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应由市场而非政府说了算，经济充分增长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
　　非典疫情刚刚过去，人们还心有余悸的时候，经济界就展开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格林斯潘老先生也耐不住寂寞，在7月15日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国内一些学者更是心急如焚，提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过热”，并进一步推论：“如果中国经济GDP增长小于8%，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如果GDP增长超过9%，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GDP增长超过10%，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通胀压力。”一句话，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是不快不慢的最佳速度。
　　但笔者对这种拘泥于8%的思维定势不敢苟同。几十年来，宏观调控的历程就是一部防止过热史，要走出这个思维定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金融调控的任务“理所当然”地是防止通货膨胀，以至于当通货紧缩悄然而至的时候，我们长时间都不敢正视和承认那一事实。亚洲金融危机后，扩大内需成为宏观调控主旋律，保持经济8%的增长一度成为政治任务。当经济刚刚走出阴影，非典一波未平，大洪水等又接踵而至的时候，在看不准经济是否已经走稳的情况下，有人就开始断言中国经济过热了。我以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现阶段中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态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缺短经济，几十年计划经济，缺短给人们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但现阶段中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态势确实发生了变化。据权威部门统计，国内绝大部分物质商品都供过于求。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矛盾得到缓解，且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态势短时期内不会改变。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任务，经济高速增长已具备物质基础。
　　二是现阶段中国投资格局已由单一格局向多元格局变化。国家投资正向法人投资转变，国内投资正向国外投资转变，政府投资正向民间投资转变，财政投资正向银行投资转变。这种格局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单一国家投资格局弊病，责任意识、风险意识、盈利意识都空前加强。投资风险正越来越与公司命运、个人命运、银行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政府对投资主体的影响正从直接施加压力向改善投资环境过渡，公共财政体制也正在逐步完善。要充分相信投资主体的自我判断，尊重投资主体的自主决策。
　　三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已由政府意志型增长向市场动力型增长变化。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掌握一切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决定因素。这种状况正发生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置，市场正越来越强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能引导和调控，但不能去决定市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影响市场的因素复杂多变。内外部市场的变化都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外需决定于国际市场变化，这一部分基本是不可控制的，只能顺势而为；内需也有许多不可测因素，包括天灾人祸，年度之间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太平衡。作为经济增长潜力远没有挖掘出来的大国，经济增长超过10%是完全正常的事。改革开放以来，超过10%增长速度的年份并不少见。
　　四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中的诸多问题最终都要通过高速发展来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就业、通货紧缩、农民收入、政府精简、国企转制、社会保障、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等等，其中一些问题还相当严峻，不能拖或不能拖得太久。实际上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切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增长这个不断膨胀的雪球才能去包容和消化。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导致严重后果。这些问题容不得我们四平八稳地走着“八字步”，而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让一切创造财富的资源、资本和其他力量充分涌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发展的主动。
　　五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机遇有可能稍纵即逝。当前中国物价水平仍然很低，还没有真正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不利，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某种意义讲，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机遇。长期以来，我们实行一种高积累发展战略，经济和社会福利欠账太多，利用通货紧缩时机，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许多事情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是无法操作的。利用现阶段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最短的时间让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平台，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因此我们需要确立几个观念：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应由市场而非政府说了算；二是要像对待外贸速度一样对待经济增长速度；三是经济周期可以调控但不可能完全避免；四是经济充分增长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有了这些观念，对当前经济是否过热，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