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有接到自称“某某银行”或者“公检法”等打来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在讲普通话，可那浓浓的南方口音还是出卖了他的身份，这就是个骗子！
　　 这是个十分搞笑的体验，你明明知道他们是骗子，他却在很卖力地“工作”，可就是因为普通话不过关，一种莫名的喜感让你很出戏。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
　　
　　 骗子并不傻
　　 几年前，有个分析报告说，电信诈骗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
　　 今年5月，湖南郴州警方打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
　　 按理说，电信诈骗行业很“多金”，可他们为什么就不请一个普通话说得好的人呢？
　　 电话诈骗从当年的座机时代升级到了智能手机时代，工具都进步了，骗子们为什么不改进口音？找个普通话好点的“同伙”真的很难吗？
　　 或者说，这么多年下来，在沟通上如此糟糕的“用户体验”，骗子自己心里没有数？
　　 可如果知道了，还不愿意改变现状，那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原因。
　　 经过这么多年的反诈骗宣传，大部分人接到陌生口音的电话，都会提高警惕，特别是这种普通话说不利索的，没听两句就挂了电话。
　　 但是，总会有人忍不住入了骗子的“局”，不知不觉成为骗子的目标。
　　 事实上，骗子其实正是通过奇烂无比的口音，以十分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无效“客户”。
　　 想想看，假设骗子改用和正规客服一样的标准普通话和你联系，一问一答，势必增加“工作量”，特别是绕了半天，你如果没有上当的话，实在是瞎耽误工夫。
　　 再简单说，这好比我们儿时非常简单的“丢手绢”游戏，骗子用并不娴熟的普通话来当“手绢”，丢向每个接起他们电话的人。
　　 直接挂掉电话的人，相当于没接“手绢”的那个人，大家都省时省力;可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Bingo！这个“手绢”被你就接住了，凡是能接茬的就是“很傻很天真”的潜在客户。
　　 对于骗子们来说，请个普通话好的“客服”并不难，问题是这样就直接提升了游戏难度，成本增加不说，还得陪着全程“斗智斗勇”，这买卖实在不划算。
　　 因此，普通话说不好，并不是骗子们不专业，恰恰是他们有意为之。
　　 正是这种看似很弱智的“口音”，高效地让骗子进行了目标筛选，甚至延伸到了其他骗术上。
　　 比如通过群发短信发出“秦始皇转世”“末代皇族遗产”等把戏，就是这套筛选机制的文字版而已。
　　
　　 其实，背后还有更多有趣的事实
　　 如果由此说明骗子有多聪明，似乎又有些抬举了他们。
　　 实际上，骗子的普通话不好，并不是他们真的有多厉害，更多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原因出乎很多人意料：中国普通话已经全面普及多年，可仍然有3亿左右的国人不能正常使用普通话。
　　 我国是在1956年开始正式推广普通话的，花了几十年时间，在大多数城市和地区，已经基本推广和普及了普通话教育。
　　 遗憾的是，即便普通话已经推广了几十年，依旧有很多人说不好普通话。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比2000年的53.06%提高了27.66个百分点，圆满完成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
　　 但是，这也意味着剩下的将近20%，也就是还有近3亿人依然不能熟练使用普通话交流。
　　 一个原因是我国各地的语言体系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体系极为复杂。
　　 就拿我們熟悉的汉语系来说，分北方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等方言，这其中南方的方言更为复杂和难懂。
　　 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虽然同属一个省，可各地方言差异极大，有些是隔了一座山，说的话就完全不同。
　　 方言听不懂就算了，可有时，说不好普通话的人竭力想用普通话和你交流，那种感觉太“酸爽”。
　　 比如，有句江湖戏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福）建人说普通话”。
　　 福建人属于闽方言，普通话不好，总结起来就是5点：
　　 不会翘舌，如：吃（chi）说成ci;是（shi）说成si
　　 没鼻音，即“n”说成“l”。如：牛（niu）说成liu;奴（nu）说成lu
　　 没有后鼻音，如成功（chenggong）说成chen’gon
　　 “r”说成“l”，如：入（ru）说成lu
　　 “f”念成“h”：发（fa）念成hua
　　 不仅仅是“胡建人”，南方人和北方人因为语言差异，也闹出很多笑话。
　　 有人问一个来北京上学的上海女孩：“上海话里螃蟹怎么说？”
　　 女孩说：“哈。”
　　 这个人接着问：“那鱼怎么说？”
　　 女孩说：“嗯。”
　　 这个人有些奇怪，又问：“虾怎么说呢？”
　　 女孩说：“嚯。”
　　 这个人很无奈，再问：“那鸭怎么说呢？”
　　 女孩说：“啊！”
　　 结果问的人很同情地看看她：“多好的一个孩子，可惜是个哑巴。”
　　 有意思的是，方言在沟通上带来了麻烦，可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有着特殊作用。
