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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私权的信息私密性
早在100多年前，立法上就已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民事权利。1890年，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认为隐私权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决定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与别人交流的权利。此后，隐私权逐渐得到各国立法的认可。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
何谓隐私权?其法律上的概念是，自然人在合法、合乎公共道德的范围内有关个人信息、个人活动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私人事务决定权和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从信息的角度来看，隐私权的属性是：1．隐私权的主体必须是自然人。自然人是信息的生产者，能够构成隐私的信息是关于自然人私密性的生活信息，因而这种信息具有一定的“精神”属性，对于这种信息披露造成的对权利人的侵害往往是非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伤害。因此关于隐私权的侵权行为的赔偿也多为精神赔偿，尽管在实践当中表现为物质给付行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精神赔偿的性质。2．隐私权的客体就是“隐私”，也就是加载在私密信息上的内容。这种信息在内容上与社会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是私人性的，只限于私人领域。这种权利的客体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手段变化而变化，当社会的发展对某种信息作出具有“公益”性评价的时候，所谓的隐私也就不存在了，这种信息将对社会开放，隐私的客体将通过信息的开放得以披露。
作为与个体相关的信息，隐私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同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基于“好奇心”的刺探隐私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并非基于恶意，只是通过对信息的获取满足好奇心，但是这往往给权利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在发达国家一般采取立法的方式对隐私权加以保护：一是直接保护方式，即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向受害人承担侵害隐私权责任，以赔偿其隐私权的损害。这种方式起源于美国，后为德国等国家所采用。二是间接保护方式，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法律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分别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
二、知情权的信息披露要
由于隐私权是以信息为载体的，而信息必然连接着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两端，尤其是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的相关信息往往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一味地保护隐私权必然使信息沟通闭塞，最终损害社会利益。知情权的出现正是站在隐私权的对立面，要求信息的披露。这样信息在隐私权和知情权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一般来说知情权包括以下几种信息披露要求：
1.政务信息披露的要求：公民依法享有知悉国家机关的活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及背景资料的权利。
2．社会信息披露的要求：公民依法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务。
3．个人信息披露的要求：公民依法享有了解有关自己各方面信息的权利。
4．法人信息披露的要求：法人在不妨碍他人和不损害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有权获得一切对它有用的信息。
5．公共信息披露的要求：司法机关为侦察案件、审判案件收集证据而享有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
三、隐私权与知情权的信息争夺战
在一般的法理上，权利与权利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即对一项权利的保护不应当妨碍另一项权利的实现。这种观点在隐私权同知情权之间的；中突中显然不具有解释能力。无论是隐私权还是知情权，其权利载体都是信息，一方主张信息的私密性，要使信息保密并独享；另一方主张信息的共享性，要求信息得到充分的披露。主张隐私权者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私人信息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在何种领域和时间进入社会环境，而主张知情权的一方则希望通过信息披露获悉自己想了解的一切。在隐私权同知情权的信息争夺战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1．普通公民的私人信息同大众的信息需求
对这一冲突的保护应采取保护弱者，公平、公正的原则。例如，公民甲在中彩票后为了财产安全，往往希望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密，而广大群众基于好奇心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彩票开奖信息，希望通过媒体得知中奖者姓名、住所等有关信息。也就是说在隐私权和知情权)中突中一方往往是公民个人，另一方则是势力强大的传媒和公众。现实中双方力量的悬殊决定了法律需要对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作一定的倾斜，即优先保护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公平。
2．政务信息同政务的信息需求
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学历、履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工作业绩等)往往成为争夺的焦点。对这一；中突的保护应采取社会利益优先的原则。由于国家官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众选举并授予其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他们的人品、才千、业绩等信息已经与公有领域、社会公众的利益密不可分了，应当做必要的公开。在普通公民的知政权和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中突时，法律应优先保护普通公民的知政权，即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3．公众人物信息同大众的信息需求
对这一冲突的保护应采取尊重他人人格权利的原则。作为公众人物，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其行为都具有新闻价值，属于公众合理的兴趣范围。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公众人物对其隐私的限制程度也不同。一般将公众人物分为自愿的公众人物和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前者是指那些主观上具有故意也就是希望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人；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其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往往不是出于其主观追求，而是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一般来讲，对自愿公众人物隐私范围的限制相对要多一些，而对非自愿公众人物隐私范围的限制相对要少些。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是指公民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务，也就是“新闻价值”或“公众的合理兴趣”，所以公众人物的隐私必须受到较大的限制，优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行使知情权及新闻自由、创作、言论自由时，不得以故意伤害他人的人格尊严为目的。
