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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到达四楼，打开，电梯对面就是404房，我手里拿着404房的钥匙。站在门前开门，幸好没有任何邻居过来打招呼。这里还有两个单元房，防盗门分别是深咖色和铁青的，像是两只大瓷猴子结伴蹲在那里，开着个缝的脏兮兮的窗户吹进来冷飕飕的风。我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屋子前环视四周的习惯，如果可以请让头顶的声控灯亮一下吧，或者从步行楼梯上噔噔噔跌下来一只黄色的兵乓球。打开404的房门之后，一道黑色半帘垂在入口小通道处，我在这里换了双棉拖鞋，上面是寿字纹，像是老人穿过的，一边换鞋一边叫“喵……喵”。
并没有猫出现。午后的阳光照耀在不远处客厅阳台改建成的特别高的榻榻米上，赵盐告诉我，猫的名字叫春哥，却是只母猫，刚刚做过节育，还有点儿胆小，如果喊它它不出现，我只管到二楼的卫生间去给它换上新的猫砂，添一些猫粮。春哥是只美短，我见过照片，包子脸圆嘟嘟的，很是可爱。我并不喜欢猫，也从未养过猫，喊它它不答应，对我来说，倒是少了个互相打招呼的负担。这是正月初五，朝阳公园还在搞盛大的庙会，是那种新型的、闹哄哄的庙会，参加庙会的人开来的车停满了整条街。你不能说北京的春天这就来了，也不能说它毫无迹象，似乎比正月之前，巨大的银杏树的芽梢就是略为鼓胀了一点点。
赵盐走之前，约我一起看了一场电影，还一起在影院边上的一家餐馆吃了北京春饼，春饼皮儿一整个笼屉端上来，其他的诸如酱肉、黄瓜、豆芽，放在一个个碟子里，你自己包着吃。她跟我详细说了最近的家庭变故，简单地说，她的丈夫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变成了前夫，他的东西都还在，没怎么搬走，但是手续办完了，人也不回家住了。我跟她前夫半熟不熟，见过一次面，那是我历经一年半的调动成功以后，请他们一家三口吃饭，也就是那次大家加的微信。他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除了在首博工作，还是个摄影爱好者，总是会拍一些城墙和树，以及光影重叠的街道，汽车尾灯聚合的长安街，一侧是明亮的前灯，另外一侧全是暗红的尾灯。他好像特别乐于记录这个城市的车水马龙和四季变迁。
本来，我和赵盐的交往也仅仅是泛泛之交，我给了她几张话剧票，她给了我几本他们社出的尤金·奥尼尔的话剧选集。赵盐跟很多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的編辑一样，知性、利落、说话一五一十。因为责编了奥尼尔的那套书，她对奥尼尔已经到达如痴如醉的地步，甚至会背他剧本中的一些经典段落。赵盐只跟我聊奥尼尔，所以，我们还不算是好朋友或者私人朋友。但我和赵盐也算挺聊得来的吧，偶尔半夜里，两人都失眠或者什么，会在微信上聊聊天，但她从未讲过自己的私事，我也从未问过。任何婚姻在进行的过程中，外人都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状况，任何婚姻在进行的过程中，你都无法预知它会不会像一只成熟的水果一样，从枝子上落下来。如果落下来了，是因为腐烂进程的催促，还是过路的鸟儿啄空了它的核？离婚这件事虽然很突兀，但也没有超过我的想象，也许，这个枝子，并没有柳枝那么柔韧。
赵盐特地开车来我住的小区门口，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我都没想到她会找我帮忙。天色已经很晚了，她摇下车窗的时候，里面是一张憔悴、惊惶的脸。我没敢和她多说话。她说自己要去南方散散心，连去哪里，也没有告诉我，但去散散心总归是件好事儿。
“去多久我也不清楚，孩子我放在我妈那边了，正好放寒假。”她还是在车窗里跟我说，我感觉她刚刚痛哭过， “我回来前会微信跟你说的，如果我还没回来，你就隔天去一下我家。”
从我的住处到她家，没有太远，三站6号线，再换一站14号线就到了。从农展馆南路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出来，向东走上那么一段时间，右手边就是这个小区。这个夹在棕榈泉国际公寓和公园大道之间的略为平淡无奇一些的小区，叫做丽景新园。整个小区里种满了银杏树，高大俊朗的树杈光秃秃的，可以想象开春后它们得有多枝繁叶茂。
他们的房子是多年前买的，现在看起来装修风格也没有过时。我喂完猫，浇完花，就跑到厨房去，在高处的柜子里找到了一袋越南速溶黑咖啡。我用热水壶烧了水，然后找了一只带把儿的大玻璃杯，冲了一杯咖啡喝。赵盐说，我想在她家里呆多久都行，可以晒晒太阳看看书。
我从书架上找了本画册，端着咖啡，爬到榻榻米上去坐着，午后的阳光真是酥松又温暖，隔着双层玻璃照进来的阳光像要把我通身都融化了，这让我想起自己多年前在佳木斯的家。我翻着那本《俄罗斯后印象派》的画册，不到十分钟就快翻完了，这时，门锁转动的声音传来，有人开了门进来了。
我喊了一声：“谁！？”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是我，老姜。”
我走到玄关转角处去看看到底是谁，赵盐的丈夫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些水果和吃的。他穿着一件正蓝的户外羽绒服，商标是白色粗体的拼音，就在左胸口，羽绒服是防水材质，硬挺，粗笨，他的个头不太能撑得起来。
“不好意思，我来帮赵盐喂猫的，你回来了？”
“哦，是我没打招呼，我听孩子说她出远门了，回来看看，没想到你在。”
“我差不多也该走了。”
“不用不用，我拿点东西就走，朋友要借我的网球拍，你呆着。”
我听他那么一说，也觉得急慌慌地走反倒显得尴尬了，就又回到榻榻米处坐下。他熟门熟路地去往厨房，打开冰箱，估计是要把水果放到冰箱里。
“她告诉你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吗？那些草莓，不能放太久。”
“她说不好说。”
“那要是她三五天内回不来，你就把草莓吃了吧。我过来的事，你能不能帮我跟她说一声？”
“草莓？可以。我会告诉她的。”
而后，他来到客厅，脱下羽绒外套放在那只巨大的布沙发上，从墙角拿出一把简易的梯子，打开，爬到书架上头，取下了满是灰尘的网球拍。他做一系列动作的时候，看着比上次见面吃饭的时候笨拙了一些，他似乎变老了，肚子上的肉更厚了，相比之下，赵盐保持着轻盈的身材——她简直弱不禁风。他去卫生间拿了一块湿布，回来擦拭那只装网球拍的黑色尼龙套子。 “这拍子，买回来后就用过一次，放在家里实在太浪费了。”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抽油烟机里传出来的，带着呼呼的风声。
除了网球拍，他还从书架上拿走了两三本很厚的书，展览图册的印厂样书，他还是个策展人。
他走后，我第一时间跟赵盐说了：她的前夫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留下了什么，拿走了什么，有必要让她知道。我给她发了一段微信，她过了一会儿回复说：“没事，他回来是合理合法的，他东西都还在呢。”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草莓的事，又觉得事情实在太小，不足一提，看起来像是大棚里的水果，也没什么好吃的。我把他扔在沙发扶手上的湿抹布拿到卫生间搓洗了一会儿，然后，拿着它回到榻榻米处。赵盐走前，把阳台的窗户留了一条缝，进了不少灰，榻榻米上摸起来略微有些脏，我用那块抹布把榻榻米擦了一遍。春哥始终没有出现，老姜刚才在的时候，也没出现。
从窗台上放的花盆来分析，她先是买了一盆绿萝，长势良好，叶子越垂越长，到处都是，她开始给它分盆，随意剪下几片叶子，就可以繁衍出一盆新的绿萝。现在窗台上摆满了这些绿萝，有几只玻璃瓶子也水培了绿萝，楼上楼下都是绿萝。当然了，二楼还有一大盆滴水觀音，以及天堂鸟。滴水观音的叶片阔绰，那上面也落了不少灰，我打了一盆水上去，把那些巨大的叶子一片片擦拭干净。
随着暮色渐渐像滴在清水里的一滴墨蔓延开，我离开了她的家。楼道里可以闻到邻居做饭的香味，有人在烧红烧带鱼，还有人好像是在做圆白菜炒饼，放了不少蒜，味道刺鼻。现实生活总是这么平淡无奇，现实生活并不会像一只沙漏，仅把黄金留给你。
我自己的住处是个朝北的单间，9.9平方米，北竹竿胡同一套两居室当中的一间。公共客厅空荡荡的，除了墙角有只报废的饮水机，一台冰箱，冰箱里多数时间一无所有。我的室友在附近银河SOHO的海南岛旅游地产公司上班，是个年轻的销售。她的男朋友在河北涿州上班，不常过来，她把男朋友圣诞节送的多层红绿色储物袋挂在门上，里面放满了过期的杂志，她会看《MILK》和《风尚志》。我和这个室友不太聊得来，这跟她两个耳朵上分别有四五个耳洞倒也没什么关系。这是我从杨文野家中搬出来后，能租得起的最靠近市中心的单间了，三千五百元，工资去了一半——税后工资扣完五险一金，只剩下七八千。我调进话剧院后，离上一波分房已有六七年，即便我和杨文野顺利再婚，也没戏，他已经分过了，给了前妻。
我对北京最熟悉的地方是和平里北街。到北京六年，大部分时间在那一带生活，菜市场，小卖店，餐馆儿，和平里北街是墨鱼身体当中的白壳，烈日之下像干燥的骨头一样白森森的，夜晚来临立刻暗淡无光，甚至消失于无形。六年前，我和杨文野铁了心离开各自的家庭，都是有孩子的家，我自佳木斯赴京，调动过程漫长又艰难，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我好歹手里有个“梅花奖”。
将六岁的女儿留在她父亲，也是我的前夫老赵那里，留在我们过去共同的家里，她在电话里大声哭嚎，喊“妈妈”，电话那头是佳木斯狍子肉一样冻得硬邦邦的冬季。我挂下电话时，感觉自己的五根手指都快冻断了。杨文野和我初识于一个烂烂糟糟的小剧组，他是男二号，我是女三号，从认识他那天起，我的世界就天旋地转、万箭穿心。
正月初六，从北竹竿胡同十平米不到的小单间里醒来，我望着外边虽然晴朗却和我没什么关系的天空，想起了赵盐家阳光朗照的样子，下意识地又出了门，带着最近的小剧场话剧剧本，准备去她家背台词。当我从14号线再度钻出来时，风恰如其分地向整个朝阳区吹来，天上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漏斗，属于我的金砂从天而降，我为自己有这么个舒服的去处而高兴。
四楼电梯对面，我比昨天略微轻车熟路地开了门，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般。屋里的空气似乎也没有昨天那么干燥，也许是通过风透了气的缘故。我喊着春哥的名字，先到了二楼，它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吃了一半猫粮，在猫砂盆里留下了几泡尿和两坨屎。看来春哥是真实存在的，她还挺能吃能喝能拉的。
我正在准备的话剧是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而我们将永不分离》，我能得到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原因是：跟剧中的女一号一样，我也是个四十来岁、患得患失、坐立不安的女人。
