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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一位重要诗人，与同时期诗人相同，陈与义的诗歌接受亦偏重于杜甫，但是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他的诗歌创作以靖难之役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南渡前，陈与义主要通过学习黄庭坚与陈师道上承杜甫，侧重于对杜甫炼字炼句等艺术技巧的学习。南渡后， 受时代动乱的影响，陈与义转而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既有时代风气的影响，亦有个人经历所导致的独特感悟。
关键词：陈与义；杜甫；接受；创新
一 江西诗派笼罩下的早期接受与创作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是南北宋之际的重要诗人。陈与义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幼年时期即得到很好的诗词歌赋的熏陶。青年时期，他凭借《墨梅》诗，受到时宰王黼和皇帝的赏识，仕途上很快得以升迁，文学上享有盛名，往往“辞章一出，名动京师”[1]。但是陈与义的 这个时期书房生活是他生活的主要方面，所谓“闲门读书生自发”，题诗酬唱、苦心功名为个人的仕途穷达而忧喜。[2]这个时期，陈与义还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咏物诗上，《墨梅》之外，还有《水仙花》、《李花》等诗，此外还有歌咏亭子、楼台、棋的诗。习见的下雨，亦成为他反复吟诵的对象。这些都说明，这个时期他的趣味基本还停留在对文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上，借以表现其文人品味，消遣娱乐以抒怀。
虽然陈与义很早就凭《墨梅》受到皇帝的欣赏，但是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符宝郎任内，受到荐主王黼牵连，被贬去陈留监酒税。他写了多首有关这次遭遇的作品，如《至陈留》，从诗中，可以看出陈与义对这次去陈留的遭遇很不满意，一个“哀”字道出心中所想。另一首《将赴陈留寄心老》中写道“三年成一梦，梦破说梦中”，依然是抒发贬谪后的伤怀。虽则不满，但他只是停留在自己遭遇的抒发上，诗歌的题材范围并没有扩大。
这个时期正是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风的盛行时期。随着政治局面的险恶，诗人普遍存在全身避害的思想，因此江西诗人的学杜，亦还是停留在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接受上。陈与义亦不外此。钱钟书说：“我们看到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3]。 这句话可以看出陈与义早期的诗多效法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和陈师道。黄庭坚提出“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说，陈与义效法黄庭坚，亦喜讲究练字练句，多用典故。除对黄、陈接受并由黄、陈接通杜甫外，他还重视向其他诗人的学习。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学习前人诗句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诗歌。例如，他学习李白的“忽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写了“忽风雨至骤过，恍向来之所历”（《觉心画山水赋》），化用得非常自然、贴切。再看《连雨赋书事四首其一》，是：“九月逢连雨，萧萧稳晚秋。龙公无乃倦，客子不胜愁。云气昏城壁，钟声烟寺楼。年年授衣节，牢落向他州。”第一句化用杜牧《忆齐安》中的“连江雨送秋”；第二句化用苏东坡《祷雨张龙公祠》“龙公试手行雪中”和迦南诗人王粲的《从军》诗；第三句化用杜甫的诗歌《别义山》“江山云雾香”和苏轼《郁孤台》“滩声入书楼”和最后一句化用杜甫的诗歌《法镜寺》“身危适他州”。从一首诗歌中即可看出他的接受、学习的兴趣很广泛。
陈与义尤其推崇陈师道，主要是学习他的简洁和以平淡为美的风格，这在陈与义的早期描写山水和闲适生活的作品中有体现。例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其五》“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这首诗写的清新自然，感情真切，意境优美韵味深长，少了在其他作品中的生硬晦涩，多了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4]的质朴无华的风格，这和陈师道主张的质朴无华的风格是一致的。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有一个逐步深化过程，在他早期诗歌中主要接受杜甫的练字练句等艺术技巧方面，并没有领悟到杜甫诗歌的精神实质，甚至对杜甫手无缚鸡之力还想兼济百姓的行为很不理解。杜甫亲耳见闻惨烈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安史动乱，而生活安逸的陈与义，他所关注的范围很有限，并不能真正理解杜甫诗歌的内涵。这也是“江西诗派”诗人对杜甫接受的普遍局限。
