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的冲突
　　
　　当今世界各国企业界、政治界和社会的领导人仍没有搞清楚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每一种经济都是其存在的社会和所依赖的关键机构的产物。
　　如果一个国家设法加速了它的经济发展但将其重要的机构体制甩在了后面，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创造财富的潜力将受到限制。这可以称之为协调发展规律。过去，封建体制都在阻碍着工业的发展。今天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也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
　　在很多国家里，关键的公共事业机构没有与其周围旋风般的变化同步。
　　这种不同步的例子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上是最明显不过的，因为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没有能力应付它本应该管理的私营金融机构的飞跃速度和复杂性。在安然公司的丑闻中，在一件接一件的会计案例中，政策执行者们都被这些狡猾的公司快速的操作甩在了屁股后面。
　　在世界各地，要改革工业时代机构的各种努力都遭到了来自传统受益者及其同盟的反抗。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型机构都存在机能障碍的问题，因为它们与知识经济所要求的飞跃速度不同步。简而言之，今天的政府存在着与时间不协调的严重问题。
　　
　　火车是否准点
　　
　　对于许多“现代化”来说，一个完全同步的、像机器一般精准的社会的美梦十分具有诱惑力。为了建设一个像机器那样有效运转的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拧成一股劲儿，所有的人都同步前进。
　　但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没有定数的体系——杂乱、不甚完美。
　　稳定和同步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可预测性，没有稳定和时间上的协调，生活就会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机遇的压迫对象。但是，如果发生了不稳定和不同步该怎么办？
　　1976年，在列宁革命几乎60年之后，莫斯科的旅馆里仍然没有咖啡，橘子也很鲜见，面包是按克来称量和出售的。10年之后，就连受宠的莫斯科中产阶级也往往只能吃到土豆和白菜。
　　接着，苏联的制度和经济就垮台了。当然，完全垮台的不仅是苏联的经济，而且这个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解体了。在一次旅行中，我们被迫取消了从基辅到莫斯科的航班，而改乘午夜的火车前往。我们被告知，没有人清楚那次航班的飞机燃料能否及时送到。
　　人们渴望看到能够奏效的措施、能够起作用的预测和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正如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曾说过的那样，“怎么也得让火车准点运行呀”。俄罗斯人希望弗拉季米尔·普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就选举他来当总统。
　　但是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点运行的火车”，社会还需要准点运行的机构体制。然而，当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它却把社会上其他的重要机构和体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领先者和落后者
　　
　　每小时１００英里：在我们想象的公路上，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疾驰的是一辆代表今天美国变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机构的车子——公司。这辆车子是社会上众多变革的驱动者。公司不仅在快速地运行着，而且还迫使供货商和销售商同时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受到激烈竞争的驱使。
　　结果，公司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使命、功能、资产、产品、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特性、与客户的关系、内部的企业文化以及一切一切。
　　在企业界，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往往超出了经理人和雇员所能应对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着，这不仅是在应对技术，而且是应对新的丑闻、新的规章、多样化的市场和金融业的动荡。与此同时，会计行业和其他体系也在争先恐后地追赶着。
　　每小时９０英里：紧随在企业车子之后的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号机构，民间机构。
　　大多数的民间机构都要求变化：环境、政府规定、国防开支、地区划分、疾病研究资助、食品标准、人权以及数千个其他的事业组织。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却拼死反对某种变化，并尽其所能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这种变化。
　　由于非政府机构所领导的运动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灵活的单位组成，而且是以网络化组织的，所以它们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周围形成层层的包围圈。美国社会中任何重要机构的变化速度都没有商业界和民间机构快。
　　每小时６０英里：第三辆车子是美国的家庭。
　　对于数千万的美国家庭来说，工作已经回到了家里，或是兼职，或是全职。方便在家工作的数字化革命同时也将购物、投资、股票交易以及许多其他的功能转移到了家里。
　　教育仍然在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随着互联网、WIFI网和手机通讯等在社会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里以及其他的地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赡养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
　　家庭模式、离婚的频率、性行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异性约会的方式、抚养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每小时３０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机构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变化着，工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美国的工会却被冻结在琥珀之中，因为它们满载着的组织、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大生产时代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1955年，美国的工会代表着全美国劳动力的33%。今天，这个数字是12.5%。