搬到那个逼仄的住处后，家里压根儿就站不开，我又不想在客厅背台词（不想让室友知道我其实是个话剧演员而非保险经纪人），赵盐家的客厅够大，我可以舒展开来。干这行多年，记性还是我的硬伤，只能靠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背台词。生过孩子后，不知道为什么，每句台词对我来说，更像软软的豆腐浸在温水里，怎么也不能成型。我害怕别人说我：“小地方来的，基本功不好。”或者说：“说到底是靠的男人。”
因此，这六年来，我每天都躲起来找地方用功。前几年跟杨文野住在一起，背台词得躲着他。他那时也不好好排戏了，一门心思走仕途，听到我嗡嗡嗡默诵台词，就说太阳穴扑腾扑腾跳。他也不和我对词儿，他得专心养一把紫砂壶。在一段开始的时候疯狂、后来转为悔恨和尴尬的关系里，你只能尽量像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样，让自己四蹄踮起，小心翼翼地呆在上面，而不是扑通一声跳下来。你心里在默默地倒计时，脚底板上的肉烫出滋滋的声音，烤肉的香味冒了出来，但你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赵盐家真是背台词的最佳风水地，阳光充沛，格局大气，还有挑高，屋里无论嗡嗡嗡还是沙沙沙，都是我一个人的天下。我像在台上一样，朗声念诵，想象着跟我搭档的男演员所做出的反应，举手投足都跟那里站着个看不见的对手戏演员一样，将我的心肝肺悉数交付给他。门突然开了，老姜走了进来，吓了我一大跳，我张嘴对着他，正比划着一个很夸张的姿势。
“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他讪讪道。
“我不知道你要回来。”
“我昨天发现家里马桶冲水的配件坏了，过来换一下，赵盐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换这些东西。”
“好，好。”
“我换完，再拿点东西就走了。” “没问题啊，这是你家。”
他急冲冲地上了二楼，春哥匆匆忙忙从楼上撞着他的小腿往下狂奔，她肥大的身体几乎要在楼梯上飞出去，他大叫了一声“春哥”。春哥下了楼立刻躲到书架底下，我趴到地上看她，发现书架底下全是灰，她的毛在里面也蹭得全是灰，她惊恐地瞪着我，一双黄褐色的大眼睛。我小声叫了她几声，打算去卫生间找拖把来拖干净书架下的那一溜地。老姜在楼上咔嚓咔嚓拆卸东西，他喘着气，可能蹲下、起身，对他已经是负担了。我找到了拖把，拖把上的棉条儿干到缩成一团，它曾经也是一团活物，只是在这隆冬失去了生命。就这样，老姜在楼上修马桶，我在楼下拖地，这个家庭在这一会儿恢复了正常运作。等他下楼，我问他喝不喝咖啡，我在柜子里发现的那一大包咖啡快要过期了，应该抓紧时间把它们喝完。他在厨房水池子那边，洗完手，自己动手泡了一杯。
而后，他坐到餐桌边上，我拖完地，坐在客厅那边的沙发上。
“你是？”他突然问。
“赵盐的朋友，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那次，你们家闺女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记得吧？”
“噢对，你是个话剧演员。”
“是呢。”
“东北的？”
“佳木斯。”
“沒去过，冷吧？”
“冷极了，冬天能到零下三十几度。”
“零下三十几度，零下三十几度什么概念？我安徽人，六安，我们老家的冬天，话说也挺冷的。”
“拍戏去过，好像是养猪大县，到处都是猪饲料广告，印象挺深的。”
“对，猪是挺多的。”
我们隔了不近的距离说话，中间还有他昨天没有归回原位的梯子，和两三只旅行箱，和一些打算用来装书的空纸箱子，这都是她走前为他准备好的，我刚才就绕着这些箱子和梯子在练习走位。而后，他下意识地站起来，开始收拾书，从书架上往下拿，我看他实在费劲，也跟着他一起收拾。
“这样，你可能不知道哪些是我的，我递给你，你帮我装箱？”
“你的好像大部分是画册，都沉甸甸的。”
“这辈子就跟画册打交道，博物馆图册也都是厚得不得了。”
“我没去过首都博物馆，故宫也没进去过。”
“哪天你要想来，跟我说一声，我带你参观参观。”
“那你愿意看话剧吗？”
“我现在一个人哪儿也不爱去，周末带孩子出去玩玩。”
我想起了女儿，她初中毕业了，寒假想去韩国，和几个同学一起，我给她寄了五千块过去，她还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已经不太能找到外边剧组的戏演了，这五千块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为了明年的年终奖，还是得打起精神来准备新剧目，而“我们将永不分离”，真是讽刺，我离了婚，又离开了为他而离婚的那个人。生活像装修了三十年的一栋楼，电线老化、楼道昏暗、油漆剥落，但你还得天天住在里面。老姜把书递给我，我拿了块布一本本擦，书上的灰尘再轻再薄，对我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要站在台子上，演戏给别人看，那压力得有多大啊。”老姜说话语气和缓，倒像是个好脾气的男人。
“戏演多了，都不会平平常常过日子了。”
“我看你擦书的样子，就很像是在舞台上。”
我擦书，又轻又快，每本书都不能在我手里停留超过十秒，擦的时候，心里似乎在默念“开始，一，二，三，四……好！”这就是舞台范式吗？一个动作在空间内划过了路线、幅度、速度，如果有定格，停留时间的久暂，这都是身体内看不见的地方驱动的，你的情绪、情感和万劫不复的痛苦，你的恐惧、忧愁、疯狂和不甘心。
“那我以后，动作举止尽量收敛一点儿。”
“你的肌肉已经形成记忆了，很难忘掉了。”
我的前夫老赵、女儿他爹，会伸过来一只上面还都是面粉的擀面棍，敲敲我的腰，和肘部，让我挺直了，不要下塌。他的脸在整个佳木斯向阳区是最宽阔而明亮的，他像一只高大的、微微驼着背的獾走向街头，向那些冻成一坨坨的菜贩子买土豆，买西红柿，买狍子肉，回家炖成一大锅。那些年我们那个小家的窗户在黄昏时分，总是浸满了水汽，从窗户往外望去，城区的雪是湿漉漉的，那些车辙像累累的伤痕。我们分食着狍子肉汤，他喜欢买大列巴，撕碎了泡到热乎乎的肉汤里，饱沾汤液的大列巴，嚼起来又软又烫，痛快极了。年过四十后，他迷上了练剑、抽鞭子，我却在一个应该开始去跳广场舞的年纪来了北京。
两个人干起活儿来还是快，转眼，我们收拾完了一个书架，他把留下的书整整齐齐地码好。
“那些架子上的书就别擦了，别让她觉得还有人在帮忙。”他说。
“好。”
我并不觉得赵盐是个心思重、容易想多的人，但是我也没告诉她今天我还来了她家，在这里再度遇到了老姜。就像那盒草莓一样，这都是无足轻重的。说到草莓，我去冰箱拿出了草莓，洗了洗，放在一只大玻璃碗里端出来，草莓已经开始微微发软，有些地方泛白，松松的，看样子也只能赶紧吃了。
“你搬哪儿去了？”我问他。
“最早单位分的一套小房子，结婚前分的，在东四十条，小是小，比在外头租房子强一些。”
他说他第二天还得来，接着收拾东西，我说那我就不来了，春哥让他帮着照看一下。说完之后，他就走了，留我继续呆在那个屋子里。我留意听着电梯“叮”的一声停了下来，接着“哗”地电梯门打开，可以想像老姜顶着不大不小的肚子走了进去，消失于电梯间。
我继续背台词，从头开始：“不，不，不能再这样了。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了，我没有理由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没有理由再这样了，没有理由，这，没有理由。这真是太傻了，可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不能这样，没有人能这样，没有人能这样，我也不能这样，因为没有人能够这样，没有人，而我。一切都如此宁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别人我什么也不是，听上去好像我在用心思考似的，我没有在思考，我他妈的没有在思考，那些在思考的人，其实什么也没想清楚。哦，我可真聪明啊，我可真聪明啊，而且我又这么坚强，也不是孤单一人，我真是坚强伟大又聪明啊，而且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原剧本在这里有一大段的状态说明：“她走到房间右边的橱柜前，橱柜就在前门右侧。她取出一瓶白兰地和一个酒杯，站在那里盯着酒瓶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把酒瓶和酒杯放回到了橱柜里。静场。她关上橱柜的门，又开始在房间里游走。再次静场。”
我走到客厅右边的橱柜前，那不是一个酒柜，是个储物柜，我打开柜子的门，取出一顶毛茸茸的帽子，我站在那里盯着帽子看了一会儿，又把帽子放回到橱柜里，过了一会儿，关上橱柜的门。
“老姜说他要回你家收拾东西，我明天就不喂春哥了，让他喂吧。”我给赵盐发了微信。
“好的，没事。”过了很久，赵盐才回复，她像是从一个漫长的梦境中醒来，语音中的声音，非常疲惫而慵懒，我给她一个拥抱的表情。
当晚，我也做了个梦，梦到我回到佳木斯居住的小区，小区里正在换一款高耸入云的电线杆子，到处是施工的雪水和的泥浆，还有一些穿着长筒靴走来走去的工人，戴着潜水用的面具，面具罩子上水汽蒸腾，谁的脸也看不清。我带着女儿要走到小区对面，还没过马路，女儿就在梦中消失了，我一回头，她已经不见踪迹，我只好独自一人去往一个偌大的空荡荡的店铺，店铺里走来走去的闲人告诉我，这个铺面是我多年前买下的，那时候一平方米才五六千，太值了，现在升值了一倍不止。我正站在铺面里恍恍惚惚，突然又有人跟我说：“这个店铺在你一个人名下，你是不是离婚了，归你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财产弄得晕头转向，用脚量了铺子的宽度和长度，在心里估算了一下价值，很想用一块布把它整个罩起来，裹走，这想要把自己的财产藏起来的焦虑不安占了上风，直到醒来。
正月初七，我并没有去单位开会，请了个病假，我有常年的前庭神经功能障碍，简单说，就是经常会耳鸣和眩晕，发病的时候，哪儿都去不了，这给我请假增加了强有力的借口。我在住处心神不宁地呆着，洗了衣服，晾了衣服，收拾了整个衣柜，把从杨文野家搬出来的衣服彻底洗了一遍，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我还没拿出剧本来看一眼，我应该一边过一遍，一边录音给自己听一听，感觉一下节奏、语速、声音高低以及情绪中，还有一些什么问题。但我毫无动力，屋里阴沉沉的，看着对面楼的阳光，真让人气恼。
“每天至少应该出一趟门，坐坐地铁公交，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我给自己找了个强有力的借口，好像一坐到人群当中，我就能自动认识到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从他们身上嫁接到源源不断的悲哀与无奈。
