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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离开家的时候，胡德夫心里还装着他的小山谷。山谷不大，只看得到一小片天空，雨后，会有彩虹桥架在上面，满是蝴蝶和白色月桃花。
胡德夫的卑南族父亲曾是日据时代的警官，认为小孩读书走得越远越好。母亲是排湾族女巫，她说，孩子要留在母亲身边，留在台东。
大哥双目失明，后来成了一名传教士，胡德夫以教会子弟的身份获得了参加东区考试的资格，二百多人只有一人能拿奖学金。胡德夫考上了。他要去淡水，那里有父亲口中全台湾最好的中学。
他还不会讲国语，赤着脚从村子走出来，父亲挥挥手，母亲站在他身后哭。他坐车到高雄，又坐火车去了台北。
很多年后，他脑海里浮现的还是离家时母亲那张流泪的脸。母亲曾拉着他的手去山谷的河边洗衣服，教他拣起烟蒂剥出里面抽剩的烟丝再卷成新烟分给族人。
11年前，母亲过世。胡德夫想写一首歌给她，却泣不成声。
62岁的他，头发依然雪白发亮，一对剑眉冲破脸颊的轮廓，唱歌时仍然不看谱，闭着眼，唱完几首便掏出手帕擦掉额上的汗珠。
在遥远的美国南方城市纳什维尔，他录制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他唱古谣、圣诗、咏叹调、灵歌，惟独没有中文歌。
离开美国的最后一个中午，乐手们都在吃饭休息，坐在钢琴边的胡德夫，听妻子说起刚刚过世的哥哥，即兴唱出了11年前那首献给母亲的《脐带》。身边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录音室外，录音师悄悄将这首歌录了下来。
他说，没有比他年纪更大的人会一直反复唱自己的母亲和童年，很多东西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都会回来。
“如果在山谷里面不出来也很好，可能唱歌唱得更快乐一点。世上的事有些我不必知道有些东西我可以不要，任何东西足够我们所需，不必贪心。”
温暖柔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山仍好梦，草原静静，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 终日赤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已在牛背上。
——《牛背上的小孩》
家里的母牛生小牛了。从小牛会走路那天起，胡德夫就带着它们玩。他给它们取了两个漫画里的名字，一只叫飞岳，一只叫飞云。小牛能跑的那天，他趴到它们身上，双脚撑地，教它们怎么跑得快。等到牛鼻子系上缰绳，他终于骑在牛背上，让它们跳小水沟，人家的牛走路是“咯、哒”，他的牛一路小跑“扑通扑通”。
他成了孩子里骑牛最快的一个，同学们都在后面追着他。
山岗上的草不多，胡德夫每天都要牵着牛找草。上课时，他用绳子把牛拴起来，牛很容易中暑，还要不时去看它们有没有被太阳晒到。下课了，就把它们喂饱，天暗了再牵它们下山喝水。
牛的腹部有两个袋，就在骑牛时大腿夹住的地方。吃草了，右边就会鼓起来，喝了水，左边就会鼓起来。父亲常常检查牛有没有喂好，就看两边有没有鼓起来。
童年时，胡德夫是放牛的小孩，一边上课一边放牛。除了放牛，他和哥哥还要上山，砍柴火、开垦土地。父母从山上劳作回来，背很多东西到歇息站，他和哥哥就要跑过去，把东西背回来。
山谷只有一个学校。学校里不准讲母语，否则就会受罚。
学校里只有一台风琴，其他人都不能碰，只有音乐老师和在司令台上弹校歌的学姐可以。胡德夫四年级时，那个弹校歌的学姐就快要毕业了。他听说学姐晚上会去教室练琴，下课前就把教室的窗户打开，在她弹到一半时，他会从窗户进去，请求她教自己弹琴。她不答应，他就从家里拿来地瓜贿赂她。
有天，胡德夫也和校长一起在司令台上，等别人搬好椅子，抬出风琴，为全校同学弹校歌。那时，他还根本不敢开口唱歌，他的同学们，每个都是天生的歌手，只有在一个人放牛的时候，他才敢偷偷哼唱自己的曲子，每一遍都不一样。
政府颁布宣导政令，每周两三个晚上，村委会叫所有学生的父母到学校教室晚集合，教他们讲国语、唱西洋歌，“这个很可笑，我们村庄很会唱歌，几千年来充满歌声，音乐老师说，你们的歌不是音乐，音乐是哆来咪”。
因此，他拒绝识谱，弹琴也从来不看谱。
“在那样一个生活圈，我要离开的时候，是懵懂茫然的。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心里不想离开这个村庄，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会是怎样。”
初中时，胡德夫才开口唱歌。年轻时，他的嗓音圆润，不像现在这么哑。