　　非政府组织每小时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处于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国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体。同时，每小时30英里速度的工会组织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众社会的衰败。若想生存下去，工会就得需要一张新的地图和一辆更快的汽车。
　　
　　当大象坚持不变时
　　
　　每小时２５英里：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职能部门。
　　几十年来，官僚机构很善于推脱责任、推迟变化，政客们知道，设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不管它多么过时或者多么没有目标）远比关闭一个旧的官僚机构容易得多。他们不仅自己变化缓慢，而且还在减缓着企业改变的速度。可是，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需要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
　　一个真实的例子：政府的决策十分缓慢，批准建设一条机场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每小时１０英里：当政的官僚们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往后看时，能看到后面很远处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轮胎没了气，跌跌撞撞向前行驶着，将后面所有的车子都挡住了不能快行。维持这辆破烂车子花费了4，0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美国学校运作起来像是工厂，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护者是依赖教师选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客。这种学校反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经济。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在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中培养出的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每小时５英里：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它们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今天，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问题不断出现，但是这些跨政府的国际组织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每小时３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攻击。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
　　每小时１英里：最慢的一辆车是法律，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性的——法院、律师协会、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组织解释和辩护的法律主体。
　　尽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但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学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系运作的速度也没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庭上令人无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几年。
　　


　　在微软公司反垄断案审理期间，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把微软分成若干个小公司。但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等到案子结束时，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整个案子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是“超高速的互联网时代”和“司法时代”之间的冲撞。
　　当然，法律的改变应该是缓慢的。但是缓慢是多慢呢？
　　美国国会经过了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也将两项关于知识经济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之一电信业，一直受到1934年通过的一项已有62年历史的法律的制约。在金融业，掌管监督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是60年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管理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则都是1933年写成的。
　　今天，全美国共有8，300个合资公司，代表着几乎2.5亿个账户和几乎70，0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么大的投资数目却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时，账户不过30万，合股投资公司仅为68家，其资产仅为今天总量的1/146，000。
　　当2003年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现象时，努力恢复供电的技术员们感到了束手无策，原因是，这些技术人员不得不使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规则，可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发电站都离消费者很近”。
　　直接影响诸如版权、专利和个人隐私等领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已经远远地过时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这些法律，而是因为它们丝毫不顾忌这些法律。这既不是法律的稳定，也不是固定，这是法律上的僵死。
　　律师们也许在改变着他们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却几乎一成不变。
　　
　　惰性VS超速度
　　
