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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日报》总编辑、90年代《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新闻出版界几乎无人不晓，而作为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范敬宜，更是声名远播。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就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前的1984年8月至1986年3月，范敬宜同志曾任中国外文局局长。在外文局历任局长当中，他可能是在任时间最短的一位，前后不到两年。
范敬宜同志任局长的时候，我是外文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自然难得有机会与他接触，只是在大会上听过他的报告。但是有关他的传闻，还是知道一些的：他家学渊远，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第28代后裔，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才华横溢，擅诗词书画。对于这样一位局长，像我这样的无甚知识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心怀敬意的。在范敬宜同志来外文局后不久的一次书画展览中，见到了他的一幅国画，画上题的是一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回到家里，我连忙查找出处，才知道此句出自唐代诗人韦应物《滁州西涧》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从此对这位局长就更增添了几分敬意。
在他离开外文局十几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竟然跟他有过几次打交道的机会。第一次是在2002年的9月下旬，当时新世界出版社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高档画册《中国古代建筑》(中、英文两个版本)，希望在江泽民主席出访美国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美国总统克林顿。我请新世界出版社老总编陈休征同志帮忙，她找到了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范敬宜同志。几次电话联系以后，约好在一天晚上我把书送到他家。在班上劳累了一天的他，显得有些疲倦，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说在外文局的时候认识我。我多少有些诧异，觉得不大可能，猜想他这样说，也许完全是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范敬宜同志连夜与随江主席出访的曾庆红联系，几经周折，此书终于被作为国礼带到了美国，并由江主席亲自赠送给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目前存放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见到这本书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同志还通过范敬宜同志带话说：感谢外文局出版了这样一本好书。
2004年下半年，我参与编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同志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演讲，需要请人点评。大家认为此事由范敬宜同志来做比较合适，因为他正好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但是谁出面请他呢?我自认为跟他有一面之缘，便自告奋勇说试试看。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范敬宜同志家的电话，表达了请他点评的愿望时，没想到范敬宜同志丝毫没有推托，竟一口答应了下来，并按时把文章写好。我知道，他真的是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写这篇文章的。
除了从事新闻主业外，范敬宜同志还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诗文、书画作品，他自己则谦称为“余事”。他曾出版过一本《范敬宜诗书画》(蒙他厚爱，后来我得到了本他的签名本)。书中收录的那些挥洒的诗文、酣畅的书法和意境优雅的画作，更令人惊叹于他的才华和学识。而对自己的诗书画，范敬宜同志是这样说的：“我虽然未能成为合格的画家、书法家、诗人，更未能留下什么精心之作，但是‘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其中的妙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如果以画家、书法家、诗人的尺度来律我，那我就无地自容了。”字里行间洋溢着范敬宜同志的大家风范和谦虚的美德。
再一次见到他，已经是2006年年初的事了。全怪我办事拖拉，本来早该把我们与耶鲁合作出版的第二本画册《中国文明的形成》给他送去，因为他是外文局特聘的该丛书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几次约时间，都没有办成，就一直拖到今年年初。
2006年1月12日下午，范敬宜同志在他家附近的清香林茶楼接待了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海鸥同志和我。一杯香茗，两盘甜点，在优雅宁静的茶楼里，范敬宜同志讲述了22年前他刚来外文局时的往事。范敬宜说，他当年被调到外文局工作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自感力不从心，而外文局的同志对他也很不了解，只觉得他“长了一张娃娃脸，名不见经传”。
