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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近代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接受中国文化的恩惠，甚至拥有自己一套汉学文化传统。但当明治日本把战争之矛指向中国时，汉学文化传统和他们的国家立场之间并未形成内在的对立。相反，受汉学影响的明治日本人，有时是一边写着精彩的汉诗，一边把敌意的枪口对准汉诗的故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一九○○年七月，俞樾的日本学生井上陈政死于义和团运动中的北京使馆。这一年，同是日本人的长冈护美到俞樾处访问，唤起了老人的悲思。在《曲园自述诗续》中俞樾记其事云：“中庭覆醢有余哀，又报东瀛贵戚来。”诗中俞樾以夫子自况，而殁于北京的井上陈政，则被比为死后为人剁成肉酱的孔门得意弟子子路。而就在这一年六月，东京博文馆出版了井上陈政编的《曲园自选诗》。诗集后卷尾小跋中，他对乃师的学术成就给以了高度评价：“师立志宏远，笃学坚高，驱逐许郑，凌跃顾阎，独步海内，上下千载，非偶然也。使后生小子，景仰高躅，奋勉之心，油然自生……”这只是井上陈政死前一个月的事情。
日本留学生井上陈政拜清末大儒俞樾为师，是在一八八四年。俞樾《曲园自述诗》中有诗记井上陈政拜师事云：
门生注藉逐年多，已愧无功效切磋。
谁料竟成萧颖士，执经请业有新罗。
注云：“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官费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俞樾不仅允许这位海外弟子住在俞楼，连井上陈政的字——“子德”——也是俞樾为他取的。俞樾与井上陈政十六年师生之谊，由是开始。
据说，井上陈政入门时，俞樾曾有约在先：“余以山林之人，当桑榆之景。苟窥宋元之绪论，虚谈心性，是欺世也，余弗为也；苟袭战国策士之余习，高谈富强，是干世也，余又弗为也。故尝与门下诸子约，惟经史疑义相与商榷，或吟风弄月抒写性灵，如实而已。子能从我乎？”井上陈政答应后，俞樾才同意收他入门。
俞樾与井上陈政一老一小，年龄相差四十三岁。但他们之间的差距，却不仅仅是年龄。井上陈政中国名字姓陈名政，字子德。一八八四年，当这位缺少一根手指的青年人坐在俞樾面前时，谁能想到这位只有二十一岁的青年，已很有一番令人意料不到的历练。
井上陈政出身贫寒。他本名原陈政，出生于江户牛中御徒町，是江户幕府幕臣原仪兵卫的长子。明治维新后，幕府旧臣原仪兵卫失去俸禄陷于穷困，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井上家。曾是幕府“御家人”的井上家，这时也只是靠糊灯笼维持生计，生活并不宽裕。生活所迫，一八七七年不满十五岁的井上陈政进了日本大藏省造币局制版部，成了一名日赚十钱的童工。在造币厂做工期间，操作机器不慎受伤，被切掉了一根手指。这位少年一没钱二没势，本应是成千上万日本明治维新兴产殖业运动中无名地奉献出自己一生最后默默死去的工人中的一个，但有一样东西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是教育。
当童工之前的井上陈政，曾经一度在浅草育英小学校学习。尽管后来为生活所迫辍学，学习的时间很短，但这所学校乃是明治政府颁布学制后的模范校，在这里的学习经验，为井上陈政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基础。而直接改变他命运的，是造币局办的一个学习班——幼年技生学场。井上陈政在造币局就职时的局长，名叫得能良介，是出身萨摩藩的一位能吏。他主导技术创新，利用日本传统造纸技术生产出制币用纸，改变了造币用纸依靠进口的局面。在印刷技术和造币厂管理等方面，他也贡献良多。为了让制币厂众多的童工，在掌握操作技术之外学有“通识”，他在造币局办起了“幼年技生学场”，后来又扩大办了幼年男工学场、幼年女工学场。在学场《规则绪言》中得能良介写道：“人各有所抱负，宜乎依学而达其志。夫志不可不远大，而学不可不确一。盖望远大者必先始于近小，欲确一者必先有所专攻。然志虽远大，不得其道，如欲航大海而棹小舟，其至也必近小，其志也必不遂。况无志而所学泛滥，不能确一，则犹一身而欲兼百工，所涉驳杂，终难成器。”所以，他安排造币厂幼年技生学场学习当时的“通识”，目的在于让童工们“立大志，知确一”，避免陷入近小驳杂的陷阱之中。
