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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孙女出生于2014年，她将在这样一个世界长大：信息的传输瞬间完成，商品和服务的传输也非常迅速。她就是数码原住民，她所在世界的社会网络正在被光纤织就——这种变化的后果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各种产品、各种事件、各个国家、各种现象以及所有的个体，彼此间都更加相互关联、依赖、影响。比如，波音787梦想客机的主组装线设在位于华盛顿的工厂，但它的机翼来自日本，水平稳定器来自意大利，货舱门和进货门来自瑞典，翼尖来自韩国，起落架来自英国……和许多东西一样，梦想客机就是一张巨大资源网的产物。
生产物质产品的各元素之间依赖性大大增加，但与近年来数字世界的互赖性增加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众筹、网络病毒式传播以及移动支付系统的崛起表明，技术的传播把几乎所有人都拖入了一张更为广阔的联系网络。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东西都变得更快。时间上的一点点区别就能决定胜负，跟上新闻的节奏对几乎所有组织而言都是一种挑战，尤其是那些从事新闻产业的组织。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新闻社里，负责现场的记者会根据制定的选题写作，编辑会审核报道，主编则会在报纸付梓前进行最后的审阅。为了撰写一篇独家报道，更需要比同行提前准备一整天。
再来看看《洛杉机时报》2014年一篇关于地震的报道，有什么不同？因为这篇报道是由机器人撰写的——用电脑程序扫描数据流，然后将几条信息拼凑起来成文，这个过程比所有新闻社的指挥链都快。这个程序为《洛杉机时报》赢得了几分钟的领先报道时间，但这几分钟至关重要。
在纽约，商业房地产经济人会对某一种客户多征收一笔佣金。这些客户为了接近自己的客户而购买商业房产，从而在接近光速的交易中再省去几微秒。因为类似的原因，一些欧美商业公司不惜花费3亿美元铺设一条新的越洋电缆，从而能够减少5.2毫秒的交易时间，“速度就是金钱”。
当我们阅读到有关新技术的文章时，或者当我们听说有关全球化、互联网世界的前景时，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优势会使我们把以前所做的事做得更好。但凡事有利有弊，速度与互赖性增加的后果就是，现在在任何特定时间框架内的特定动作，都可能导致更多的潜在结果。
波音公司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效率，但这种外包同时意味着风险：遍布于亚欧大陆的十几个国家都有可能干扰它的生产行为。如今要成功地组装一架飞机，不仅需要几家工厂开足马力工作，还要指望各大洋之间的运输线路安全。此外，还要保证在日本的工作条件能够被接受、瑞典不发生自然灾害、稳定的汇率，以及灵活的供应链管理，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事实上，最近几年的发展使得世界完全变样，且更加无法预测。2013年，黑客渗入美联社的推特帳号，发布消息称白宫发生了两次爆炸，奥巴马总统受伤。这次事件导致市场恐慌情绪弥漫，道琼斯指数急挫143点。这则消息几乎一出现就被删除了，但就是这短暂的存在足以触发人们冲动的行为以及高频率的交易演算。针对这次市场短暂崩溃，一名交易者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在面对无规律消息时的脆弱性”。
来一个轻松点的例子吧。音乐家戴夫·卡罗尔的吉它被联合航空公司托运行李时弄坏，他花了9个月联系这家公司的客服代表，但客服体系如迷宫般复杂，最终他徒劳无功。然后，这位音乐家写了一首歌《联合航空搞坏了吉它》，并把音乐视频放到了You Tube上。一天内视频吸引了15万点击量，卡罗尔也接到了航空公司客服经理的电话。3天内该视频获得了100万点击量，联合航空股价暴跌10%，损失了1.8亿美元——这是那把吉它价值的60万倍。
我孙女所处的这个世界与前几代人所处的世界，区别是巨大的。这个世界更快，各种因素更容易互相影响，因此也必然以全新的方式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她生活在“意想不到的漩涡中”，这是一个与“发条型宇宙”完全不同的时空，我们要想解决其中的问题，使用的工具却是专门为“发条型宇宙”设计的，所以我们陷入了困境。
名家推荐
最伟大的成功来自协同
推荐人：沃尔特·艾萨克森传记作家
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战场上，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都至关重要，在技术和干扰性力量导致变革速度加快的时代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有新的沟通方式和新的协作方式。当今世界，创造是协同合作的产物，创新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最伟大的创新并非来自单个的发明家那种自上而下、指挥控制式的解决问题方式，也产生不了最伟大的创新。真正伟大的成功，是一个团队为了共同目标协同工作的结果，计算机、晶体管、微芯片和互联网的发明，概莫能外。
今日世界正处于快速的变化中，其标志就是发展速度更快，各种因素彼此依赖度更高。这意味着无论在任何地方，从全球恐怖主义到流行病，从供应链被干扰到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各类组织都要面临令其目眩的挑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建立一支由小团队构建而成的大团队，从而使整个组织具备持续的适应能力。
高速网络和电子通信意味着协作可以实时进行，也必须实时进行。分布式的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网状架构使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这种协作。同样，实时创新、实时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也要求一体化、透明化领导，这也使每个团队成员都能获得权力。
