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你读过朱天心的《击壤歌》，就会像我一样，对台大有莫名的向往：“穿着睡衣拖鞋坐末班公交车，在大雨中跳探戈、华尔兹，走罗斯福路一秒不停地运球回家，依在台大的尤加利树下，看附中男孩投篮……”
　　 从桃园机场坐大巴，终于抵达台大的刹那，我摇下车窗，和低矮却精致的校门悄悄打了个招呼：“虽然第一次见，但是久仰了呢。”
　　 这座城市和这扇校门，在情歌里循环浮现过，在小说里频频闪现过，在李宗盛和张艾嘉们的回忆里出现过，在三毛和白先勇们的叙述里出现过，在我的青春期里从没消散过。
　　 多年之后，当我想起台大，首先想到的会是每周周五。这天只有一节课——《世说新语》。因为是十点的课，我可以慢悠悠地起床，去一家两代人经营的小吃铺子，买两个水煎包，然后背着两本厚书，提前半小时到教室——这种“大热”的课，通常要早点到才能占到好位置，稍不留神，就只能坐在台阶上将就两个小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板书却狂放不羁的老师准时出现，讲“竹林七贤”的道德才情，讲古代贤士的进与退，也偶尔谈及自己的留学经历。在台大，我选修的课多是通识课或者概论课，难度算不上大，但这些课程给我的收获，远胜过那些熬夜写报告的课。
　　 一天我在微博上发了白先勇先生讲解《红楼梦》的照片，底下一片艳羡，有人问是不是公开讲座，次数多不多，能不能要一个签名……问得那么紧张，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只是一节寻常的文学课。
　　 白先勇先生常年穿一件长袍，脸上常带笑意，讲话慢条斯理。他讲《红楼梦》，有本系必修的学生，也有外系旁听的同学，甚至有烫着卷发的中年阿姨，人挤得密密麻麻，却井然有序，一排排坐过去，没有人拿书占座，也没人不停拍照。台大有天生的消化一切吓人事实和名头的能力，再享誉华人文坛的大家，到了台大，也不过是一位尽心教学的老师。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随处可以撞见的大师，还有台大学生的礼貌和尊重，不管是什么大咖级的人物——包括为选举前来拉票的柯文哲，大家求合影时也仍然是按序排队，没有拥挤。学生们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和大师们谦逊的态度相呼应，构成了台大校园里独特的人文景致。
　　 台大课程很少，于是我有了大把的时间拿来读书、闲逛以及自娱。
　　 早晨睡到自然醒，我起床去楼下厨房煎一个荷包蛋，边煮软糯的粥边做听力训练，然后在台北没完没了的晴好天气里，伸一个懒腰，跟素不相识的、来自另一个大洲的交换生打个招呼。
　　 十点的光景，我会穿过长长的椰林大道，去图书馆里享受毫无目的的阅读时光。图书馆大概是台大最高的建筑，在一群低矮的日式建筑群里，显得格外气派——鹅黄色的砖墙上，有岁月留下的轻盈痕迹;古希腊式的廊柱，让人想起肆意争辩的哲人们;对称的结构，则让它具备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严谨。一钻进图书馆，所有的时光就都属于我自己了——有时我拿一本《纽约客》或者《新新闻》，窝在沙发里，放着轻音乐看书，消磨散漫的时光;有时我选择挑战难度，故意挑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艰难又愉快地啃——台大图书馆很安静，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噼里啪啦”地打扰别人。
　　 也有很多时候，我什么也不想，手捧一杯热咖啡，漫步在醉月湖边，或者徜徉在草坪上。台湾大学有一座著名的傅钟——以傅斯年先生的姓氏命名，每天只敲23下，这是为了提醒学生们，要留一个钟头的时间，用来思考和追问。所以，我原谅了自己的走神，原谅了自己飘忽的思路，原谅了自己时常对着美轮美奂的台大发怔。
　　 毕竟，这年我二十岁，这是我最好的时光，遇见了最美的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