二 时代巨变与杜甫的再发现
北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吏的昏聩腐败，外族的入侵，导致“靖康之耻”的发生。宋朝统治者为避乱南下，从开封迁都临安，导致大批北方人们生活在战乱中。靖难之役使陈与义的个人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他文风改变的分水岭。受这次战争的影响，陈与义的写作不再只局限自己的狭窄的视野，而是把眼界扩大至更深更广的范围。安史之乱、靖难之役，同样都是面对支离破碎烽火狼烟的的时代，同样的由和平到战争转变的经历，使得陈与义开始深刻理解杜甫，使得陈与义关注时事发展，关心国家兴亡安危，爱国主义成为他诗歌的主导思想。
陈与义开始反对以前的雕章镂句式的学习杜甫的方式，批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写法，而是侧重从精神实质上与杜甫的沟通与神会。可以看出，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比前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南渡后的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深刻的体会到了杜诗诗歌的真正精神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他感慨道：“但恨平生意，轻了杜甫诗。”“草草檀公策，茫茫老杜诗。”这时的陈与义后悔当初的浅尝辄止和学杜甫太表面化了，他转而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和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在南渡的五年中，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甚至命有时会危在旦夕，在作品中亦有反应。如“我非洛豪士，不遇穷谷饥。”被迫南下的诗人，思乡之情非常浓烈。发出“江南非不好，楚客是吾乡”的感伤和“东西俱吾乡”的无奈。他的一些律诗，如《伤春》、等，颇得杜甫神韵，既有忧国伤时的感怀，又有杜诗沉郁顿挫的神韵。身在他乡，异方之音倍感凄凉，没有归属感。“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牡丹）》以牡丹借物寄情，没有了那种为作诗赋搜肠刮肚的心情，而是非常自然巧妙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纪昀高度评价陈与义“简斋风骨高秀，实胜宋代诸公。”正合了赵翼的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句到沧桑词变工”。南渡的这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地，主要从情感、意境、语言这三个方面论述，成绩卓著。[5] 第一， 情感丰富、有感染力。
与早期抒发个人日常生活的题材不同，这时的范围扩大了，随之感情范围也扩大了。这个时期，他借鉴杜甫“缘事而发”的写作态度，创作出很多首感情自然真切的诗歌。这些诗歌真实的记录了战乱以来的一些状况，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
南渡初，他写了《邓州西轩书画事其六》“杨刘相倾建中乱，不待白首今同归。只今将相须廉蔺，五月并门未解围”。诗人笔端直触时事，讽刺争名夺利的官员，指出官吏同僚们应该学习古时候的将相廉颇蔺相如，齐心合力、保家卫国。还有一首《伤春》写得更好：”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残兵敢犯犬羊锋.”整首诗大气磅礴、雄健刚劲，颇有豪迈苍凉的感觉。庙堂里没有去平定边患的对策，坐等着战败。怪汴京沦落，皇帝逃跑南下，作臣子的忧愁的得头发都白了，第五句巧妙化用化用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最后两句从“稍喜”看出来有一丝宽慰，气势豪迈刚劲，但是整首诗还是对皇帝无能，奸臣误国批判意味很浓，这首诗完全与以前的风格不同。
第二，意境广阔壮大。
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在取景上从大处入手，善于抓住意境壮大的物象，借以抒怀。如《登岳阳楼》：“洞庭之水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逰还万里，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这首诗写于作者避乱岳州时登岳阳楼时，感古伤今所作。这首诗歌是作者站在城楼上俯瞰的场景，所以视野比较开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水面阔大的洞庭景象。诗中的洞庭、旌帘、湖山、老木、苍波等景物的选择，营造了一种壮大的雄浑的境界。这首诗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以及画面：岳阳楼在洞庭水的东面，江水的西面，楼上的旗子没有一丝飘动，此时夕阳已经落下山。作者登上昔时吴蜀分割地的楼上，面对着将要来临暮色的洞庭湖的水光山色感慨万千。第三句写的气势广阔，第四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满腹心事的文人倚着窗子看夕阳西下的画面。