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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马三文”是李清照晚年以“打马”为主题所作《打马图序》《<打马图经>例论》与《打马赋》三篇文章的合称。打马是古代民间流行的一种博戏娱乐活动。李清照在三文中分别详述了个人的博戏爱好、改造后的打马游戏规则以及由小游戏所衍生出的大情怀。“打马三文”是研究李清照一生业余爱好的重要资料。文章从女性视角审视了男人世界的博戏活动，探索了三文内蕴的娱乐趣味。
【关键词】博戏；打马；娱乐；女性情怀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一、“博戏”属“博”非属“赌”
博戏是古代一类民间娱乐活动的总称。古时亦有文献用“博弈”泛指博戏，当代有研究认为“博戏”即是古代对赌博活动的通称。以上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汉《说文解字》载：“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1]“弈，围棋也。”[1]“博”与“弈”是本质互异的两类活动，“博弈”是不能完全代指“博戏”的。所谓“箸”相当于后世的“投”即骰子。汉《弈旨》有语：“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不遇，劣者有侥幸……”[2]博戏的本质是由骰子决定的，即参与者主要依靠运气获取胜利；而在“对弈”中，参与者不依靠运气而是以智慧取胜。博类游戏可以具体分为“棋”与“戏”两个子类。“棋”一般是指需要道具在台面盘桌上开展的博类活动，如打马、双陆和马吊等；所谓“戏”一般是指在台面以外的一定场地内开展的博类活动，如斗鸡、走狗、投壶和蹴鞠等。棋戏之分的主要依据是场地。
在先秦时期，人们普遍将博戏视为游戏。唐代律令《唐律疏议》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博戏与赌博的区别：赌博罪乃“博戏赌财物”，“即虽赌钱，尽用为饮食者，亦不合罪。”[3]从当代法理研究的角度看，只要参与者在博戏活动中不以非法获取他人财物为目的，博戏就不是赌博而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
二、李清照的“打马”情结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身履两宋，才学出众“奇气横溢”[4]，擅词工诗精熟于四六文，诗词文成就饮誉士林，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坛女将。梳理学界对李易安业余爱好的研究，归总起来的主流观点是李易安喜“打马”[5]，此结论亦有各种流变，争议颇多。有学者认为所谓“打马文”（序文和赋）直接反应了李清照嗜赌，她是有名的女赌徒。此一家之言很值得商榷。由本文上所言，游戏与赌博不能混为一谈，“打马”可能被不法之徒用于赌博，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凡“打马”即赌博。李易安的“打马”爱好与赌博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
细究打马三文，李易安不但深嗜打马，对各类博戏亦颇为精通，文章亦流露出独特的女性韵味。
（一）衷喜博戏
李易安于序文中首先云：“予性专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食事。”[6]可见李易安喜博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乃本性使然。而此亦证明李氏喜博在先，探研打马在后。后又云：“于是乎博奕之事讲矣。…………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彼能通者少，难遇勍敌；打马简要，而若无文采。”（《打马图序》）此处洋洋洒洒列举了22种博戏，实则非李易安故意夸耀见识而“逞露才力，结习难除。”[7]此为李易安衷喜博戏的率真坦露。李氏因对其颇有研究，于是借文一吐为快，酣畅淋漓豪雅大气。
