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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写的《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四册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笔者拜读了第四册，受益匪浅，获得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同时，笔者也发现围绕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此书在一些史实的准确性方面存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不揣冒昧，以求教于前辈。
一、关于“小民革”问题
《我的编年故事》中说，可能在1949年9月上旬，胡乔木和作者谈了一次话，对他说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哲学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因而需要成立若干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胡说：“要成立的新政治学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组织，而是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国民党党员中，以王昆仑为代表的‘小民革’。因为民主党派中已经有了‘民革’，不好再安排另一国民党派系，因而只好成立这个新政治学会，好让王昆仑有出席新政治协商会的资格。”后来在他得到与会人员名单后，作者回顾说：“注意到胡乔木告诉我的、我按照他的要求去成立的新政治学会没有算数。王昆仑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阅读上述文字，感到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看，这段叙述与历史事实都有些出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在二十三个参加筹备工作的单位中，国民党民主派中除“小民革”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都名列其中，王昆仑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之一。因此，不存在“已经有了‘民革’不好再安排另一个国民党派系”的问题，也不存在要通过9月上旬成立新政治学会，“好让王昆仑有出席新政治协商会的资格”问题。另外，于老那句“王昆仑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是令人费解的，因为事实上这一组织早在1945年10月28日便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并正式成立了。(《民革党史简明读本》，团结出版社，第23页)
那么，“小民革”究竟为何没有被邀请为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单位呢?关于这个问题，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说明。他说：“这二十三个单位的数目，还是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哈尔滨的时候商定的(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作者注)。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当时我们确定：筹备会由提出‘五一’口号的中国共产党来发起，而赞成这个口号的，或在文电中表示过或经协商过的，都被邀请来参加筹备会。这是有团体、有组织的。”“但是在进行时不能不考虑当时有的团体在某种情况下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还希望那个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所以当时就没有邀请。”他举了九三学社和“小民革”的例子。在讲到“小民革”时说：“这个组织是在国民党大后方统治最严的时期成立的，由王昆仑、许宝驹诸先生领导。那时他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各主要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甚至于在立法院、某些军事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因此我们期待他们继续在那里起作用。”很清楚，“小民革”之所以没有被邀请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单位，其原因是1948年11月这一组织仍在进行秘密工作，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此外，周恩来还作了两点解释：其一，“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二十三个单位已经协商很久了，又考虑到这两个团体——九三学社、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作者注)的领导人物，如九三学社的许德珩先生等也都参加了其他单位，所以这两个单位在筹备会议中就不再邀请了，留待正式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再来邀请。”其二，“当时协商，九三学社打算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而民主革命同盟这个组织本身也打算改建为学术团体(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会)，这就可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0页至172页)。
据王昆仑、王炳南、屈武写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记载，“小民革”于1949年9月17日在北平宣告结束后，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会(会长是林伯渠，副会长是陆定一、王昆仑、高崇民、钱端升，秘书长是阎宝航)；其成员中有三十多人分别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当选代表，参加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笔者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原“小民革”成员王昆仑、许宝驹等人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阎宝航、吴觉农、侯外庐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代表。由此可见，“没有算数”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
二、关于“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代表
《我的编年故事》中提到：“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用的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名义，其中领衔的是陈伯达，一共15人，他们是陈伯达、陈绍禹、范文澜、钱俊瑞、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还有两个候补代表李木庵和胡绳。”15名正式代表的说法没错，但这里却列了16人。笔者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发现钱俊瑞应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代表。
三、关于何时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按《我的编年故事》所说，是在1949年9月21日举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改称的。这一说法也不够准确。1949年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已开始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随后，周恩来把这一意见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得到常委们的赞同。毛泽东也曾就这一名称问题。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行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到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正式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第561页)。
四、关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是否讲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那一天，作者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是那天讲的。”
应该说，同样的记述，常常出现在写开国盛事的各种历史特写、纪实文学之中，乃至出现在一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但这在历史的细节上，是不完全准确的。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写过《开国盛事的三个细节》一文，作了考证和纠误。他指出，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开幕词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名言而为全国人所铭记，而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把开国盛事的两个情节凝缩到一个场景上来，这是属于艺术想象力和感染力的描写，但并非历史真实。除此之外，毛泽东原话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民”，强调的是民族立场，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原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篇讲话时，给没有标题的文章拟了一个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改正了这个错误，新拟的标题用了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在忠于历史真实细节基础上的改进。(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7页－19页)
最后，想谈谈对回忆录写作及出版的看法。近几年许多老同志亲自动笔写回忆录，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记得1980年茅盾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序中说过：“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这是应该倡导遵循的严谨科学写作方法。然而，目下有些回忆录，可能大多凭记忆写成，因而在史实的真实性、准确性方面容易产生偏差。老同志写回忆录，最好配有助手，协助做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等工作；与此同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尽力把好关也很重要，这样可尽量减少不应有的有违史实细节的“缺陷”。