　　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今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迅猛发生的变化，而且是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惰性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对比。
　　如果美国人想要得到世界领先经济的巨大好处，那么美国就必须根除、替换或者彻底地改革那些阻碍在面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构。
　　随着变化的继续加速，这种机构上的危机也不仅限于美国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每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都必须建立新的机构，摆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平衡关系。
　　
　　新“泰坦尼克”号
　　
　　世界经济遭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地区性或者国家性的严重危机——在亚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都出现过危机。在每一次危机中，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商务决策人和政府都担心金融界的“蔓延强度”。阿根廷的经济崩溃能否毁掉巴西的经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能否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灾难？
　　为今天的经济一体化密度更大，层次更多、更加复杂，又在这么多不同的层次上联系上了这么多种类型的经济，所以它要求我们系统地设计出防治失灵的备用措施以及其他的安全保护方法。不幸的是，那些过分热情的全球化倡导者们却在建造一艘巨大的金融远洋船，而船上却没有连泰坦尼克号都有的水密舱。
　　美国的证券市场规定有“上限条款”，意在及时阻止行市暴跌。比如，如果在一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以前道琼斯指数下降了10%，纽约证券交易所将停止交易一小时。如果价格比事先设定的限制过高或者过低，对某些交易就要强加上所谓的“交易紧箍咒”。
　　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许在本地或者国家范围内还不够。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货币和资本市场就连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防火墙、密水舱、备用设施了。
　　对于蔓延度，我们没有免疫力，可我们又在快速地推行一体化进程，那么这两个过程就失去了同步——有可能让我们感染上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让一些国家急转回头、快速地退回到原来自我保护性的金融坚壳中。他们可能驱逐外国资本、恢复贸易壁垒、急剧改变进出口的格局、重新布置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工作机会和资本。总之，就是将最近的变革方向再扭转过来。
　　
　　出口超载
　　
　　全球化运动呢？有许多。比如，我们已经进入了出口超载的时代。如果不称这个是时代趋势，它至少也是个“间隔”。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将电脑设计和生产、相对关闭的国内市场和迅猛的出口结合在一起的手段，骤然繁荣了国内经济。
　　日本的战略很快受到了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效仿，再之后又受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效仿。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出口商品。通过大型集装箱货轮、油轮和运输飞机运送过太平洋的物品超过了历史以往任何时期。
　　在所有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里，出口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内需求的速度。中国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将更为廉价的产品填充进爆满的全球市场，尤其是美国的市场。突然间，全美国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吹风机、长筒袜、手提包、钟表、计算器、工具和玩具，全球经济开始颤抖。
　　在出口已经超负荷的世界经济里，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减轻对出口的依赖，其他的亚洲国家必须要建立起他们自己国内的经济。中国正在努力这样做。同时，他们将进一步削弱向重新全球化开进的力量。
　　假如占世界需求量30%以上的美国经济突然发生衰落，对于许多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其中包括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受打击最严重的将是那些政府日常财政收入过于依赖单一出口的国家。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有可能模仿欧盟，组成更多的多国集团和贸易集团。
　　从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组织到亚洲出现的结盟组织，它们的成立带来了比一个国家还要大的市场，所以这些集团组织可以被看做是朝全球一体化已经迈出了半步，或者说是更加开放的贸易，它们在极端的压力下有可能打出保护主义的王牌，成为进一步开放和全球化的大型威慑物。就全球一体化而言，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纳米技术茶匙
　　
　　科技突破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两种技术融合力量的驱动下，这次科技的大爆炸可能减少原来对某些进口原材料和商品的需求。急剧的小型化、客户需求的商品定制化，以及知识内容的可替代原材料，这些倾向都意味着明天的经济再也不需要占全球市场如此大比重的大型商品了。明天几茶匙的纳米产品就可能代替今天在世界上运送几吨原材料的需要。这些又再次表明需要更多的“国内加工”的程序，而不太依赖全球性的市场。
　　此外，我们也不能排除战争及恐怖这两个最明显的“逆全球化的因素”。这两种因素都可能真正地毁灭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又是我们移动或者放置石油、天然气、原材料、成品等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两种因素也可能引发资本外流或不可阻挡的难民穿越边界的浪潮。它们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知识密集型经济里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疯狂的混乱
　　
　　在遥远的看不见的天际，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些逆全球化的因素。奇怪的大规模流行病和隔离措施、小行星撞击，或者生态灾难都可能将整个的经济基础撞离其目前的轨道，使其陷入“疯狂的混乱局面”。这些就是未来学家们所谓的“变牌”（即不可预测的因素）。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的组合，这些事件刚开始时都显得极不可能发生，但是却都骤然变成了现实。