“长行、叶子、博塞、弹棋”至宋代已经失传，李易安能列举其名，至少说明李对其有初步的认识。长行即博塞，又名双陆，此三种实是一类，规则略有变化，盛行于唐代，杜甫有诗为证：“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叶子是一种纸牌游戏，上绘数字图案，俗称叶子戏，打叶子又叫“斗叶”，盛行于唐代。欧阳修认为至宋，叶子戏或许还存在，只是无人知道其玩法罢了[8]。叶子在日后有两种演化，有一派分支逐渐演变为纸牌扑克，另一分支则演变为马吊，即当今麻将的雏形。弹棋在北魏及唐代盛行，形制现已不得而知，其棋盘可能中间高四周低，对博双方互掷骰子后依次弹射棋子来进行游戏。李易安所言“世无传”的四种博戏可俗可雅，是魏晋已降宋之前博戏的主流，帝王名士皆留有奇趣佳话于史。李易安或有仿古之意，然不能竞博，流露出些许遗憾之情。
“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是下等粗俗的博戏，于酒肆、赌馆、花柳巷等地常可见，多被用于赌博活动。所谓李易安“不经见”，是由于大家闺秀不会出入粗鄙场所，对此类博戏鄙夷反感以致不屑也就于道理得通了。从部分博戏的玩法可以窥探此类全貌一二：“大小”类似于当今的“压大小”。“猪窝”即“除红”[9]，宋有《除红谱》详细记述了该游戏的玩法并有图例，可知猪窝就是一种掷骰子依靠点面数字组合赌输赢的博戏。[10]而此类余下的博戏，规则互异形制或相当。
“藏酒、摴蒲、双蹙融”是至宋代完全绝迹的博戏，玩法难于考。其中摴蒲盛行于魏晋，是士隐之人的一种闲暇游戏，寄托难申之心志。“选仙、加减、插关火，质鲁任命”则因游戏本身智慧含量低，被李易安鄙视。加减、插关火、质鲁任命玩法无考，鉴于李易安的评价，应亦是全凭运气赌输赢的游戏。选仙即“选仙图”，图面上绘有三界五行中的各类神仙在格子上依次排列，局者掷骰子依点数前进，至局终得级位最高神仙者获胜，玩法类似当今的旅行棋。实际上“选仙”是“彩选”的升级和进化[8]，规则和玩法无本质变化。李易安在文中褒彩选而贬选仙，是令人困惑的。有一种可能是随着彩选的普及，民间百姓开始热衷，但是底层百姓文化程度有限，不懂“官术”喜“神仙”，于是在局面上用神仙替代了官员，选仙的规则也趋于简化了。李易安聪颖灵秀，自然对博戏的低智化趋势还是抵触的。
“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其中“象戏”既是象棋，宋时象戏已经具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小象戏是指棋盘由9×9的方格组成的象戏，而大象戏的棋盘为9×13的方格，故棋盘面积区分象戏大小；所谓弈棋既围棋。象棋与围棋在宋时亦是高雅活动，易安此处遗憾的是“容二人”，说明她喜欢参与人数多的博戏。
李易安后面提到了“彩选”和“打马”且并“特为闺房雅戏”。古时“彩选”与“打马”本是较庸俗的博戏。在唐代就有“二三子号进士者以六骰双双为戏更投局上”博彩选戏。宦途不如意之局者便在戏中云“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谓不系贤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彩选就成了士人的“牢骚会”；至于打马，常出现局者掷得好彩头后大呼小叫的场景，混乱不堪。所谓“闺房雅戏”是李易安自己竞博时对上述博戏的雅称。此处李易安重点说了彩选。“彩选”实际是选仙博戏的前身，局面类似旅行棋，格子上绘有各种大小官位并附有密密麻麻的官阶说明，局者依靠骰子前进后退，最后至官位最高者得胜。由于局者每次前进后退、比较官阶大小都要依照局面上的官阶说明并依据官宦常识才能得知结果，所以“丛繁”“劳于检阅”“能通者少”。“难遇勍敌”之说是易安自喻，显露其彩选技艺高超。至于彩选不能俘获李易安的“芳心”还可能另有原因。李生于温柔富贵之乡，长于钟鸣鼎食之家，前后半生的人生际遇跌宕起伏。由于家庭成员屡遭险恶，宦海沉浮不定，李氏也经历了各种生活不幸，她本人并没有从家人为官中获得好处反而频生反感情绪，对为官的“道术”是不感兴趣的。李易安的人生有如棋局不堪回首，她自然对模拟官场的“彩选”无深究兴致。于是作者末尾引出自己的最爱——“打马”。“打马”“简要、若无文采”主要是游戏的规则过于简单缺少花样变化，此乃李易安改造游戏的直接动因。 （二）精研打马