不妨看看井上陈政在幼年技生学场学习过哪些“通识”。这里教的科目，有洋学、汉学、数学、习字、图学、画学、机械运用。洋学教材之一是The First Reader of the school and Family Series（by Marcius Willson,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63）。还有Parleys Common school History of the World-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world,Ancient and Modern,For the Use of Schools。此外还学习英国史、美国史等。由福泽谕吉等介绍到日本的《物理书》、《文明史》、《经济书》等都在学习之列。汉学的科目包括《日本外史》、《十八史略》、《皇朝史略》、《文章规范》等。数学教授算数、代数、几何。这段学习让井上陈政有了与俞樾不同的看世界的眼睛。在文明的旗帜下，这些西洋历史教科书中对亚洲的落后甚至对亚洲历史的否定，包括对于中国历史的否定，对幼年的井上陈政一定有过很大的刺激和影响。一八七八年一个日本造币厂的夜校课程，也足以让我们透视日本明治时代风云之一斑。这其中最直接地改变井上陈政人生道路的，是他在学习汉学时展示出的才华。负责造币厂教育的津田静一评价井上陈政“有非凡之天才，其如汉学文章，尤令教师惊叹而无所措，其他诸学科，亦无不通达”。到一八七八年十月，他已被特殊安排“专门研习汉学”。在全日本都叫嚷着脱亚入欧的时代，得能良介比同时代很多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清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在他心中，已为这位善写汉学文章的童工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使命。
就在陈政进造币厂幼年技生学场学习这一年，清国派遣何如璋出任驻日第一任公使，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守敬。他们均精于学问,多与日本汉学界唱和往还，得能良介亦侧身其间。何如璋关心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种种新变化，其中一项就是关注日本造纸与制币技术的进步，所以和得能良介交往颇深。得能良介也积极对何如璋讲述如何改造中国币制、纸币制造技术，甚至给何如璋提供了详细介绍机器的文件和图纸，两人由是成为好友。一八七九年一月，一位十六岁的少年被安排住进位于芝山内月界院的清国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这个人，就是由得能良介托付给何如璋的井上陈政。何寿朋《先府君子公行述》记载说，井上陈政是得能的亲戚，因为不容于继母，才托付给何如璋。何寿朋所言当有所据，但“不容于继母”这个说法很明显是不真实的，大概是得能良介当年编给何如璋听的故事。
就这样，井上陈政跟随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杨守敬、副使张斯桂学习了四年“学术”和“语言”。一八八二年何如璋归国，井上陈政又由造币局所属大藏省派遣，随何如璋同船来华继续学习。这一段生活，在井上陈政所撰《禹域通纂》开篇《留学略记》中自叙云：
会何氏任满归国，遂决意留学……三月一日与何氏自横滨出发，经上海至广东潮州府，巡历嘉应州、惠州粤东诸郡。七月自广东发，航经厦门、芝罘至天津，八月达北京。而后从何氏学治制度掌故。十六年十一月何氏转船政大臣赴福建。于是思视察内地事情，考求贫富饶否，乃独身自北京发，巡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江苏、浙江、福建各省，达福州时已十七年五月。此行最为实验有益。至福州时清法安南纷议方剧，法舰入泊马尾，势如婴守孤城。八月廿三日，清法开战，躬历目击。十月何氏解职南归，于是赴浙江杭州府从学俞樾太史。
《禹域通纂》上下卷，则是井上陈政在中国六年期间所收集的中国情报的总汇。结合文献阅读和自身实地考察为一体，是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他曾“冲烈寒，三日间绝食，仅靠油麦面块充饥”，经历过不少辛苦。他“常携四百余卷书，参考所过之处地理、山川、风俗、民情、物产、政略等之沿革得失，决疑匡误，补缺省冗，以实验而活用书籍，以经籍而长进实验，如是不惟识见得以高尚，学术得以巩固，且世事得以习熟”。耐人寻味的是，鼓动他这样把书本知识与实地经验结合起来的直接榜样，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井上陈政为了表示自己对顾炎武的尊崇，曾为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做“慕顾学人”。这部著作结合了陈政在华六年期间游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经验写成。全书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十二部，计二千零三十三页，另有附录三百五十三页，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它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收集中国情报的最高水平。
如果俞樾当年知道井上陈政的这一面，当做何想？
