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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日，可以说妇孺皆知。今天，稍有一点党史知识的人也知道：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出席的人数是15人（其中中共党员代表是13人）。可是，当年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后又经历了“白色恐怖”和连续战乱，原始文件档案难以保存下来，当时的出席者亲自记录和撰写的回忆录也极少，加之在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阴历和阳历并用，更增添了历史记录的复杂性。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叫邵维正的学者才着手重新考证，确定中共诞生的确切日期与中共一大出席人数，并得到官方的公认，成功解决中共历史这一悬案。
作为一名身着将军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邵维正数十年如一日立足三尺讲台，倾心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在党史界与全军理论界成为佳话。而这次采访，分明是一次党的历史的深度重温，也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同时，让记者看到一个红色理论家的德论双馨。
矢志厘清创党之时的真实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为陈潭秋。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陈潭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就是在这座普通楼房内的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然而，中共一大的出席者陈潭秋所言的“7月底”到底具体是哪一天、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到底是有多少位，几十年后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一大心病。
1978年，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前身）恢复重建，邵维正奉命从西北调到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
这年初夏，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蓬勃展开，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邵维正初到北京，正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于是，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由时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主持。1979年初，邵维正接到通知，他由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写作班子。于是，他意识到自己赶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邵维正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在收集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资料过程中，邵维正明显感到在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邵维正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资料，邵维正感觉不知所措，书稿写作难以下手。也就在这时，他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
然而，这时他听到的反映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他做這项研究；有的担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有的出于好心，私下劝他不要冒这个风险；还有的提出考据是资产阶级治史方法，我们不能用，党的生日早有定论，把叛徒、汉奸的名字列上党的成立大会影响也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会犯政治错误等等。
听到不同的反映，邵维正产生了一些顾虑，也有过思想斗争，心想：“按照原来的统一口径写也无可非议，但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而回避难题、循规蹈矩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转头一想，至于是不是与中央保持一致要作具体分析，过去在没有条件搞清一大召开确切日期的情况下，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各项工作、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也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为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邵维正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吸取了理论勇气，打消了顾虑，决心解开这道难题。
下决心考证一大不易，动起手来更难。经过一番必要的准备之后，邵维正在1979年4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都一致认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是与会者全部到齐，无一缺席。因此，如果把每位一大出席者1921年6月和7月的行踪查清，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上海，就能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
邵维正的查证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他认为，这两方面工作应在同一过程中交叉进行，便于相互启发和印证。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刘仁静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邵维正提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邵维正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维正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邵维正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刘仁静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刘仁静又说“记不得了”。就是这么难得开口的一句话，给邵维正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
回忆是重要的，但没有原始资料印证又往往是不可靠的。当得知当时有个《少年中国》杂志时，邵维正受到了鼓舞，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邵维正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这本尘封了68年、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3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仁静的回忆相符，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云雾
在延安时，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2人，其他代表除已去世的4人外，张国焘已叛逃到武汉，陈潭秋远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在国民党任高官，均无法向他们征询。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1921年7月间到上海开会，但无法确定具体日子，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苏联移交过来的部分共产国际档案中，邵维正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关于一大的这份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孤证，在没有充分的印证材料前，邵维正不敢草率定论。
当资料收集整理告一段落的时候，邵维正的工作重点转向综合分析。面对着大量的史实，他从横向与纵向、直接与间接、顺证与反证各个角度加以比较、鉴别和判断，理清思路。他排出每个代表的行踪和到沪的时间，恰恰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增强了此文的可信度。同时，几乎所有有关回忆都说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但又都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直接的记载难以找到，邵维正就只能用间接事件来推断。
