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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其中代表人物，其思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其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基础、批判指向和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进行说明，阐述了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物质变换断裂、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一、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的开启：物质变换断裂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探讨生态危机根源进而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意味着如何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两者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前提性问题。西方一些绿色思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它过分强调生产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思想是对立的。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生态学思维方式，只不过是这些理论尚未被挖掘出来，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关注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但是，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其理论中一直关注自然，因此与生态学并不完全对立。由此，福斯特把人类、自然以及和环境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梳理，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思维具有内在一致性。福斯特不满于将生态绿色理论直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因此“福斯特才从头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義自然观和历史观。”
福斯特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种‘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正是这个“新陈代谢的裂缝”使得马克思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类和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被历史学家所称之为‘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以及与之相连的农业危机，因而使他能够对环境恶化进行批判，而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多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危机的批判上。“物质变换”原指同呼吸相关的生命体内的物质交换，是由德国生理学家希格瓦特于1815年提出的;后来，李比希发挥了这一概念的含义，以资本主义农业及其存在的问题为背景，赋予物质变换概念农业化学和生理学的含义，可指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中的物质交换和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将李比希的物质变换概念从生物和生理学领域引向哲学领域。而福斯特则结合马克思对“物质变换”概念的使用，从生态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揭示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物质变换作用;二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生态还是社会意义，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既反映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自然的异化。福斯特还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求交换价值（也就是利润），而不是为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服务，这种需要对生产来说才是目标、目的。由此而引起的极端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是异化的、被剥夺的、没有尊严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对大多数的人的否定——形成了一种像断层线一样贯穿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始终关注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生态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与生态学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理论批判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与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福斯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
首先，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来看，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实现经济增长。这不仅会导致穷人会破坏自然生态以寻求生存;而且因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没有限制的，这就会导致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会与有限的生态系统产生矛盾。同时，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注重短期投资回报，必然会忽视对生态环境的长期规划，但是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恢复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其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主要表现为由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资本拥有者和绝大多数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组成，为追求利润，企业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会投入大量财富进行技术革新扩大生产规模，但这种生产方式过于依赖能源和资本，它总是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加快产出流程以获取利润。但产品的不断产出意味着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不断消耗。在福斯特看来“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冲突。”由此可见，资本的逐利性本质就决定了与生态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社会生态正义
福斯特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一种以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为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将环境正义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
福斯特从现实社会的当下出发，论证了生态运动与阶级斗争联盟的必要性，指出目标单一的环保主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削弱了生态运动的力量而使其遭遇巨大挫折。福斯特指出当前情况下，受益最多的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的资本的拥有者不愿意改变现状，因此抵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只能是来着社会下层的公众。而获得公众力量的前提则是将生态问题与经济公平问题捆绑在一起。针对之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性的分析，福斯特指出，“只有重视和解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双重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远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因此，环境正义运动要与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要通过激进的环境革命和社会革命，破除建立在以下层劳动者和自然为代价的国家同资本的合作关系，建立一种崭新的民主化国家政权同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人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 福斯特将对生态危机批判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倡导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运动的内在联合才是解决之道，以期将生态运动等当代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结语
在风险社会的当下，生态危机成为了全球性问题，“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对合法性、财产和利益的威胁与对现代化风险的认知相联系的，是生态的贬值和剥夺……以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的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家协议的制度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风险社会。”在生态风险日益严重的今天，中国亦不能独善其身。
中國共产党作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一直坚持与自然和谐共处，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2015年10月，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的高度，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且目前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一方面，我国虽是资源大国，但资源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且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长时间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过快，这就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即便经济在朝着高质量发展转型，但生态环境仍需要恢复的时间。因此认真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挖掘其理论的宝贵资源，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结合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重要意义，让人民群众自觉自发的做到爱护环境保护生态。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著，慎之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
[2]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锋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4]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宋兴无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7]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
关键词：物质变换断裂、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一、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的开启：物质变换断裂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探讨生态危机根源进而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意味着如何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两者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前提性问题。西方一些绿色思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它过分强调生产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思想是对立的。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生态学思维方式，只不过是这些理论尚未被挖掘出来，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关注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但是，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其理论中一直关注自然，因此与生态学并不完全对立。由此，福斯特把人类、自然以及和环境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梳理，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思维具有内在一致性。福斯特不满于将生态绿色理论直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因此“福斯特才从头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義自然观和历史观。”
福斯特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种‘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正是这个“新陈代谢的裂缝”使得马克思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类和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被历史学家所称之为‘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以及与之相连的农业危机，因而使他能够对环境恶化进行批判，而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多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危机的批判上。“物质变换”原指同呼吸相关的生命体内的物质交换，是由德国生理学家希格瓦特于1815年提出的;后来，李比希发挥了这一概念的含义，以资本主义农业及其存在的问题为背景，赋予物质变换概念农业化学和生理学的含义，可指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中的物质交换和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将李比希的物质变换概念从生物和生理学领域引向哲学领域。而福斯特则结合马克思对“物质变换”概念的使用，从生态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揭示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物质变换作用;二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生态还是社会意义，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既反映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自然的异化。福斯特还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求交换价值（也就是利润），而不是为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服务，这种需要对生产来说才是目标、目的。由此而引起的极端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是异化的、被剥夺的、没有尊严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对大多数的人的否定——形成了一种像断层线一样贯穿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始终关注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生态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与生态学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理论批判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与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福斯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
首先，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来看，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实现经济增长。这不仅会导致穷人会破坏自然生态以寻求生存;而且因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没有限制的，这就会导致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会与有限的生态系统产生矛盾。同时，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注重短期投资回报，必然会忽视对生态环境的长期规划，但是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恢复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其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主要表现为由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资本拥有者和绝大多数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组成，为追求利润，企业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会投入大量财富进行技术革新扩大生产规模，但这种生产方式过于依赖能源和资本，它总是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加快产出流程以获取利润。但产品的不断产出意味着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不断消耗。在福斯特看来“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冲突。”由此可见，资本的逐利性本质就决定了与生态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社会生态正义
福斯特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一种以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为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将环境正义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
福斯特从现实社会的当下出发，论证了生态运动与阶级斗争联盟的必要性，指出目标单一的环保主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削弱了生态运动的力量而使其遭遇巨大挫折。福斯特指出当前情况下，受益最多的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的资本的拥有者不愿意改变现状，因此抵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只能是来着社会下层的公众。而获得公众力量的前提则是将生态问题与经济公平问题捆绑在一起。针对之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性的分析，福斯特指出，“只有重视和解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双重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远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因此，环境正义运动要与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要通过激进的环境革命和社会革命，破除建立在以下层劳动者和自然为代价的国家同资本的合作关系，建立一种崭新的民主化国家政权同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人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 福斯特将对生态危机批判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倡导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运动的内在联合才是解决之道，以期将生态运动等当代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结语
在风险社会的当下，生态危机成为了全球性问题，“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对合法性、财产和利益的威胁与对现代化风险的认知相联系的，是生态的贬值和剥夺……以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的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家协议的制度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风险社会。”在生态风险日益严重的今天，中国亦不能独善其身。
中國共产党作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一直坚持与自然和谐共处，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2015年10月，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的高度，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且目前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一方面，我国虽是资源大国，但资源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且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长时间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过快，这就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即便经济在朝着高质量发展转型，但生态环境仍需要恢复的时间。因此认真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挖掘其理论的宝贵资源，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结合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重要意义，让人民群众自觉自发的做到爱护环境保护生态。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著，慎之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
[2]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锋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4]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耿建新，宋兴无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7]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