井上陈政在《留学略记》中，曾就拜师俞樾门下一事写道：“（俞）氏当今硕学，门下之士不下数千，昼夜研习，专治学术。交游者广，位置高尚，受益最博。”
一八八七年归国后一段时间，是井上陈政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他除了在日本外务省担任翻译工作，还接替那珂通世继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教谕，讲授“支那学”。一八八八年复姓原。这一年，他的代表著作《禹域通纂》上下卷由大藏省出版印行。同年他还出版了《支那历史》讲稿。
这一年他完成了另一本著作《支那内治要论》。这本书三百余页，分政体、外交、财政、内治、学事、兵事、新政等七部分，就中国该如何改革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建议。一八八八年的日本，很多日本人仍以日清联交为东亚的期望，期待中国锐意改革，井上陈政就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出身于日本政府情报人员，最后却能够早在甲午战争七年之前，为中国如何改良写出这样一部踏踏实实的著作，他期望“彼邦人忧世悯时，以此书为指南之用”。历史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它的多面性。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存在，是井上陈政研究中国最光彩的部分，这本书也是井上陈政与一般的日本谍报人员之间的分水岭。
多忙之中他仍时时忆起与俞樾的师生之谊。一八九○年，井上陈政在日本动员日本汉学界的诗人们，为纪念俞樾古稀寿诞写作诗文。在《征诗启及事略》中他写道：“谨启者，政向游禹域，师事俞樾太史。今年值师七十寿期，窃拟偏请诸公，颁赐嘉章，为太史寿。幸悯微忱，惠以瑶辞，不胜跃之至。敬附俞师事略。……政向者赋游禹域，委质门墙，传经受业，沐仁涵德。旋归之后，不胜钻仰，今值太史七十寿期，敬述事略，伏恳海内大人贤者，惠赐瑶辞，以遂政事师之微诚。幸甚感甚。”（《东海投桃集》）包括明治开国元勋胜海舟在内的几十位日本人士，响应井上陈政的号召为俞樾写了贺诗。这些诗被编辑成集，此即今天编在俞樾《春在堂全书》中的《东海投桃集》。这一年因为送长女婿之葬，俞樾七十寿辰本来是想“不觞一客，亦不受一诗一文之赠”的。他在《东海投桃集》序中说：“不图日本有旧隶门下之井上陈子德，为我遍征诗文，余固不知也。至明年八月，由李伯行星使寄至姑苏。余不禁哑然而笑。曰：在本国则却之，在彼国则受之，其谓我何？虽然，余七十生辰固在去年也，而东国诗文之来，则在今年，是可例之寻常投赠，而不必以寿言论矣。自惟卅载虚名流布海外，承东瀛诸君子不我遐弃，雕锥朽木，刻画无盐，其雅意亦何可负哉。因编次其诗文为一卷，题曰东海投桃集，以识诸君爱我之情，亦见中外同文之盛……”几十位日本诗人为了一位中国诗人作诗为寿，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空前绝后的佳话。
一八九○年，井上陈政赴英国公使馆任书记官，一八九一年辞职入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一八九五年毕业后回到外务省任职。在当时的日本外交界，井上陈政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学贯中西一等一的人才。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日本下关春帆楼上，中日全权使臣举行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次谈判。日方七名出席人员中，赫然有井上陈政其人。三十刚出头的井上陈政已经成为日本处理中国事务的核心人物。此后井上陈政作为陆奥宗光的助手活跃一时，现收入《陆奥宗光关系文书》第三十三册的《台湾岛接收事宜》即为井上陈政起草。一八九五年，他一度在北京公使馆任一等翻译官，一八九八年调回外务省，后随伊藤博文视察清国、朝鲜，回国后执笔撰写了《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这年六月，他出版了完成于一八八八年的著作《支那内治要论》。在甲午战后脱亚与蔑华盛行的世风里，这本书为明治日本的中国观提供了一抹淡淡的亮色。
一八九九年井上陈政随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赴任北京。次年七月，井上陈政死于义和团运动中。死讯传到俞樾那里，八十岁的老人深感悲痛，著诗悼之云：“湖楼犹记其论文，颊上三豪俨对君。膝下应留金瓠在，闺中已痛玉台分。茫茫妻岛无春色，黯黯哀邱有夕曛。一样人才来异域，如何竟不及陈芹。”他还托来访的长冈氏将井上陈政昔年赠给自己的小像带给井上的遗属。《曲园自述诗续》记其事云：
重洋来学有陈良，谁料中年赋国殇。
遗像凄然何忍对，封题珍重寄扶桑。