据陈公博的回忆称：“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6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周佛海回忆中也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邵维正同时发现，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解放后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于是想：此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对考证一大日期还是有用的，查清此案时间就可以间接证明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邵维正立即意识到这种事件在旧上海肯定会成为热点新闻，于是马上联系上海方面协助查找。逐日翻阅上海的几家报纸，果然都有详细报道。很快，邵维正在《申报》等报纸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经核实，此事发生的时间，确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
从案件发生的时间证明一大会场受到侵扰是在7月30日，无疑这就是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邵维正分析说：“有了这个日期，就可以举一反三：向前推算，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計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
邵维正通过对一大代表行踪、间接事件和文字记载等3个方面的相互印证和推断，一大召开的日期终于得到有力确认。
一大出席人数的真真假假
“有关一大的出席人数，有11人、12人和13人之说，而落到具体人选上又有不同。为了能实事求是地作出考证，首先要克服思想障碍。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在论著或展览中提到一大代表时往往只写某某、某某等人出席，一个‘等’字，把后来表现不好的人一概略去，久而久之，许多人搞不清到底有哪些人出席一大。在列不列全体出席者名单上，也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邵维正说，不论一大出席者后来的政治态度如何，并不能改变事实的本身。况且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大浪淘沙，不断淘汰落伍或变节分子，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
考证一大的出席者同样是从收集史料起步的，邵维正把每一位出席者的简历，尤其是他在一大前后的具体活动逐个排列整理出来，并详细了解各地代表的产生经过，还把各种回忆资料中列出的名单加以对照鉴别。经分析筛选后看出，争议集中在何叔衡、包惠僧两人身上。“对何叔衡提出异议的是张国焘，尽管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孤证，我也同样作了认真的回答。针对张国焘回忆中提出的理由，我从3个方面逐条加以澄清。对包惠僧是怎样参加一大的、他以什么身分出席会议，后来有较多的不同说法，我在考证时作了重点分析，客观叙述了当时党内生活的实际情况以及包本人所担负的与陈独秀联络的任务，说明他出席一大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代表资格问题，邵维正认为初创时期党组织缺乏经验，没有严格的手续和规范的程序，更没有代表资格审查，我们不应以现在的眼光苛求前人，还是维持历史本来面目为好，因此他在考证文章中冠以“一大出席者”，并列全了13人的名单。“如果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那么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共计15人。”
曾“相约建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邵维正说，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邵维正认为，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成为学界号外的“号外”
初稿时，邵维正是把对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和一大出席人数的考证分开来写的，两文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完成。为慎重起见，他先把一大日期考证一文投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8月20日第9期正式出版。 赶写完有关一大的考证专题论文后，邵维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草草整理行装，他回到了阔别3个月的家中，才3岁的儿子见了他，皱着眉、直瞪眼：眼前这个憔悴疲惫的“陌生人”，是我的爸爸吗？
文章在《党史研究资料》刊登以后1个月左右，邵维正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对方是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乔木同志看了你考证一大日期的文章，很重视，特别是依据详细考证而排出的一大日程表，把多年没有搞清的问题搞清楚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乔木同志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应该在即将筹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介绍到国外去……”一时间，邵维正有些受宠若惊。他及时向李新报告了胡乔木的关心和指示。李新听了也很高兴，说：“乔木同志有了态度就好办了，你再认真修改核实一下。”
几天以后，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同志来了电话，并约邵维正面谈。方案确定之后，邵维正立即投入文章的改写工作，日夜加班，反复推敲，充分论证，对涉及的30多段引文都与原始文献重新核对一遍。邵维正回忆说：“《中国社会科学》是一份权威性的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反映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水平，加之又是创刊号用稿，其分量可想而知。刊物编辑的工作态度认真、严谨、细致，在此后两个月的交往、讨论和修改中，编辑部领导和责任编辑左步青多次与我商谈，使我得益匪浅。由于篇幅受限，编辑部决定把两篇考证合成一篇在创刊号上发表。因截稿时间临近，我又日夜加班作了兩次修改后才最后定稿。”
197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样本”印出。在广泛征求意见后，编辑部汇拢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印出几十期《工作简报》。“根据各方面所提的意见，我们再次作了删改和校订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但篇目并不相同，英文版只从中文版中选用部分文章。邵维正约18000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文稿定稿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英文部主任赵一鹤告诉他，已决定将一大考证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以便推向国外。
1980年1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该刊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在卷首加发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胡乔木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一石激起千层浪。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的关注之热切、反响之强烈，出乎邵维正预料。更让邵维正高兴的是，他有关一大考证的成果被广泛采用，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当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展览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均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198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教材、文章也普遍接受了考证的结论；后来，还陆续引发了对八七会议会址、进军井冈山过程、遵义会议日期等重大党史事件的多项考证。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是确定7月1日为“纪念日”，中央决定不予改变，规定每年的7月1日仍作为建党“纪念日”。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但是“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上刊登的一大考证文章在国外也获得好评，不久又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法文，引起了许多外国专家的重视。当然，一大考证文章发表后，有的刊物也发表过一些商榷文章。对此，邵维正抱欢迎态度，“因为不同意见的碰撞、研讨、切磋，将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对一大开幕是在7月23日也基本取得一致认识，只有个别人提出7月24日开幕说，但这一观点缺乏新的事实根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绝大多数党史界同仁都不赞成，看来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作为一名身着将军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邵维正数十年如一日立足三尺讲台，倾心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在党史界与全军理论界成为佳话。而这次采访，分明是一次党的历史的深度重温，也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同时，让记者看到一个红色理论家的德论双馨。