　　任何一个这种“反推力装置”都可能证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其反方向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会远远大于媒体所报道的所有“反对全球化”抗议运动的力量。如果多个反推力装置汇合在一起，那么情形会更为严重。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直线地朝着完全一体化和真正全球化的经济前进的美梦也会就此破灭了。未来的情形可能将是这样的：对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市场、技术、金融和人们的空间震动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未来的时代将是空间混乱加速的时代。
　　


　　所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不仅是财富在向亚洲大规模地移动、“地区性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发达经济中关于空间的标准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尽管可以逆转）重新全球化的过程。其中任何的一种，就其本身而言，都代表着革命性财富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重大改变。然而，我们将看到，在久远的某一天，最后还有一个空间的变化将使所有这些变化都相形见绌。
　　
　　转换资本
　　
　　美国特点是：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了诸如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哈里曼、范德比尔特和梅隆等少数的几大家族的手里。亲商务派的美国人称他们是“工业的舰长”——创建了美国经济的伟大人物；反商务派的美国人称他们是“攫财大亨”——是欺骗而不是建设了这个国家的罪犯。双方一致同意使用的一个词儿就是“资本家”。
　　在工业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世界上这个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的资本相当集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白领员工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人数开始超过了蓝领员工，大约700万的美国人拥有了股份。到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100万，也许大多数都是小额股份，但是总数却不再微不足道了。从那之后，随着向知识经济过渡的继续推进，普通民众直接或间接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直线上升。
　　一个接一个的公司都开始向私人靠拢，面向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层面筹措资金。福特汽车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19年时，福特公司还完全是由亨利和埃兹尔·福特所拥有，1956年开始由私营变为公营，而现在，该公司已经有了95万名股东。
　　资深商务分析家詹姆斯·弗拉尼根写道：“今天，美国的主人们是通过养老金基金、退休金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拥有5万亿美元公司股份的1亿多美国人……美国的工人们现在拥有美国所有上市公司60%以上的股份”。这个数字平均下来就是每个人5万美元，这还不算其中几乎70%的人所拥有的公司普通股，再加上健康、人寿和财产保险等形式的额外资产。
　　但是今天的美国人，包括那1亿人中相当大的部分，背上也背着一个越来越大的债务负担，而这个债务负担的重量很有可能随时会超过这些资产的重量。
　　2005年，根据美联储的统计，美国购房的业主们所背负的房屋抵押款为8万亿美元。另外，他们在信用卡、汽车贷款和其他的消费债务上还欠着2万亿美元。
　　尽管如此，公司股份及其他资产的广泛分布使得美国工人成了“主人”，这在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包括那些在社会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西欧国家。对于贫穷世界的人们来说，这些数字可能都难以想象。
　　
　　各种风险
　　
　　不仅资本的所有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资本的聚集、分配和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的方法也是如此。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资本主义跳动的心脏）正在被革命化，美国的经营也正在被改变，以适应知识、时间和空间深层原理的变化。从时间上来说，投资可以在分秒之间完成；从空间上来说，投资可以达到全世界各地，而且投资者可以更容易地接触到越来越快、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客户要求化、越来越容易使用的数据、信息和知识。
　　这个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的主要功能就是：财产转换成资本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从理论上讲，还要方便于将这部分资本分配给那些最能“有效地”使用资本的人（效率是按照返回的利润来衡量的）。
　　新的基础设施所提供的风险回报选择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包括高收益的证券、风险资本、合股投资公司、股票指数基金等。投资者可以选择转租、证券化抵押，还可以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金融套餐，比如标准普尔500指数追踪股（Spyders）、先锋公司的Vipers、跟踪纳斯达克100的Qubes和Cocos，以及提供“社会责任”的投资工具、环境有价证券、小型融资和无数其他的选择。
　　
　　民主的途径
　　
　　与这种不断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相匹配的是越来越多的通向它们的途径，这样，美国就看到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民主化”。
　　过去，当企业家甚至是老字号公司需要资本来扩大公司或者新建一个公司的时候，他们能够求助的门槛不多。少数最具有实力的商界巨子或许可以获到银行的帮助，或者是用自己的钱在阿根廷投资修建铁路、在芝加哥投资兴建肉类加工厂，或者投资为中国提供石油。然而对所有其他的人，大门都是紧紧关闭的。
　　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大型的老字号公司才发售债券，而买债券的都是些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比如养老金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等）”。就连那些健康的中型公司都被认为“不够投资级别”，而许多的机构贷款人都受到了法律或者规定的限制而不能投资。
　　但是，现在在几个因素帮助下，投资得到了自由。一个因素就是高收益证券市场的发展；另一个因素是先进的IT产业的引进，因为IT产业不仅削减了办公经费，而且还极大地增加了投资者们所能够获得的信息量。