4．普通公民信息同机构的信息需求
同第一种情形，对这一)中突的保护也应采取保护弱者，公平、公正的原则。例如，公民去医院就医，病例这种有关个人隐私的资料是否可以作为研究资料整理使用；公民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调查提供的信息使用范围的限制。组织机构获得知情权必须在不妨碍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条件下行使，因此对有关公民隐私信息获得并在使用前应有履行告知并征得隐私权人同意的义务。
5.普通公民信息同普通公民的信息需求
对这种冲突的解决应采取平衡利益、宽容协调的原则。其中发生权利)中突的双方主体都是公民。如缔结婚姻的双方基于善意的相互了解；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沟通等。对于此种情况，总体原则是权利协调原则，即通过一种权利在其保护的范围或程度上作出让步而使另一种权利得到基本满足。这就要求隐私权人或知情权人作出适当让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
四、化解信息争夺战
由于隐私权同知情权的对立属性使得二者之间的信息争夺战很难平息，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加以化解，使信息能够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组织和利用。笔者将化解方法归纳为两极的绝对保护加中间的缓；中地带。
1．两极的绝对保护主义
尽管隐私权同知情权在客体上有所重叠，但二者仍是属性不同的两种权利，隐私权属于对世权，即一旦某一信息所载内容被认定为隐私，则信息就绝对不容任何人侵犯；知情权属于对人权，即只能对某一特定的对象主张信息披露。基于这样的区别很容易对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典型形态进行法律的保护。
知情权与隐私权发生矛盾的情形往往表现在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身上。对一般公民来说，隐私权具有绝对性，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能被侵犯。而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可能会因为需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加以限制。在现实生活中，实行政府官员任前公示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是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对政府官员及政府官员候选人隐私权的一种限制。在法律严格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很小的礼物也必须进行登记和向民众披露。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个典型实例。
实现对隐私权和知情权两者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在隐私权方面，我国应当尽快在民法体系中明确隐私权的范畴加以现实的保护；在知情权方面，则通过制定专门的信息披露法来保护。广州、上海等城市已经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出台了《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而全国性的政务公开条例和立法也在积极地酝酿当中，相信不久的将来公众的知情权将会有正式的法律保护渠道。
2．中间的缓冲地带
由于信息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无论多么精细的立法也不能完全解决隐私权同知情权；中突问题。因此在立法中应当有意识地在二者之间留有一定的缓)中地带。典型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得到立法的保护，一些没有进入立法视线的具体情形由权利人比照典型权利形态进行平衡。可以通过媒体报道一些难以确定属；性的信息，避免立法规范的生硬和绝对化，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公众的言论自由和发表评论的权利。
早在100多年前，立法上就已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民事权利。1890年，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认为隐私权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决定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与别人交流的权利。此后，隐私权逐渐得到各国立法的认可。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
何谓隐私权?其法律上的概念是，自然人在合法、合乎公共道德的范围内有关个人信息、个人活动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私人事务决定权和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从信息的角度来看，隐私权的属性是：1．隐私权的主体必须是自然人。自然人是信息的生产者，能够构成隐私的信息是关于自然人私密性的生活信息，因而这种信息具有一定的“精神”属性，对于这种信息披露造成的对权利人的侵害往往是非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伤害。因此关于隐私权的侵权行为的赔偿也多为精神赔偿，尽管在实践当中表现为物质给付行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精神赔偿的性质。2．隐私权的客体就是“隐私”，也就是加载在私密信息上的内容。这种信息在内容上与社会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是私人性的，只限于私人领域。这种权利的客体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手段变化而变化，当社会的发展对某种信息作出具有“公益”性评价的时候，所谓的隐私也就不存在了，这种信息将对社会开放，隐私的客体将通过信息的开放得以披露。
作为与个体相关的信息，隐私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同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基于“好奇心”的刺探隐私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并非基于恶意，只是通过对信息的获取满足好奇心，但是这往往给权利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在发达国家一般采取立法的方式对隐私权加以保护：一是直接保护方式，即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向受害人承担侵害隐私权责任，以赔偿其隐私权的损害。这种方式起源于美国，后为德国等国家所采用。二是间接保护方式，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法律不承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可以分别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
二、知情权的信息披露要
由于隐私权是以信息为载体的，而信息必然连接着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两端，尤其是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的相关信息往往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一味地保护隐私权必然使信息沟通闭塞，最终损害社会利益。知情权的出现正是站在隐私权的对立面，要求信息的披露。这样信息在隐私权和知情权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一般来说知情权包括以下几种信息披露要求：
1.政务信息披露的要求：公民依法享有知悉国家机关的活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及背景资料的权利。
2．社会信息披露的要求：公民依法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务。
3．个人信息披露的要求：公民依法享有了解有关自己各方面信息的权利。
