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事实之前，先该研究历史作家”（《历史论集》，卡尔著，王光译，17页），这句话讲得很好，不认识历史学者，怎么可能了解他们写出来的历史呢？历史虽然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但没有历史家或历史工作者的努力，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已经逝去的过去呢？我们既然想要对过去有所认识，那就应该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
　　钱穆先生是近代史学大师，成就卓著，他是怎么研究过去的呢？在《先秦诸子系年》及《庄老通辨》的“序”中，他对于自己的治史方法，均有所说明。他既强调博综，就是博采文献记载，又强调会通，即参照各家，融会贯通，如他所说：“片言只字，冥心眇索，曲证旁通”，冀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释，以认识过去。这样的方法，可以说是绵密深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不过，这里只想把钱先生思考历史问题时用过的一个方法，稍做说明，提供给想要读点历史，或有志研究历史的朋友参考、效法。
　　钱穆先生写文章，就像讲课一样，有意无意之间，把自己的方法与心情都写了出来，我们读来觉得分外亲切。在钱先生的史学论述中，我们可以一再看到“微窥而知”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的出现，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确实可靠的证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做出判断。钱先生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尽管确实证据、直接证据不多，甚至没有，我们还是可以经由此事的时代气氛、思想脉络、人物心情等各方面的深刻认识而加以判定。
　　钱先生曾在文章中说道：“贵于心知其意者之能微窥而知也”、“此虽未有确证，要可微窥而知也”，从这样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吾人之所以需要“微窥”是由于缺少“确证”，不能因为确证不足就不做进一步的认知。相对而言，若能掌握住思考的要点，即使证据有限，也能得出有价值的看法。再者，“微窥”之所以有其功能，主要在于“心”的作用，也就是“心知其意”。“心”的作用是一种认识，也是一种感受，或用“史识”一词，也能表达相同意思。钱先生非常重视“心”的能力，而且明白表示，此项能力来自学养。
　　确证有限，表示证据不多，不能充分证明，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连缀起若干不够直接的资料依据，可以借由“微窥”而有所论断。如果更进一步，资料证据几乎全无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就此打住，不能有所申论吗？还是可以将“微窥”的功夫更加延伸，即使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仍然不妨提出看法？钱先生似乎偏于后者。他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中，对于门第所反映的时代风尚、人物心情做了十分深入的探讨，阐释精微，论述明畅。其中，有两段话是这样写的：“故知当时人此一种风流自赏之精神，其意兴所属，最先即在家门之内，子弟即其最直接之对象。此种心情，若难具体求证，然宜可想象而得。”“上所揭举，实可指出魏晋南北朝人之人生理想与人生情趣以及其精神向往之一面，于考论当时历史文化者所當着眼，而尤贵能深切体会，不能专尚事证。”这里可以看到，钱先生显然是重“想象”与“体会”不强调“事证”的绝不可无。当然，所谓“想象”与“体会”皆是熟读当时的典籍记载，博观通览，冥想细思，如身临其境之后的领悟。钱先生在该文的起始部分，对于当时佛教与四部的典籍情况有所评述，指出其特点与意义，可以说是为其后之“想象”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依据。这也可以说明，钱先生并不忽视证据的重要，他绝不同意“证据不足，妄言论说”；这与他所赞同的“心知其意，微窥而知”，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了解一个时代的特有风气、人们心情、思想观念等等，钱先生往往以“知人论世”来表示。“知人论世”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及，也是他思考问题的重点所在，甚至可以说是他思考时的主要架构。人物心情反映出时代风气，展现了时代特色，钱穆先生在这方面体认深刻，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我们阅读钱先生的学术论著，可以看到他在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方面，十分用力，简单归纳，约可分为三个取向：一是从某些素为当时人们所重视的小故事中，推想情景；二是从文人学士的著作中，了解其心情，说明其意义；三是从文学作品中，体会作者的心境以及所反映的世运兴衰。这几类的资料，比起正史的记载，丰富多姿，更可以带领我们认识人们的内心活动与时代的特有氛围。
　　钱穆先生对于人物内心与时代风气的深入了解，是他治史的“卓识”。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这样的“卓识”，也就是极其敏锐的思考、领悟能力，是怎样取得的？钱先生天资极高，这是后人不可学的，那么他的“卓识”是学不来的还是可学的呢？我想，答案应是后者，钱先生已指示了一条后人可以依循效法的为学之路，那就是钱先生的读书得法，而其方法主要得自朱子。朱子读书，不求广博，但求深刻，而且要一再思考，提升自己的辨析领悟能力。用朱子的话来说，就是“熟读精思”，也就是“精心”。在《朱子语类》的《易经》部分，有一条记载，朱子说：“某少时看文字时，凡见有说得合道理处，必要看得他透彻。今之学者多不如是，如何？”可知朱子读书与一般人不同，非常重视思考，合道理的，就要把精微的道理弄得清楚明白。钱先生重视朱子的读书法，曾撰文特加推荐，想来他自己也是从中得益甚多；我们在其论著中随处可见极其敏锐的辨析描述，溯其渊源，应在于此。举例来说，钱先生在《正蒙大义发微》一文中，举出朱子、高攀龙、王夫之的注释，逐条加以分辨，这里高攀龙讲得好，这一条王夫之解析极明，这里朱子的说法，初看颇合横渠（张载）原意，细味仍是朱子意见。一个观念、一个辞语，细加辨析，这就是钱先生能够“冥心眇索，曲证旁通”的功力所在。钱先生精研朱子，撰有《朱子新学案》，既有宏扬朱学之大愿，也有要后人多多学习朱子思考功夫的深意。
　　浅见以为，钱穆先生示范了，同时也是指示了一条治史的道路。那就是在经典上，特别是在学术思想的典籍上痛下功夫，目的不是掌握知识的广度，而是在深度上训练自己的思考能力，这就是朱子所说的“精心”，或钱先生所说的“深心”。有了敏锐的思考能力，看资料、想问题才能深入堂奥，才能了解古人的内心世界，才能够提出精彩的论断。
　　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的典籍上多下功夫，弄懂每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思考能力的最好训练，与阅读外国理论、外国哲学一样，可以得到同样的好处，如果学习中国历史，好处或许还要多一些。历史是一门重思考的学问，不是一门重记忆的学问；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既是学习这一门知识可以得到的好处，也是从事这一门学问必须具备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