颈联第一句写不远万里被迫从开封来到岳阳，如今想回家乡却被战乱烽火万里阻隔，所以说是“万里来逰还万里”想念故都家乡的心情可想而知；第二句一个“难”字把这几年的遭遇全都写出来了，“难”字前面加了一个“多”字，多灾多难的命运一下子写的真切感人，用字真是凝练简洁，又用了一个“危”字把这次战争对生命的残害写了出来，“更”字的使用表明不仅多难更主要的是人生在世生命可能随时就会结束。整个颈联写的沉郁苍凉，抒情气氛浓郁。尾联写道“白头吊古风霜里”此时的陈与义是快四十岁的了，面对着此楼此水吊念古事，怀念北宋时光，感慨自己年岁已高，犹如处在风霜里的人了；最后一句写面对老木苍波诗人内心无限悲伤，“老”字修饰树木，“仓”字修饰波浪，明写老树苍波，实是感慨自己的年老，借物寄情，一种无限的苍凉压抑感油然而生，诗人以“无限悲”结束整首诗歌，读完有一种说不尽的悲伤之情。整首诗的意象选择有夕阳、暮时、老木、苍波等比较凉色调的词语，营造一种内心无比沉重的悲伤之情。总体来说，这首诗歌风格雄浑阔大，极具感染力。这首诗和杜甫的沉郁顿挫、雄浑凝练的风格很接近，很容易想到由杜甫写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律诗意境阔大浩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处”；对仗非常工整，今昔相对，洞庭水对岳阳楼；感情真切感人，把晚年孤苦无依、多病多难的境地仅用十个写得人潸然泪下；最重要的是疾病缠身的杜甫依然心忧国家，关心国家时局”戎马关山北“想到此诗人感慨不已。杜甫时时刻刻心有国家、心有百姓、陈与义在南渡后对杜甫的这种博大情怀越来越钦佩。
第三，语言凝练深刻。
针对前期诗歌创作经常用事堆砌的现象，陈与义这个时期尽力改正。南渡后他已经逐渐摆脱了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束缚，不再求字句的怪异新奇，而是转向学习杜甫创作中重视内在精神的传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借景抒情、缘事而发，用所写之笔表达心中所想，亦注重艺术技巧的探寻，善于用动词使得语言生动有趣味。比如《登岳阳楼》中“老”木、“苍”波、"更"字等词语的运用，显示出作者细腻的心思，更具形象性和生动性。
三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尊杜的不同
陈与义在当时有很大的声望，他是否被归为江西诗派，一直被人们争论着。宋代时吕本中没有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但是严羽在《沧浪诗话》说陈与义“亦江西诗派而小异”[6]，后来方回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虽然陈与义和江西诗派都是极为推崇杜甫的，但是陈与义和江西诗派对杜甫的接受是有一些差异的。江西诗派人主要学习杜甫创作的技巧和杜甫夔州之后的诗风，陈与义主要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和声调音节以及杜甫安史之乱后的创作。
（一）江西诗派的尊杜
江西诗派人非常推崇杜甫，这主要反映在诗坛巨擘黄庭坚的作品中。黄庭坚早年时间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他在很多诗篇中都称赞杜甫的忠义爱国，如在《老杜浣花溪图引》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7]，黄庭坚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写了一系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同样他也借鉴杜甫的艺术技巧，注意字句的斟酌，主张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式的写作。
黄庭坚的仕途生涯并不是很顺利，他被贬谪到地方多年，到晚年时期心态逐渐趋于平和，这时候较少重视杜甫的爱国忧民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他更注重学习杜甫在晚年漂泊西南时期的浑融老成的风格，写了一些韵味悠长的诗歌。
江西诗派的其他诗人在学习杜甫方面主要是沿着黄庭坚的道路，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陈与义的尊杜与他们有一些不同。
（二）陈与义的尊杜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与其他江西诗派诗人不同，他对杜甫的接受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前期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到受时代影响学习杜甫深刻的爱国情怀，这个过程使得陈与义的文风逐渐成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爱国精神和沉郁雄浑的风格，最终自成一家。 陈与义虽然受黄、陈影响，但他并不是因循守旧的，而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也说，陈与义的七律对仗“已不完全注重字面的工稳精巧，而更着重于上下句之间的相互联系。” [8] 黄庭坚诗歌喜欢追求新奇，但时有艰涩难懂的毛病，陈与义取长补短，把变诗句变[得明畅、音节流畅，并且注意整首诗的总体意境而不是每诗句中的内涵。例如，陈与义的《出山》一诗写道：“山空樵斧响，隔岭有人家。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整首诗语言清新，音节流畅，意境空远。这和杜甫的清丽明快的绝句在艺术上有很大相同之处。
