插在口边槽中的面板可向上抽拉。每若干册书置入一函,书册平放且书口朝外,衬以夹板,束之绸带,方便抽取,同时也减少了书册与函套之间的摩擦。函盒面板用馆阁体刻写阴文“钦定四库全书”,“第××函”、部类、书名。匣面上所刻文字和绸带的颜色,由内部所存部类书籍的颜色决定。经部漆成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黑色。既含蓄典雅,又富有变化,即使远观,仅凭颜色也能辨识书册的部类。
一部涵括先秦至清前期2000多年的重要典籍,收书3460余种、36000余册的煌煌巨著,保存首先是一个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思虑周全的乾隆帝早就未雨绸缪。1774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刚开始编撰的第二年,在皇帝的规划下,位于承德皇帝行宫、专门为《四库全书》量身定做的文津阁开始动工,第二年完工。其他三阁,位于圆明园内的文源阁、位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和位于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先后建造。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来追加抄写的3部全书则陆续送往镇江、扬州和杭州。三处原有的藏书之地被赐名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这就是著名的“江南三阁”,也称“南三阁”。
200多年前,在庞大帝国的辉煌光晕之下,这部巨制终以尽可能的完美之姿付梓,交付历史、交付读者、交付评论家审视。我们只有慢慢认识它每一个侧面和细节的光泽,才能洞见这部书在历史与未来中真实的地位和价值。
《四库全书》命名及图书体例之建立
“盖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多,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文渊阁记》)乾隆皇帝亲自将这部大丛书定名为“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就是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的古代书籍分类方法。
乾隆皇帝认为经、史、子、集部次图书为国学之根本,国脉所系。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上谕云:“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此外,宋代以后,出书者常以“全书”命名,以示书籍内容丰富。因此,乾隆皇帝将全书命名为“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收录书籍最大的特点是:将凡能收入的内容全部完整收入,体现了“述而不作”的传统精神。集散为整,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成一部庞大丛书。其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医学、天文、地理、艺术、科技、农业、占卜等,虽然没能收尽天下的典籍,但已经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面貌。
经部 列四部之首的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是正统思想、伦理、道德和文字之学。
史部 史学,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得,“以史为镜,知兴衰”。从汉朝开始,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史官,编修国史,其根本目的,一是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二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因此历史上有过不少令人称道的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四库全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大類,收录各种体裁历史著作560余部。
子部 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实际上,凡经、史、集部无法容纳的,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各种学派和学科的图书,都被归入“子部”。从学科分类上看,它的内容应该分属哲学、政治、军事、法律、农业、畜牧、医药、气象、历法、数学、美术、音乐、体育、工业、动植物、文学、宗教以及丛书、百科全书等类。《四库全书》中收录各学派的著作920余部。计有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集部 专列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主要收录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以及诗文评一类著述。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大类,楚辞类所收的全部是研究考证《楚辞》的作品;别集是某个作家、文人的专集,其中包括政治家们的经史之议的文集,如明太祖朱元璋的文集,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人的文集,还包括奏疏、书启、政论、史学甚至科学著作。收录图书1380余部。
《四库全书》所收作品的著作者,包括皇帝、大臣、学者、官员乃至妇女、僧人、道士、宦官、军人以及外国人等。其中收录的历代妇女的著作20多部,还有耶稣教方面的著作如《天主实义》等书。《四库全书》中还收录了来自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葡萄牙、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10个国家的22种外国学者的著作(含合著、译著)。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利玛窦的《乾坤体仪》、比利时南怀仁的《坤舆图志》等。在200多年前的18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氛围之中,号称“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及四库馆臣们,能在这部被誉为“文化长城”的规模空前的超级丛书中,给予外国人的著作以一席之地,这种学术上的胸襟气度和眼光见识是很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四库全书》工程项目竣工时,提交了总结报告—《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这部“函溢六千,卷逾八万”的大丛书“上沿虞夏,咸挹海以求珠。下采元明,各披沙而见宝”,“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清中叶以前,中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大体上搜罗入内。就数量而言,《四库全书》收集的书籍达3460余种;就范围而言,《四库全书》的四部不仅编入汉民族学者的著作,而且将少数民族学者与视野内的亚欧学者的著作收辑入内,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最为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堪称一座东方文化的金字塔。 装帧设计与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书籍的编、修、印、藏整体关联的做法是独特的中国文化景观,有着悠久的传统。作为典型个案的《四库全书》,其设计的功能不仅体现于书籍本身,还延伸到书籍运输、贮藏和管理等环节,各环节之间有机结合,密不可分、互为依存,不仅承载了《四库全书》浩瀚广博的内容和丰富的传统思想,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和皇权意志予以最大程度的彰显。乾隆皇帝不仅对《四库全书》内容等频发谕旨裁定,对其装潢色彩、装帧形式、制作材料和工艺等看来“无关宏旨”的外在形式和细节方面,也亲自指授,可谓处处体现出皇权至上的设计理念。
