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金会发展有三个障碍：资源流入存在障碍，政府让度空间有限，缺乏支持体系。
—马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
“轻资产化”必将成为未来基金会转型的大方向。为了实现轻资产化，基金会应考虑将产品生产线外置，即采用外包给NGO组织的形式，将项目运作的职能剥离。而基金会自身则专注于品牌建设、筹款和资金运作等工作。当然，接受委托的NGO组织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而应以委托方，即基金会的名义来运作项目。这样一来，基金会既能“贴牌生产”，又能专心做好筹款等工作。而这样做的好处，除了能使委托双方都皆大欢喜以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促成产业结构的完善，改变NGO“苦命郎”的现状。
—褚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基金会数量为2961家，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总量为222.83亿元，平均每家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为798.09万元，基金会资产总额为923.09亿元。近四成基金会的资产在500万元以下，有24家基金会资产超过5亿元。2012年全国基金会收入总额为436.42亿元，政府补助收入总额同比增长16.50%，为33.33亿元。年收入在500万元以内的基金会有1900家，年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仅有69家，主要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高校发起设立的基金会以及一些大企业捐资设立的基金会等。2012年全国基金会支出总额为325.28亿元。排名前十的基金会支出总额约为130.37亿元，占全国基金会支出总额的40.08%。2012年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有10345人，比上年增长了1813人。
—《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质疑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对公益组织违反法律的质疑；第二是对公益组织违反行业规定的质疑；第三是对公益组织突破道德底线的质疑；第四是对公益组织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见。这四种质疑程度依次递减，“往往第一种质疑最强烈”。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公益，是公民通过自由结社和社会结盟的方式，由私利介入公共空间的行为。
—何道峰在安平基金公益传播高级研修班上说。
慈善与博彩论坛在澳门召开，是两岸四地公益界首次主题研讨。2013大陆彩票发行3093亿元，由各级政府分配的彩票公益金过千亿元。如何用好这笔钱，NGO和公民大众不仅有监督权，还有参与权。而需要研究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太多了。这也是政府、企业、社会三部门需要协调精进的重大主题，以往并未受到应有重视。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2012年5月《广州市募捐条例》实施以来，截至2013年底，广州市登记的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共792个（不包括备案的社区公益慈善组织），比2008年底增加626个，增幅超过3.7倍。“降低登记门槛，放开公募权，激发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力初见成效”。
—王福军（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种子法将其中心放在种子自由上—种子的自由、农民的自由以及市民的自由—代替了公司宣称基因财富是他们的财产的不合法自由，和犯罪的公民自由。在我们这个多重危机为特征的时代，自由保存和交换种子是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危机、食物危机、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他们都只是一个危机的一部分：道德体系和价值的危机。
—范达娜·席瓦（印度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家）
发现公益是个很奇怪的“市场”：竞争相对商业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因为多重底线的要求，要建立可持续模式更加困难。简单来说，商业成得快、败得也快，而公益成得慢、败得也慢。这里面最煎熬的，不是死（失败），而是生不如死。
—安猪（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创办人）
脆弱的中产
在用购买力因素调整后，亚洲开发银行将每天收入2美元的贫困线定义为进入新中产阶层的起点，而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更稳妥的标准是从每天收入10美元算起。不过，英国《金融时报》对世界银行收入分配数据的分析清楚表明，在近几十年脱贫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中，多数人处于上述两条标准线之间，用“脆弱的中产”（fragile middle）来形容他们最为恰当。分析数据来自122个发展中国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2010年（这是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发展中国家有超过28亿人的日收入处于2-10美元之间，占世界总人口的40%。这使“脆弱的中产”成为世界最大的收入群体。
—FT中文网
慈善组织募捐透明度
广州市民政局、市慈监委日前发布“慈善组织募捐透明度”评价结果。106个办理了募捐备案许可的组织，有10个组织有扣分现象。广州是第一个发布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结果的城市，今后评分将动态化，每月公布结果。一旦出现扣分严重的情况，该组织可能面临被停止募捐资格等处罚。