校长是台湾近代有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陈四治。入学后，他发给学生每人一本诗歌集，里面有两三百首台湾民谣、灵歌、圣诗。每天早会完毕，所有学生都到大礼堂里站好，校长在台上弹钢琴，指挥大家唱歌。20分钟里，全校两千多人齐声唱歌。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校长安排胡德夫扫琴房。每次胡德夫都会叫弹琴的同学提早5分钟走，他能利用这短短的5分钟练琴。
1971年，父亲罹患食道癌，并已扩散，需要不停开刀。为了多赚钱，胡德夫在铁板烧店长、毛纺厂英文文员之外找到了第三份工作，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里唱3小时，在那里，他碰到影响他音乐道路最重要的人——民谣歌手李双泽，没想到那里就是台湾民歌的摇篮。
大武山怀抱的山谷，那常披着彩虹的故乡，满山月桃花和蝴蝶。天空翱翔的苍鹰，噫噫声响彻满山谷，地上有柔慈的妈妈，无言的叮咛，无尽的爱。
——《芬芳的山谷》
母亲16岁嫁到卑南族村庄，努力学习卑南族语言，直到有天说得比当地人还好，成了当地的女巫。
一度，母亲作法的样子令胡德夫毛骨悚然。母亲披头散发坐在草席上，靠父亲翻译，所有的头发都会竖起来。作法结束后，她又回到母亲的状态。胡德夫初中时，母亲接受了福音，停止巫术，“在教会的母语祷告里，可以听出她祷告语汇的精确和深邃。”
胡德夫相信自己身上的语言天赋来自母亲，而音乐天赋来自他的部落。
月圆之夜，部落族人会聚到广场上，升起篝火，唱歌跳舞，分享食物。每当部落里有人结婚、有人当兵，大家都会聚到一起。部落里的老人会酿小米酒，酒糟挤出来盛在砵里，胡德夫就和几个小孩趴在砵旁边偷吃，吃到酩酊大醉，看着族人在火光下跳舞，躺在地上，古谣灌进耳朵里。
童年时，外祖父从80公里外的地方赶来，带着胡德夫在西山上唱排湾族古谣。没有歌词，只有忧伤的咏叹。长大后，母亲告诉他外祖父唱的是，枪被收走了，森林也被抢走了。村子里有人吵架，祖父就带其中一人去看另一个人，两人就用歌声。“其实部落的音乐是唱给祖灵听的、唱给天听的，并不是唱给人听的。”
去淡江读中学后，有天胡德夫回到家，母亲突然对他说，“你是赋予一个梦的人，我们家族的梦在你身上。”当时的胡德夫并不明白，母亲话里的意思。
1977年9月，李双泽去世后，胡德夫放弃了咖啡厅驻唱的工作，加入杨祖发起的“关怀台湾雏妓”社会运动中，为原住民雏妓筹集医治费而举行募捐慈善演唱会。在目睹了一位卖笑为生的山里女孩的惨状后，他想起一首歌，是从小听着母亲用母语唱的，他写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1984年，胡德夫的命运被海山煤矿爆炸事件彻底改变。爆炸死难者大多是台湾原住民。他参与了挖掘尸体的过程，受到严重刺激。“机器往下挖，挖到安全的位置，再爬梯子下去扛尸体。越往底下爬，我就越难过。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地底下，在最底层。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是白的，晚上回来一身黑。”因此，他创作了《为什么》。
后来，胡德夫找到彼时的作家联谊会会长张富忠，请他帮忙组织了在新公园举办的“为山地而歌”募捐演唱会。之后，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1987到1995年，原权会先后举行了5次示威抗议活动。
然而，胡德夫却在1990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那空白的10年里，岛内民运受挫，他被骨刺折磨得心灰意冷，也与爱人产生分歧。当他拄着拐杖回到屏东母亲身边，母亲依然默默陪着他。
“我做原住民运动，我妈妈还在。原来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做原住民运动很苦，想到妈妈说的那句话，你是赋予梦的人，所以硬着头皮撑下去。”
很多年后，胡德夫记得，搞原住民运动那些年，政府曾威胁母亲将他送到绿岛，他们也带着几百万台币找到母亲，要她劝说儿子不要搞这个。母亲厉声反驳，“这个孩子我从小用地瓜养大的，他根本就看不起这个钱。他没有错，都是我教的！”
“不要怕，你没有错。”母亲这样对他说。
（实习生李奇誉帮助整理录音）
胡德夫
台湾民歌手，被喻为原住民民歌之父，专辑《匆匆》曾获台湾金曲奖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1975年与杨弦、李双泽发起“校园民歌”运动，后投身为原住民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中。