像一个梦游的人，我进了朝阳门H口的电梯，下到地铁6号线，中午的时候坐地铁的人并不多，我在地铁口的Subway买了只他们店内尺寸最短的三明治，一边走一边吃，如果不吃这个，就得吃斜对面杨国忠包子铺的包子，皮厚馅小，更难吃。我已将附近的早餐和外卖吃了个遍，还没有养成自己做饭的习惯，这似乎是对过去当了人家十几年煮饭婆的一个反叛。
我照例在赵盐家背台词，来回踱步，中午在大众点评上喊了个日式乌冬面吃。老姜并没有来。我在“课间休息”时，把二楼的地拖了一遍，拖地的时候想起网友对赵立新演技的评论，说他过分地学院派，演了二十几年戏还像是带着赵立新这个壳子的“老戏骨”，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到角色中去。这也像是在说我自己，我始终还是紧张的、矜持的、害怕被人戳穿的，不敢在排练室放声狂笑，流眼泪的时机和尺度，也仅仅是剧本所需。我怀疑自从调进话剧院后，我就没有做过一天自己，开会坐立不安，发言哆哆嗦嗦，见到同事谨慎无比，看到领导也没办法放松地说一句哪怕是寒暄的话，唯有门房大爷能让我彻底放下戒备，我愿意见到他，跟他说一些家常，说说柳絮飞起来了以后，戴着口罩都不管用。
我想象着门房大爷就在对面门房间里，我拄着拖把问候他：“大爷，吃了没？”
“早解决完了，一个烧饼一碗紫菜蛋花汤。”
“您看见我昨天放您屋里的傘没有，从浙江出差回来那天随手放的，长柄弯头的。”
“是那墨绿闪的？”
“没错。”
归根到底，我不怕这个大爷，我怕跟我演对手戏的所有搭档，我怕他们内心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在背后说我小话，我怕他们所有人关系都比跟我更好，孤立我。我怕导演和院领导窃窃私语，就是在说我如何不行，如何不上心。杨文野已经当上了副院长，虽然我是他调进来的，但我们已经散伙，我和他闹掰了的消息全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六年前，我们因戏生情各自离婚的往事更像是一具死鱼腐烂的尸体，又臭又腥。我感觉每条走廊里都可能不小心撞到他，每间办公室都会传来他跟其他人谈笑风生的声音，会上他坐在前排，我不能抬头看他，受不了他的正面，也受不了他的后脑勺。杨文野控制我的手段像是模仿了某些电影的剧情，他在我手机里装了一个跟踪App，可以记录行踪，实时直播，可以录音，远程启动录像，这是我们闹分手时，我才发现的。
吃完午饭后，我上了楼，打开赵盐的衣柜，从里面拿出一件舒服的纯棉睡衣换上，在二楼卧室睡了一觉。她的床软硬度非常合适，床上铺着肉桂色的四件套，床的宽度差不多有两米。水培绿萝再度出现在床头柜上，放在一只大肚子玻璃瓶内，绿萝的根纤毫毕现，它们发白，互相缠绕着，类似一个永远也走不出来的迷宫，从地下延伸到地上，而后绵延上升。我盯着那些根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不知道你在。”空气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猛地睁开眼，屋里空无一人。我一伸脚，脚尖触到一堆毛茸茸热乎乎的东西，吓了一跳，然后意识到是春哥钻到被子里来了。
“今天我还是来你家了，在你的床上睡着了。”我给赵盐发了一条微信。
“卧室有点儿冷，小心着凉。”她回复。
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也许还需要几天工夫，正打算和几个当地新认识的朋友们徒步进山，沿着荆江走一遍。她说我任何时候想来她家，都可以来，春哥别看怕人，也需要人的陪伴，不必客气。
她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是个入侵者，你过界了。”
放下手机，我顺手打开了床头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所有的证书原件，从大学毕业证书到硕士毕业证书到中级职称证，连献血证都没有丢。我翻开她的护照，发现它即将过期。我翻阅了一下她去过的国家：英国，应该是伦敦书展，德国，应该是法兰克福书展，日本，樱花季去了京都，尼泊尔，加德满都的狼，印度，跟尼泊尔一趟去的。我返过头来翻看那堆证书，本科，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系。毕业前，有过一些发表记录，她都列在一张单子上了，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申报》的新闻伦理，差不多这样吧。然后是汽车相关购买文件，房屋产权证，这套房子套内面积138平方米。大学时的奖学金记录，献血证明，校文艺汇演优秀奖，夹在里面的三张照片，都是汇演的舞台照，她穿着紧身明黄健美服，黑漆漆的两道粗眉，嘴唇涂得又红又夸张，和一群女同学正做出向空气中索取快乐的动作。 这里面已经没有老姜的东西，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是分开放的。我透过卧室的窗看外边，一座特殊造型的楼耸立在那里，那是骏豪中央公园广场，奇妙、没有凭借的光从高处落下来，让那座建筑物看起来金光闪闪，但是不能细看，细看每个玻璃幕墙上都是灰尘。我怀疑从幕墙这边穿到那边，就可以从朝阳区直接去到延庆，甚至内蒙。这个幕墙似乎分割了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的生活从未处于金字塔的塔尖，高到足以俯瞰众生。相反，它总是处在欲求不能满足的间隙，那些黏糊糊的臭水沟和下水道里。
我在这对已经分手的夫妻睡过的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没有换睡衣，而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哦不，刚才我就已经换上了赵盐放在衣柜里浅蓝色的睡衣裤，一整套，我们俩身量差不多。穿上她的衣服，就像在她的生活里扮演了她，哪怕仅仅是一次午睡的时间。我一生注定要穿上各种各样别人的衣服，用她们的声音发出各种各样的抱怨、哀嚎和惆怅，都是一些欲求得不到满足的女人，一些自欺欺人的低贱的人们。
老姜那天没有来，后来我连续去了三天，他也没再出现，没收拾好的东西始终堆在那里。一个别人的前夫（也许是准前夫，我在床头柜里并没有看到离婚证），有着半大不小肚皮的中年男人，构不成对我的吸引，主要的诱惑还是那么大一个房子，那么空旷的一个我可以独自支配的舞台，那么高的旋转楼梯，那么肥一只轻易看不到的猫，那么敞亮的厨房和餐厅。
赵盐是有可能突然在屋子里出现的，她当然有这个房子的钥匙，她回来也不必预先通知我。春哥在跟我相处的几天内，毛皮变得油光水滑，猫和孩子一样，有安全感比什么都重要。后面几天，我索性就提了一个小包住了过来，去附近的物美超市买了两次东西，给自己做蒸汽素火锅吃，蘸料是生抽加辣椒粉——从他们家抽屉柜里翻出来一包已经返潮板结的辣椒粉，但还没长蛀虫。辣椒粉虽然陈旧，但是辣劲儿还在，老姜是湖南人，这是他的“遗物”无疑。
独自一人在足有我的卧室那么大的餐厅里，用电磁炉煮一锅水，架上蒸屉，放上切成片的土豆、茄子、西葫芦，还有大白菜和冬瓜。锅里坐的水咕咚咕咚，让整个餐厅雾蒙蒙的，冰冷的窗玻璃上挂了一层水汽。我把蒸熟了的大白菜浸到蘸水里，辣得眼泪鼻涕都出来了，眼泪混着鼻涕，烂糊糊挂了一脸。我想起在佳木斯时，年年入冬时做的腌茄子，一罐一罐地摆在室外，放了大量的蒜瓣儿，又咸又香。那是佳木斯特有的入冬的味道，也许哈尔滨或者齐齐哈尔也是一样的，但任何地方的腌茄子，都没有佳木斯入冬时候的那么入味，那么刺激。
我和老赵是两罐不同的啤酒，他是黑啤我是白啤，他从来就不想离开佳木斯，也不希望女儿去外边读书，他说最多能接受她去哈尔滨上学，而且最好将来回佳木斯找份工作。我到北京后，特别希望女儿将来也能过来，女儿柔软地坐在我腿上，用她小小的、香香的、软软的脸紧贴着我，搂住我的脖子，那是她多大的时候？两岁？三岁？女儿的头发很软，这点随我，但是眉毛又黑又浓，这像她爸，黑浓的眉毛之下是一双特别内的内双，细细长长的，这一点既不像她爸也不像我，是她自己独有的。她哭的时候，眼泪像是从岩石的缝隙中不停地涌出来，她的眼泪像是含着胶质的物质，如果涌出来又没有及时地擦去，就会一直挂在脸颊上，让她从一个细长眼睛的娃娃，变成一个悲切的细长眼睛的硅胶娃娃。
我正在想女儿，老赵就打来了电话。
“咋滴？”
“我陪闺女来北京了，我俩就在机场过一宿。”
“你这人怎么总这样？也不跟我说一声，干吗住机场，把孩子累坏了咋办？”
“早班机便宜点。”
这时候已經是夜里快要十点了，我查了一下，套上外套和鞋，急匆匆地赶往635路公交车站，坐五站地，到了东直门地铁站，坐上机场快轨。老赵和闺女跟我前后脚到达三号航站楼。我站在快轨站那儿，看着女儿拉着小行李箱向我走来，她穿着佳木斯才用得着的长款羽绒服，还有假UGG毛靴子，浓眉毛上似乎还挂着碎冰晶。幸好，箱子是她最喜欢的肉粉色，也是我特地从网上给她买的，为了她这次旅行用，我挑了又挑，为了一款便宜又上算的小旅行箱。
她看到我面无表情，已经开始谢顶的老赵紧随其后，两个人的眼睛在此刻比先前居然相似了一些，也许是总在一起生活造就的。女儿十二岁，还是十三岁？我突然恍惚起来。
“我订了一间房，我们仨今晚挤挤，标间，紧挨着T3航站楼。”我跟老赵说。
“你花这钱干吗？我们出门从来不住店。”
“你住不住我管不着，孩子可不行。”我小声跟他说，女儿跟在后面磨磨蹭蹭，她似乎不想跟我并排走。她从小就倔，如果嘴里要叼个奶嘴，那谁也抢不走，睡觉也死死地咬住，一从她嘴里抽出来，立马醒来哇哇哭，哭到声嘶力竭，不把奶嘴塞回去，绝不罢休。她能哭到浑身通红，红得像煮熟的龙虾。
“喂，琪儿。”我扭头喊女儿，一直低头看地上的她，勉为其难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回答。女儿是冬天生的，叫赵雪琪，生她那天雪大得跟一场白色的烈火一般。我们仨像过去一样一起走在路上，也不完全像过去了，如果完全像过去，我也应该穿着一件又笨又厚的长款羽绒，到脚踝那儿的，那才足以抵挡佳木斯隆冬的严寒。
“我下岗了。”老赵冷不丁说。
“什么？”
“提前内退了，其实就是单位开不出工资了，把一批老人清退了。”
“那你靠什么生活。”
“我爸给我留了一杆猎枪，我上山打狍子，上街卖肉。”
我震惊不已。这件事说来就来，虽然亲戚们已经在疯传佳木斯要倒掉一批企业，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落到老赵头上，但他很快岔开话题。
“现在啊，胜利东路，二二四医院往东方向你记得吗？这一路全是大坑，有的不仅大而且深，开车走那就要躲坑了，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大多都躲不掉。桥南市场附近的路更完，全是坑。”
“你又没车，你操什么心？”