在这种情况下，范敬宜决定一切从“小事”做起。上任不久，他发现不少职工都自带午饭，但没地方热。于是便找到了负责行政事务的一位同志，问及此事，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大锅”。在外文局，买个锅难道那么难吗?这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让新上任的局长百思不得其解。再一了解，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不能这样惯着那些知识分子”。在范局长的努力下，锅还是买了，中午热饭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大家都非常感谢这位新来的局长，事情虽然很小，但映照了范局长关心爱护职工的拳拳之心。
后来，一位社领导陪他去看外文局职工的住房条件。“在黑洞洞的走廊里，摆满了各家的煤气灶，各式各样的橱柜上堆放着锅碗瓢盆，走廊里散发出混杂着饭菜味的浊气，简直是‘惨不忍睹’！原来我们的职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范敬宜同志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此情此景，让这位新来的局长再也坐不住了，他冒昧给当时还从未见过面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范敬宜同志解释说：我刚从外地来北京，理应先给当时外文局的上级单位文化部打报告，“但情况紧急，迫待解决。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信已发出，但迟迟没有消息，听说自己的一位老师著名国学大师王蘧常先生认识姚依林副总理，他便又给老师写信说明情况，老师在他的信上写了八个字：此生诚实，其言可信。上级领导终于同意给外文局拨款800万元建职工宿舍，但是因为这笔钱不是通过正式程序申请来的，范敬宜同志还颇受了些责难。就是凭着他这股执著的精神，外文局终于拿到了拨款，开始兴建花园村的两栋高层住宅楼。房子还没建好，范敬宜同志就奉命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了。
我曾长期居住在花园村二高，却不知为了改善我们的住房条件，范敬宜同志付出的努力。作为曾经享受改善住房条件的我，多年后听到这一段故事并且能当面感谢我们的老局长，我感到非常荣幸。
如果不是范老事务繁忙，我真希望继续聆听他娓娓道来的真实故事，没有一点虚构、夸张和渲染，一如他的待人，真诚而亲切。就连对他的称呼，他都几次告诉我直呼他“老范”。他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先是称他范院长、范老师，后来叫他老范，现在竟喊他“范爷爷”了。“可不是吗?二十来岁的娃娃，喊我‘爷爷’也不过分哪!”范敬宜同志乐呵呵地说。
他让我们先走，自己去结了茶水费。待他从茶楼出来，我们已经坐上了车。目送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的敬意又一次油然升起：多么可敬可爱的老同志、老局长呀！
(文中作品选自新华出版社《范敬宜诗书画》)
范敬宜同志任局长的时候，我是外文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自然难得有机会与他接触，只是在大会上听过他的报告。但是有关他的传闻，还是知道一些的：他家学渊远，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第28代后裔，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才华横溢，擅诗词书画。对于这样一位局长，像我这样的无甚知识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心怀敬意的。在范敬宜同志来外文局后不久的一次书画展览中，见到了他的一幅国画，画上题的是一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回到家里，我连忙查找出处，才知道此句出自唐代诗人韦应物《滁州西涧》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从此对这位局长就更增添了几分敬意。
在他离开外文局十几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竟然跟他有过几次打交道的机会。第一次是在2002年的9月下旬，当时新世界出版社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高档画册《中国古代建筑》(中、英文两个版本)，希望在江泽民主席出访美国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美国总统克林顿。我请新世界出版社老总编陈休征同志帮忙，她找到了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范敬宜同志。几次电话联系以后，约好在一天晚上我把书送到他家。在班上劳累了一天的他，显得有些疲倦，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说在外文局的时候认识我。我多少有些诧异，觉得不大可能，猜想他这样说，也许完全是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范敬宜同志连夜与随江主席出访的曾庆红联系，几经周折，此书终于被作为国礼带到了美国，并由江主席亲自赠送给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目前存放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见到这本书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同志还通过范敬宜同志带话说：感谢外文局出版了这样一本好书。
