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60%，总体上实现了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但细分到城市、乡村两个部分来看，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城市中“半城镇化”问题突出，仍有两亿以上的农民工家庭无法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另一方面，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刚起步，集体资产确权、农村公共投资机制、农村住房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制约着乡村现代化步伐。
　　新世纪以来，国家着力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乡村地区面貌得到较大改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以成都三圣乡“五朵金花”为代表，通过“产业驱动、多村联动”实现了乡村产业升级，村庄以就地改造为主；第二种以河南新乡为代表，通过“合村并居、产城融合”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第三种以浙江安吉为代表，通过“特色挖掘、内生发展”建设“美丽乡村”，激发村庄持久永续的发展活力。
　　经过十五年持续投入，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极大改善，部分地区村容村貌也得到较大改观。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进城仍是主流，空心村问题依然愈演愈烈，大量村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城乡融合发展”破解二元化藩篱，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近期，新《土地管理法》放开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鼓励工商资本到乡村发展，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我们可以预期，新时期的农村社区不仅是现代化的农民家园，更是城乡共同投资的热土、城乡共同分享的乐土。
　　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需要改变以村庄个体为单元的乡土中国模式，建立以乡镇为单元的城乡中国模式。具体而言，即在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下，以“公共服务均等、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以乡镇为单元，设定最低门槛（如5000人）将一个或几个行政村统筹划定为乡村社区群落。在一个乡村社区群落中，区别中心社区和外围社区，制定差异化的财政投资、土地管理、住房保障、社会服务等政策体系，鼓励人口由外围社区向中心社区的迁移和集聚。在中心社区内统筹政府、集体、企业及个人资金和项目，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礎设施，提供多样化的乡村住宅产品，满足不同来源、不同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生活和消费需求。在外围社区，减少或停止政府投入，冻结新增宅基地和农村住宅翻建，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扶持和资金奖励等，鼓励宅基地跨村流转和农宅异地翻建，实现人口向中心社区的自主集中。我们相信，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稳定，再经过15年的持续推进，乡村社区群落模式一定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