“我替有车的人操心。”老赵不单是谢顶了，剩下没多少的头发白了大半。他天生乐观，独自一人带女儿也不太抱怨，但千万不要惹到他，他一爆，东北爷们的脾气就来了。当年我和杨文野好上的消息传到佳木斯（那期间我们正处在黏黏糊糊的状态，假装还有一个戏要上，双双跑去北戴河旅游了），老赵提着一把菜刀，砍烂了我父母家的木门，我妈吓得只好打110报警。他才不是一个能接受被绿的男人呢，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操家伙，干仗。 老赵和女儿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佳木斯浓厚而又熟悉的气息：狍子肉，深坑，下岗，老赵他爸、我前公公新近中的风，二二四医院……老赵身上也带着我熟悉的味道，但女儿的味道是陌生的，她的奶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少女那清淡而又清新的气息。
我给他们带了吃的，路上买的两只报刊亭内卖剩的煮玉米，女儿见状皱起了眉头。
“不吃，我马上去吃首尔的辣白菜炒饭。”她嫌恶的神情看起来完全是从我这儿遗传的，同款的还有我妈，传女不传男，如果我们三人同时摆出嫌恶的表情，整条街都会闻风丧胆地奔溃而去。我只好把煮玉米全部递给老赵，老赵倒是不觉得凉，撕开了外边的玉米皮，咔嚓咔嚓咬了起来，他的牙口一向很好，过去都是负责帮我咬开栗子和榛子的。我们到了我订好的宾馆，一间房三百多，门店里挂牌的价格是五百八，老赵眼睛总是忍不住往价格挂牌那儿瞟，我催他拿出身份证，女儿为了出国特地办了未成年人护照，她也有身份证。
我们三人住一个房间，房间勉强对得起这个价格，至少床单枕头还算干净。女儿和我躺在一张一米二的小床上，老赵自己躺了另外一张床，洗漱工作像过去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佳木斯冬天的雪霜和雾气就像挂在窗户上一般，风干了的、空空的松果悄无声息地落在雪地上。关灯之后，我们三人悄然无声，女儿没有睡着，但不想说话，老赵也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快地响起鼾声，保持了沉默。我呢，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喂。”我用胳膊肘碰了碰女儿。
“别问我期末考多少分。”
“嘿，我也不知道，记不住。”老赵在另外一张床上抠脚皮子，他总是穿硬邦邦的靴子，靴子总是磨脚的。
“不想说就不说，不重要。”我说，心想着，肯定不咋地，心虚了父女俩。
昔日的一家三口，一下子找不到什么话说，三人依次睡去。我疲惫不堪，挨着女儿，即便她不亲近我，闻到她身上的味道，也觉得熨帖而又安心，到底是亲生的闺女，呼吸的节奏像是自己身上垂下来的一串葡萄，在微风中颤抖。我在半梦半醒中伸出手去，摸索她，她哼哼了两声，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继续睡去。我的手停在她背上的一小角，不敢使劲儿，就那么轻轻地挂着。葡萄到底结在藤下，她就是我的小葡萄，是我一口口奶喂大的，在我一次次拍背和抚摸中睡着，即便跟我置气，跟我斗狠，而不是跟我撒娇，跟我耍无赖，那也都是我的，我的。
血浓于水浓于恨，她早晚都还是我的。
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不久，就被人活活捅醒，真的是捅，没有别的动词可以形容，那个力道，像是初冬的老牛遇到了一截干巴巴带着冰面儿的坡，上去艰难，下来尴尬。我努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老赵正在我身上小心翼翼又努力地奋战。我下意识地向左边看了一眼，闺女不在床上，我续而慌乱地看了一眼另一张床，不知道什么时候，老赵已经悄无声息地把她抱到了另外一张床上，严严实实地盖着被子。看不出起伏，也看不出呼吸，我的女儿像一块山石或者死尸一样躺在那里。
“太久没了，不得劲儿。”老赵贴近我耳边，无比小声地说。
“真行。”但是我没打算反抗，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每次都像点燃鞭炮扔到池塘里，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你跟那男的分开后也很久没了吧？”
“滚！”我咬了他脸颊一口，他喊了一声，女儿在那边动了一下，他赶紧俯下。我并不相信他很久没沾女人，在佳木斯想要找个要钱或不要钱的女人，也不难，特别是冬天，大家闲哒哒的，不在被窝里动弹就在被窝外，相比之下，还是被窝里暖和一些。
老赵出入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他依然坚持到最后，最后关头，我推了他一把，他只好悻悻地射在床单上，然后再去找卫生纸来擦干。我也起来，到卫生间冲洗了一下，上衣都懒得脱下，只是洗了下面。无论是老赵，还是杨文野，他们从不前戏，也不在乎，好像他们的父亲也没有教会他们这么做。我猜，大部分男人都像是野外工作者，在酷暑寒冬尿急，想要找个地方尿一泡，女人所扮演的，无非是个尿罐子，或者痰盂。
早班机果然够早，是七点出头，国际航班得提前两个小时到，所以我们定的闹钟是四点，老赵弄醒我的时候已经快要两点了，我们又把女儿搬回来，分头躺下眯瞪了一会儿，时间很快就到了。我的偏头痛又犯了，也许是前庭神经，一会儿前额突突地蹦，一会儿左边脑壳钻入脑髓地疼。即便如此，还得帮他们收拾好一切，急冲冲地赶赴航站楼。女儿在预定的地方跟大部队会合了，看起来那些女孩儿都是外地来的，这个团只有女孩，没有男孩，带队的也是女导游，说是地陪会有男的，在地活动相对安全一些。我看着拖着拉杆箱的女儿低着头跟着她们排队过关，说不清的滋味涌上心头。
老赵用胳膊肘捅捅我，问我：“你去哪儿？”
“回家。”
“宾馆房间退了，我跟你回去补个觉？”
“别想了，你赶紧回佳木斯吧。”
“我又不赶时间，我急啥？”
“我要背台词，排练，我可没空陪你。”
“哟哟哟，大红人了台柱子，说话都不一样了。”
“关你屁事！”
我还是带他回家了，幸好是周末，同屋不在。我们关在屋子里，齐齐躺下，也没有太多的话说，便分头睡去了。午后的阳光落在窗帘一侧，这朝北的屋子，只能勉强看得到一点点西照，就像儿时从糖纸透过来的暗淡的光。老赵的呼噜声充斥了整个房间，他正如一团用了又用的黑棉花胎，疲沓而又老态毕现地瘫在我那一米五的小床上。我坐了起来，屋子的四角像是被秃鹫叼住的一床破棉被，棉花胎露出脏兮兮的边沿。我对着天花板想要吼一句什么，却是话剧腔。
“不，不，不能再这样了。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了，我没有理由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没有理由再这样了，没有理由，这，没有理由。”这是我最近最熟悉不过的一句台词，然后更多的话源源不断地从我嘴边出现，像女儿看的日漫当中那些话痨式的配角。
“在和你生活的这些年里，我经历了无数次疯狂、崩溃、抑郁和绝望。我感觉每天晚上和你躺在一起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折磨，床单、被子上带着你的体味，最初让我痴迷的味道，经过了一年，也许半年不到就失去了它全部的魅力。我闻到了酸味儿，人肉是酸的，你身上就有一种醋一样的酸酸的气味。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坐高铁去南方巡演那次，哦，佛山，从北京南站开出去的列车，整个车厢里都弥漫着你的肉酸味儿，我坐在你边上忍无可忍，只好跟同事调了位置。那个舞台美术，你最讨厌的舞台美术，你总跟我说他的坏话，说得人家好像是史上口臭最重的舞台美术，说人家能把好好一块木头削成牙签，设计的布景全部都像耗子洞。我为了避开你的肉酸味兒，坐到了他身边。他比你年轻了十五岁不止，你都四十五了，人家才三十不到。你总是觉得我的腹部越来越松弛，你没摸过他的腹部。舞台美术有什么不好？人家的肌肉多紧实，特别紧实，还有他小腹上那一小片的毛茸茸，热乎乎的身体，无比健康，不会突然大口大口地呼吸，也不会爬一点儿楼梯就喘粗气。从小剧场爬到三楼的办公室，你得休息三次，楼梯的每个拐角都要停下来，你身上的血脂太厚了。你不让我穿低腰牛仔，夏天也不能把膝盖以上露出来，你害怕每个闻起来清新可人的年轻人，他们全都是你的情敌。 “你到底是谁，你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够占用我的生命，我这宝贵的生命，一天过完就少一天，一小时过完少一个小时，一分钟过完少一分钟，一秒钟过完少一秒钟。一秒钟少吗？一秒钟说不定就是我的一辈子，一辈子都过完了，整个世界都会鸦雀无声。我不能毁在你这儿，我也不能毁在他那儿，谁也不能让我毁掉，彻彻底底地毁掉。我不会回佳木斯的，不会，休想，别痴心妄想了。”
“你疯了？发什么神经。”老赵突然停下鼾声，扭过身来眯缝着眼看着我。
“别吵，我在背台词呢。”
自问自答
听说这是你第四次在本刊发表小说了，
如此忠心耿耿、持之以恒实在不像你啊。
你这是对一个月金牛的侮辱，和对全体小说家的伤害。谁说写小说不是一件需要忠心耿耿、持之以恒的事情？谁说我不会在贵刊一百周年的版面上出现？BTW，希望《小说界》越办越好。当然了，你对我的人设的了解也是很深刻的，我确实是人类当中背信弃义、虎头蛇尾的典型，比方说这个《四楼电梯对门》，我本来打定主意要写够一万五千字的，写着写着，女一号把前夫带回家，两人一觉醒来，实在乏味，实在庸常，她不得不大声背起了话剧台词，用来缓和一下气氛。我突然间觉得无话可说，生活中有许多这种突然间感觉无话可说的时刻，有些人坚持再努力一把，再找出个话题和由头来说几句，有些人就此紧紧闭住了嘴。说与不说，于事无补，生活常常以某种无话可说、错愕和意外结束，这不稀奇。
如果我顺着你的话问下去，你该开始列举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了，
你的套路我真是耳熟能详。那么，请总结一下你的2019年吧，虽然不是新世纪的结束和开始。
2019年，我翻译了下半本《在路上》，新译本，就等着2020年开春出版了。做一个译者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又虐又爽。与此同时，完成了一些新的短篇;与此同时，做一个普普通通、该吃吃该喝喝的人，一切工作都是打发时间的借口，一切工作都没有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别。大自然向你订货，让你再多活些时日，这是人家慈悲为怀，跟你自己的运气，也没什么关系。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2019年，也就显得跟2009年或者2029年毫无区别了。
好的，那你来猜猜明年我会问你些什么问题？
明年和今年没有区别，你依然会以当时当日、一时兴起为由头，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肯定没办法提前预测你会问些什么，就像你无法提前预测你自己。何况，我知道你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你可能会忘掉这会儿你问过我这个问题。一个写小说的人还有健忘症真是不可救药，你面对纷至沓来的细节怎么处理？你能记住你所有的人物吗？会不会写着写着就忘光了呢？你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有多少秘密連自己都无力把控，只能靠写一张又一张的小纸条来存续。面对你的指责，我只能选择迅速遗忘。生活不是用来写诗，甚至不是用来写小说的，生活是用来试验人这种八面玲珑的物种存在的各种极限的，你我皆不例外。