李易安对“打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系统阐述了打马游戏的全貌并改造进化了游戏规则。打马经过了李的改造，其证据出于李的自述和后世对其文章的评价。李曰打马“实小道之上流，闺房之雅戏”（《打马赋》）。明朱凯评“打马为戏其来久矣，宋易安李氏以为闺房雅戏。”得证打马经年月才被李氏关注，而朱凯之语清楚表明李所谓“雅戏”在朱看来未必如是。古时打马本属末技庶众之戏，可为“上流”和“雅戏”的结论主要是从李易安自己视角得出的。李易安为增加游戏的刺激性，首先对局面和棋子数量改革：“打马世有两种：一种一将十马者，谓之关西马；一种无将二十马者，谓之依经马。……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打马图序》）马既是棋子。各种古本对于李清照“打马”三文的摘录多欠缺图示，至于学者对局面的形制猜测有谬误之处。清光绪本《打马图经》摘录图示，图1展示了按依经马规定每方各二十马时二人对局之局面。打马局面非类旅行棋而是与象棋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棋子并非事先放置于局面上，而是依靠骰子点数按规则放置一定的数量。局面边角各有名称，棋子依次在边角顺序移动。
在“打马”三文中，《打马图序》主要阐述了作者的爱好和为文的心路历程，《打马赋》则对打马博戏作了总结，实为跋文。作者对打马博戏本身和规则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打马图经>例论》一文中。例论共十一则，前例后论，二者合一为打马规则的诠释②。例论前为色样图，即骰子点数组合的名称叫法。骰子数三，可组合出五十六种采，赏采十一，罚采二，其余各采四十三种。打马用骰有6面，上绘黑红两色，仅1点和4点涂红，凡点数带红即彩色更为难得。如赏采最贵点乃444名“堂印”，111点次之名“满盆星”等。
例论第一则主要阐述“铺盆”即放筹下注，易安强调遵守规则保持安静的竞博氛围。例论二阐述骰子点数组合和棋子行步的关系，其中“飞龙院”是局面一处角落的名称，局者掷出真本采方许过。所谓真本采是骰子花色一致即“同花”，例如“皂鹤”为真本采，点数组合为535；而傍本采为花色间杂，如“十三大枪”点数组合为616，故名十三。例论三为“下马”，即棋子和骰子花色之间的关系。棋子可用犀牛、象牙或铸铜材质制成，上刻马名，或直接用各种钱币充当棋子，涂上各种颜色以示区别。可见李易安的打马道具是相当精致且昂贵的，非富贵人家不可得。例论四主要阐述“行马”规则。其中引出“窝”的概念，马入窝可免于被对方打。全局十一窝，逢九立一窝。局面允许一位多马，棋子可以在一个位置累加。如累叠十马，方可过“函谷关”（界河），而累叠二十马到“飞龙院”需掷特定采方可过。例论五主要阐述“打马”及赏罚的规则。简言之即多马打少马，打去一方全部马，对方即失败退局，胜方得本局一半筹码；打去所有对手马，己方胜全局，赢得全筹，新开一局。局者行棋过程中成败转换可由一念之间：“去亦无伤，有类塞翁之失……亏于一篑，败此垂成……恨群马之皆空，忿前功之尽弃。”（例论四——打马）竞博过程富有刺激性和娱乐性。例论六、七及八分别是说行马的特例即“倒行”“入夹”和“落堑”。“夹”和“堑”类似战场的陷阱，局者掷得特定采方可出子。例论九、十、十一依次阐述局间奖赏投掷次数、奖赏帖（筹码）和局终赢取赌注的规则。
（三）觥翰之间尽幽默
