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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周锦良，如今已经33岁了。在医院里那些60后的前辈看来，周锦良依然很年轻，但是在90后的小护士眼中，他已经是大叔一枚了。5年的大学专业学习，又在日本专业进修了两年，如今，周锦良是青岛市某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去年电视连续剧《心术》播放的时候，科室里的小护士们便总跟他开玩笑，说他的相貌、气质包括幽默，和剧中的主人公霍思邈有一拼……
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
相比于医院里德高望重的老医生，周锦良多少也算是创新派，改进了一些传统的手术理念，也从不赞成将病情隐瞒病人——知情权是他一直坚持的。另外也不像那些老医生，每天都保持着严肃紧张的面孔，如果没有手术或不坐诊，即使查房，周锦良也会见缝插针地跟病人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也会跟小护士贫嘴，在科室中很有亲和力。
周锦良每周平均有三四台手术，周二是他的手术日。胸科手术每台耗时四到六个小时，但真正需要周锦良操作的手术时间，也不过一个小时左右，其余时间为术前麻醉和术后缝合、苏醒，由麻醉师和助手来处理就可以了。只是那一个小时，是要集中全部精力、泰山崩于前亦不为所动的，护士不停擦汗是诸多影片中最不被虚构的画面，汗水不是因为热或者紧张，而是全力以赴消耗的能量和精力。
除了手术，周锦良每周在门诊坐诊两次，名义上也有周末，但周末也只是意味着无需手术或坐诊，照例是要来查房的，因为手术后病人的康复期最少也要半个月，只要病房里有周锦良手术过的病人，他就都要每天来查问。
手机自然24小时开机，因为随时都可能有状况发生，周锦良记得最紧张的那一段，病房里住着经他手术过的12个病人，病人的数十个家属，随时有可能拨打他的电话——他理解，对于家属来说，可能病人的每一点不适，都让他们紧张和忧虑，何况对于经历了大手术的病人来说，手术成功其实不过是第一步，之后的康复期也是危险丛生，尤其是术后前三天，不仅需要陪护家属24小时寸步不离地监护，医生也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一不留神，就可能出现术后感染，那将比手术更麻烦。因术后感染丧生的病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的病人，仅仅是因为无法在手术后及时排出痰液而导致肺部感染，为此丧命……
有形的病灶可以一刀切除，但无形的病菌肆虐蔓延时，作为外科医生，周锦良常常觉得手足无措。故此，3年前，也是在周锦良的强烈建议下，ICU（重症监护室）调入了专业的内科医生。等于多上一层保险吧。
周锦良的科室，手术做得最多的是肺癌。周锦良已不记得目睹过多少被病毒侵袭的肺，但他自己，却依然没有能够把烟戒掉。不仅如此，周锦良的烟瘾还越来越大，只要有少少空闲时间，也会跑到病房楼前空地的一个角落去狠狠抽上两支。不能抽烟的时候，在病房里，就要靠着不停咀嚼口香糖来抑制时时来袭的烟瘾……周锦良怎么不知道烟的危害？可是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日日川流不息，每一台手术都是和死神挑战较劲——压力太大了，无以缓解，香烟是一个出口，他也就放任了自己。
贫穷依然是很多患者的真正死敌
周锦良当医生的初衷很简单，他的父亲就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很残酷，在早些年的农村，几乎没有谁会去医院诊断治疗，症状明显时也都已是晚期，父亲生命最后的时间，那种痛苦，周锦良多年后依然不敢回忆。
现在，周锦良已做过很多例肺癌、食道癌等病患手术，多年的医学经验也早已证实了如果手术及时，很多癌症患者可以将生命延长。可是因为贫穷，他早早失去了深爱的家人。但多年后，贫穷依然是很多患者的真正死敌——不是每个病人都有能力去负担这种手术，虽然顺利的话，花销也不过三四万元。可拿不出三四万的人，很多，“但好在国家正在将医保范围和比例慢慢扩大，多少能够对贫穷的病人有所帮助”。