江西诗派人非常重视用典，有些诗歌晦涩难懂，但陈与义在南渡后很注重白描手法的使用，用自然真实的手法描写山姿水态。他的抒发闲情逸致的小诗清新自然，这也使得一些人反对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等早期江西诗派人没有经历时代动乱的影响，因此没有陈与义对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写的作品更深刻的理解，陈与义后期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
四 陈与义南渡后期与杜甫的比较
陈与义受时代和个人性情的影响，他对杜甫的接受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从整体上看，他的作品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对南宋的陆游等爱国诗人影响很大。南渡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如果不是战乱的时代做媒，陈与义在诗坛上的成就便不会那么显著。当战乱发生几年后国家相对安定时，陈与义被皇帝器重给予很高的官职，这时候他的写作视角更多的站在了统治者的角度，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已经超越了爱民的情怀。他的忧国忧民情怀失去了发自内心的诚挚，而更多的是在极致灾难时的为学杜甫而学杜的心理慰藉。
陈与义写了很多关于战乱的作品，但是只把抗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爱国主义的文臣武将上，并且始终抱有“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看不到蓬勃兴起的人民群众的抗金力量，甚至害怕农民起义的壮大，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几首直接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甚至经常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他没有杜甫的忧愤深广的情怀和去下层接触民众的体验，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有着一些狭隘和局限。
杜甫则不同，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出一份力，而且看到了将领和民众的齐心合力，并且针对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会直接在作品中进行批判。他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百姓安居乐业，并且肯定广大百姓在战争中的作用。有诗为证，“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老妪力虽衰”“犹得备晨炊”等等都反映了他在同情人民遭遇，对人民所做的努力给以肯定。
杜甫和陈与义分别所处的唐代和宋代文人们的文化性格有很大的不同，盛唐诗人追求“骨气端详”的大气风范，而宋代诗人追求是个性化的生活；宋代世人追求个人内心的修养，比较中庸，所以陈没有杜的磅礴大气。虽然二人都生活在官宦家庭，但是陈与义缺少对底层的关注，他所关心的多为士大夫的情感与生活，没有深厚的群众土壤，陈与义很难写出杜甫那样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深刻的诗句。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具有时代特点和共同性，那就是从初始的表面与形式的接受，向后来的精神内涵接受的过渡。但是，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是发自内心的，有他亲身的体验做基础，而宋代的士大夫们，他们更多的是以文人心态去对待杜甫的。他们更易接受的是杜甫的遣词造句的章法，却难以感同身受地接受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所以，他们的学杜，只是为学杜而学杜。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固然可以学习，但一旦学习了，就容易成为诗歌里面的搬演与陈词滥调，从而也就失去诗歌最可贵的发自内心的真挚。陈与义的学杜，纵然亦得其神髓于一二，对于这些，后人给予的评价似乎过于慷慨。这也是宋诗多具文人习性，较普遍缺乏忧国忧民情怀所致。所以，陈与义的表现如鹤立鸡群。但一旦他们的境遇有了好转，就一如杜甫，国家的痛苦，人民的灾难，往往也都抛到了一边。陈与义在时代灾难达于极致之际与杜甫的重合，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作用罢了。等他安逸地做了高官，他的吟唱就再也没有苍凉的时代悲歌了。
参考文献
[1]杨庆存.宋代文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6.
[2]吴书荫，金德厚.陈与义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4.