时境变迁，李清照打马三文展现给后人的是一种可以被阅读的纤细女人心思。易安文章之所以有非矫情为文而不工自工之精妙，定不是作者本人专为作一个“倜傥有丈夫气的女性”，也不是其天生就是一个“机敏智慧的诗人”，而是女人本性使然，文思顺淌方似天成。李清照被描述为英雄、铁肩担道义的时代丰碑和一个严肃的道德标杆，更多的是后世人的一厢情愿和对词人的苛求。打马三文把作者还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女性意识、富有生活情趣、轻松幽默的李清照。
例如《打马图序》一句“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事用两典让人忍俊不禁，体现了作者的细节小趣。所谓“掷豆起蝇”典出唐《酉阳杂俎》。张芬中丞一日赴他人宴，席间苍蝇飞舞，中丞取筹碗绿豆击打飞蝇，竟然十发十中，未有一失，芬曰；“无费我豆！”，然后手指夹取苍蝇后腿，没有一个跑掉的。“巾角拂棋”典出《世说新语》，魏文帝见宫女玩弹棋博戏以为妙，便学着宫女模样用手巾角扶弹棋子，无不中。可见易安为序文时女性视角的幽默。另一处则更为明显，《打马赋》载“间列玄黄，类杨氏五家之队。珊珊佩响，方惊玉蹬之敲；落落星罗，急见连钱之碎。”杨氏五家之队典出《唐书·杨贵妃传》：“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另《打马赋》一句“珊珊佩响，方惊玉蹬之敲。”化用杜甫《郑驸马宅宴洞中》诗句“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珊珊佩响”即是指马在奔腾时，马身之玉佩互相撞击发出的声响。作者此处用典意在说明戏局如战场，棋子行步有如马队出发，华丽而富有气势。李易安从女性的角度对战争进行了文学演绎和加工，读者没有看到战争的紧张和残酷。李易安的马队漂亮，即便打仗也要五彩斑斓而美丽，行进起来还要把玉佩带上不失精致，这样的队伍明显不是用作实战的，更像是排演一出戏曲，所谓“华而不实”罢了。当然不能藉此就指责李易安的文笔脱离实际，这是不公平的。女性毕竟不是打仗的主力，不可能像男人一样思考战争，依靠想象来描述战争自然会有女性特有的痕迹。当作者恨国家于战阵之颓败而不能贡献一己之力，仅发文慨叹时，那大宋的男子兵将只能自惭形愧了。因循苟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兵将还岂有颜面笑话一个妇人？当读者看易安略显滑稽的“军容布置”莞尔之后，更应该体悟出一位女性的家国情怀。
三、余论
李氏于“打马三文”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活中的本我。尽管读者心目中的李清照仍然是人文皆圣品的文坛清莲不染淤泥，但是今人应该尊重并理解古人的“异端”爱好。李清照一生经历战乱颠沛流离，中晚年更是经历了无嗣、丧偶及改嫁等诸多人生打击，纵使伟大也终是平凡女人，也需要一种业余爱好来排遣压力，寻找快乐给自己的人生以一丝喘息。通过“打马三文”，读者应该体悟李清照的良苦用心和精神感动，以慰作者当年为文之所愿。
注释：
①《打马图序》，引自《打马图经》清光绪观古堂本。文中凡所引《打马图序》、《<打马图经>例论》及《打马赋》皆出于此，下同。
②明《说郛》收录例论亏缺规则解注，于后世者理解不便。清观古堂本《打马图经》含双行小字夹注，对诸术语规则详释。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薛克翘.中国围棋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3][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明]陈宏绪.寒夜录[M].退庐丛书本.
[5]刘儒.李清照晚年喜打马博戏之考述[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7）：79-81.
[6][宋]李清照.打马图经[M].清光绪叶氏观古堂本.