第一次面对没有经济能力手术的病人时，“毫不夸张，心里狠狠地疼了半天”，但慢慢地，因为太多，也不得不麻木了。2011年年末，一个农村妇女被查出肺癌，因家境贫寒，也只是拿了点止疼药物回家了。根据经验，周锦良知道她不会再看到2012年春天的花开了。而她才42岁，现今有钱的42岁的都市女人，正活得那么生动美好。
太多太多了……医院毕竟不是救助站，不是公益单位。媒体虽然常常发善心，但对于天下的穷人来说，他们顾及的，也只是那么少少的幸运的几个人。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可能压根都不懂得去求助媒体，或者求助亦无济于事。因为媒体也不是救助站。所以周锦良也只能慢慢硬下心来，看着病人无奈、无望、绝望地离开。
于是如人所说，外科医生的心，一点点变得如手术刀一般冷硬。
医生是最直接的判官
心地“冷硬”却不是一个医生最该自责和羞愧的，最拷问医生良心的，其实是一些医疗事故——虽然天底下没有一个医生不想把病人的病治好，但医疗过程却依然会因无意的疏忽铸成大错。亦如《心术》中出现的，术前检查不够充分，导致疏忽了病人身体的真实状况，手术失败；术后感染抢救不够及时，或者未能通知家属去更专业权威的医院……这些情况现实中都会发生。
就在几个月前，一个因肺癌做了右肺全切手术的病人来复查，检查结果并未有转移、复发状况，当时手术也很成功，但按照治疗程序，为了巩固治疗结果，周锦良建议病人做三个疗程的化疗。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成功商人，心高气傲，因为这场病备受打击，情绪一度低落，甚至变得自闭、失眠，已经要依靠安定来辅助睡眠。对化疗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周锦良还是说服了病人家属劝导病人，开始进行化疗。两天后，病人抗拒的反应加强，并开始呕吐、吃不下东西，情绪越发急躁，每天晚上吼着儿子去索取安定药物。
第三天，病人出现发烧症状，吃了安定后也睡不着，神情恍惚，咳不出痰……化疗被迫停止，开始退烧和消炎，却为时已晚，烧退下去后，病人却进入半昏迷状态，拍了CT，周锦良发现病人仅存的左肺已严重感染。
送入ICU，上了呼吸机，注入进口的昂贵抗生素，都已无济于事。在确定病人不可能被救治过来后，在院方要求下，作为主治医生，他和病人家属进行了谈话，说医院已经尽力，化疗出现这种反应，是在正常范畴之内的，要求家属将病人接出医院。 病人在被接走的当天晚上去世，家属没有来追究任何责任。医院的治疗方案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很长时间，想起来，周锦良都自责不已。说因为是医院的剧情，《心术》他也抽空扫了两眼，有句台词很好，“病人活不活下来，兴许上帝说了算，但死或者不死，却是医生说了算”。所以医生是最直接的判官，可判生死。大意不得。
感激和刀子相隔并不远
还有所谓的“红包”现象，周锦良说如果说实话，那么每个医生都有收取红包的经历，不是一次两次，是很多次——这个社会制度已经让医患关系渐渐成为生意，即使不主动，有些病人家属也是非“红包”铺路不罢休，好像只有这样，才算上了第一道保险。慢慢地，医生也就被动习惯成主动接受了。
《心术》中霍思邈说，医生现在几乎只开熟人刀。他说得没错，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找来找去，总能找到一个中间人。但事实上，一旦上了手术台，不管熟人还是生人，在周锦良心里是没有区别的。都只是病人，都需要他竭尽全力。也不只是周锦良，其实没有一个医生会在手术台上存私心，这是医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本能。手术失败或医疗事故，医生比患者家属更加不希望发生。
但就这一点，彼此却偏偏无法做到真正的沟通，交钱治病救命，这场生意的赌注押得太大，而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双赢，你好我好大家好；要么双输，反目成仇。周锦良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是某一年被病人家属杀害的医生的数字。很让人触目惊心，原本是最该彼此理解、宽容、互助的关系，已经如此冰冷。却无法判定是哪一方的错。