《四库全书》外观设计采用四色包背装的形式,乾隆在《御制诗五集》卷十七《文津阁作歌》中对四色的哲学内涵和文化渊源进行了阐述,诗曰:“浩如虑其迷五色,掣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如乾四德岁四时,各以方色标同异。”其自注曰:“全书经史子集,浩如渊海,检阅非易,因饬装册面页,分为四色,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红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至于《四库全书总目》,由于“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故专“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乾隆以经史子集封面分别对应春夏秋冬颜色,体现了古人追求自然界与人世间的和谐统一,在知识生产与阅读生活中自觉地寻求自身与外界自然的契合—天人合一。颜色的选择又与中国传统的“五行”、“五色”、“五德”观念相关联,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和深厚的哲学内涵。“五色”即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东方属木,代表春天,配青色;南方属火,代表夏天,配红色;西方属金,代表秋天,配白色;北方属水,代表冬天,配黑色;中央属土,配黄色。经为群籍之首,用东方的青色来标经部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炙,用南方的红色来标史部;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用西方的白色来标子部;集部为诗词歌赋荟萃,类似冬藏,用北方的玄色即黑色来标集部;《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在《四库全书》中处于提纲挈领的地位,以中央之土所代表的黄色来标示。
《四库全书》这样大规模地抄写,是为了标榜乾隆朝的综合国力和皇家修书的庄严敬谨。其内文的纸张、版式、字体、钤印等设计都是在严格的礼制和有限的空间内,按照实际的需要和审美视觉效果进行的,目的是彰显皇家修书华贵典雅、富丽堂皇的特点,并显示出严格的等级差别,因此成为中国古代书籍设计史上的典范。
内廷四阁《四库全书》是供内廷陈设和皇帝阅览的,因此选用纸色洁白、质地坚韧的浙江上等开化榜纸。考虑到实际翻阅功能而采用了比较适中的开本,全书高31.5厘米,宽20厘米,版心高22.3厘米,宽15.3厘米,为了体现内廷修书的尊严,比当时通行的书籍开本要略大一些。江南三阁藏书选用太史连纸,以区别于内廷四阁。开本也比北四阁全书略小,全书高27.6厘米,宽17.2厘米,版心高20.7厘米,宽13.9厘米,显示了严格的等级差别。书页统一印制直行红格,名叫“朱丝阑”。每半页8行,每行21个字。有注的地方,每竖格里是双行小字。每种书前先写提要,次写正文,全书通常书页从右向左翻阅,文字的排列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内文的书写字体均采用标准的馆阁体。
中国古代书籍中的插图设计始于唐,发展于宋,至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各种技术已臻成熟。《四库全书》还收录了图文并茂之佳作将近40部,其中精致的插图都是由专业的绘图大师根据历史文献,按图或实物精心摹绘的。乾隆曾在进呈书中见到过顺治二年(1645年)著名畫家萧云从为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的楚辞作品《离骚》《九歌》《天问》等所绘的插图本,认为其合古人左图右书的深旨,于是下令四库馆绘图分校官门应兆在萧云原作的基础上临摹补绘,纂成《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古代在官方文件或书画、书籍上面加盖印章,其意义在于表明所属者对加盖印章之物的拥有权、使用权或认可。乾隆皇帝在书画中印玺,与他的政治态度、文化修养、文人情趣是紧密相连的。《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并御览完成的,他为各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专门制作了16方玉玺。每册书于正文首页前半页顶格居中和末页后半页顶格钤印。北四阁全书首页分别盖“文渊阁宝”、“文溯阁宝”、“文源阁宝”、“文津阁宝”印。其中文源阁还加盖“古稀天子”印。文渊、文溯全书末页各盖“乾隆御览之宝”印,文源阁全书盖“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文津阁全书盖“避暑山庄”和“太上皇帝之宝”印。而南三阁全书则均在首页盖“古稀天子之宝”印,末页盖“乾隆御览之宝”,同北四阁相同,而没有单独的阁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首页盖“摛藻堂”印,末叶盖“乾隆御览之宝”和“摛藻堂全书荟要宝”印。《四库全书荟要》的“乾隆御览之宝”印为朱文椭圆形,和北四阁的朱文方形不同。由此可见,乾隆对《四库全书荟要》的重视程度最大,北四阁次之,南三阁最小,在全书的盖钤印上也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各阁的朱文方形玺,篆书字体横平竖直,格局规整、字体稳健,以宽边入印,体现了乾隆皇帝的九五之尊,因而彰显了宫廷修书的皇家尊严。各阁全书的不同钤印,既可用作识别各阁《四库全书》独特的标志,成为人们称呼《四库全书》时冠以阁名的依据,同时印鉴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增加了书籍鉴赏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装帧设计,采用了绢面纸捻压钉包背装。包背装是将书页向外对折,用纸捻于书页空白边穿订,然后前后连脑裹书衣。用华贵典雅的绢面做封面,增强了封面和内部宣纸书页的亲和力,还有利于翻阅,便于存放和抽取。全书采用上等木质函盒,函盒朝前开口,垂直插在口边槽中的面板可向上抽拉。每若干册书置入一函,书册平放且书口朝外,衬以夹板,束之绸带,方便抽取,同时也减少了书册与函套之间的摩擦。函盒面板用馆阁体刻写阴文“钦定四库全书”,“第××函”、部类、书名。匣面上所刻文字和绸带的颜色,由内部所存部类书籍的颜色决定。经部漆成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黑色。既含蓄典雅,又富有变化,即使远观,仅凭颜色也能辨识书册的部类。
一部涵括先秦至清前期2000多年的重要典籍,收书3460余种、36000余册的煌煌巨著,保存首先是一个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思虑周全的乾隆帝早就未雨绸缪。1774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刚开始编撰的第二年,在皇帝的规划下,位于承德皇帝行宫、专门为《四库全书》量身定做的文津阁开始动工,第二年完工。其他三阁,位于圆明园内的文源阁、位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和位于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先后建造。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来追加抄写的3部全书则陆续送往镇江、扬州和杭州。三处原有的藏书之地被赐名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这就是著名的“江南三阁”,也称“南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