[7]于学岭.为工须“专”求“精”“妙”——李清照创作“打马戏”成因探微[J].体育文史，1993（4）：11 .
[8]李平君.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博弈[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34）：28.
[9]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2.
[10][宋]朱河.除红谱[M].清光绪叶氏观古堂本.
【关键词】博戏；打马；娱乐；女性情怀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一、“博戏”属“博”非属“赌”
博戏是古代一类民间娱乐活动的总称。古时亦有文献用“博弈”泛指博戏，当代有研究认为“博戏”即是古代对赌博活动的通称。以上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汉《说文解字》载：“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1]“弈，围棋也。”[1]“博”与“弈”是本质互异的两类活动，“博弈”是不能完全代指“博戏”的。所谓“箸”相当于后世的“投”即骰子。汉《弈旨》有语：“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不遇，劣者有侥幸……”[2]博戏的本质是由骰子决定的，即参与者主要依靠运气获取胜利；而在“对弈”中，参与者不依靠运气而是以智慧取胜。博类游戏可以具体分为“棋”与“戏”两个子类。“棋”一般是指需要道具在台面盘桌上开展的博类活动，如打马、双陆和马吊等；所谓“戏”一般是指在台面以外的一定场地内开展的博类活动，如斗鸡、走狗、投壶和蹴鞠等。棋戏之分的主要依据是场地。
在先秦时期，人们普遍将博戏视为游戏。唐代律令《唐律疏议》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博戏与赌博的区别：赌博罪乃“博戏赌财物”，“即虽赌钱，尽用为饮食者，亦不合罪。”[3]从当代法理研究的角度看，只要参与者在博戏活动中不以非法获取他人财物为目的，博戏就不是赌博而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
二、李清照的“打马”情结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身履两宋，才学出众“奇气横溢”[4]，擅词工诗精熟于四六文，诗词文成就饮誉士林，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坛女将。梳理学界对李易安业余爱好的研究，归总起来的主流观点是李易安喜“打马”[5]，此结论亦有各种流变，争议颇多。有学者认为所谓“打马文”（序文和赋）直接反应了李清照嗜赌，她是有名的女赌徒。此一家之言很值得商榷。由本文上所言，游戏与赌博不能混为一谈，“打马”可能被不法之徒用于赌博，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凡“打马”即赌博。李易安的“打马”爱好与赌博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
细究打马三文，李易安不但深嗜打马，对各类博戏亦颇为精通，文章亦流露出独特的女性韵味。
（一）衷喜博戏
李易安于序文中首先云：“予性专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食事。”[6]可见李易安喜博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乃本性使然。而此亦证明李氏喜博在先，探研打马在后。后又云：“于是乎博奕之事讲矣。…………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彼能通者少，难遇勍敌；打马简要，而若无文采。”（《打马图序》）此处洋洋洒洒列举了22种博戏，实则非李易安故意夸耀见识而“逞露才力，结习难除。”[7]此为李易安衷喜博戏的率真坦露。李氏因对其颇有研究，于是借文一吐为快，酣畅淋漓豪雅大气。