注云：“日本人原陈政，就学于余门下。庚子之变，死于京师。其用西法所照小像犹在，并其妻子亦在焉。余对之凄然。时适有便，寄还其家。”
二○○五年的夏天，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抚摸着一九○○年东京版的《曲园自选诗》，我久久无言，感慨万千。那时头脑中萦绕的，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个为什么。我是在研究马关条约谈判日本代表团成员时开始接触井上陈政资料的，阅读自己整理的井上陈政年表，经常感到一种内在的矛盾。来自文化层面的友善和来自敌意的情报刺探，在他那里竟然是如此并行不悖。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他一人。从本文中提及的竹添光鸿、中村正直、冈千仞、岸田吟香等人身上，都能不同程度感觉到这种内在矛盾。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拥有汉学知识背景的日本明治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面临如何认识自己承继的文化传统、如何认识这一传统所拥有的价值这样根本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近代日本在思想层面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三重反叛。一重是立足西洋文明为标准的反叛，它以福泽谕吉“脱亚论”为代表。以“文明”为归属，视中国和高丽为“不思进取”的恶邻，主张日本脱亚入欧。一重是源自东亚次生文化传统的反叛，立足的是中国古代的华夷思想，认为中国自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已经不再是华夏而是夷狄，而日本万世一系守君臣之道，才是真正的神州。第三重是源自江户日本古学的反叛。认为日本自有“国意”，即其“皇国精神”，如本居宣长即以为“中国之教违天道背自然”，是以仁、义、礼、智、信之名，把事物都给束缚住了。其实一任天地自然之心，岂不更佳？这三重反叛，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上述历史现象的背景。但更根本的是，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体系比较，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观念，某些关键环节是否是缺失的呢？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花落春仍在。当一九○○年井上陈政死于北京之时，大清已经行将就木，新时代风气已开。连俞樾的重孙辈，都开始越洋留学了。
一九○○年七月，俞樾的日本学生井上陈政死于义和团运动中的北京使馆。这一年，同是日本人的长冈护美到俞樾处访问，唤起了老人的悲思。在《曲园自述诗续》中俞樾记其事云：“中庭覆醢有余哀，又报东瀛贵戚来。”诗中俞樾以夫子自况，而殁于北京的井上陈政，则被比为死后为人剁成肉酱的孔门得意弟子子路。而就在这一年六月，东京博文馆出版了井上陈政编的《曲园自选诗》。诗集后卷尾小跋中，他对乃师的学术成就给以了高度评价：“师立志宏远，笃学坚高，驱逐许郑，凌跃顾阎，独步海内，上下千载，非偶然也。使后生小子，景仰高躅，奋勉之心，油然自生……”这只是井上陈政死前一个月的事情。
日本留学生井上陈政拜清末大儒俞樾为师，是在一八八四年。俞樾《曲园自述诗》中有诗记井上陈政拜师事云：
门生注藉逐年多，已愧无功效切磋。
谁料竟成萧颖士，执经请业有新罗。
注云：“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官费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俞樾不仅允许这位海外弟子住在俞楼，连井上陈政的字——“子德”——也是俞樾为他取的。俞樾与井上陈政十六年师生之谊，由是开始。
据说，井上陈政入门时，俞樾曾有约在先：“余以山林之人，当桑榆之景。苟窥宋元之绪论，虚谈心性，是欺世也，余弗为也；苟袭战国策士之余习，高谈富强，是干世也，余又弗为也。故尝与门下诸子约，惟经史疑义相与商榷，或吟风弄月抒写性灵，如实而已。子能从我乎？”井上陈政答应后，俞樾才同意收他入门。
俞樾与井上陈政一老一小，年龄相差四十三岁。但他们之间的差距，却不仅仅是年龄。井上陈政中国名字姓陈名政，字子德。一八八四年，当这位缺少一根手指的青年人坐在俞樾面前时，谁能想到这位只有二十一岁的青年，已很有一番令人意料不到的历练。
井上陈政出身贫寒。他本名原陈政，出生于江户牛中御徒町，是江户幕府幕臣原仪兵卫的长子。明治维新后，幕府旧臣原仪兵卫失去俸禄陷于穷困，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井上家。曾是幕府“御家人”的井上家，这时也只是靠糊灯笼维持生计，生活并不宽裕。生活所迫，一八七七年不满十五岁的井上陈政进了日本大藏省造币局制版部，成了一名日赚十钱的童工。在造币厂做工期间，操作机器不慎受伤，被切掉了一根手指。这位少年一没钱二没势，本应是成千上万日本明治维新兴产殖业运动中无名地奉献出自己一生最后默默死去的工人中的一个，但有一样东西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是教育。