并没有猫出现。午后的阳光照耀在不远处客厅阳台改建成的特别高的榻榻米上，赵盐告诉我，猫的名字叫春哥，却是只母猫，刚刚做过节育，还有点儿胆小，如果喊它它不出现，我只管到二楼的卫生间去给它换上新的猫砂，添一些猫粮。春哥是只美短，我见过照片，包子脸圆嘟嘟的，很是可爱。我并不喜欢猫，也从未养过猫，喊它它不答应，对我来说，倒是少了个互相打招呼的负担。这是正月初五，朝阳公园还在搞盛大的庙会，是那种新型的、闹哄哄的庙会，参加庙会的人开来的车停满了整条街。你不能说北京的春天这就来了，也不能说它毫无迹象，似乎比正月之前，巨大的银杏树的芽梢就是略为鼓胀了一点点。
赵盐走之前，约我一起看了一场电影，还一起在影院边上的一家餐馆吃了北京春饼，春饼皮儿一整个笼屉端上来，其他的诸如酱肉、黄瓜、豆芽，放在一个个碟子里，你自己包着吃。她跟我详细说了最近的家庭变故，简单地说，她的丈夫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变成了前夫，他的东西都还在，没怎么搬走，但是手续办完了，人也不回家住了。我跟她前夫半熟不熟，见过一次面，那是我历经一年半的调动成功以后，请他们一家三口吃饭，也就是那次大家加的微信。他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除了在首博工作，还是个摄影爱好者，总是会拍一些城墙和树，以及光影重叠的街道，汽车尾灯聚合的长安街，一侧是明亮的前灯，另外一侧全是暗红的尾灯。他好像特别乐于记录这个城市的车水马龙和四季变迁。
本来，我和赵盐的交往也仅仅是泛泛之交，我给了她几张话剧票，她给了我几本他们社出的尤金·奥尼尔的话剧选集。赵盐跟很多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的編辑一样，知性、利落、说话一五一十。因为责编了奥尼尔的那套书，她对奥尼尔已经到达如痴如醉的地步，甚至会背他剧本中的一些经典段落。赵盐只跟我聊奥尼尔，所以，我们还不算是好朋友或者私人朋友。但我和赵盐也算挺聊得来的吧，偶尔半夜里，两人都失眠或者什么，会在微信上聊聊天，但她从未讲过自己的私事，我也从未问过。任何婚姻在进行的过程中，外人都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状况，任何婚姻在进行的过程中，你都无法预知它会不会像一只成熟的水果一样，从枝子上落下来。如果落下来了，是因为腐烂进程的催促，还是过路的鸟儿啄空了它的核？离婚这件事虽然很突兀，但也没有超过我的想象，也许，这个枝子，并没有柳枝那么柔韧。
赵盐特地开车来我住的小区门口，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我都没想到她会找我帮忙。天色已经很晚了，她摇下车窗的时候，里面是一张憔悴、惊惶的脸。我没敢和她多说话。她说自己要去南方散散心，连去哪里，也没有告诉我，但去散散心总归是件好事儿。
“去多久我也不清楚，孩子我放在我妈那边了，正好放寒假。”她还是在车窗里跟我说，我感觉她刚刚痛哭过， “我回来前会微信跟你说的，如果我还没回来，你就隔天去一下我家。”
从我的住处到她家，没有太远，三站6号线，再换一站14号线就到了。从农展馆南路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出来，向东走上那么一段时间，右手边就是这个小区。这个夹在棕榈泉国际公寓和公园大道之间的略为平淡无奇一些的小区，叫做丽景新园。整个小区里种满了银杏树，高大俊朗的树杈光秃秃的，可以想象开春后它们得有多枝繁叶茂。
他们的房子是多年前买的，现在看起来装修风格也没有过时。我喂完猫，浇完花，就跑到厨房去，在高处的柜子里找到了一袋越南速溶黑咖啡。我用热水壶烧了水，然后找了一只带把儿的大玻璃杯，冲了一杯咖啡喝。赵盐说，我想在她家里呆多久都行，可以晒晒太阳看看书。
我从书架上找了本画册，端着咖啡，爬到榻榻米上去坐着，午后的阳光真是酥松又温暖，隔着双层玻璃照进来的阳光像要把我通身都融化了，这让我想起自己多年前在佳木斯的家。我翻着那本《俄罗斯后印象派》的画册，不到十分钟就快翻完了，这时，门锁转动的声音传来，有人开了门进来了。
我喊了一声：“谁！？”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是我，老姜。”
我走到玄关转角处去看看到底是谁，赵盐的丈夫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些水果和吃的。他穿着一件正蓝的户外羽绒服，商标是白色粗体的拼音，就在左胸口，羽绒服是防水材质，硬挺，粗笨，他的个头不太能撑得起来。
“不好意思，我来帮赵盐喂猫的，你回来了？”
“哦，是我没打招呼，我听孩子说她出远门了，回来看看，没想到你在。”
“我差不多也该走了。”
“不用不用，我拿点东西就走，朋友要借我的网球拍，你呆着。”
我听他那么一说，也觉得急慌慌地走反倒显得尴尬了，就又回到榻榻米处坐下。他熟门熟路地去往厨房，打开冰箱，估计是要把水果放到冰箱里。
“她告诉你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吗？那些草莓，不能放太久。”
“她说不好说。”
“那要是她三五天内回不来，你就把草莓吃了吧。我过来的事，你能不能帮我跟她说一声？”
“草莓？可以。我会告诉她的。”
而后，他来到客厅，脱下羽绒外套放在那只巨大的布沙发上，从墙角拿出一把简易的梯子，打开，爬到书架上头，取下了满是灰尘的网球拍。他做一系列动作的时候，看着比上次见面吃饭的时候笨拙了一些，他似乎变老了，肚子上的肉更厚了，相比之下，赵盐保持着轻盈的身材——她简直弱不禁风。他去卫生间拿了一块湿布，回来擦拭那只装网球拍的黑色尼龙套子。 “这拍子，买回来后就用过一次，放在家里实在太浪费了。”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抽油烟机里传出来的，带着呼呼的风声。
除了网球拍，他还从书架上拿走了两三本很厚的书，展览图册的印厂样书，他还是个策展人。
他走后，我第一时间跟赵盐说了：她的前夫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留下了什么，拿走了什么，有必要让她知道。我给她发了一段微信，她过了一会儿回复说：“没事，他回来是合理合法的，他东西都还在呢。”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草莓的事，又觉得事情实在太小，不足一提，看起来像是大棚里的水果，也没什么好吃的。我把他扔在沙发扶手上的湿抹布拿到卫生间搓洗了一会儿，然后，拿着它回到榻榻米处。赵盐走前，把阳台的窗户留了一条缝，进了不少灰，榻榻米上摸起来略微有些脏，我用那块抹布把榻榻米擦了一遍。春哥始终没有出现，老姜刚才在的时候，也没出现。
从窗台上放的花盆来分析，她先是买了一盆绿萝，长势良好，叶子越垂越长，到处都是，她开始给它分盆，随意剪下几片叶子，就可以繁衍出一盆新的绿萝。现在窗台上摆满了这些绿萝，有几只玻璃瓶子也水培了绿萝，楼上楼下都是绿萝。当然了，二楼还有一大盆滴水觀音，以及天堂鸟。滴水观音的叶片阔绰，那上面也落了不少灰，我打了一盆水上去，把那些巨大的叶子一片片擦拭干净。
随着暮色渐渐像滴在清水里的一滴墨蔓延开，我离开了她的家。楼道里可以闻到邻居做饭的香味，有人在烧红烧带鱼，还有人好像是在做圆白菜炒饼，放了不少蒜，味道刺鼻。现实生活总是这么平淡无奇，现实生活并不会像一只沙漏，仅把黄金留给你。
我自己的住处是个朝北的单间，9.9平方米，北竹竿胡同一套两居室当中的一间。公共客厅空荡荡的，除了墙角有只报废的饮水机，一台冰箱，冰箱里多数时间一无所有。我的室友在附近银河SOHO的海南岛旅游地产公司上班，是个年轻的销售。她的男朋友在河北涿州上班，不常过来，她把男朋友圣诞节送的多层红绿色储物袋挂在门上，里面放满了过期的杂志，她会看《MILK》和《风尚志》。我和这个室友不太聊得来，这跟她两个耳朵上分别有四五个耳洞倒也没什么关系。这是我从杨文野家中搬出来后，能租得起的最靠近市中心的单间了，三千五百元，工资去了一半——税后工资扣完五险一金，只剩下七八千。我调进话剧院后，离上一波分房已有六七年，即便我和杨文野顺利再婚，也没戏，他已经分过了，给了前妻。
我对北京最熟悉的地方是和平里北街。到北京六年，大部分时间在那一带生活，菜市场，小卖店，餐馆儿，和平里北街是墨鱼身体当中的白壳，烈日之下像干燥的骨头一样白森森的，夜晚来临立刻暗淡无光，甚至消失于无形。六年前，我和杨文野铁了心离开各自的家庭，都是有孩子的家，我自佳木斯赴京，调动过程漫长又艰难，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我好歹手里有个“梅花奖”。
将六岁的女儿留在她父亲，也是我的前夫老赵那里，留在我们过去共同的家里，她在电话里大声哭嚎，喊“妈妈”，电话那头是佳木斯狍子肉一样冻得硬邦邦的冬季。我挂下电话时，感觉自己的五根手指都快冻断了。杨文野和我初识于一个烂烂糟糟的小剧组，他是男二号，我是女三号，从认识他那天起，我的世界就天旋地转、万箭穿心。
正月初六，从北竹竿胡同十平米不到的小单间里醒来，我望着外边虽然晴朗却和我没什么关系的天空，想起了赵盐家阳光朗照的样子，下意识地又出了门，带着最近的小剧场话剧剧本，准备去她家背台词。当我从14号线再度钻出来时，风恰如其分地向整个朝阳区吹来，天上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漏斗，属于我的金砂从天而降，我为自己有这么个舒服的去处而高兴。
四楼电梯对面，我比昨天略微轻车熟路地开了门，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般。屋里的空气似乎也没有昨天那么干燥，也许是通过风透了气的缘故。我喊着春哥的名字，先到了二楼，它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吃了一半猫粮，在猫砂盆里留下了几泡尿和两坨屎。看来春哥是真实存在的，她还挺能吃能喝能拉的。
我正在准备的话剧是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而我们将永不分离》，我能得到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原因是：跟剧中的女一号一样，我也是个四十来岁、患得患失、坐立不安的女人。
搬到那个逼仄的住处后，家里压根儿就站不开，我又不想在客厅背台词（不想让室友知道我其实是个话剧演员而非保险经纪人），赵盐家的客厅够大，我可以舒展开来。干这行多年，记性还是我的硬伤，只能靠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背台词。生过孩子后，不知道为什么，每句台词对我来说，更像软软的豆腐浸在温水里，怎么也不能成型。我害怕别人说我：“小地方来的，基本功不好。”或者说：“说到底是靠的男人。”