[3]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32.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58.
[5]左福生.论陈与义南渡诗的“雄浑” [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2）.
[6]邓红梅.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 [J].学术期刊，1994，（8）.
[7]杭勇.论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学杜之差异[J].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06，（6）.
[8]本卷主编张毅.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859.
关键词：陈与义；杜甫；接受；创新
一 江西诗派笼罩下的早期接受与创作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是南北宋之际的重要诗人。陈与义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幼年时期即得到很好的诗词歌赋的熏陶。青年时期，他凭借《墨梅》诗，受到时宰王黼和皇帝的赏识，仕途上很快得以升迁，文学上享有盛名，往往“辞章一出，名动京师”[1]。但是陈与义的 这个时期书房生活是他生活的主要方面，所谓“闲门读书生自发”，题诗酬唱、苦心功名为个人的仕途穷达而忧喜。[2]这个时期，陈与义还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咏物诗上，《墨梅》之外，还有《水仙花》、《李花》等诗，此外还有歌咏亭子、楼台、棋的诗。习见的下雨，亦成为他反复吟诵的对象。这些都说明，这个时期他的趣味基本还停留在对文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上，借以表现其文人品味，消遣娱乐以抒怀。
虽然陈与义很早就凭《墨梅》受到皇帝的欣赏，但是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符宝郎任内，受到荐主王黼牵连，被贬去陈留监酒税。他写了多首有关这次遭遇的作品，如《至陈留》，从诗中，可以看出陈与义对这次去陈留的遭遇很不满意，一个“哀”字道出心中所想。另一首《将赴陈留寄心老》中写道“三年成一梦，梦破说梦中”，依然是抒发贬谪后的伤怀。虽则不满，但他只是停留在自己遭遇的抒发上，诗歌的题材范围并没有扩大。
这个时期正是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风的盛行时期。随着政治局面的险恶，诗人普遍存在全身避害的思想，因此江西诗人的学杜，亦还是停留在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接受上。陈与义亦不外此。钱钟书说：“我们看到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3]。 这句话可以看出陈与义早期的诗多效法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和陈师道。黄庭坚提出“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说，陈与义效法黄庭坚，亦喜讲究练字练句，多用典故。除对黄、陈接受并由黄、陈接通杜甫外，他还重视向其他诗人的学习。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学习前人诗句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诗歌。例如，他学习李白的“忽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写了“忽风雨至骤过，恍向来之所历”（《觉心画山水赋》），化用得非常自然、贴切。再看《连雨赋书事四首其一》，是：“九月逢连雨，萧萧稳晚秋。龙公无乃倦，客子不胜愁。云气昏城壁，钟声烟寺楼。年年授衣节，牢落向他州。”第一句化用杜牧《忆齐安》中的“连江雨送秋”；第二句化用苏东坡《祷雨张龙公祠》“龙公试手行雪中”和迦南诗人王粲的《从军》诗；第三句化用杜甫的诗歌《别义山》“江山云雾香”和苏轼《郁孤台》“滩声入书楼”和最后一句化用杜甫的诗歌《法镜寺》“身危适他州”。从一首诗歌中即可看出他的接受、学习的兴趣很广泛。
陈与义尤其推崇陈师道，主要是学习他的简洁和以平淡为美的风格，这在陈与义的早期描写山水和闲适生活的作品中有体现。例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其五》“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这首诗写的清新自然，感情真切，意境优美韵味深长，少了在其他作品中的生硬晦涩，多了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4]的质朴无华的风格，这和陈师道主张的质朴无华的风格是一致的。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有一个逐步深化过程，在他早期诗歌中主要接受杜甫的练字练句等艺术技巧方面，并没有领悟到杜甫诗歌的精神实质，甚至对杜甫手无缚鸡之力还想兼济百姓的行为很不理解。杜甫亲耳见闻惨烈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安史动乱，而生活安逸的陈与义，他所关注的范围很有限，并不能真正理解杜甫诗歌的内涵。这也是“江西诗派”诗人对杜甫接受的普遍局限。
二 时代巨变与杜甫的再发现