矢志厘清创党之时的真实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为陈潭秋。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陈潭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就是在这座普通楼房内的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然而，中共一大的出席者陈潭秋所言的“7月底”到底具体是哪一天、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到底是有多少位，几十年后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一大心病。
1978年，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前身）恢复重建，邵维正奉命从西北调到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
这年初夏，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蓬勃展开，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邵维正初到北京，正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于是，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由时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主持。1979年初，邵维正接到通知，他由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写作班子。于是，他意识到自己赶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邵维正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在收集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资料过程中，邵维正明显感到在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邵维正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资料，邵维正感觉不知所措，书稿写作难以下手。也就在这时，他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
然而，这时他听到的反映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他做這项研究；有的担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有的出于好心，私下劝他不要冒这个风险；还有的提出考据是资产阶级治史方法，我们不能用，党的生日早有定论，把叛徒、汉奸的名字列上党的成立大会影响也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会犯政治错误等等。
听到不同的反映，邵维正产生了一些顾虑，也有过思想斗争，心想：“按照原来的统一口径写也无可非议，但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而回避难题、循规蹈矩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转头一想，至于是不是与中央保持一致要作具体分析，过去在没有条件搞清一大召开确切日期的情况下，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各项工作、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也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为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邵维正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吸取了理论勇气，打消了顾虑，决心解开这道难题。
下决心考证一大不易，动起手来更难。经过一番必要的准备之后，邵维正在1979年4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都一致认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是与会者全部到齐，无一缺席。因此，如果把每位一大出席者1921年6月和7月的行踪查清，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上海，就能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
邵维正的查证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他认为，这两方面工作应在同一过程中交叉进行，便于相互启发和印证。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刘仁静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邵维正提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邵维正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维正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邵维正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刘仁静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刘仁静又说“记不得了”。就是这么难得开口的一句话，给邵维正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
回忆是重要的，但没有原始资料印证又往往是不可靠的。当得知当时有个《少年中国》杂志时，邵维正受到了鼓舞，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邵维正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这本尘封了68年、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3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仁静的回忆相符，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云雾
在延安时，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2人，其他代表除已去世的4人外，张国焘已叛逃到武汉，陈潭秋远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在国民党任高官，均无法向他们征询。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1921年7月间到上海开会，但无法确定具体日子，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苏联移交过来的部分共产国际档案中，邵维正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关于一大的这份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孤证，在没有充分的印证材料前，邵维正不敢草率定论。
当资料收集整理告一段落的时候，邵维正的工作重点转向综合分析。面对着大量的史实，他从横向与纵向、直接与间接、顺证与反证各个角度加以比较、鉴别和判断，理清思路。他排出每个代表的行踪和到沪的时间，恰恰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增强了此文的可信度。同时，几乎所有有关回忆都说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但又都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直接的记载难以找到，邵维正就只能用间接事件来推断。