因此，这六年来，我每天都躲起来找地方用功。前几年跟杨文野住在一起，背台词得躲着他。他那时也不好好排戏了，一门心思走仕途，听到我嗡嗡嗡默诵台词，就说太阳穴扑腾扑腾跳。他也不和我对词儿，他得专心养一把紫砂壶。在一段开始的时候疯狂、后来转为悔恨和尴尬的关系里，你只能尽量像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样，让自己四蹄踮起，小心翼翼地呆在上面，而不是扑通一声跳下来。你心里在默默地倒计时，脚底板上的肉烫出滋滋的声音，烤肉的香味冒了出来，但你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赵盐家真是背台词的最佳风水地，阳光充沛，格局大气，还有挑高，屋里无论嗡嗡嗡还是沙沙沙，都是我一个人的天下。我像在台上一样，朗声念诵，想象着跟我搭档的男演员所做出的反应，举手投足都跟那里站着个看不见的对手戏演员一样，将我的心肝肺悉数交付给他。门突然开了，老姜走了进来，吓了我一大跳，我张嘴对着他，正比划着一个很夸张的姿势。
“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他讪讪道。
“我不知道你要回来。”
“我昨天发现家里马桶冲水的配件坏了，过来换一下，赵盐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换这些东西。”
“好，好。”
“我换完，再拿点东西就走了。” “没问题啊，这是你家。”
他急冲冲地上了二楼，春哥匆匆忙忙从楼上撞着他的小腿往下狂奔，她肥大的身体几乎要在楼梯上飞出去，他大叫了一声“春哥”。春哥下了楼立刻躲到书架底下，我趴到地上看她，发现书架底下全是灰，她的毛在里面也蹭得全是灰，她惊恐地瞪着我，一双黄褐色的大眼睛。我小声叫了她几声，打算去卫生间找拖把来拖干净书架下的那一溜地。老姜在楼上咔嚓咔嚓拆卸东西，他喘着气，可能蹲下、起身，对他已经是负担了。我找到了拖把，拖把上的棉条儿干到缩成一团，它曾经也是一团活物，只是在这隆冬失去了生命。就这样，老姜在楼上修马桶，我在楼下拖地，这个家庭在这一会儿恢复了正常运作。等他下楼，我问他喝不喝咖啡，我在柜子里发现的那一大包咖啡快要过期了，应该抓紧时间把它们喝完。他在厨房水池子那边，洗完手，自己动手泡了一杯。
而后，他坐到餐桌边上，我拖完地，坐在客厅那边的沙发上。
“你是？”他突然问。
“赵盐的朋友，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那次，你们家闺女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记得吧？”
“噢对，你是个话剧演员。”
“是呢。”
“东北的？”
“佳木斯。”
“沒去过，冷吧？”
“冷极了，冬天能到零下三十几度。”
“零下三十几度，零下三十几度什么概念？我安徽人，六安，我们老家的冬天，话说也挺冷的。”
“拍戏去过，好像是养猪大县，到处都是猪饲料广告，印象挺深的。”
“对，猪是挺多的。”
我们隔了不近的距离说话，中间还有他昨天没有归回原位的梯子，和两三只旅行箱，和一些打算用来装书的空纸箱子，这都是她走前为他准备好的，我刚才就绕着这些箱子和梯子在练习走位。而后，他下意识地站起来，开始收拾书，从书架上往下拿，我看他实在费劲，也跟着他一起收拾。
“这样，你可能不知道哪些是我的，我递给你，你帮我装箱？”
“你的好像大部分是画册，都沉甸甸的。”
“这辈子就跟画册打交道，博物馆图册也都是厚得不得了。”
“我没去过首都博物馆，故宫也没进去过。”
“哪天你要想来，跟我说一声，我带你参观参观。”
“那你愿意看话剧吗？”
“我现在一个人哪儿也不爱去，周末带孩子出去玩玩。”
我想起了女儿，她初中毕业了，寒假想去韩国，和几个同学一起，我给她寄了五千块过去，她还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已经不太能找到外边剧组的戏演了，这五千块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为了明年的年终奖，还是得打起精神来准备新剧目，而“我们将永不分离”，真是讽刺，我离了婚，又离开了为他而离婚的那个人。生活像装修了三十年的一栋楼，电线老化、楼道昏暗、油漆剥落，但你还得天天住在里面。老姜把书递给我，我拿了块布一本本擦，书上的灰尘再轻再薄，对我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要站在台子上，演戏给别人看，那压力得有多大啊。”老姜说话语气和缓，倒像是个好脾气的男人。
“戏演多了，都不会平平常常过日子了。”
“我看你擦书的样子，就很像是在舞台上。”
我擦书，又轻又快，每本书都不能在我手里停留超过十秒，擦的时候，心里似乎在默念“开始，一，二，三，四……好！”这就是舞台范式吗？一个动作在空间内划过了路线、幅度、速度，如果有定格，停留时间的久暂，这都是身体内看不见的地方驱动的，你的情绪、情感和万劫不复的痛苦，你的恐惧、忧愁、疯狂和不甘心。
“那我以后，动作举止尽量收敛一点儿。”
“你的肌肉已经形成记忆了，很难忘掉了。”
我的前夫老赵、女儿他爹，会伸过来一只上面还都是面粉的擀面棍，敲敲我的腰，和肘部，让我挺直了，不要下塌。他的脸在整个佳木斯向阳区是最宽阔而明亮的，他像一只高大的、微微驼着背的獾走向街头，向那些冻成一坨坨的菜贩子买土豆，买西红柿，买狍子肉，回家炖成一大锅。那些年我们那个小家的窗户在黄昏时分，总是浸满了水汽，从窗户往外望去，城区的雪是湿漉漉的，那些车辙像累累的伤痕。我们分食着狍子肉汤，他喜欢买大列巴，撕碎了泡到热乎乎的肉汤里，饱沾汤液的大列巴，嚼起来又软又烫，痛快极了。年过四十后，他迷上了练剑、抽鞭子，我却在一个应该开始去跳广场舞的年纪来了北京。
两个人干起活儿来还是快，转眼，我们收拾完了一个书架，他把留下的书整整齐齐地码好。
“那些架子上的书就别擦了，别让她觉得还有人在帮忙。”他说。
“好。”
我并不觉得赵盐是个心思重、容易想多的人，但是我也没告诉她今天我还来了她家，在这里再度遇到了老姜。就像那盒草莓一样，这都是无足轻重的。说到草莓，我去冰箱拿出了草莓，洗了洗，放在一只大玻璃碗里端出来，草莓已经开始微微发软，有些地方泛白，松松的，看样子也只能赶紧吃了。
“你搬哪儿去了？”我问他。
“最早单位分的一套小房子，结婚前分的，在东四十条，小是小，比在外头租房子强一些。”
他说他第二天还得来，接着收拾东西，我说那我就不来了，春哥让他帮着照看一下。说完之后，他就走了，留我继续呆在那个屋子里。我留意听着电梯“叮”的一声停了下来，接着“哗”地电梯门打开，可以想像老姜顶着不大不小的肚子走了进去，消失于电梯间。
我继续背台词，从头开始：“不，不，不能再这样了。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了，我没有理由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没有理由再这样了，没有理由，这，没有理由。这真是太傻了，可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不能这样，没有人能这样，没有人能这样，我也不能这样，因为没有人能够这样，没有人，而我。一切都如此宁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别人我什么也不是，听上去好像我在用心思考似的，我没有在思考，我他妈的没有在思考，那些在思考的人，其实什么也没想清楚。哦，我可真聪明啊，我可真聪明啊，而且我又这么坚强，也不是孤单一人，我真是坚强伟大又聪明啊，而且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原剧本在这里有一大段的状态说明：“她走到房间右边的橱柜前，橱柜就在前门右侧。她取出一瓶白兰地和一个酒杯，站在那里盯着酒瓶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把酒瓶和酒杯放回到了橱柜里。静场。她关上橱柜的门，又开始在房间里游走。再次静场。”
我走到客厅右边的橱柜前，那不是一个酒柜，是个储物柜，我打开柜子的门，取出一顶毛茸茸的帽子，我站在那里盯着帽子看了一会儿，又把帽子放回到橱柜里，过了一会儿，关上橱柜的门。
“老姜说他要回你家收拾东西，我明天就不喂春哥了，让他喂吧。”我给赵盐发了微信。
“好的，没事。”过了很久，赵盐才回复，她像是从一个漫长的梦境中醒来，语音中的声音，非常疲惫而慵懒，我给她一个拥抱的表情。
当晚，我也做了个梦，梦到我回到佳木斯居住的小区，小区里正在换一款高耸入云的电线杆子，到处是施工的雪水和的泥浆，还有一些穿着长筒靴走来走去的工人，戴着潜水用的面具，面具罩子上水汽蒸腾，谁的脸也看不清。我带着女儿要走到小区对面，还没过马路，女儿就在梦中消失了，我一回头，她已经不见踪迹，我只好独自一人去往一个偌大的空荡荡的店铺，店铺里走来走去的闲人告诉我，这个铺面是我多年前买下的，那时候一平方米才五六千，太值了，现在升值了一倍不止。我正站在铺面里恍恍惚惚，突然又有人跟我说：“这个店铺在你一个人名下，你是不是离婚了，归你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财产弄得晕头转向，用脚量了铺子的宽度和长度，在心里估算了一下价值，很想用一块布把它整个罩起来，裹走，这想要把自己的财产藏起来的焦虑不安占了上风，直到醒来。
正月初七，我并没有去单位开会，请了个病假，我有常年的前庭神经功能障碍，简单说，就是经常会耳鸣和眩晕，发病的时候，哪儿都去不了，这给我请假增加了强有力的借口。我在住处心神不宁地呆着，洗了衣服，晾了衣服，收拾了整个衣柜，把从杨文野家搬出来的衣服彻底洗了一遍，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我还没拿出剧本来看一眼，我应该一边过一遍，一边录音给自己听一听，感觉一下节奏、语速、声音高低以及情绪中，还有一些什么问题。但我毫无动力，屋里阴沉沉的，看着对面楼的阳光，真让人气恼。
“每天至少应该出一趟门，坐坐地铁公交，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我给自己找了个强有力的借口，好像一坐到人群当中，我就能自动认识到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从他们身上嫁接到源源不断的悲哀与无奈。
像一个梦游的人，我进了朝阳门H口的电梯，下到地铁6号线，中午的时候坐地铁的人并不多，我在地铁口的Subway买了只他们店内尺寸最短的三明治，一边走一边吃，如果不吃这个，就得吃斜对面杨国忠包子铺的包子，皮厚馅小，更难吃。我已将附近的早餐和外卖吃了个遍，还没有养成自己做饭的习惯，这似乎是对过去当了人家十几年煮饭婆的一个反叛。