当童工之前的井上陈政，曾经一度在浅草育英小学校学习。尽管后来为生活所迫辍学，学习的时间很短，但这所学校乃是明治政府颁布学制后的模范校，在这里的学习经验，为井上陈政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基础。而直接改变他命运的，是造币局办的一个学习班——幼年技生学场。井上陈政在造币局就职时的局长，名叫得能良介，是出身萨摩藩的一位能吏。他主导技术创新，利用日本传统造纸技术生产出制币用纸，改变了造币用纸依靠进口的局面。在印刷技术和造币厂管理等方面，他也贡献良多。为了让制币厂众多的童工，在掌握操作技术之外学有“通识”，他在造币局办起了“幼年技生学场”，后来又扩大办了幼年男工学场、幼年女工学场。在学场《规则绪言》中得能良介写道：“人各有所抱负，宜乎依学而达其志。夫志不可不远大，而学不可不确一。盖望远大者必先始于近小，欲确一者必先有所专攻。然志虽远大，不得其道，如欲航大海而棹小舟，其至也必近小，其志也必不遂。况无志而所学泛滥，不能确一，则犹一身而欲兼百工，所涉驳杂，终难成器。”所以，他安排造币厂幼年技生学场学习当时的“通识”，目的在于让童工们“立大志，知确一”，避免陷入近小驳杂的陷阱之中。
不妨看看井上陈政在幼年技生学场学习过哪些“通识”。这里教的科目，有洋学、汉学、数学、习字、图学、画学、机械运用。洋学教材之一是The First Reader of the school and Family Series（by Marcius Willson,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63）。还有Parleys Common school History of the World-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world,Ancient and Modern,For the Use of Schools。此外还学习英国史、美国史等。由福泽谕吉等介绍到日本的《物理书》、《文明史》、《经济书》等都在学习之列。汉学的科目包括《日本外史》、《十八史略》、《皇朝史略》、《文章规范》等。数学教授算数、代数、几何。这段学习让井上陈政有了与俞樾不同的看世界的眼睛。在文明的旗帜下，这些西洋历史教科书中对亚洲的落后甚至对亚洲历史的否定，包括对于中国历史的否定，对幼年的井上陈政一定有过很大的刺激和影响。一八七八年一个日本造币厂的夜校课程，也足以让我们透视日本明治时代风云之一斑。这其中最直接地改变井上陈政人生道路的，是他在学习汉学时展示出的才华。负责造币厂教育的津田静一评价井上陈政“有非凡之天才，其如汉学文章，尤令教师惊叹而无所措，其他诸学科，亦无不通达”。到一八七八年十月，他已被特殊安排“专门研习汉学”。在全日本都叫嚷着脱亚入欧的时代，得能良介比同时代很多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清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在他心中，已为这位善写汉学文章的童工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使命。
就在陈政进造币厂幼年技生学场学习这一年，清国派遣何如璋出任驻日第一任公使，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守敬。他们均精于学问,多与日本汉学界唱和往还，得能良介亦侧身其间。何如璋关心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种种新变化，其中一项就是关注日本造纸与制币技术的进步，所以和得能良介交往颇深。得能良介也积极对何如璋讲述如何改造中国币制、纸币制造技术，甚至给何如璋提供了详细介绍机器的文件和图纸，两人由是成为好友。一八七九年一月，一位十六岁的少年被安排住进位于芝山内月界院的清国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这个人，就是由得能良介托付给何如璋的井上陈政。何寿朋《先府君子公行述》记载说，井上陈政是得能的亲戚，因为不容于继母，才托付给何如璋。何寿朋所言当有所据，但“不容于继母”这个说法很明显是不真实的，大概是得能良介当年编给何如璋听的故事。
就这样，井上陈政跟随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杨守敬、副使张斯桂学习了四年“学术”和“语言”。一八八二年何如璋归国，井上陈政又由造币局所属大藏省派遣，随何如璋同船来华继续学习。这一段生活，在井上陈政所撰《禹域通纂》开篇《留学略记》中自叙云：