2004年下半年，我参与编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同志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演讲，需要请人点评。大家认为此事由范敬宜同志来做比较合适，因为他正好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但是谁出面请他呢?我自认为跟他有一面之缘，便自告奋勇说试试看。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范敬宜同志家的电话，表达了请他点评的愿望时，没想到范敬宜同志丝毫没有推托，竟一口答应了下来，并按时把文章写好。我知道，他真的是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写这篇文章的。
除了从事新闻主业外，范敬宜同志还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诗文、书画作品，他自己则谦称为“余事”。他曾出版过一本《范敬宜诗书画》(蒙他厚爱，后来我得到了本他的签名本)。书中收录的那些挥洒的诗文、酣畅的书法和意境优雅的画作，更令人惊叹于他的才华和学识。而对自己的诗书画，范敬宜同志是这样说的：“我虽然未能成为合格的画家、书法家、诗人，更未能留下什么精心之作，但是‘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其中的妙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如果以画家、书法家、诗人的尺度来律我，那我就无地自容了。”字里行间洋溢着范敬宜同志的大家风范和谦虚的美德。
再一次见到他，已经是2006年年初的事了。全怪我办事拖拉，本来早该把我们与耶鲁合作出版的第二本画册《中国文明的形成》给他送去，因为他是外文局特聘的该丛书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几次约时间，都没有办成，就一直拖到今年年初。
2006年1月12日下午，范敬宜同志在他家附近的清香林茶楼接待了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海鸥同志和我。一杯香茗，两盘甜点，在优雅宁静的茶楼里，范敬宜同志讲述了22年前他刚来外文局时的往事。范敬宜说，他当年被调到外文局工作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自感力不从心，而外文局的同志对他也很不了解，只觉得他“长了一张娃娃脸，名不见经传”。
在这种情况下，范敬宜决定一切从“小事”做起。上任不久，他发现不少职工都自带午饭，但没地方热。于是便找到了负责行政事务的一位同志，问及此事，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大锅”。在外文局，买个锅难道那么难吗?这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让新上任的局长百思不得其解。再一了解，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不能这样惯着那些知识分子”。在范局长的努力下，锅还是买了，中午热饭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大家都非常感谢这位新来的局长，事情虽然很小，但映照了范局长关心爱护职工的拳拳之心。
后来，一位社领导陪他去看外文局职工的住房条件。“在黑洞洞的走廊里，摆满了各家的煤气灶，各式各样的橱柜上堆放着锅碗瓢盆，走廊里散发出混杂着饭菜味的浊气，简直是‘惨不忍睹’！原来我们的职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范敬宜同志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此情此景，让这位新来的局长再也坐不住了，他冒昧给当时还从未见过面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范敬宜同志解释说：我刚从外地来北京，理应先给当时外文局的上级单位文化部打报告，“但情况紧急，迫待解决。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信已发出，但迟迟没有消息，听说自己的一位老师著名国学大师王蘧常先生认识姚依林副总理，他便又给老师写信说明情况，老师在他的信上写了八个字：此生诚实，其言可信。上级领导终于同意给外文局拨款800万元建职工宿舍，但是因为这笔钱不是通过正式程序申请来的，范敬宜同志还颇受了些责难。就是凭着他这股执著的精神，外文局终于拿到了拨款，开始兴建花园村的两栋高层住宅楼。房子还没建好，范敬宜同志就奉命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了。
我曾长期居住在花园村二高，却不知为了改善我们的住房条件，范敬宜同志付出的努力。作为曾经享受改善住房条件的我，多年后听到这一段故事并且能当面感谢我们的老局长，我感到非常荣幸。
如果不是范老事务繁忙，我真希望继续聆听他娓娓道来的真实故事，没有一点虚构、夸张和渲染，一如他的待人，真诚而亲切。就连对他的称呼，他都几次告诉我直呼他“老范”。他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先是称他范院长、范老师，后来叫他老范，现在竟喊他“范爷爷”了。“可不是吗?二十来岁的娃娃，喊我‘爷爷’也不过分哪!”范敬宜同志乐呵呵地说。
他让我们先走，自己去结了茶水费。待他从茶楼出来，我们已经坐上了车。目送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的敬意又一次油然升起：多么可敬可爱的老同志、老局长呀！
(文中作品选自新华出版社《范敬宜诗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