　　 抗战时期，国军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是安徽合肥人，他的警卫营全部是合肥人，平时警戒，根本不用制定口令，就靠“合肥话”当敌我识别语言。
　　 在上世纪7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因为越方对我方诸多密码十分熟悉，经常监听截获我方电台的军事情报，制造了许多麻烦。 　　 后来有人建议，从温州抽调了一批通讯兵到前线，用难懂的温州话来传递情报、下达指令，结果收到了奇效。
　　 越方即便截获了信号，也根本搞不清楚内容是什么。
　　 正因为很多地方的方言晦涩难懂，国家才下大力气推广普通话，也收到了成效。目前，全国中小学，几乎全部普及了普通话教育。
　　 只是普及是一回事，熟练掌握是另一回事。
　　 很多方言浓厚的地方，孩子只有在学校才说普通话，平时日常沟通，依旧是以方言为主，久而久之，方言还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
　　 想说好普通话，要么是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要么生活在一个普通话标准的环境。
　　 诈骗行为通常是团体犯罪，就意味着团伙人员之间必须有充分信任，否则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一损俱损了。
　　 所以，被纳入这个团体的人，多半是地域上接近，文化程度不高，又渴望“一夜暴富”的同乡。
　　 既然是老乡，那彼此间更没有使用普通话的必要，要是突然出现一个操着普通话的人，反而会被怀疑是不是警方的“卧底”。
　　 不会说普通话也不要紧，反正有专门的话术训练和剧本。
　　 正因如此，骗子们索性“将错就错”，始终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工作”。
　　
　　 不光是说，很多人是否能写对都是问题
　　 有人或许很奇怪，为何这种漏洞百出的电话诈骗，每年能骗那么多人，屡试不爽？
　　 这里面还有个现实情况，虽然我国的经济体量高居世界第二，但是国民整体文化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80%的人口是文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这几年，很多关于大学求职难的新闻，每年都以各种形式灌输给人们，似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多到泛滥的地步。
　　 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2020年，全国毕业的大学生（包括大专生）也不过1.2亿人，硕士以上约800万人。
　　 简单一算，大学生其实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10%，研究生更是不到1%。即便这些年扩招，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数量也还没有达到烂大街的地步。这意味着，在中国还有超过90%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些连基本教育都没有受过。
　　 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文盲人口依然有3775万人，文盲率是2.67%。
　　 虽然已经比之前降低了许多，可因为人口基数大，总的文盲人口数量依旧庞大。
　　 联合国对文盲的定义，主要分为三个类别：
　　 1.不会读书、识字、写字的人;
　　 2.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的人，包括地图、曲线图、表格等;
　　 3.不会使用电脑进行学习、沟通和管理的人。
　　 换句话说，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的文盲数量可能还不止3000多万。
　　 这并不是说被骗者都是文盲，只能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铺天盖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信息鸿沟”。
　　 许多被骗的人，因为缺乏对各种社会信息足够的辨识力，不知不觉掉入骗子精心编织的“信息差”骗局之中。
　　 在有着严密分工、完整话术的骗子团伙面前，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乃至教授被骗的事情，也不新鲜。
　　 哪怕是专门从事反诈骗工作的人，一不留神，也会不幸“中招”。
　　 今年5月，常州的一位女士是某企业的反诈宣讲员，参与了多次企业反诈骗宣讲活动。
　　 可在接到一个声称她在大学时办了校园贷，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影响征信的电话后，她也慌了。
　　 她想起自己大学时，确实将自己的身份证借给同学刷过单，所以对骗子的话信以为真。
　　 结果在骗子一连串的忽悠下，被对方骗走了18万。
　　 形形色色的电话骗术，虽然让人防不胜防，可他们也很“公平”：他们不分男女，更不挑学历。
　　 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是纯属“业务需要”。
　　 从你接起电话，听到一口令人哭笑不得的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人家其实已经“自报家门”，等待下一个“很傻很天真”的目標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