“长行、叶子、博塞、弹棋”至宋代已经失传，李易安能列举其名，至少说明李对其有初步的认识。长行即博塞，又名双陆，此三种实是一类，规则略有变化，盛行于唐代，杜甫有诗为证：“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叶子是一种纸牌游戏，上绘数字图案，俗称叶子戏，打叶子又叫“斗叶”，盛行于唐代。欧阳修认为至宋，叶子戏或许还存在，只是无人知道其玩法罢了[8]。叶子在日后有两种演化，有一派分支逐渐演变为纸牌扑克，另一分支则演变为马吊，即当今麻将的雏形。弹棋在北魏及唐代盛行，形制现已不得而知，其棋盘可能中间高四周低，对博双方互掷骰子后依次弹射棋子来进行游戏。李易安所言“世无传”的四种博戏可俗可雅，是魏晋已降宋之前博戏的主流，帝王名士皆留有奇趣佳话于史。李易安或有仿古之意，然不能竞博，流露出些许遗憾之情。
“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是下等粗俗的博戏，于酒肆、赌馆、花柳巷等地常可见，多被用于赌博活动。所谓李易安“不经见”，是由于大家闺秀不会出入粗鄙场所，对此类博戏鄙夷反感以致不屑也就于道理得通了。从部分博戏的玩法可以窥探此类全貌一二：“大小”类似于当今的“压大小”。“猪窝”即“除红”[9]，宋有《除红谱》详细记述了该游戏的玩法并有图例，可知猪窝就是一种掷骰子依靠点面数字组合赌输赢的博戏。[10]而此类余下的博戏，规则互异形制或相当。
“藏酒、摴蒲、双蹙融”是至宋代完全绝迹的博戏，玩法难于考。其中摴蒲盛行于魏晋，是士隐之人的一种闲暇游戏，寄托难申之心志。“选仙、加减、插关火，质鲁任命”则因游戏本身智慧含量低，被李易安鄙视。加减、插关火、质鲁任命玩法无考，鉴于李易安的评价，应亦是全凭运气赌输赢的游戏。选仙即“选仙图”，图面上绘有三界五行中的各类神仙在格子上依次排列，局者掷骰子依点数前进，至局终得级位最高神仙者获胜，玩法类似当今的旅行棋。实际上“选仙”是“彩选”的升级和进化[8]，规则和玩法无本质变化。李易安在文中褒彩选而贬选仙，是令人困惑的。有一种可能是随着彩选的普及，民间百姓开始热衷，但是底层百姓文化程度有限，不懂“官术”喜“神仙”，于是在局面上用神仙替代了官员，选仙的规则也趋于简化了。李易安聪颖灵秀，自然对博戏的低智化趋势还是抵触的。
“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其中“象戏”既是象棋，宋时象戏已经具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小象戏是指棋盘由9×9的方格组成的象戏，而大象戏的棋盘为9×13的方格，故棋盘面积区分象戏大小；所谓弈棋既围棋。象棋与围棋在宋时亦是高雅活动，易安此处遗憾的是“容二人”，说明她喜欢参与人数多的博戏。
李易安后面提到了“彩选”和“打马”且并“特为闺房雅戏”。古时“彩选”与“打马”本是较庸俗的博戏。在唐代就有“二三子号进士者以六骰双双为戏更投局上”博彩选戏。宦途不如意之局者便在戏中云“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谓不系贤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彩选就成了士人的“牢骚会”；至于打马，常出现局者掷得好彩头后大呼小叫的场景，混乱不堪。所谓“闺房雅戏”是李易安自己竞博时对上述博戏的雅称。此处李易安重点说了彩选。“彩选”实际是选仙博戏的前身，局面类似旅行棋，格子上绘有各种大小官位并附有密密麻麻的官阶说明，局者依靠骰子前进后退，最后至官位最高者得胜。由于局者每次前进后退、比较官阶大小都要依照局面上的官阶说明并依据官宦常识才能得知结果，所以“丛繁”“劳于检阅”“能通者少”。“难遇勍敌”之说是易安自喻，显露其彩选技艺高超。至于彩选不能俘获李易安的“芳心”还可能另有原因。李生于温柔富贵之乡，长于钟鸣鼎食之家，前后半生的人生际遇跌宕起伏。由于家庭成员屡遭险恶，宦海沉浮不定，李氏也经历了各种生活不幸，她本人并没有从家人为官中获得好处反而频生反感情绪，对为官的“道术”是不感兴趣的。李易安的人生有如棋局不堪回首，她自然对模拟官场的“彩选”无深究兴致。于是作者末尾引出自己的最爱——“打马”。“打马”“简要、若无文采”主要是游戏的规则过于简单缺少花样变化，此乃李易安改造游戏的直接动因。 （二）精研打马
