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1936—2015），福建连城人，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文艺学理论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培养出大批学者、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都曾經是他的学生。 ——编者
　　母亲来过北京两次。一次在1963年，一次在1981年。第二次来北京时，原说好起码要住一年的，但只住了一个多月就受不了啦。她对我说：“我整日这样吃喝，却没有人给我说话，这不是让我坐禁闭吗？”拗不过她，在决定返回故乡前，我问她还有什么心愿？她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我想要—个会画的人照我的样子给我画一张像。”
　　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她身后的“位置”问题。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不过我给她的建议是去照一张相，然后放大。她很愉快地就同意了。
　　几天后，我爱人把放大的近两尺见方的大照片取回来了，照片好极了，用光很有层次，构图恰到好处，母亲的脸绽开了微微的笑，像那含苞的花，看起来比现实的她年轻多了，而驼背更照不出来。我跟我爱人想，母亲定会满意。
　　母亲戴上眼镜，看着，开始还露出满脸的笑容，突然她收起了笑容，问我们：“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我吓了一跳，看完大笑起来，说：“妈，这是艺术性的处理，照相师照这张相片时有一个角度，你懂透视的方法吧？喏，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我也只有一只耳朵……”
　　母亲说：“什么‘豆豉’不‘豆豉’的，我不懂！反正我要两只耳朵！”
　　我叹着气：“是透视，不是什么‘豆豉’……”
　　母亲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只说：“少了一只耳朵，不好！我的那些孙子们，孙子的孙子们，要是问：我的这位奶奶为什么少一只耳朵？那不是太丢人了吗？”
　　母亲既然把问题上升到“丢人”的高度，那就必须重照。我爱人带她去找照相师，照相师哈哈大笑，态度极好，根本不要我们的钱就给重照了一张，并对我母亲说：“老太太，放心吧，这一回是有两只耳朵的。”我们给照片配上了一个镜框，她临离开北京时说，这回从北京带回去的东西中，最让她满意的就是这张照片了。
　　此后，我在讲美学理论过程中，有时就把母亲照相的故事加进讲课内容中。我的意思是：因为母亲缺少“透视”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
　　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们也会心地笑。但是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是对的。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
　　母亲诚然不懂什么“透视原理”，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深知那张照片将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画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画像融为一体。
　　（摘自《旧梦与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