4．法人信息披露的要求：法人在不妨碍他人和不损害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有权获得一切对它有用的信息。
5．公共信息披露的要求：司法机关为侦察案件、审判案件收集证据而享有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
三、隐私权与知情权的信息争夺战
在一般的法理上，权利与权利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即对一项权利的保护不应当妨碍另一项权利的实现。这种观点在隐私权同知情权之间的；中突中显然不具有解释能力。无论是隐私权还是知情权，其权利载体都是信息，一方主张信息的私密性，要使信息保密并独享；另一方主张信息的共享性，要求信息得到充分的披露。主张隐私权者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私人信息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在何种领域和时间进入社会环境，而主张知情权的一方则希望通过信息披露获悉自己想了解的一切。在隐私权同知情权的信息争夺战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1．普通公民的私人信息同大众的信息需求
对这一冲突的保护应采取保护弱者，公平、公正的原则。例如，公民甲在中彩票后为了财产安全，往往希望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密，而广大群众基于好奇心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彩票开奖信息，希望通过媒体得知中奖者姓名、住所等有关信息。也就是说在隐私权和知情权)中突中一方往往是公民个人，另一方则是势力强大的传媒和公众。现实中双方力量的悬殊决定了法律需要对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作一定的倾斜，即优先保护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公平。
2．政务信息同政务的信息需求
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学历、履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工作业绩等)往往成为争夺的焦点。对这一；中突的保护应采取社会利益优先的原则。由于国家官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众选举并授予其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他们的人品、才千、业绩等信息已经与公有领域、社会公众的利益密不可分了，应当做必要的公开。在普通公民的知政权和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中突时，法律应优先保护普通公民的知政权，即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3．公众人物信息同大众的信息需求
对这一冲突的保护应采取尊重他人人格权利的原则。作为公众人物，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其行为都具有新闻价值，属于公众合理的兴趣范围。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公众人物对其隐私的限制程度也不同。一般将公众人物分为自愿的公众人物和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前者是指那些主观上具有故意也就是希望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人；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其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往往不是出于其主观追求，而是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一般来讲，对自愿公众人物隐私范围的限制相对要多一些，而对非自愿公众人物隐私范围的限制相对要少些。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是指公民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务，也就是“新闻价值”或“公众的合理兴趣”，所以公众人物的隐私必须受到较大的限制，优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行使知情权及新闻自由、创作、言论自由时，不得以故意伤害他人的人格尊严为目的。
4．普通公民信息同机构的信息需求
同第一种情形，对这一)中突的保护也应采取保护弱者，公平、公正的原则。例如，公民去医院就医，病例这种有关个人隐私的资料是否可以作为研究资料整理使用；公民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调查提供的信息使用范围的限制。组织机构获得知情权必须在不妨碍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条件下行使，因此对有关公民隐私信息获得并在使用前应有履行告知并征得隐私权人同意的义务。
5.普通公民信息同普通公民的信息需求
对这种冲突的解决应采取平衡利益、宽容协调的原则。其中发生权利)中突的双方主体都是公民。如缔结婚姻的双方基于善意的相互了解；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沟通等。对于此种情况，总体原则是权利协调原则，即通过一种权利在其保护的范围或程度上作出让步而使另一种权利得到基本满足。这就要求隐私权人或知情权人作出适当让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
四、化解信息争夺战
由于隐私权同知情权的对立属性使得二者之间的信息争夺战很难平息，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加以化解，使信息能够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组织和利用。笔者将化解方法归纳为两极的绝对保护加中间的缓；中地带。
1．两极的绝对保护主义
尽管隐私权同知情权在客体上有所重叠，但二者仍是属性不同的两种权利，隐私权属于对世权，即一旦某一信息所载内容被认定为隐私，则信息就绝对不容任何人侵犯；知情权属于对人权，即只能对某一特定的对象主张信息披露。基于这样的区别很容易对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典型形态进行法律的保护。
知情权与隐私权发生矛盾的情形往往表现在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身上。对一般公民来说，隐私权具有绝对性，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能被侵犯。而政府官员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可能会因为需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加以限制。在现实生活中，实行政府官员任前公示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是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对政府官员及政府官员候选人隐私权的一种限制。在法律严格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很小的礼物也必须进行登记和向民众披露。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个典型实例。
实现对隐私权和知情权两者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在隐私权方面，我国应当尽快在民法体系中明确隐私权的范畴加以现实的保护；在知情权方面，则通过制定专门的信息披露法来保护。广州、上海等城市已经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出台了《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而全国性的政务公开条例和立法也在积极地酝酿当中，相信不久的将来公众的知情权将会有正式的法律保护渠道。
2．中间的缓冲地带
由于信息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无论多么精细的立法也不能完全解决隐私权同知情权；中突问题。因此在立法中应当有意识地在二者之间留有一定的缓)中地带。典型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得到立法的保护，一些没有进入立法视线的具体情形由权利人比照典型权利形态进行平衡。可以通过媒体报道一些难以确定属；性的信息，避免立法规范的生硬和绝对化，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公众的言论自由和发表评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