李易安对“打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系统阐述了打马游戏的全貌并改造进化了游戏规则。打马经过了李的改造，其证据出于李的自述和后世对其文章的评价。李曰打马“实小道之上流，闺房之雅戏”（《打马赋》）。明朱凯评“打马为戏其来久矣，宋易安李氏以为闺房雅戏。”得证打马经年月才被李氏关注，而朱凯之语清楚表明李所谓“雅戏”在朱看来未必如是。古时打马本属末技庶众之戏，可为“上流”和“雅戏”的结论主要是从李易安自己视角得出的。李易安为增加游戏的刺激性，首先对局面和棋子数量改革：“打马世有两种：一种一将十马者，谓之关西马；一种无将二十马者，谓之依经马。……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打马图序》）马既是棋子。各种古本对于李清照“打马”三文的摘录多欠缺图示，至于学者对局面的形制猜测有谬误之处。清光绪本《打马图经》摘录图示，图1展示了按依经马规定每方各二十马时二人对局之局面。打马局面非类旅行棋而是与象棋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棋子并非事先放置于局面上，而是依靠骰子点数按规则放置一定的数量。局面边角各有名称，棋子依次在边角顺序移动。
在“打马”三文中，《打马图序》主要阐述了作者的爱好和为文的心路历程，《打马赋》则对打马博戏作了总结，实为跋文。作者对打马博戏本身和规则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打马图经>例论》一文中。例论共十一则，前例后论，二者合一为打马规则的诠释②。例论前为色样图，即骰子点数组合的名称叫法。骰子数三，可组合出五十六种采，赏采十一，罚采二，其余各采四十三种。打马用骰有6面，上绘黑红两色，仅1点和4点涂红，凡点数带红即彩色更为难得。如赏采最贵点乃444名“堂印”，111点次之名“满盆星”等。
例论第一则主要阐述“铺盆”即放筹下注，易安强调遵守规则保持安静的竞博氛围。例论二阐述骰子点数组合和棋子行步的关系，其中“飞龙院”是局面一处角落的名称，局者掷出真本采方许过。所谓真本采是骰子花色一致即“同花”，例如“皂鹤”为真本采，点数组合为535；而傍本采为花色间杂，如“十三大枪”点数组合为616，故名十三。例论三为“下马”，即棋子和骰子花色之间的关系。棋子可用犀牛、象牙或铸铜材质制成，上刻马名，或直接用各种钱币充当棋子，涂上各种颜色以示区别。可见李易安的打马道具是相当精致且昂贵的，非富贵人家不可得。例论四主要阐述“行马”规则。其中引出“窝”的概念，马入窝可免于被对方打。全局十一窝，逢九立一窝。局面允许一位多马，棋子可以在一个位置累加。如累叠十马，方可过“函谷关”（界河），而累叠二十马到“飞龙院”需掷特定采方可过。例论五主要阐述“打马”及赏罚的规则。简言之即多马打少马，打去一方全部马，对方即失败退局，胜方得本局一半筹码；打去所有对手马，己方胜全局，赢得全筹，新开一局。局者行棋过程中成败转换可由一念之间：“去亦无伤，有类塞翁之失……亏于一篑，败此垂成……恨群马之皆空，忿前功之尽弃。”（例论四——打马）竞博过程富有刺激性和娱乐性。例论六、七及八分别是说行马的特例即“倒行”“入夹”和“落堑”。“夹”和“堑”类似战场的陷阱，局者掷得特定采方可出子。例论九、十、十一依次阐述局间奖赏投掷次数、奖赏帖（筹码）和局终赢取赌注的规则。
（三）觥翰之间尽幽默
时境变迁，李清照打马三文展现给后人的是一种可以被阅读的纤细女人心思。易安文章之所以有非矫情为文而不工自工之精妙，定不是作者本人专为作一个“倜傥有丈夫气的女性”，也不是其天生就是一个“机敏智慧的诗人”，而是女人本性使然，文思顺淌方似天成。李清照被描述为英雄、铁肩担道义的时代丰碑和一个严肃的道德标杆，更多的是后世人的一厢情愿和对词人的苛求。打马三文把作者还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女性意识、富有生活情趣、轻松幽默的李清照。