　　在中小型企业这个级别上，企业家曾经不得不靠自己的积蓄，或者谦恭地向某个富人或者某位家庭成员索借资本。今天，“美国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或者民主化意味着所有的家庭都有了更广泛的投资选择，而且小型企业也有了更多的资本来源”。
　　绝大多数的投资都是通过中间人（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业从业者、股票经纪人等）实现的。这些中间人或是根据雇主的意愿来进行分配，或是替投资者做出决定。但是今天的大小投资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避开中间人，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交易，直接将资本分配给他们选定的公司。
　　当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生创办的搜索引擎Google于2004年决定公开上市时，他们出人预料地宣布将进行公开拍卖来确定股价，而不是由投资银行来做。此外，Google还给予普通的投资者、大型的投资银行和公司内部人士平等的购买股份的机会。这使公众的兴趣空前高涨。虽然Google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但实际上还是采取措施防止了公司股份开价时处于难以维持的高度。
　　在过去的10年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丑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和证券交易所对Google的这种回避他们的做法嗤之以鼻，但是私下里却担心其他的公司也都步其后尘，不接受他们昂贵的服务而采取直接筹集资本的方式。
　　资本筹集和分配方法的这些相互关联的发展并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它们充分反映了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变化。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制造商们也在朝着产品的更加多样化和客户要求服务化发展着。零售商们也在拓宽客户接触到他们的途径，包括增加了网上购物服务。
　　所有这些都是全社会向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转换的一部分，金融和媒体的联姻以及其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
　　
　　经济纵横的发展
　　
　　美国的媒体稍不留心便变成了美国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随着投资者对信息的渴望度日益增强，一种知识论坛节目“经济纵横”（Econo-Land）对信息的渴望度也与日俱增。在这个节目中，经济学家、商界权威和政客每天都就金融和经济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广播、卫星、有线电视，以及更重要的互联网的出现，所有这些媒体加在一起的效果就使得数百万的普通美国人了解到了从前只有超级富人才能了解的金融信息。
　　经济纵横节目里所报道的内容一般都很表面化，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而且手法也十分传统。但是它赫然醒目地存在本身以不加预测、不加分析的方法改变了竞技场，影响着资本投资的数量、形式和方向。
　　这种针对美国中产阶级铺天盖地而来的金融信息和假信息至少让公众对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公路停车站和医院候诊室里人们谈论的话题。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关于股市行情的只言片语评论都被学校老师和出租车司机像传颂《圣经》智慧般地口口相传。
　　公众对经济情况尤其是对资本投资情况越来越强烈的关注态度影响着消费者的信心、外包业务、贸易政策、日常的政治等所有的方面。
　　像金融基础设施其他方面的变化一样，经济纵横节目的迅猛发展也反映了深层原理上的变化。它对资本市场行为的那种几乎瞬间的影响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都在加速的一个表现——时间范围的变化。
　　它对全球资本市场——日本的日经指数、中国香港的恒生指数、英国的金融时报指数、德国的DAX指数或者墨西哥的Bolsa指数的及时报道，以及纳斯达克与纽约证券交易所最新的数字都反映了资本市场在空间上的一体化。而且，关于资本市场的潮水般的数据、知识、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流动很清楚地反映了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的崛起。
　　
　　高速活动的后果
　　
　　这种转变的效果才刚刚进入我们的视线，最明显的效果之一就是资本的急躁心态。由于资本的流动性更大了，所以资本现在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被套牢在坏的投资项目上了。资本承诺期正在变得越来越短暂。
　　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汇率几乎一夜间就下跌了70%。“短期流动资金”一下子流出了该国，就好像印尼70%的劳动力举行了罢工、70%的商店关了门。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致使经济垮台的正是金融的这种高速度和超级活动，而不是相反的原因。
　　很显然，在这场资本和金融基础设施的革命中还会有更多的副作用（有好的也有坏的）会出其不意地出现。那么，所有这些都将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如果这些变化继续以直线的方式向前发展，就可以导致产生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资本市场。人们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有2，000万甚至是1亿的印度投资者会在星期一突然间狂收英国的一种股票，然后在星期二又都抛了出去，或者出现连Google都自叹弗如的一夜间进行的全球疯狂拍卖。但是对于趋势的种种预测并不都很灵验，尤其是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转变大潮中就更不好说了。历史和未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前景设计可以改变资本的意义：以某种方式承认资本的其他形式并将其货币化，这些形式就是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环境资本和现在由不收取报酬的产消合一者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已经把资本改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已经改变了资本由谁来提供、资本如何分配、资本如何包装、资本流动的速度、资本的去向、关于资本的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数量和种类，以及产生了资本的财产中有形性和无形性的比率。
　　然而，随着财产和资本都在演变成面目皆非的新的事物，影响范围甚至更大的变化正在重塑资本主义其他重要的特征：市场和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