我照例在赵盐家背台词，来回踱步，中午在大众点评上喊了个日式乌冬面吃。老姜并没有来。我在“课间休息”时，把二楼的地拖了一遍，拖地的时候想起网友对赵立新演技的评论，说他过分地学院派，演了二十几年戏还像是带着赵立新这个壳子的“老戏骨”，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到角色中去。这也像是在说我自己，我始终还是紧张的、矜持的、害怕被人戳穿的，不敢在排练室放声狂笑，流眼泪的时机和尺度，也仅仅是剧本所需。我怀疑自从调进话剧院后，我就没有做过一天自己，开会坐立不安，发言哆哆嗦嗦，见到同事谨慎无比，看到领导也没办法放松地说一句哪怕是寒暄的话，唯有门房大爷能让我彻底放下戒备，我愿意见到他，跟他说一些家常，说说柳絮飞起来了以后，戴着口罩都不管用。
我想象着门房大爷就在对面门房间里，我拄着拖把问候他：“大爷，吃了没？”
“早解决完了，一个烧饼一碗紫菜蛋花汤。”
“您看见我昨天放您屋里的傘没有，从浙江出差回来那天随手放的，长柄弯头的。”
“是那墨绿闪的？”
“没错。”
归根到底，我不怕这个大爷，我怕跟我演对手戏的所有搭档，我怕他们内心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在背后说我小话，我怕他们所有人关系都比跟我更好，孤立我。我怕导演和院领导窃窃私语，就是在说我如何不行，如何不上心。杨文野已经当上了副院长，虽然我是他调进来的，但我们已经散伙，我和他闹掰了的消息全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六年前，我们因戏生情各自离婚的往事更像是一具死鱼腐烂的尸体，又臭又腥。我感觉每条走廊里都可能不小心撞到他，每间办公室都会传来他跟其他人谈笑风生的声音，会上他坐在前排，我不能抬头看他，受不了他的正面，也受不了他的后脑勺。杨文野控制我的手段像是模仿了某些电影的剧情，他在我手机里装了一个跟踪App，可以记录行踪，实时直播，可以录音，远程启动录像，这是我们闹分手时，我才发现的。
吃完午饭后，我上了楼，打开赵盐的衣柜，从里面拿出一件舒服的纯棉睡衣换上，在二楼卧室睡了一觉。她的床软硬度非常合适，床上铺着肉桂色的四件套，床的宽度差不多有两米。水培绿萝再度出现在床头柜上，放在一只大肚子玻璃瓶内，绿萝的根纤毫毕现，它们发白，互相缠绕着，类似一个永远也走不出来的迷宫，从地下延伸到地上，而后绵延上升。我盯着那些根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不知道你在。”空气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猛地睁开眼，屋里空无一人。我一伸脚，脚尖触到一堆毛茸茸热乎乎的东西，吓了一跳，然后意识到是春哥钻到被子里来了。
“今天我还是来你家了，在你的床上睡着了。”我给赵盐发了一条微信。
“卧室有点儿冷，小心着凉。”她回复。
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也许还需要几天工夫，正打算和几个当地新认识的朋友们徒步进山，沿着荆江走一遍。她说我任何时候想来她家，都可以来，春哥别看怕人，也需要人的陪伴，不必客气。
她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是个入侵者，你过界了。”
放下手机，我顺手打开了床头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所有的证书原件，从大学毕业证书到硕士毕业证书到中级职称证，连献血证都没有丢。我翻开她的护照，发现它即将过期。我翻阅了一下她去过的国家：英国，应该是伦敦书展，德国，应该是法兰克福书展，日本，樱花季去了京都，尼泊尔，加德满都的狼，印度，跟尼泊尔一趟去的。我返过头来翻看那堆证书，本科，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系。毕业前，有过一些发表记录，她都列在一张单子上了，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申报》的新闻伦理，差不多这样吧。然后是汽车相关购买文件，房屋产权证，这套房子套内面积138平方米。大学时的奖学金记录，献血证明，校文艺汇演优秀奖，夹在里面的三张照片，都是汇演的舞台照，她穿着紧身明黄健美服，黑漆漆的两道粗眉，嘴唇涂得又红又夸张，和一群女同学正做出向空气中索取快乐的动作。 这里面已经没有老姜的东西，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是分开放的。我透过卧室的窗看外边，一座特殊造型的楼耸立在那里，那是骏豪中央公园广场，奇妙、没有凭借的光从高处落下来，让那座建筑物看起来金光闪闪，但是不能细看，细看每个玻璃幕墙上都是灰尘。我怀疑从幕墙这边穿到那边，就可以从朝阳区直接去到延庆，甚至内蒙。这个幕墙似乎分割了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的生活从未处于金字塔的塔尖，高到足以俯瞰众生。相反，它总是处在欲求不能满足的间隙，那些黏糊糊的臭水沟和下水道里。
我在这对已经分手的夫妻睡过的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没有换睡衣，而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哦不，刚才我就已经换上了赵盐放在衣柜里浅蓝色的睡衣裤，一整套，我们俩身量差不多。穿上她的衣服，就像在她的生活里扮演了她，哪怕仅仅是一次午睡的时间。我一生注定要穿上各种各样别人的衣服，用她们的声音发出各种各样的抱怨、哀嚎和惆怅，都是一些欲求得不到满足的女人，一些自欺欺人的低贱的人们。
老姜那天没有来，后来我连续去了三天，他也没再出现，没收拾好的东西始终堆在那里。一个别人的前夫（也许是准前夫，我在床头柜里并没有看到离婚证），有着半大不小肚皮的中年男人，构不成对我的吸引，主要的诱惑还是那么大一个房子，那么空旷的一个我可以独自支配的舞台，那么高的旋转楼梯，那么肥一只轻易看不到的猫，那么敞亮的厨房和餐厅。
赵盐是有可能突然在屋子里出现的，她当然有这个房子的钥匙，她回来也不必预先通知我。春哥在跟我相处的几天内，毛皮变得油光水滑，猫和孩子一样，有安全感比什么都重要。后面几天，我索性就提了一个小包住了过来，去附近的物美超市买了两次东西，给自己做蒸汽素火锅吃，蘸料是生抽加辣椒粉——从他们家抽屉柜里翻出来一包已经返潮板结的辣椒粉，但还没长蛀虫。辣椒粉虽然陈旧，但是辣劲儿还在，老姜是湖南人，这是他的“遗物”无疑。
独自一人在足有我的卧室那么大的餐厅里，用电磁炉煮一锅水，架上蒸屉，放上切成片的土豆、茄子、西葫芦，还有大白菜和冬瓜。锅里坐的水咕咚咕咚，让整个餐厅雾蒙蒙的，冰冷的窗玻璃上挂了一层水汽。我把蒸熟了的大白菜浸到蘸水里，辣得眼泪鼻涕都出来了，眼泪混着鼻涕，烂糊糊挂了一脸。我想起在佳木斯时，年年入冬时做的腌茄子，一罐一罐地摆在室外，放了大量的蒜瓣儿，又咸又香。那是佳木斯特有的入冬的味道，也许哈尔滨或者齐齐哈尔也是一样的，但任何地方的腌茄子，都没有佳木斯入冬时候的那么入味，那么刺激。
我和老赵是两罐不同的啤酒，他是黑啤我是白啤，他从来就不想离开佳木斯，也不希望女儿去外边读书，他说最多能接受她去哈尔滨上学，而且最好将来回佳木斯找份工作。我到北京后，特别希望女儿将来也能过来，女儿柔软地坐在我腿上，用她小小的、香香的、软软的脸紧贴着我，搂住我的脖子，那是她多大的时候？两岁？三岁？女儿的头发很软，这点随我，但是眉毛又黑又浓，这像她爸，黑浓的眉毛之下是一双特别内的内双，细细长长的，这一点既不像她爸也不像我，是她自己独有的。她哭的时候，眼泪像是从岩石的缝隙中不停地涌出来，她的眼泪像是含着胶质的物质，如果涌出来又没有及时地擦去，就会一直挂在脸颊上，让她从一个细长眼睛的娃娃，变成一个悲切的细长眼睛的硅胶娃娃。
我正在想女儿，老赵就打来了电话。
“咋滴？”
“我陪闺女来北京了，我俩就在机场过一宿。”
“你这人怎么总这样？也不跟我说一声，干吗住机场，把孩子累坏了咋办？”
“早班机便宜点。”
这时候已經是夜里快要十点了，我查了一下，套上外套和鞋，急匆匆地赶往635路公交车站，坐五站地，到了东直门地铁站，坐上机场快轨。老赵和闺女跟我前后脚到达三号航站楼。我站在快轨站那儿，看着女儿拉着小行李箱向我走来，她穿着佳木斯才用得着的长款羽绒服，还有假UGG毛靴子，浓眉毛上似乎还挂着碎冰晶。幸好，箱子是她最喜欢的肉粉色，也是我特地从网上给她买的，为了她这次旅行用，我挑了又挑，为了一款便宜又上算的小旅行箱。
她看到我面无表情，已经开始谢顶的老赵紧随其后，两个人的眼睛在此刻比先前居然相似了一些，也许是总在一起生活造就的。女儿十二岁，还是十三岁？我突然恍惚起来。
“我订了一间房，我们仨今晚挤挤，标间，紧挨着T3航站楼。”我跟老赵说。
“你花这钱干吗？我们出门从来不住店。”
“你住不住我管不着，孩子可不行。”我小声跟他说，女儿跟在后面磨磨蹭蹭，她似乎不想跟我并排走。她从小就倔，如果嘴里要叼个奶嘴，那谁也抢不走，睡觉也死死地咬住，一从她嘴里抽出来，立马醒来哇哇哭，哭到声嘶力竭，不把奶嘴塞回去，绝不罢休。她能哭到浑身通红，红得像煮熟的龙虾。
“喂，琪儿。”我扭头喊女儿，一直低头看地上的她，勉为其难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回答。女儿是冬天生的，叫赵雪琪，生她那天雪大得跟一场白色的烈火一般。我们仨像过去一样一起走在路上，也不完全像过去了，如果完全像过去，我也应该穿着一件又笨又厚的长款羽绒，到脚踝那儿的，那才足以抵挡佳木斯隆冬的严寒。
“我下岗了。”老赵冷不丁说。
“什么？”
“提前内退了，其实就是单位开不出工资了，把一批老人清退了。”
“那你靠什么生活。”
“我爸给我留了一杆猎枪，我上山打狍子，上街卖肉。”
我震惊不已。这件事说来就来，虽然亲戚们已经在疯传佳木斯要倒掉一批企业，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落到老赵头上，但他很快岔开话题。
“现在啊，胜利东路，二二四医院往东方向你记得吗？这一路全是大坑，有的不仅大而且深，开车走那就要躲坑了，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大多都躲不掉。桥南市场附近的路更完，全是坑。”
“你又没车，你操什么心？”
“我替有车的人操心。”老赵不单是谢顶了，剩下没多少的头发白了大半。他天生乐观，独自一人带女儿也不太抱怨，但千万不要惹到他，他一爆，东北爷们的脾气就来了。当年我和杨文野好上的消息传到佳木斯（那期间我们正处在黏黏糊糊的状态，假装还有一个戏要上，双双跑去北戴河旅游了），老赵提着一把菜刀，砍烂了我父母家的木门，我妈吓得只好打110报警。他才不是一个能接受被绿的男人呢，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操家伙，干仗。 老赵和女儿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佳木斯浓厚而又熟悉的气息：狍子肉，深坑，下岗，老赵他爸、我前公公新近中的风，二二四医院……老赵身上也带着我熟悉的味道，但女儿的味道是陌生的，她的奶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少女那清淡而又清新的气息。