为此，周锦良偶尔也觉得治病救人如履薄冰，但是一个医生的坚持，周锦良还是有的。在他升任小组负责人不久，接诊了一个病人。一个肺癌早期患者，有手术价值，术后存活率相对也高。但问题是，病人已经快70岁了，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手术风险很大。
会诊时，同事都持保留意见，建议不冒险手术，保守治疗或婉转将病人推去别的医院……因为万一出了事，后果难以预料，最直接的损失，就是他的声誉和前途。
周锦良并非不犹豫，同事的担忧都很现实，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接下这个手术。“不然，太可惜了，那样早，不能就此等死”，如果不做手术，病情会发展很快。他做不到为了自己所谓声誉和地位的安全将病人拒之门外。
手术倒算顺利，但手术后病人却还是出了意外状况，当天下了病危通知，送进ICU，上了呼吸机……5天后，病人挺了过来。
那几天，周锦良几乎每天晚上都守在ICU，看病人的各项指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有天晚上做梦，梦到病人家属拎着刀子来找他……
好在有惊无险，但那次，他知道了自己的恐惧。或者这种恐惧，是每个医生心底都存在的。虽然病人出院后，家属的大红感谢信几乎贴遍了医院，感激之词生动感人。但周锦良知道，感激和刀子相隔并不远。
让所有的医生都成为真正的天使
可是在日本，却不这样。周锦良在日本进修期间，跟着自己的导师在医院待过一段，也经历过一次手术失败的例子，病人同样死于术后感染。病人在医院去世，医院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所有医护人员排列两旁，送别病人，并集体对病人家属鞠躬致歉，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做好”。而病人的家属也同样会对着医生鞠躬，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是一场直接抵达心灵的仪式，亡者和生者的尊严在那一刻都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完善、更加人性化时，一切会好起来。”周锦良说，“当然，这很难，可是医生也好，病人也好，社会也好，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都必须为这一天早日到来做出我们的努力。”
但愿那一天早点到来吧，让所有的医生都成为真正的天使，魔鬼的一面从此不再显现。
编辑 / 张秀阳
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
相比于医院里德高望重的老医生，周锦良多少也算是创新派，改进了一些传统的手术理念，也从不赞成将病情隐瞒病人——知情权是他一直坚持的。另外也不像那些老医生，每天都保持着严肃紧张的面孔，如果没有手术或不坐诊，即使查房，周锦良也会见缝插针地跟病人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也会跟小护士贫嘴，在科室中很有亲和力。
周锦良每周平均有三四台手术，周二是他的手术日。胸科手术每台耗时四到六个小时，但真正需要周锦良操作的手术时间，也不过一个小时左右，其余时间为术前麻醉和术后缝合、苏醒，由麻醉师和助手来处理就可以了。只是那一个小时，是要集中全部精力、泰山崩于前亦不为所动的，护士不停擦汗是诸多影片中最不被虚构的画面，汗水不是因为热或者紧张，而是全力以赴消耗的能量和精力。
除了手术，周锦良每周在门诊坐诊两次，名义上也有周末，但周末也只是意味着无需手术或坐诊，照例是要来查房的，因为手术后病人的康复期最少也要半个月，只要病房里有周锦良手术过的病人，他就都要每天来查问。
手机自然24小时开机，因为随时都可能有状况发生，周锦良记得最紧张的那一段，病房里住着经他手术过的12个病人，病人的数十个家属，随时有可能拨打他的电话——他理解，对于家属来说，可能病人的每一点不适，都让他们紧张和忧虑，何况对于经历了大手术的病人来说，手术成功其实不过是第一步，之后的康复期也是危险丛生，尤其是术后前三天，不仅需要陪护家属24小时寸步不离地监护，医生也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一不留神，就可能出现术后感染，那将比手术更麻烦。因术后感染丧生的病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的病人，仅仅是因为无法在手术后及时排出痰液而导致肺部感染，为此丧命……
