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投资率持续上升，呈现出与东亚危机国家90年代中前期近乎相同的“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增长特征，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甚至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如何，持续高投资率是否会引发金融风险乃至经济危机？我们通过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的国际比较发现，1998—2004年间我国以ICOR指标衡量的投资宏观经济效益确实比之前几年下降了不少，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投资宏观经济效益实际并不差，完全是可接受的。
　　
　　一、与东亚金融危机国家的比较
　　
　　1998年以来，我国以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值（或投资效果系数）衡量的投资宏观经济效益，与改革开放前期和“八五”时期相比，的确变差了。
　　然而，比较中国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的ICOR值，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比这些危机国家差。如表1所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4—1996年间，中国的ICOR值平均仅为3.5，均大大低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亚危机国家同期的ICOR值。实际上，如果按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后的数据测算，1998—2004年间中国的ICOR值也仅为4.2（参见表1），除略高于1994—1996年印尼的ICOR值3.9外，均低于其他东南亚危机国家的ICOR值。
　　


　　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ICOR值的比较充分说明，尽管中国1998—2004年间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和投资率快速上升的趋势，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率或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要好于1994—1996年间的东南亚国家。
　　
　　二、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ICOR值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按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7—2002年平均达到5.0（1998—2003年平均达到5.2）。尽管如此，中国投资宏观经济效益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是相当好的，除略低于同期低收入国家4.8和高收入OECD国家4.7的水平外，比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非OECD国家的效益都要好很多。特别是，与同属中低收入的国家相比，中国1997—2002年间ICOR值仅为这些国家同期平均水平的1/5左右，说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大大高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相对较好，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的排名不断提升。
　　
　　三、与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高经济增长时期的比较
　　
　　从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四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ICOR数据看，中国高增长时期的ICOR值高于韩国、日本，低于美国。
　　日本高速增长期为1952—1973年（由于世界银行数据仅从1960年开始，故我们计算ICOR时日本仅有1960—1973年间的数据），韩国的高速增长期为1962—1992年，美国二战后的黄金增长期为1992—2000年，中国则采用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3年的数据。从各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的计算结果看，日本12年ICOR平均值为3.1，韩国21年平均值为2.7，美国9年平均值为4.9，中国25年平均数为4.0，中国的ICOR值较高，仅低于美国。这说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低于日本和韩国，这可能是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水平仍赶不上日本和韩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所述分析，我们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并不差。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步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经历着快速的“资本深化”过程，固定资产投资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同时（近年实施的大量公益性投资项目就是直接为社会发展和改善环境的目标服务的），其宏观经济效益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较好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国奇迹”，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