北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吏的昏聩腐败，外族的入侵，导致“靖康之耻”的发生。宋朝统治者为避乱南下，从开封迁都临安，导致大批北方人们生活在战乱中。靖难之役使陈与义的个人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他文风改变的分水岭。受这次战争的影响，陈与义的写作不再只局限自己的狭窄的视野，而是把眼界扩大至更深更广的范围。安史之乱、靖难之役，同样都是面对支离破碎烽火狼烟的的时代，同样的由和平到战争转变的经历，使得陈与义开始深刻理解杜甫，使得陈与义关注时事发展，关心国家兴亡安危，爱国主义成为他诗歌的主导思想。
陈与义开始反对以前的雕章镂句式的学习杜甫的方式，批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写法，而是侧重从精神实质上与杜甫的沟通与神会。可以看出，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比前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南渡后的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深刻的体会到了杜诗诗歌的真正精神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他感慨道：“但恨平生意，轻了杜甫诗。”“草草檀公策，茫茫老杜诗。”这时的陈与义后悔当初的浅尝辄止和学杜甫太表面化了，他转而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和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在南渡的五年中，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甚至命有时会危在旦夕，在作品中亦有反应。如“我非洛豪士，不遇穷谷饥。”被迫南下的诗人，思乡之情非常浓烈。发出“江南非不好，楚客是吾乡”的感伤和“东西俱吾乡”的无奈。他的一些律诗，如《伤春》、等，颇得杜甫神韵，既有忧国伤时的感怀，又有杜诗沉郁顿挫的神韵。身在他乡，异方之音倍感凄凉，没有归属感。“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牡丹）》以牡丹借物寄情，没有了那种为作诗赋搜肠刮肚的心情，而是非常自然巧妙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纪昀高度评价陈与义“简斋风骨高秀，实胜宋代诸公。”正合了赵翼的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句到沧桑词变工”。南渡的这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地，主要从情感、意境、语言这三个方面论述，成绩卓著。[5] 第一， 情感丰富、有感染力。
与早期抒发个人日常生活的题材不同，这时的范围扩大了，随之感情范围也扩大了。这个时期，他借鉴杜甫“缘事而发”的写作态度，创作出很多首感情自然真切的诗歌。这些诗歌真实的记录了战乱以来的一些状况，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
南渡初，他写了《邓州西轩书画事其六》“杨刘相倾建中乱，不待白首今同归。只今将相须廉蔺，五月并门未解围”。诗人笔端直触时事，讽刺争名夺利的官员，指出官吏同僚们应该学习古时候的将相廉颇蔺相如，齐心合力、保家卫国。还有一首《伤春》写得更好：”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残兵敢犯犬羊锋.”整首诗大气磅礴、雄健刚劲，颇有豪迈苍凉的感觉。庙堂里没有去平定边患的对策，坐等着战败。怪汴京沦落，皇帝逃跑南下，作臣子的忧愁的得头发都白了，第五句巧妙化用化用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最后两句从“稍喜”看出来有一丝宽慰，气势豪迈刚劲，但是整首诗还是对皇帝无能，奸臣误国批判意味很浓，这首诗完全与以前的风格不同。
第二，意境广阔壮大。
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在取景上从大处入手，善于抓住意境壮大的物象，借以抒怀。如《登岳阳楼》：“洞庭之水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逰还万里，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这首诗写于作者避乱岳州时登岳阳楼时，感古伤今所作。这首诗歌是作者站在城楼上俯瞰的场景，所以视野比较开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水面阔大的洞庭景象。诗中的洞庭、旌帘、湖山、老木、苍波等景物的选择，营造了一种壮大的雄浑的境界。这首诗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以及画面：岳阳楼在洞庭水的东面，江水的西面，楼上的旗子没有一丝飘动，此时夕阳已经落下山。作者登上昔时吴蜀分割地的楼上，面对着将要来临暮色的洞庭湖的水光山色感慨万千。第三句写的气势广阔，第四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满腹心事的文人倚着窗子看夕阳西下的画面。颈联第一句写不远万里被迫从开封来到岳阳，如今想回家乡却被战乱烽火万里阻隔，所以说是“万里来逰还万里”想念故都家乡的心情可想而知；第二句一个“难”字把这几年的遭遇全都写出来了，“难”字前面加了一个“多”字，多灾多难的命运一下子写的真切感人，用字真是凝练简洁，又用了一个“危”字把这次战争对生命的残害写了出来，“更”字的使用表明不仅多难更主要的是人生在世生命可能随时就会结束。整个颈联写的沉郁苍凉，抒情气氛浓郁。