会何氏任满归国，遂决意留学……三月一日与何氏自横滨出发，经上海至广东潮州府，巡历嘉应州、惠州粤东诸郡。七月自广东发，航经厦门、芝罘至天津，八月达北京。而后从何氏学治制度掌故。十六年十一月何氏转船政大臣赴福建。于是思视察内地事情，考求贫富饶否，乃独身自北京发，巡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江苏、浙江、福建各省，达福州时已十七年五月。此行最为实验有益。至福州时清法安南纷议方剧，法舰入泊马尾，势如婴守孤城。八月廿三日，清法开战，躬历目击。十月何氏解职南归，于是赴浙江杭州府从学俞樾太史。
《禹域通纂》上下卷，则是井上陈政在中国六年期间所收集的中国情报的总汇。结合文献阅读和自身实地考察为一体，是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他曾“冲烈寒，三日间绝食，仅靠油麦面块充饥”，经历过不少辛苦。他“常携四百余卷书，参考所过之处地理、山川、风俗、民情、物产、政略等之沿革得失，决疑匡误，补缺省冗，以实验而活用书籍，以经籍而长进实验，如是不惟识见得以高尚，学术得以巩固，且世事得以习熟”。耐人寻味的是，鼓动他这样把书本知识与实地经验结合起来的直接榜样，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井上陈政为了表示自己对顾炎武的尊崇，曾为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做“慕顾学人”。这部著作结合了陈政在华六年期间游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经验写成。全书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十二部，计二千零三十三页，另有附录三百五十三页，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它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收集中国情报的最高水平。
如果俞樾当年知道井上陈政的这一面，当做何想？
井上陈政在《留学略记》中，曾就拜师俞樾门下一事写道：“（俞）氏当今硕学，门下之士不下数千，昼夜研习，专治学术。交游者广，位置高尚，受益最博。”
一八八七年归国后一段时间，是井上陈政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他除了在日本外务省担任翻译工作，还接替那珂通世继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教谕，讲授“支那学”。一八八八年复姓原。这一年，他的代表著作《禹域通纂》上下卷由大藏省出版印行。同年他还出版了《支那历史》讲稿。
这一年他完成了另一本著作《支那内治要论》。这本书三百余页，分政体、外交、财政、内治、学事、兵事、新政等七部分，就中国该如何改革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建议。一八八八年的日本，很多日本人仍以日清联交为东亚的期望，期待中国锐意改革，井上陈政就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出身于日本政府情报人员，最后却能够早在甲午战争七年之前，为中国如何改良写出这样一部踏踏实实的著作，他期望“彼邦人忧世悯时，以此书为指南之用”。历史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它的多面性。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存在，是井上陈政研究中国最光彩的部分，这本书也是井上陈政与一般的日本谍报人员之间的分水岭。
多忙之中他仍时时忆起与俞樾的师生之谊。一八九○年，井上陈政在日本动员日本汉学界的诗人们，为纪念俞樾古稀寿诞写作诗文。在《征诗启及事略》中他写道：“谨启者，政向游禹域，师事俞樾太史。今年值师七十寿期，窃拟偏请诸公，颁赐嘉章，为太史寿。幸悯微忱，惠以瑶辞，不胜跃之至。敬附俞师事略。……政向者赋游禹域，委质门墙，传经受业，沐仁涵德。旋归之后，不胜钻仰，今值太史七十寿期，敬述事略，伏恳海内大人贤者，惠赐瑶辞，以遂政事师之微诚。幸甚感甚。”（《东海投桃集》）包括明治开国元勋胜海舟在内的几十位日本人士，响应井上陈政的号召为俞樾写了贺诗。这些诗被编辑成集，此即今天编在俞樾《春在堂全书》中的《东海投桃集》。这一年因为送长女婿之葬，俞樾七十寿辰本来是想“不觞一客，亦不受一诗一文之赠”的。他在《东海投桃集》序中说：“不图日本有旧隶门下之井上陈子德，为我遍征诗文，余固不知也。至明年八月，由李伯行星使寄至姑苏。余不禁哑然而笑。曰：在本国则却之，在彼国则受之，其谓我何？虽然，余七十生辰固在去年也，而东国诗文之来，则在今年，是可例之寻常投赠，而不必以寿言论矣。自惟卅载虚名流布海外，承东瀛诸君子不我遐弃，雕锥朽木，刻画无盐，其雅意亦何可负哉。因编次其诗文为一卷，题曰东海投桃集，以识诸君爱我之情，亦见中外同文之盛……”几十位日本诗人为了一位中国诗人作诗为寿，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空前绝后的佳话。