新专辑《大武山蓝调》录制于美国南方民谣发源地纳什维尔，首次与国际音乐人合作，结合了英语、国语、原住民语3种语言，涵盖了灵歌、圣诗、古谣等多种音乐形式，是胡德夫61年来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胡德夫的卑南族父亲曾是日据时代的警官，认为小孩读书走得越远越好。母亲是排湾族女巫，她说，孩子要留在母亲身边，留在台东。
大哥双目失明，后来成了一名传教士，胡德夫以教会子弟的身份获得了参加东区考试的资格，二百多人只有一人能拿奖学金。胡德夫考上了。他要去淡水，那里有父亲口中全台湾最好的中学。
他还不会讲国语，赤着脚从村子走出来，父亲挥挥手，母亲站在他身后哭。他坐车到高雄，又坐火车去了台北。
很多年后，他脑海里浮现的还是离家时母亲那张流泪的脸。母亲曾拉着他的手去山谷的河边洗衣服，教他拣起烟蒂剥出里面抽剩的烟丝再卷成新烟分给族人。
11年前，母亲过世。胡德夫想写一首歌给她，却泣不成声。
62岁的他，头发依然雪白发亮，一对剑眉冲破脸颊的轮廓，唱歌时仍然不看谱，闭着眼，唱完几首便掏出手帕擦掉额上的汗珠。
在遥远的美国南方城市纳什维尔，他录制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他唱古谣、圣诗、咏叹调、灵歌，惟独没有中文歌。
离开美国的最后一个中午，乐手们都在吃饭休息，坐在钢琴边的胡德夫，听妻子说起刚刚过世的哥哥，即兴唱出了11年前那首献给母亲的《脐带》。身边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录音室外，录音师悄悄将这首歌录了下来。
他说，没有比他年纪更大的人会一直反复唱自己的母亲和童年，很多东西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都会回来。
“如果在山谷里面不出来也很好，可能唱歌唱得更快乐一点。世上的事有些我不必知道有些东西我可以不要，任何东西足够我们所需，不必贪心。”
温暖柔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山仍好梦，草原静静，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 终日赤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已在牛背上。
——《牛背上的小孩》
家里的母牛生小牛了。从小牛会走路那天起，胡德夫就带着它们玩。他给它们取了两个漫画里的名字，一只叫飞岳，一只叫飞云。小牛能跑的那天，他趴到它们身上，双脚撑地，教它们怎么跑得快。等到牛鼻子系上缰绳，他终于骑在牛背上，让它们跳小水沟，人家的牛走路是“咯、哒”，他的牛一路小跑“扑通扑通”。
他成了孩子里骑牛最快的一个，同学们都在后面追着他。
山岗上的草不多，胡德夫每天都要牵着牛找草。上课时，他用绳子把牛拴起来，牛很容易中暑，还要不时去看它们有没有被太阳晒到。下课了，就把它们喂饱，天暗了再牵它们下山喝水。
牛的腹部有两个袋，就在骑牛时大腿夹住的地方。吃草了，右边就会鼓起来，喝了水，左边就会鼓起来。父亲常常检查牛有没有喂好，就看两边有没有鼓起来。
童年时，胡德夫是放牛的小孩，一边上课一边放牛。除了放牛，他和哥哥还要上山，砍柴火、开垦土地。父母从山上劳作回来，背很多东西到歇息站，他和哥哥就要跑过去，把东西背回来。
山谷只有一个学校。学校里不准讲母语，否则就会受罚。
学校里只有一台风琴，其他人都不能碰，只有音乐老师和在司令台上弹校歌的学姐可以。胡德夫四年级时，那个弹校歌的学姐就快要毕业了。他听说学姐晚上会去教室练琴，下课前就把教室的窗户打开，在她弹到一半时，他会从窗户进去，请求她教自己弹琴。她不答应，他就从家里拿来地瓜贿赂她。
有天，胡德夫也和校长一起在司令台上，等别人搬好椅子，抬出风琴，为全校同学弹校歌。那时，他还根本不敢开口唱歌，他的同学们，每个都是天生的歌手，只有在一个人放牛的时候，他才敢偷偷哼唱自己的曲子，每一遍都不一样。
政府颁布宣导政令，每周两三个晚上，村委会叫所有学生的父母到学校教室晚集合，教他们讲国语、唱西洋歌，“这个很可笑，我们村庄很会唱歌，几千年来充满歌声，音乐老师说，你们的歌不是音乐，音乐是哆来咪”。
因此，他拒绝识谱，弹琴也从来不看谱。
“在那样一个生活圈，我要离开的时候，是懵懂茫然的。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心里不想离开这个村庄，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会是怎样。”
初中时，胡德夫才开口唱歌。年轻时，他的嗓音圆润，不像现在这么哑。
校长是台湾近代有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陈四治。入学后，他发给学生每人一本诗歌集，里面有两三百首台湾民谣、灵歌、圣诗。每天早会完毕，所有学生都到大礼堂里站好，校长在台上弹钢琴，指挥大家唱歌。20分钟里，全校两千多人齐声唱歌。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校长安排胡德夫扫琴房。每次胡德夫都会叫弹琴的同学提早5分钟走，他能利用这短短的5分钟练琴。