尾联写道“白头吊古风霜里”此时的陈与义是快四十岁的了，面对着此楼此水吊念古事，怀念北宋时光，感慨自己年岁已高，犹如处在风霜里的人了；最后一句写面对老木苍波诗人内心无限悲伤，“老”字修饰树木，“仓”字修饰波浪，明写老树苍波，实是感慨自己的年老，借物寄情，一种无限的苍凉压抑感油然而生，诗人以“无限悲”结束整首诗歌，读完有一种说不尽的悲伤之情。整首诗的意象选择有夕阳、暮时、老木、苍波等比较凉色调的词语，营造一种内心无比沉重的悲伤之情。总体来说，这首诗歌风格雄浑阔大，极具感染力。这首诗和杜甫的沉郁顿挫、雄浑凝练的风格很接近，很容易想到由杜甫写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律诗意境阔大浩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处”；对仗非常工整，今昔相对，洞庭水对岳阳楼；感情真切感人，把晚年孤苦无依、多病多难的境地仅用十个写得人潸然泪下；最重要的是疾病缠身的杜甫依然心忧国家，关心国家时局”戎马关山北“想到此诗人感慨不已。杜甫时时刻刻心有国家、心有百姓、陈与义在南渡后对杜甫的这种博大情怀越来越钦佩。
第三，语言凝练深刻。
针对前期诗歌创作经常用事堆砌的现象，陈与义这个时期尽力改正。南渡后他已经逐渐摆脱了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束缚，不再求字句的怪异新奇，而是转向学习杜甫创作中重视内在精神的传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借景抒情、缘事而发，用所写之笔表达心中所想，亦注重艺术技巧的探寻，善于用动词使得语言生动有趣味。比如《登岳阳楼》中“老”木、“苍”波、"更"字等词语的运用，显示出作者细腻的心思，更具形象性和生动性。
三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尊杜的不同
陈与义在当时有很大的声望，他是否被归为江西诗派，一直被人们争论着。宋代时吕本中没有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但是严羽在《沧浪诗话》说陈与义“亦江西诗派而小异”[6]，后来方回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虽然陈与义和江西诗派都是极为推崇杜甫的，但是陈与义和江西诗派对杜甫的接受是有一些差异的。江西诗派人主要学习杜甫创作的技巧和杜甫夔州之后的诗风，陈与义主要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和声调音节以及杜甫安史之乱后的创作。
（一）江西诗派的尊杜
江西诗派人非常推崇杜甫，这主要反映在诗坛巨擘黄庭坚的作品中。黄庭坚早年时间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他在很多诗篇中都称赞杜甫的忠义爱国，如在《老杜浣花溪图引》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7]，黄庭坚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写了一系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同样他也借鉴杜甫的艺术技巧，注意字句的斟酌，主张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式的写作。
黄庭坚的仕途生涯并不是很顺利，他被贬谪到地方多年，到晚年时期心态逐渐趋于平和，这时候较少重视杜甫的爱国忧民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他更注重学习杜甫在晚年漂泊西南时期的浑融老成的风格，写了一些韵味悠长的诗歌。
江西诗派的其他诗人在学习杜甫方面主要是沿着黄庭坚的道路，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陈与义的尊杜与他们有一些不同。
（二）陈与义的尊杜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与其他江西诗派诗人不同，他对杜甫的接受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前期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到受时代影响学习杜甫深刻的爱国情怀，这个过程使得陈与义的文风逐渐成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爱国精神和沉郁雄浑的风格，最终自成一家。 陈与义虽然受黄、陈影响，但他并不是因循守旧的，而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也说，陈与义的七律对仗“已不完全注重字面的工稳精巧，而更着重于上下句之间的相互联系。” [8] 黄庭坚诗歌喜欢追求新奇，但时有艰涩难懂的毛病，陈与义取长补短，把变诗句变[得明畅、音节流畅，并且注意整首诗的总体意境而不是每诗句中的内涵。例如，陈与义的《出山》一诗写道：“山空樵斧响，隔岭有人家。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整首诗语言清新，音节流畅，意境空远。这和杜甫的清丽明快的绝句在艺术上有很大相同之处。
江西诗派人非常重视用典，有些诗歌晦涩难懂，但陈与义在南渡后很注重白描手法的使用，用自然真实的手法描写山姿水态。他的抒发闲情逸致的小诗清新自然，这也使得一些人反对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等早期江西诗派人没有经历时代动乱的影响，因此没有陈与义对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写的作品更深刻的理解，陈与义后期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
四 陈与义南渡后期与杜甫的比较
