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俗名知了，是夏天的鸣虫。它鸣榆噪柳，饮露吸风，清雅高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格外喜爱。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存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从两汉冠冕、葬玉到唐宋诗词歌赋，到处可见蝉的踪影。数千年来，人们以蝉为食、以蝉为饰、以蝉为含、以蝉为文、以蝉入画，所以它的身上自然蕴蓄了我国古代先民的饮食文化、宗教情怀、审美情趣和道德意识。
　　以蝉为食
　　在中国北方，每年的夏至前后，蝉就开始了活动，这就是《诗经·豳风·七月》中所谓的“五月鸣蜩”，不过这时的蝉个头较小，又由于它通常在麦熟时节出现，所以又俗称为“麦知了”。到了七八月份，各种各样的蝉就都出现了，“知了”“知了”地叫着，昼夜不歇，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个时候，也是人们捕蝉的黄金时节。记得小时候，白天常用的捕蝉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弹弓打，一种是用面筋粘。到了晚上，利用蝉向火的习性，点上一堆篝火，振动树木，蝉就乱成一团，纷纷落向火堆旁边，捡拾起来，放入火中烧烤，蝉背上的那一团肉可是难得的美味啊。蝉的幼虫，又名“知了猴”，也是难得的美味。每到傍晚，“知了猴”就从土里爬出来，要爬到树上蜕皮，这也是捉“知了猴”的最好时间。捉了它，泡在水中，等它吐完了泥，或油炸或烧烤，味道极香。蝉蜕也是好东西，可以入药，医书上说它味甘、咸、寒，入肺、肝经，是重要的辛凉解表中药，常用于治疗外感风热、咳嗽音哑、咽喉肿痛、小儿惊痫、夜哭不止等症。
　　以蝉为食，大概可以追溯到人类之始。甲骨文中就有专字，为烤蝉；周代王室也以蝉为食，见于《礼记·内则》篇：“爵鷃蜩范”，注曰：蝉蜩皆人群燕食所加庶羞也。《庄子·达生》篇记载了一个用粘丸捕蝉的故事：“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也？’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之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之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吕氏春秋·开春论》中则有利用火光诱捕蝉的记载：“今夫烨蝉者，务在明其大，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何益？”1982年江苏邱县燕子埠东汉彭城相缪宇墓中出土了一块儿童捕蝉画像石，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的民俗。由此可见，古代和现代的捕蝉方法是一脉相传的，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以蝉为饰
　　古代先民认为万物有灵，而蝉一生经过卵、蛹、幼虫、成虫四个阶段，几经变形，终于“蜕于浊秽，浮游尘埃之外”，所以是很有点灵性的。《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中说：“饮而不食者，蝉也。”由此可见，早在战国时期，蝉就已经被视为清雅高洁的象征。蝉既通灵，又生性清洁，所以很自然地就被人们从普通的昆虫界挑选出来，进入了人文领域，附着上了宗教和道德的蕴意。
　　以蝉为饰，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均曾发现过玉蝉，这些蝉都出土于墓葬中，上面都有穿线的小孔，应该是佩饰之物。石家河文化罗家柏岭遗址一处手工作坊内曾一次性地发现了7件玉蝉，是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一批。在史前社会中，玉器是很难得的宝物，其制作是极其困难的，石家河文化中发现的这批玉蝉，显然不是简单的佩饰，同时也是通灵的神物。另外，在良渚文化遗址和商代妇好墓中，都曾经发现有蝉蛙重合体佩饰，均以正面为蝉、背面为蛙的方式表现，两者头尾一致而不颠倒。这种特殊形制的玉蝉很明显具有某种特别的宗教上的含义，除了二者鸣声交替，日夜唱和外，估计人们更加看重的还是蝉和蛙在生长过程中的变形能力。
　　商周之际，蝉的形象广泛出现于青铜器上，并成为主要的装饰纹样之一。青铜蝉纹有写实和变形两种，多装饰在器物的颈部、下腹部等部位。“蝉纹形象特征很明确：大目，体部呈长三角形，有节状的条纹。有的有足，也有没有足而近乎蛹的样子。蝉纹用作主装饰时多横向排列，或者纵向排列成连续式，但多数蝉纹处于附饰地位”。
　　汉唐时期，蝉被装饰在帝王亲贵的冕冠上，取其高洁之义。汉时侍中、中常侍的惠文冠上“加黄金璫，附蝉为文，貂尾为饰”，《汉官仪》则解释说：“侍中左蝉右貂，金取坚刚，百陶不耗。蝉居高食洁，目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貂蝉冠是臣僚之冠中最为华贵的。关于貂蝉冠使用的历史情况，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中是这样说的：“汉冠上的金蝉虽未发现，但晋与十六国时期金璫上的附蝉却有实物出土。南京大学北园东晋早期墓、甘肃敦煌前凉汜心容墓、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均曾发现，且有少量传世品。这些附蝉均系在金片上镂出蝉形，再焊上细粟珠为饰，并特别突出了两个蝉目。……南北朝后期，此物的使用受到了限制。《周书·宣帝纪》：‘（宣帝）尝自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并令去之’。隋代虽然恢复了服饰中的貂蝉，但使用范围较前为小。《隋书·礼仪志》说‘开皇时，加散骑常侍在门下者皆有貂、蝉，至是（大业元年）罢之。’唯加常侍聘外国者特给貂、蝉，还则纳于内省。”
　　南京博物院中收藏有一件明代中期的金蝉玉叶，是1954年在苏州五峰山张安晚家族墓中发现的。蝉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玉叶系用和田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晶莹润泽。蝉鸣“知了”“知了”，这件作品取其声，有“金枝玉叶”之喻，金光玉耀，动静结合，妙趣横生。
　　以蝉为含