例如《打马图序》一句“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事用两典让人忍俊不禁，体现了作者的细节小趣。所谓“掷豆起蝇”典出唐《酉阳杂俎》。张芬中丞一日赴他人宴，席间苍蝇飞舞，中丞取筹碗绿豆击打飞蝇，竟然十发十中，未有一失，芬曰；“无费我豆！”，然后手指夹取苍蝇后腿，没有一个跑掉的。“巾角拂棋”典出《世说新语》，魏文帝见宫女玩弹棋博戏以为妙，便学着宫女模样用手巾角扶弹棋子，无不中。可见易安为序文时女性视角的幽默。另一处则更为明显，《打马赋》载“间列玄黄，类杨氏五家之队。珊珊佩响，方惊玉蹬之敲；落落星罗，急见连钱之碎。”杨氏五家之队典出《唐书·杨贵妃传》：“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另《打马赋》一句“珊珊佩响，方惊玉蹬之敲。”化用杜甫《郑驸马宅宴洞中》诗句“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珊珊佩响”即是指马在奔腾时，马身之玉佩互相撞击发出的声响。作者此处用典意在说明戏局如战场，棋子行步有如马队出发，华丽而富有气势。李易安从女性的角度对战争进行了文学演绎和加工，读者没有看到战争的紧张和残酷。李易安的马队漂亮，即便打仗也要五彩斑斓而美丽，行进起来还要把玉佩带上不失精致，这样的队伍明显不是用作实战的，更像是排演一出戏曲，所谓“华而不实”罢了。当然不能藉此就指责李易安的文笔脱离实际，这是不公平的。女性毕竟不是打仗的主力，不可能像男人一样思考战争，依靠想象来描述战争自然会有女性特有的痕迹。当作者恨国家于战阵之颓败而不能贡献一己之力，仅发文慨叹时，那大宋的男子兵将只能自惭形愧了。因循苟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兵将还岂有颜面笑话一个妇人？当读者看易安略显滑稽的“军容布置”莞尔之后，更应该体悟出一位女性的家国情怀。
三、余论
李氏于“打马三文”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活中的本我。尽管读者心目中的李清照仍然是人文皆圣品的文坛清莲不染淤泥，但是今人应该尊重并理解古人的“异端”爱好。李清照一生经历战乱颠沛流离，中晚年更是经历了无嗣、丧偶及改嫁等诸多人生打击，纵使伟大也终是平凡女人，也需要一种业余爱好来排遣压力，寻找快乐给自己的人生以一丝喘息。通过“打马三文”，读者应该体悟李清照的良苦用心和精神感动，以慰作者当年为文之所愿。
注释：
①《打马图序》，引自《打马图经》清光绪观古堂本。文中凡所引《打马图序》、《<打马图经>例论》及《打马赋》皆出于此，下同。
②明《说郛》收录例论亏缺规则解注，于后世者理解不便。清观古堂本《打马图经》含双行小字夹注，对诸术语规则详释。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薛克翘.中国围棋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3][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明]陈宏绪.寒夜录[M].退庐丛书本.
[5]刘儒.李清照晚年喜打马博戏之考述[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7）：79-81.
[6][宋]李清照.打马图经[M].清光绪叶氏观古堂本.
[7]于学岭.为工须“专”求“精”“妙”——李清照创作“打马戏”成因探微[J].体育文史，1993（4）：11 .
[8]李平君.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博弈[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34）：28.
[9]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2.
[10][宋]朱河.除红谱[M].清光绪叶氏观古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