有形的病灶可以一刀切除，但无形的病菌肆虐蔓延时，作为外科医生，周锦良常常觉得手足无措。故此，3年前，也是在周锦良的强烈建议下，ICU（重症监护室）调入了专业的内科医生。等于多上一层保险吧。
周锦良的科室，手术做得最多的是肺癌。周锦良已不记得目睹过多少被病毒侵袭的肺，但他自己，却依然没有能够把烟戒掉。不仅如此，周锦良的烟瘾还越来越大，只要有少少空闲时间，也会跑到病房楼前空地的一个角落去狠狠抽上两支。不能抽烟的时候，在病房里，就要靠着不停咀嚼口香糖来抑制时时来袭的烟瘾……周锦良怎么不知道烟的危害？可是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日日川流不息，每一台手术都是和死神挑战较劲——压力太大了，无以缓解，香烟是一个出口，他也就放任了自己。
贫穷依然是很多患者的真正死敌
周锦良当医生的初衷很简单，他的父亲就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很残酷，在早些年的农村，几乎没有谁会去医院诊断治疗，症状明显时也都已是晚期，父亲生命最后的时间，那种痛苦，周锦良多年后依然不敢回忆。
现在，周锦良已做过很多例肺癌、食道癌等病患手术，多年的医学经验也早已证实了如果手术及时，很多癌症患者可以将生命延长。可是因为贫穷，他早早失去了深爱的家人。但多年后，贫穷依然是很多患者的真正死敌——不是每个病人都有能力去负担这种手术，虽然顺利的话，花销也不过三四万元。可拿不出三四万的人，很多，“但好在国家正在将医保范围和比例慢慢扩大，多少能够对贫穷的病人有所帮助”。
第一次面对没有经济能力手术的病人时，“毫不夸张，心里狠狠地疼了半天”，但慢慢地，因为太多，也不得不麻木了。2011年年末，一个农村妇女被查出肺癌，因家境贫寒，也只是拿了点止疼药物回家了。根据经验，周锦良知道她不会再看到2012年春天的花开了。而她才42岁，现今有钱的42岁的都市女人，正活得那么生动美好。
太多太多了……医院毕竟不是救助站，不是公益单位。媒体虽然常常发善心，但对于天下的穷人来说，他们顾及的，也只是那么少少的幸运的几个人。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可能压根都不懂得去求助媒体，或者求助亦无济于事。因为媒体也不是救助站。所以周锦良也只能慢慢硬下心来，看着病人无奈、无望、绝望地离开。
于是如人所说，外科医生的心，一点点变得如手术刀一般冷硬。
医生是最直接的判官
心地“冷硬”却不是一个医生最该自责和羞愧的，最拷问医生良心的，其实是一些医疗事故——虽然天底下没有一个医生不想把病人的病治好，但医疗过程却依然会因无意的疏忽铸成大错。亦如《心术》中出现的，术前检查不够充分，导致疏忽了病人身体的真实状况，手术失败；术后感染抢救不够及时，或者未能通知家属去更专业权威的医院……这些情况现实中都会发生。
就在几个月前，一个因肺癌做了右肺全切手术的病人来复查，检查结果并未有转移、复发状况，当时手术也很成功，但按照治疗程序，为了巩固治疗结果，周锦良建议病人做三个疗程的化疗。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成功商人，心高气傲，因为这场病备受打击，情绪一度低落，甚至变得自闭、失眠，已经要依靠安定来辅助睡眠。对化疗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周锦良还是说服了病人家属劝导病人，开始进行化疗。两天后，病人抗拒的反应加强，并开始呕吐、吃不下东西，情绪越发急躁，每天晚上吼着儿子去索取安定药物。
第三天，病人出现发烧症状，吃了安定后也睡不着，神情恍惚，咳不出痰……化疗被迫停止，开始退烧和消炎，却为时已晚，烧退下去后，病人却进入半昏迷状态，拍了CT，周锦良发现病人仅存的左肺已严重感染。
送入ICU，上了呼吸机，注入进口的昂贵抗生素，都已无济于事。在确定病人不可能被救治过来后，在院方要求下，作为主治医生，他和病人家属进行了谈话，说医院已经尽力，化疗出现这种反应，是在正常范畴之内的，要求家属将病人接出医院。 病人在被接走的当天晚上去世，家属没有来追究任何责任。医院的治疗方案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很长时间，想起来，周锦良都自责不已。说因为是医院的剧情，《心术》他也抽空扫了两眼，有句台词很好，“病人活不活下来，兴许上帝说了算，但死或者不死，却是医生说了算”。所以医生是最直接的判官，可判生死。大意不得。