　　西周晚期，蝉虽然也被用作随葬品，但其意义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洛阳中州路816号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带穿孔的玉蝉，是作为口含而用的，成为后世广泛使用含蝉葬具的先声。从周礼中得知，古人死后入殓时要往口中放些东西，叫做“饭”、“含”。关于“饭”，“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周礼·地官·舍人》）；关于“含”，“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白虎通·崩薨》对此解释说：“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饭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贝也。”饭含的习俗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正式敛葬者，也无不施用饭含。但用玉蝉来作口含，却是极为罕见。夏鼐在《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一文中提到：“含在口中的玉蝉，据瞿中溶和罗振玉的意见，都应该是没有孔的。考古发现证明，确是这样情况。”洛阳中州路816号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玉蝉有穿孔，可见其原本是佩饰，临时被改了用途而已。 　　两汉时期含蝉的使用相当普遍，如阳高汉墓、东浪汉墓、南昌老福山汉墓、定县北庄汉墓等诸侯王墓中都发现有含蝉，这与当时社会上广泛信仰的神仙观念有关。蝉在地下蛰伏数载，一朝蜕壳羽化飞升，正与汉代人追求的羽化升仙的观念相符合，这或许就是汉代使用含蝉较多的原因吧。将玉蝉放于死者口中，寓意精神不死，有期望再生复活之意。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白玉蝉玉质洁白无瑕，晶莹剔透。蝉双目外凸，用斜磨阴刻线条雕刻出头、胸、腹、双翼等细部轮廓，蝉尾和翼端呈尖锋状，造型生动，栩栩如生。
　　以蝉为文
　　蝉的踪迹几乎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世界上各个民族都以蝉为食，但只有在中国才备受青睐，进入人文领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早在东周时期，蝉这种小小的鸣虫，就已经屡次出现在了典籍之中。《诗经》中有“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菀彼柳斯，鸣蜩嚖嚖”的诗句，《尔雅》中蝉以形象、颜色和鸣声被区分为八类，但这时的蝉还只简单的陪衬或比兴之物，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当然也谈不上有多少文学性。
　　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则开创了文学咏蝉的先河。文中首先写到了蝉的清素高洁：“？唯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乎太阴。…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随之写到了蝉遭受种种苦难的命运，“苦黄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劲斧。…有翩翩之狡童兮…持柔竿之冉冉兮，运微粘而我缠。”实质上是暗写自己对于命运的深深不平和无限忧患。
　　东晋陆机在《寒蝉赋》中说蝉有五德：“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时，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则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从而使蝉与谦谦君子之德操联系起来，从而使蝉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自南北朝以来，各代都有咏蝉诗，人们纷纷借咏蝉来寄情、叙事、说理，因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或悲凉伤感，或慷慨激昂，或恬淡闲适，旨趣各异，气象万千。唐代咏蝉诗较为发达，前后有70余首，不但数量众多，且名家辈出，如初唐的虞世南、骆宾王，中唐的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晚唐的李贺、贾岛等。虞世南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明以颂蝉，实则是借此表白自己的襟怀，充满哲理。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将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愤与凄楚孤寂的思乡之情融在一起。李商隐的《蝉》：“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以蝉之高洁自警，喟叹身世之沦落飘零。
　　宋代最著名的咏蝉诗当数欧阳修的《鸣蝉赋并序》和杨万里的《初秋行圃》。《鸣蝉赋并序》中写道“引清风以长啸，抱纤柯而永叹。嘒嘒非管，泠泠若弦。裂方号而复咽，凄欲断而还连。吐孤韵以难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蝉。”隐喻了他身为诤臣身份及其艰难的处境。《初秋行圃》：“落日无情最有情，偏催万树暮蝉鸣。听来咫尺无寻处，寻到旁边却不声。”前两句写傍晚蝉鸣声此起彼伏的情景，后两句写闻蝉寻声，蝉儿闭口的情形，整首诗真切传神，虽是即景写景，却另有一番清新别致的情趣。
　　除了专门的咏蝉诗外，另有一些咏蝉诗句，如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悠”、李白 “月出碧云断，蝉声秋色来”、杜甫 “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袁枚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小小的鸣虫，到了诗人的笔下，真是神态各异，虽千差万别，但都形神兼备，余韵绵长。
　　“说露谈风有典章，咏秋吟夏入宫商。蝉声无一添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在中华文明行进的过程中，蝉这一微小的生命承载了不可承受之重，它的身上曾经被寄予了许多美好的理想和情操，如今一切都已经随风而逝了。从可食用的昆虫，到通灵的神物，再到君子情怀的象征，最后复归本原，正好是一个圆，可它圈定的则是先民进步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