一八九○年，井上陈政赴英国公使馆任书记官，一八九一年辞职入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一八九五年毕业后回到外务省任职。在当时的日本外交界，井上陈政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学贯中西一等一的人才。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日本下关春帆楼上，中日全权使臣举行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次谈判。日方七名出席人员中，赫然有井上陈政其人。三十刚出头的井上陈政已经成为日本处理中国事务的核心人物。此后井上陈政作为陆奥宗光的助手活跃一时，现收入《陆奥宗光关系文书》第三十三册的《台湾岛接收事宜》即为井上陈政起草。一八九五年，他一度在北京公使馆任一等翻译官，一八九八年调回外务省，后随伊藤博文视察清国、朝鲜，回国后执笔撰写了《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这年六月，他出版了完成于一八八八年的著作《支那内治要论》。在甲午战后脱亚与蔑华盛行的世风里，这本书为明治日本的中国观提供了一抹淡淡的亮色。
一八九九年井上陈政随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赴任北京。次年七月，井上陈政死于义和团运动中。死讯传到俞樾那里，八十岁的老人深感悲痛，著诗悼之云：“湖楼犹记其论文，颊上三豪俨对君。膝下应留金瓠在，闺中已痛玉台分。茫茫妻岛无春色，黯黯哀邱有夕曛。一样人才来异域，如何竟不及陈芹。”他还托来访的长冈氏将井上陈政昔年赠给自己的小像带给井上的遗属。《曲园自述诗续》记其事云：
重洋来学有陈良，谁料中年赋国殇。
遗像凄然何忍对，封题珍重寄扶桑。
注云：“日本人原陈政，就学于余门下。庚子之变，死于京师。其用西法所照小像犹在，并其妻子亦在焉。余对之凄然。时适有便，寄还其家。”
二○○五年的夏天，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抚摸着一九○○年东京版的《曲园自选诗》，我久久无言，感慨万千。那时头脑中萦绕的，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个为什么。我是在研究马关条约谈判日本代表团成员时开始接触井上陈政资料的，阅读自己整理的井上陈政年表，经常感到一种内在的矛盾。来自文化层面的友善和来自敌意的情报刺探，在他那里竟然是如此并行不悖。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他一人。从本文中提及的竹添光鸿、中村正直、冈千仞、岸田吟香等人身上，都能不同程度感觉到这种内在矛盾。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拥有汉学知识背景的日本明治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面临如何认识自己承继的文化传统、如何认识这一传统所拥有的价值这样根本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近代日本在思想层面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三重反叛。一重是立足西洋文明为标准的反叛，它以福泽谕吉“脱亚论”为代表。以“文明”为归属，视中国和高丽为“不思进取”的恶邻，主张日本脱亚入欧。一重是源自东亚次生文化传统的反叛，立足的是中国古代的华夷思想，认为中国自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已经不再是华夏而是夷狄，而日本万世一系守君臣之道，才是真正的神州。第三重是源自江户日本古学的反叛。认为日本自有“国意”，即其“皇国精神”，如本居宣长即以为“中国之教违天道背自然”，是以仁、义、礼、智、信之名，把事物都给束缚住了。其实一任天地自然之心，岂不更佳？这三重反叛，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上述历史现象的背景。但更根本的是，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体系比较，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观念，某些关键环节是否是缺失的呢？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花落春仍在。当一九○○年井上陈政死于北京之时，大清已经行将就木，新时代风气已开。连俞樾的重孙辈，都开始越洋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