各种产品、各种事件、各个国家、各种现象以及所有的个体，彼此间都更加相互关联、依赖、影响。比如，波音787梦想客机的主组装线设在位于华盛顿的工厂，但它的机翼来自日本，水平稳定器来自意大利，货舱门和进货门来自瑞典，翼尖来自韩国，起落架来自英国……和许多东西一样，梦想客机就是一张巨大资源网的产物。
生产物质产品的各元素之间依赖性大大增加，但与近年来数字世界的互赖性增加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众筹、网络病毒式传播以及移动支付系统的崛起表明，技术的传播把几乎所有人都拖入了一张更为广阔的联系网络。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东西都变得更快。时间上的一点点区别就能决定胜负，跟上新闻的节奏对几乎所有组织而言都是一种挑战，尤其是那些从事新闻产业的组织。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新闻社里，负责现场的记者会根据制定的选题写作，编辑会审核报道，主编则会在报纸付梓前进行最后的审阅。为了撰写一篇独家报道，更需要比同行提前准备一整天。
再来看看《洛杉机时报》2014年一篇关于地震的报道，有什么不同？因为这篇报道是由机器人撰写的——用电脑程序扫描数据流，然后将几条信息拼凑起来成文，这个过程比所有新闻社的指挥链都快。这个程序为《洛杉机时报》赢得了几分钟的领先报道时间，但这几分钟至关重要。
在纽约，商业房地产经济人会对某一种客户多征收一笔佣金。这些客户为了接近自己的客户而购买商业房产，从而在接近光速的交易中再省去几微秒。因为类似的原因，一些欧美商业公司不惜花费3亿美元铺设一条新的越洋电缆，从而能够减少5.2毫秒的交易时间，“速度就是金钱”。
当我们阅读到有关新技术的文章时，或者当我们听说有关全球化、互联网世界的前景时，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优势会使我们把以前所做的事做得更好。但凡事有利有弊，速度与互赖性增加的后果就是，现在在任何特定时间框架内的特定动作，都可能导致更多的潜在结果。
波音公司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效率，但这种外包同时意味着风险：遍布于亚欧大陆的十几个国家都有可能干扰它的生产行为。如今要成功地组装一架飞机，不仅需要几家工厂开足马力工作，还要指望各大洋之间的运输线路安全。此外，还要保证在日本的工作条件能够被接受、瑞典不发生自然灾害、稳定的汇率，以及灵活的供应链管理，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事实上，最近几年的发展使得世界完全变样，且更加无法预测。2013年，黑客渗入美联社的推特帳号，发布消息称白宫发生了两次爆炸，奥巴马总统受伤。这次事件导致市场恐慌情绪弥漫，道琼斯指数急挫143点。这则消息几乎一出现就被删除了，但就是这短暂的存在足以触发人们冲动的行为以及高频率的交易演算。针对这次市场短暂崩溃，一名交易者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在面对无规律消息时的脆弱性”。
来一个轻松点的例子吧。音乐家戴夫·卡罗尔的吉它被联合航空公司托运行李时弄坏，他花了9个月联系这家公司的客服代表，但客服体系如迷宫般复杂，最终他徒劳无功。然后，这位音乐家写了一首歌《联合航空搞坏了吉它》，并把音乐视频放到了You Tube上。一天内视频吸引了15万点击量，卡罗尔也接到了航空公司客服经理的电话。3天内该视频获得了100万点击量，联合航空股价暴跌10%，损失了1.8亿美元——这是那把吉它价值的60万倍。
我孙女所处的这个世界与前几代人所处的世界，区别是巨大的。这个世界更快，各种因素更容易互相影响，因此也必然以全新的方式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她生活在“意想不到的漩涡中”，这是一个与“发条型宇宙”完全不同的时空，我们要想解决其中的问题，使用的工具却是专门为“发条型宇宙”设计的，所以我们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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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战场上，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都至关重要，在技术和干扰性力量导致变革速度加快的时代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有新的沟通方式和新的协作方式。当今世界，创造是协同合作的产物，创新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最伟大的创新并非来自单个的发明家那种自上而下、指挥控制式的解决问题方式，也产生不了最伟大的创新。真正伟大的成功，是一个团队为了共同目标协同工作的结果，计算机、晶体管、微芯片和互联网的发明，概莫能外。
今日世界正处于快速的变化中，其标志就是发展速度更快，各种因素彼此依赖度更高。这意味着无论在任何地方，从全球恐怖主义到流行病，从供应链被干扰到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各类组织都要面临令其目眩的挑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建立一支由小团队构建而成的大团队，从而使整个组织具备持续的适应能力。
高速网络和电子通信意味着协作可以实时进行，也必须实时进行。分布式的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网状架构使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这种协作。同样，实时创新、实时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也要求一体化、透明化领导，这也使每个团队成员都能获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