我给他们带了吃的，路上买的两只报刊亭内卖剩的煮玉米，女儿见状皱起了眉头。
“不吃，我马上去吃首尔的辣白菜炒饭。”她嫌恶的神情看起来完全是从我这儿遗传的，同款的还有我妈，传女不传男，如果我们三人同时摆出嫌恶的表情，整条街都会闻风丧胆地奔溃而去。我只好把煮玉米全部递给老赵，老赵倒是不觉得凉，撕开了外边的玉米皮，咔嚓咔嚓咬了起来，他的牙口一向很好，过去都是负责帮我咬开栗子和榛子的。我们到了我订好的宾馆，一间房三百多，门店里挂牌的价格是五百八，老赵眼睛总是忍不住往价格挂牌那儿瞟，我催他拿出身份证，女儿为了出国特地办了未成年人护照，她也有身份证。
我们三人住一个房间，房间勉强对得起这个价格，至少床单枕头还算干净。女儿和我躺在一张一米二的小床上，老赵自己躺了另外一张床，洗漱工作像过去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佳木斯冬天的雪霜和雾气就像挂在窗户上一般，风干了的、空空的松果悄无声息地落在雪地上。关灯之后，我们三人悄然无声，女儿没有睡着，但不想说话，老赵也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快地响起鼾声，保持了沉默。我呢，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喂。”我用胳膊肘碰了碰女儿。
“别问我期末考多少分。”
“嘿，我也不知道，记不住。”老赵在另外一张床上抠脚皮子，他总是穿硬邦邦的靴子，靴子总是磨脚的。
“不想说就不说，不重要。”我说，心想着，肯定不咋地，心虚了父女俩。
昔日的一家三口，一下子找不到什么话说，三人依次睡去。我疲惫不堪，挨着女儿，即便她不亲近我，闻到她身上的味道，也觉得熨帖而又安心，到底是亲生的闺女，呼吸的节奏像是自己身上垂下来的一串葡萄，在微风中颤抖。我在半梦半醒中伸出手去，摸索她，她哼哼了两声，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继续睡去。我的手停在她背上的一小角，不敢使劲儿，就那么轻轻地挂着。葡萄到底结在藤下，她就是我的小葡萄，是我一口口奶喂大的，在我一次次拍背和抚摸中睡着，即便跟我置气，跟我斗狠，而不是跟我撒娇，跟我耍无赖，那也都是我的，我的。
血浓于水浓于恨，她早晚都还是我的。
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不久，就被人活活捅醒，真的是捅，没有别的动词可以形容，那个力道，像是初冬的老牛遇到了一截干巴巴带着冰面儿的坡，上去艰难，下来尴尬。我努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老赵正在我身上小心翼翼又努力地奋战。我下意识地向左边看了一眼，闺女不在床上，我续而慌乱地看了一眼另一张床，不知道什么时候，老赵已经悄无声息地把她抱到了另外一张床上，严严实实地盖着被子。看不出起伏，也看不出呼吸，我的女儿像一块山石或者死尸一样躺在那里。
“太久没了，不得劲儿。”老赵贴近我耳边，无比小声地说。
“真行。”但是我没打算反抗，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每次都像点燃鞭炮扔到池塘里，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你跟那男的分开后也很久没了吧？”
“滚！”我咬了他脸颊一口，他喊了一声，女儿在那边动了一下，他赶紧俯下。我并不相信他很久没沾女人，在佳木斯想要找个要钱或不要钱的女人，也不难，特别是冬天，大家闲哒哒的，不在被窝里动弹就在被窝外，相比之下，还是被窝里暖和一些。
老赵出入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他依然坚持到最后，最后关头，我推了他一把，他只好悻悻地射在床单上，然后再去找卫生纸来擦干。我也起来，到卫生间冲洗了一下，上衣都懒得脱下，只是洗了下面。无论是老赵，还是杨文野，他们从不前戏，也不在乎，好像他们的父亲也没有教会他们这么做。我猜，大部分男人都像是野外工作者，在酷暑寒冬尿急，想要找个地方尿一泡，女人所扮演的，无非是个尿罐子，或者痰盂。
早班机果然够早，是七点出头，国际航班得提前两个小时到，所以我们定的闹钟是四点，老赵弄醒我的时候已经快要两点了，我们又把女儿搬回来，分头躺下眯瞪了一会儿，时间很快就到了。我的偏头痛又犯了，也许是前庭神经，一会儿前额突突地蹦，一会儿左边脑壳钻入脑髓地疼。即便如此，还得帮他们收拾好一切，急冲冲地赶赴航站楼。女儿在预定的地方跟大部队会合了，看起来那些女孩儿都是外地来的，这个团只有女孩，没有男孩，带队的也是女导游，说是地陪会有男的，在地活动相对安全一些。我看着拖着拉杆箱的女儿低着头跟着她们排队过关，说不清的滋味涌上心头。
老赵用胳膊肘捅捅我，问我：“你去哪儿？”
“回家。”
“宾馆房间退了，我跟你回去补个觉？”
“别想了，你赶紧回佳木斯吧。”
“我又不赶时间，我急啥？”
“我要背台词，排练，我可没空陪你。”
“哟哟哟，大红人了台柱子，说话都不一样了。”
“关你屁事！”
我还是带他回家了，幸好是周末，同屋不在。我们关在屋子里，齐齐躺下，也没有太多的话说，便分头睡去了。午后的阳光落在窗帘一侧，这朝北的屋子，只能勉强看得到一点点西照，就像儿时从糖纸透过来的暗淡的光。老赵的呼噜声充斥了整个房间，他正如一团用了又用的黑棉花胎，疲沓而又老态毕现地瘫在我那一米五的小床上。我坐了起来，屋子的四角像是被秃鹫叼住的一床破棉被，棉花胎露出脏兮兮的边沿。我对着天花板想要吼一句什么，却是话剧腔。
“不，不，不能再这样了。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了，我没有理由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没有理由再这样了，没有理由，这，没有理由。”这是我最近最熟悉不过的一句台词，然后更多的话源源不断地从我嘴边出现，像女儿看的日漫当中那些话痨式的配角。
“在和你生活的这些年里，我经历了无数次疯狂、崩溃、抑郁和绝望。我感觉每天晚上和你躺在一起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折磨，床单、被子上带着你的体味，最初让我痴迷的味道，经过了一年，也许半年不到就失去了它全部的魅力。我闻到了酸味儿，人肉是酸的，你身上就有一种醋一样的酸酸的气味。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坐高铁去南方巡演那次，哦，佛山，从北京南站开出去的列车，整个车厢里都弥漫着你的肉酸味儿，我坐在你边上忍无可忍，只好跟同事调了位置。那个舞台美术，你最讨厌的舞台美术，你总跟我说他的坏话，说得人家好像是史上口臭最重的舞台美术，说人家能把好好一块木头削成牙签，设计的布景全部都像耗子洞。我为了避开你的肉酸味兒，坐到了他身边。他比你年轻了十五岁不止，你都四十五了，人家才三十不到。你总是觉得我的腹部越来越松弛，你没摸过他的腹部。舞台美术有什么不好？人家的肌肉多紧实，特别紧实，还有他小腹上那一小片的毛茸茸，热乎乎的身体，无比健康，不会突然大口大口地呼吸，也不会爬一点儿楼梯就喘粗气。从小剧场爬到三楼的办公室，你得休息三次，楼梯的每个拐角都要停下来，你身上的血脂太厚了。你不让我穿低腰牛仔，夏天也不能把膝盖以上露出来，你害怕每个闻起来清新可人的年轻人，他们全都是你的情敌。 “你到底是谁，你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够占用我的生命，我这宝贵的生命，一天过完就少一天，一小时过完少一个小时，一分钟过完少一分钟，一秒钟过完少一秒钟。一秒钟少吗？一秒钟说不定就是我的一辈子，一辈子都过完了，整个世界都会鸦雀无声。我不能毁在你这儿，我也不能毁在他那儿，谁也不能让我毁掉，彻彻底底地毁掉。我不会回佳木斯的，不会，休想，别痴心妄想了。”
“你疯了？发什么神经。”老赵突然停下鼾声，扭过身来眯缝着眼看着我。
“别吵，我在背台词呢。”
自问自答
听说这是你第四次在本刊发表小说了，
如此忠心耿耿、持之以恒实在不像你啊。
你这是对一个月金牛的侮辱，和对全体小说家的伤害。谁说写小说不是一件需要忠心耿耿、持之以恒的事情？谁说我不会在贵刊一百周年的版面上出现？BTW，希望《小说界》越办越好。当然了，你对我的人设的了解也是很深刻的，我确实是人类当中背信弃义、虎头蛇尾的典型，比方说这个《四楼电梯对门》，我本来打定主意要写够一万五千字的，写着写着，女一号把前夫带回家，两人一觉醒来，实在乏味，实在庸常，她不得不大声背起了话剧台词，用来缓和一下气氛。我突然间觉得无话可说，生活中有许多这种突然间感觉无话可说的时刻，有些人坚持再努力一把，再找出个话题和由头来说几句，有些人就此紧紧闭住了嘴。说与不说，于事无补，生活常常以某种无话可说、错愕和意外结束，这不稀奇。
如果我顺着你的话问下去，你该开始列举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了，
你的套路我真是耳熟能详。那么，请总结一下你的2019年吧，虽然不是新世纪的结束和开始。
2019年，我翻译了下半本《在路上》，新译本，就等着2020年开春出版了。做一个译者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又虐又爽。与此同时，完成了一些新的短篇;与此同时，做一个普普通通、该吃吃该喝喝的人，一切工作都是打发时间的借口，一切工作都没有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别。大自然向你订货，让你再多活些时日，这是人家慈悲为怀，跟你自己的运气，也没什么关系。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2019年，也就显得跟2009年或者2029年毫无区别了。
好的，那你来猜猜明年我会问你些什么问题？
明年和今年没有区别，你依然会以当时当日、一时兴起为由头，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肯定没办法提前预测你会问些什么，就像你无法提前预测你自己。何况，我知道你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你可能会忘掉这会儿你问过我这个问题。一个写小说的人还有健忘症真是不可救药，你面对纷至沓来的细节怎么处理？你能记住你所有的人物吗？会不会写着写着就忘光了呢？你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有多少秘密連自己都无力把控，只能靠写一张又一张的小纸条来存续。面对你的指责，我只能选择迅速遗忘。生活不是用来写诗，甚至不是用来写小说的，生活是用来试验人这种八面玲珑的物种存在的各种极限的，你我皆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