据陈公博的回忆称：“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6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周佛海回忆中也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邵维正同时发现，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解放后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于是想：此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对考证一大日期还是有用的，查清此案时间就可以间接证明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邵维正立即意识到这种事件在旧上海肯定会成为热点新闻，于是马上联系上海方面协助查找。逐日翻阅上海的几家报纸，果然都有详细报道。很快，邵维正在《申报》等报纸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经核实，此事发生的时间，确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
从案件发生的时间证明一大会场受到侵扰是在7月30日，无疑这就是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邵维正分析说：“有了这个日期，就可以举一反三：向前推算，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計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
邵维正通过对一大代表行踪、间接事件和文字记载等3个方面的相互印证和推断，一大召开的日期终于得到有力确认。
一大出席人数的真真假假
“有关一大的出席人数，有11人、12人和13人之说，而落到具体人选上又有不同。为了能实事求是地作出考证，首先要克服思想障碍。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在论著或展览中提到一大代表时往往只写某某、某某等人出席，一个‘等’字，把后来表现不好的人一概略去，久而久之，许多人搞不清到底有哪些人出席一大。在列不列全体出席者名单上，也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邵维正说，不论一大出席者后来的政治态度如何，并不能改变事实的本身。况且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大浪淘沙，不断淘汰落伍或变节分子，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
考证一大的出席者同样是从收集史料起步的，邵维正把每一位出席者的简历，尤其是他在一大前后的具体活动逐个排列整理出来，并详细了解各地代表的产生经过，还把各种回忆资料中列出的名单加以对照鉴别。经分析筛选后看出，争议集中在何叔衡、包惠僧两人身上。“对何叔衡提出异议的是张国焘，尽管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孤证，我也同样作了认真的回答。针对张国焘回忆中提出的理由，我从3个方面逐条加以澄清。对包惠僧是怎样参加一大的、他以什么身分出席会议，后来有较多的不同说法，我在考证时作了重点分析，客观叙述了当时党内生活的实际情况以及包本人所担负的与陈独秀联络的任务，说明他出席一大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代表资格问题，邵维正认为初创时期党组织缺乏经验，没有严格的手续和规范的程序，更没有代表资格审查，我们不应以现在的眼光苛求前人，还是维持历史本来面目为好，因此他在考证文章中冠以“一大出席者”，并列全了13人的名单。“如果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那么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共计15人。”
曾“相约建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邵维正说，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邵维正认为，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成为学界号外的“号外”
初稿时，邵维正是把对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和一大出席人数的考证分开来写的，两文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完成。为慎重起见，他先把一大日期考证一文投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8月20日第9期正式出版。 赶写完有关一大的考证专题论文后，邵维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草草整理行装，他回到了阔别3个月的家中，才3岁的儿子见了他，皱着眉、直瞪眼：眼前这个憔悴疲惫的“陌生人”，是我的爸爸吗？
文章在《党史研究资料》刊登以后1个月左右，邵维正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对方是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乔木同志看了你考证一大日期的文章，很重视，特别是依据详细考证而排出的一大日程表，把多年没有搞清的问题搞清楚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乔木同志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应该在即将筹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介绍到国外去……”一时间，邵维正有些受宠若惊。他及时向李新报告了胡乔木的关心和指示。李新听了也很高兴，说：“乔木同志有了态度就好办了，你再认真修改核实一下。”
几天以后，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同志来了电话，并约邵维正面谈。方案确定之后，邵维正立即投入文章的改写工作，日夜加班，反复推敲，充分论证，对涉及的30多段引文都与原始文献重新核对一遍。邵维正回忆说：“《中国社会科学》是一份权威性的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反映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水平，加之又是创刊号用稿，其分量可想而知。刊物编辑的工作态度认真、严谨、细致，在此后两个月的交往、讨论和修改中，编辑部领导和责任编辑左步青多次与我商谈，使我得益匪浅。由于篇幅受限，编辑部决定把两篇考证合成一篇在创刊号上发表。因截稿时间临近，我又日夜加班作了兩次修改后才最后定稿。”
197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样本”印出。在广泛征求意见后，编辑部汇拢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印出几十期《工作简报》。“根据各方面所提的意见，我们再次作了删改和校订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但篇目并不相同，英文版只从中文版中选用部分文章。邵维正约18000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文稿定稿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英文部主任赵一鹤告诉他，已决定将一大考证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以便推向国外。
1980年1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该刊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在卷首加发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胡乔木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一石激起千层浪。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的关注之热切、反响之强烈，出乎邵维正预料。更让邵维正高兴的是，他有关一大考证的成果被广泛采用，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当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展览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均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198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教材、文章也普遍接受了考证的结论；后来，还陆续引发了对八七会议会址、进军井冈山过程、遵义会议日期等重大党史事件的多项考证。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是确定7月1日为“纪念日”，中央决定不予改变，规定每年的7月1日仍作为建党“纪念日”。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但是“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上刊登的一大考证文章在国外也获得好评，不久又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法文，引起了许多外国专家的重视。当然，一大考证文章发表后，有的刊物也发表过一些商榷文章。对此，邵维正抱欢迎态度，“因为不同意见的碰撞、研讨、切磋，将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对一大开幕是在7月23日也基本取得一致认识，只有个别人提出7月24日开幕说，但这一观点缺乏新的事实根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绝大多数党史界同仁都不赞成，看来这一说法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