1971年，父亲罹患食道癌，并已扩散，需要不停开刀。为了多赚钱，胡德夫在铁板烧店长、毛纺厂英文文员之外找到了第三份工作，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里唱3小时，在那里，他碰到影响他音乐道路最重要的人——民谣歌手李双泽，没想到那里就是台湾民歌的摇篮。
大武山怀抱的山谷，那常披着彩虹的故乡，满山月桃花和蝴蝶。天空翱翔的苍鹰，噫噫声响彻满山谷，地上有柔慈的妈妈，无言的叮咛，无尽的爱。
——《芬芳的山谷》
母亲16岁嫁到卑南族村庄，努力学习卑南族语言，直到有天说得比当地人还好，成了当地的女巫。
一度，母亲作法的样子令胡德夫毛骨悚然。母亲披头散发坐在草席上，靠父亲翻译，所有的头发都会竖起来。作法结束后，她又回到母亲的状态。胡德夫初中时，母亲接受了福音，停止巫术，“在教会的母语祷告里，可以听出她祷告语汇的精确和深邃。”
胡德夫相信自己身上的语言天赋来自母亲，而音乐天赋来自他的部落。
月圆之夜，部落族人会聚到广场上，升起篝火，唱歌跳舞，分享食物。每当部落里有人结婚、有人当兵，大家都会聚到一起。部落里的老人会酿小米酒，酒糟挤出来盛在砵里，胡德夫就和几个小孩趴在砵旁边偷吃，吃到酩酊大醉，看着族人在火光下跳舞，躺在地上，古谣灌进耳朵里。
童年时，外祖父从80公里外的地方赶来，带着胡德夫在西山上唱排湾族古谣。没有歌词，只有忧伤的咏叹。长大后，母亲告诉他外祖父唱的是，枪被收走了，森林也被抢走了。村子里有人吵架，祖父就带其中一人去看另一个人，两人就用歌声。“其实部落的音乐是唱给祖灵听的、唱给天听的，并不是唱给人听的。”
去淡江读中学后，有天胡德夫回到家，母亲突然对他说，“你是赋予一个梦的人，我们家族的梦在你身上。”当时的胡德夫并不明白，母亲话里的意思。
1977年9月，李双泽去世后，胡德夫放弃了咖啡厅驻唱的工作，加入杨祖发起的“关怀台湾雏妓”社会运动中，为原住民雏妓筹集医治费而举行募捐慈善演唱会。在目睹了一位卖笑为生的山里女孩的惨状后，他想起一首歌，是从小听着母亲用母语唱的，他写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1984年，胡德夫的命运被海山煤矿爆炸事件彻底改变。爆炸死难者大多是台湾原住民。他参与了挖掘尸体的过程，受到严重刺激。“机器往下挖，挖到安全的位置，再爬梯子下去扛尸体。越往底下爬，我就越难过。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地底下，在最底层。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是白的，晚上回来一身黑。”因此，他创作了《为什么》。
后来，胡德夫找到彼时的作家联谊会会长张富忠，请他帮忙组织了在新公园举办的“为山地而歌”募捐演唱会。之后，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1987到1995年，原权会先后举行了5次示威抗议活动。
然而，胡德夫却在1990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那空白的10年里，岛内民运受挫，他被骨刺折磨得心灰意冷，也与爱人产生分歧。当他拄着拐杖回到屏东母亲身边，母亲依然默默陪着他。
“我做原住民运动，我妈妈还在。原来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做原住民运动很苦，想到妈妈说的那句话，你是赋予梦的人，所以硬着头皮撑下去。”
很多年后，胡德夫记得，搞原住民运动那些年，政府曾威胁母亲将他送到绿岛，他们也带着几百万台币找到母亲，要她劝说儿子不要搞这个。母亲厉声反驳，“这个孩子我从小用地瓜养大的，他根本就看不起这个钱。他没有错，都是我教的！”
“不要怕，你没有错。”母亲这样对他说。
（实习生李奇誉帮助整理录音）
胡德夫
台湾民歌手，被喻为原住民民歌之父，专辑《匆匆》曾获台湾金曲奖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1975年与杨弦、李双泽发起“校园民歌”运动，后投身为原住民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中。
新专辑《大武山蓝调》录制于美国南方民谣发源地纳什维尔，首次与国际音乐人合作，结合了英语、国语、原住民语3种语言，涵盖了灵歌、圣诗、古谣等多种音乐形式，是胡德夫61年来发行的第二张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