陈与义受时代和个人性情的影响，他对杜甫的接受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从整体上看，他的作品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对南宋的陆游等爱国诗人影响很大。南渡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如果不是战乱的时代做媒，陈与义在诗坛上的成就便不会那么显著。当战乱发生几年后国家相对安定时，陈与义被皇帝器重给予很高的官职，这时候他的写作视角更多的站在了统治者的角度，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已经超越了爱民的情怀。他的忧国忧民情怀失去了发自内心的诚挚，而更多的是在极致灾难时的为学杜甫而学杜的心理慰藉。
陈与义写了很多关于战乱的作品，但是只把抗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爱国主义的文臣武将上，并且始终抱有“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看不到蓬勃兴起的人民群众的抗金力量，甚至害怕农民起义的壮大，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几首直接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甚至经常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他没有杜甫的忧愤深广的情怀和去下层接触民众的体验，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有着一些狭隘和局限。
杜甫则不同，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出一份力，而且看到了将领和民众的齐心合力，并且针对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会直接在作品中进行批判。他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百姓安居乐业，并且肯定广大百姓在战争中的作用。有诗为证，“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老妪力虽衰”“犹得备晨炊”等等都反映了他在同情人民遭遇，对人民所做的努力给以肯定。
杜甫和陈与义分别所处的唐代和宋代文人们的文化性格有很大的不同，盛唐诗人追求“骨气端详”的大气风范，而宋代诗人追求是个性化的生活；宋代世人追求个人内心的修养，比较中庸，所以陈没有杜的磅礴大气。虽然二人都生活在官宦家庭，但是陈与义缺少对底层的关注，他所关心的多为士大夫的情感与生活，没有深厚的群众土壤，陈与义很难写出杜甫那样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深刻的诗句。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具有时代特点和共同性，那就是从初始的表面与形式的接受，向后来的精神内涵接受的过渡。但是，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是发自内心的，有他亲身的体验做基础，而宋代的士大夫们，他们更多的是以文人心态去对待杜甫的。他们更易接受的是杜甫的遣词造句的章法，却难以感同身受地接受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所以，他们的学杜，只是为学杜而学杜。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固然可以学习，但一旦学习了，就容易成为诗歌里面的搬演与陈词滥调，从而也就失去诗歌最可贵的发自内心的真挚。陈与义的学杜，纵然亦得其神髓于一二，对于这些，后人给予的评价似乎过于慷慨。这也是宋诗多具文人习性，较普遍缺乏忧国忧民情怀所致。所以，陈与义的表现如鹤立鸡群。但一旦他们的境遇有了好转，就一如杜甫，国家的痛苦，人民的灾难，往往也都抛到了一边。陈与义在时代灾难达于极致之际与杜甫的重合，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作用罢了。等他安逸地做了高官，他的吟唱就再也没有苍凉的时代悲歌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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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书荫，金德厚.陈与义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4.
[3]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32.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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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红梅.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 [J].学术期刊，1994，（8）.
[7]杭勇.论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学杜之差异[J].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06，（6）.
[8]本卷主编张毅.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