(作者单位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一、关于“小民革”问题
《我的编年故事》中说，可能在1949年9月上旬，胡乔木和作者谈了一次话，对他说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哲学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因而需要成立若干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胡说：“要成立的新政治学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组织，而是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国民党党员中，以王昆仑为代表的‘小民革’。因为民主党派中已经有了‘民革’，不好再安排另一国民党派系，因而只好成立这个新政治学会，好让王昆仑有出席新政治协商会的资格。”后来在他得到与会人员名单后，作者回顾说：“注意到胡乔木告诉我的、我按照他的要求去成立的新政治学会没有算数。王昆仑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阅读上述文字，感到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看，这段叙述与历史事实都有些出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在二十三个参加筹备工作的单位中，国民党民主派中除“小民革”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都名列其中，王昆仑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之一。因此，不存在“已经有了‘民革’不好再安排另一个国民党派系”的问题，也不存在要通过9月上旬成立新政治学会，“好让王昆仑有出席新政治协商会的资格”问题。另外，于老那句“王昆仑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是令人费解的，因为事实上这一组织早在1945年10月28日便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并正式成立了。(《民革党史简明读本》，团结出版社，第23页)
那么，“小民革”究竟为何没有被邀请为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单位呢?关于这个问题，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说明。他说：“这二十三个单位的数目，还是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哈尔滨的时候商定的(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作者注)。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当时我们确定：筹备会由提出‘五一’口号的中国共产党来发起，而赞成这个口号的，或在文电中表示过或经协商过的，都被邀请来参加筹备会。这是有团体、有组织的。”“但是在进行时不能不考虑当时有的团体在某种情况下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还希望那个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所以当时就没有邀请。”他举了九三学社和“小民革”的例子。在讲到“小民革”时说：“这个组织是在国民党大后方统治最严的时期成立的，由王昆仑、许宝驹诸先生领导。那时他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各主要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甚至于在立法院、某些军事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因此我们期待他们继续在那里起作用。”很清楚，“小民革”之所以没有被邀请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单位，其原因是1948年11月这一组织仍在进行秘密工作，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此外，周恩来还作了两点解释：其一，“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二十三个单位已经协商很久了，又考虑到这两个团体——九三学社、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作者注)的领导人物，如九三学社的许德珩先生等也都参加了其他单位，所以这两个单位在筹备会议中就不再邀请了，留待正式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再来邀请。”其二，“当时协商，九三学社打算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而民主革命同盟这个组织本身也打算改建为学术团体(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会)，这就可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0页至172页)。
据王昆仑、王炳南、屈武写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记载，“小民革”于1949年9月17日在北平宣告结束后，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会(会长是林伯渠，副会长是陆定一、王昆仑、高崇民、钱端升，秘书长是阎宝航)；其成员中有三十多人分别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当选代表，参加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笔者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原“小民革”成员王昆仑、许宝驹等人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阎宝航、吴觉农、侯外庐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代表。由此可见，“没有算数”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
二、关于“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代表
《我的编年故事》中提到：“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用的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名义，其中领衔的是陈伯达，一共15人，他们是陈伯达、陈绍禹、范文澜、钱俊瑞、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还有两个候补代表李木庵和胡绳。”15名正式代表的说法没错，但这里却列了16人。笔者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发现钱俊瑞应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代表。
三、关于何时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按《我的编年故事》所说，是在1949年9月21日举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改称的。这一说法也不够准确。1949年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已开始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随后，周恩来把这一意见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得到常委们的赞同。毛泽东也曾就这一名称问题。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行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到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正式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第561页)。
四、关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是否讲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那一天，作者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是那天讲的。”
应该说，同样的记述，常常出现在写开国盛事的各种历史特写、纪实文学之中，乃至出现在一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但这在历史的细节上，是不完全准确的。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写过《开国盛事的三个细节》一文，作了考证和纠误。他指出，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开幕词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名言而为全国人所铭记，而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把开国盛事的两个情节凝缩到一个场景上来，这是属于艺术想象力和感染力的描写，但并非历史真实。除此之外，毛泽东原话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民”，强调的是民族立场，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原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篇讲话时，给没有标题的文章拟了一个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改正了这个错误，新拟的标题用了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在忠于历史真实细节基础上的改进。(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7页－19页)
最后，想谈谈对回忆录写作及出版的看法。近几年许多老同志亲自动笔写回忆录，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记得1980年茅盾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序中说过：“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这是应该倡导遵循的严谨科学写作方法。然而，目下有些回忆录，可能大多凭记忆写成，因而在史实的真实性、准确性方面容易产生偏差。老同志写回忆录，最好配有助手，协助做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等工作；与此同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尽力把好关也很重要，这样可尽量减少不应有的有违史实细节的“缺陷”。
(作者单位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