—马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
“轻资产化”必将成为未来基金会转型的大方向。为了实现轻资产化，基金会应考虑将产品生产线外置，即采用外包给NGO组织的形式，将项目运作的职能剥离。而基金会自身则专注于品牌建设、筹款和资金运作等工作。当然，接受委托的NGO组织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而应以委托方，即基金会的名义来运作项目。这样一来，基金会既能“贴牌生产”，又能专心做好筹款等工作。而这样做的好处，除了能使委托双方都皆大欢喜以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促成产业结构的完善，改变NGO“苦命郎”的现状。
—褚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基金会数量为2961家，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总量为222.83亿元，平均每家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为798.09万元，基金会资产总额为923.09亿元。近四成基金会的资产在500万元以下，有24家基金会资产超过5亿元。2012年全国基金会收入总额为436.42亿元，政府补助收入总额同比增长16.50%，为33.33亿元。年收入在500万元以内的基金会有1900家，年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仅有69家，主要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高校发起设立的基金会以及一些大企业捐资设立的基金会等。2012年全国基金会支出总额为325.28亿元。排名前十的基金会支出总额约为130.37亿元，占全国基金会支出总额的40.08%。2012年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有10345人，比上年增长了1813人。
—《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质疑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对公益组织违反法律的质疑；第二是对公益组织违反行业规定的质疑；第三是对公益组织突破道德底线的质疑；第四是对公益组织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见。这四种质疑程度依次递减，“往往第一种质疑最强烈”。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公益，是公民通过自由结社和社会结盟的方式，由私利介入公共空间的行为。
—何道峰在安平基金公益传播高级研修班上说。
慈善与博彩论坛在澳门召开，是两岸四地公益界首次主题研讨。2013大陆彩票发行3093亿元，由各级政府分配的彩票公益金过千亿元。如何用好这笔钱，NGO和公民大众不仅有监督权，还有参与权。而需要研究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太多了。这也是政府、企业、社会三部门需要协调精进的重大主题，以往并未受到应有重视。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2012年5月《广州市募捐条例》实施以来，截至2013年底，广州市登记的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共792个（不包括备案的社区公益慈善组织），比2008年底增加626个，增幅超过3.7倍。“降低登记门槛，放开公募权，激发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力初见成效”。
—王福军（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种子法将其中心放在种子自由上—种子的自由、农民的自由以及市民的自由—代替了公司宣称基因财富是他们的财产的不合法自由，和犯罪的公民自由。在我们这个多重危机为特征的时代，自由保存和交换种子是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危机、食物危机、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他们都只是一个危机的一部分：道德体系和价值的危机。
—范达娜·席瓦（印度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家）
发现公益是个很奇怪的“市场”：竞争相对商业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因为多重底线的要求，要建立可持续模式更加困难。简单来说，商业成得快、败得也快，而公益成得慢、败得也慢。这里面最煎熬的，不是死（失败），而是生不如死。
—安猪（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创办人）
脆弱的中产
在用购买力因素调整后，亚洲开发银行将每天收入2美元的贫困线定义为进入新中产阶层的起点，而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更稳妥的标准是从每天收入10美元算起。不过，英国《金融时报》对世界银行收入分配数据的分析清楚表明，在近几十年脱贫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中，多数人处于上述两条标准线之间，用“脆弱的中产”（fragile middle）来形容他们最为恰当。分析数据来自122个发展中国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2010年（这是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发展中国家有超过28亿人的日收入处于2-10美元之间，占世界总人口的40%。这使“脆弱的中产”成为世界最大的收入群体。
—FT中文网
慈善组织募捐透明度
广州市民政局、市慈监委日前发布“慈善组织募捐透明度”评价结果。106个办理了募捐备案许可的组织，有10个组织有扣分现象。广州是第一个发布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价结果的城市，今后评分将动态化，每月公布结果。一旦出现扣分严重的情况，该组织可能面临被停止募捐资格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