感激和刀子相隔并不远
还有所谓的“红包”现象，周锦良说如果说实话，那么每个医生都有收取红包的经历，不是一次两次，是很多次——这个社会制度已经让医患关系渐渐成为生意，即使不主动，有些病人家属也是非“红包”铺路不罢休，好像只有这样，才算上了第一道保险。慢慢地，医生也就被动习惯成主动接受了。
《心术》中霍思邈说，医生现在几乎只开熟人刀。他说得没错，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找来找去，总能找到一个中间人。但事实上，一旦上了手术台，不管熟人还是生人，在周锦良心里是没有区别的。都只是病人，都需要他竭尽全力。也不只是周锦良，其实没有一个医生会在手术台上存私心，这是医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本能。手术失败或医疗事故，医生比患者家属更加不希望发生。
但就这一点，彼此却偏偏无法做到真正的沟通，交钱治病救命，这场生意的赌注押得太大，而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双赢，你好我好大家好；要么双输，反目成仇。周锦良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是某一年被病人家属杀害的医生的数字。很让人触目惊心，原本是最该彼此理解、宽容、互助的关系，已经如此冰冷。却无法判定是哪一方的错。
为此，周锦良偶尔也觉得治病救人如履薄冰，但是一个医生的坚持，周锦良还是有的。在他升任小组负责人不久，接诊了一个病人。一个肺癌早期患者，有手术价值，术后存活率相对也高。但问题是，病人已经快70岁了，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手术风险很大。
会诊时，同事都持保留意见，建议不冒险手术，保守治疗或婉转将病人推去别的医院……因为万一出了事，后果难以预料，最直接的损失，就是他的声誉和前途。
周锦良并非不犹豫，同事的担忧都很现实，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接下这个手术。“不然，太可惜了，那样早，不能就此等死”，如果不做手术，病情会发展很快。他做不到为了自己所谓声誉和地位的安全将病人拒之门外。
手术倒算顺利，但手术后病人却还是出了意外状况，当天下了病危通知，送进ICU，上了呼吸机……5天后，病人挺了过来。
那几天，周锦良几乎每天晚上都守在ICU，看病人的各项指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有天晚上做梦，梦到病人家属拎着刀子来找他……
好在有惊无险，但那次，他知道了自己的恐惧。或者这种恐惧，是每个医生心底都存在的。虽然病人出院后，家属的大红感谢信几乎贴遍了医院，感激之词生动感人。但周锦良知道，感激和刀子相隔并不远。
让所有的医生都成为真正的天使
可是在日本，却不这样。周锦良在日本进修期间，跟着自己的导师在医院待过一段，也经历过一次手术失败的例子，病人同样死于术后感染。病人在医院去世，医院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所有医护人员排列两旁，送别病人，并集体对病人家属鞠躬致歉，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做好”。而病人的家属也同样会对着医生鞠躬，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是一场直接抵达心灵的仪式，亡者和生者的尊严在那一刻都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完善、更加人性化时，一切会好起来。”周锦良说，“当然，这很难，可是医生也好，病人也好，社会也好，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都必须为这一天早日到来做出我们的努力。”
但愿那一天早点到来吧，让所有的医生都成为真正的天使，魔鬼的一面从此不再显现。
编辑 / 张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