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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代表我的姐姐和弟弟、妹妹对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烈火忠魂——罗屏汉、张瑾瑜夫妇烈士》一书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为党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也为弘扬和传承先辈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罗屏汉烈士的光辉事迹了解甚少，我只是知道1935年2月至5月之间，我父亲陈正人、母亲彭儒在红军主力转移之后，由陈毅同志安排我父母亲从瑞金出发，向外突围到上海白区去治病。由于敌人第五次“围剿”步步进逼，包围圈越缩越小，致使突围极其困难。
我父亲经历了三次突围：
第一次突围是在1935年2月上旬，中央分局派了一个排的部队，护送我父母亲和周以栗同志转移。中途与粤敌独立第九师遭遇，未成。周以栗同志不幸牺牲。
第二次是在2月下旬，中央分局再次决定，我父母随独立三团政委张凯率领的一路行动。前后一个多月，经过几次战斗，部队损失较大。后在安远以南孔田、鹤岗山地，又遇粤军邓龙光部堵截，部队被打散，我母亲失踪。
第三次是在4月间，张凯护送我父亲陈正人至寻乌南部山区，遇到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及寻乌县委书记陈侃。经他们共同商量，决定由兴宁特委设法护送陈正人去白区治病。在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的周密策划下，我父亲化装成商人，与其同行的陈一新（陈绍禹的堂弟）化装成伙计，雇了一个熟悉路情的挑夫，买了一担茶叶，扮作贩茶叶的行商，经广东梅县、汕头等地，转移到香港。
我父亲和陈一新这次之所以能突围成功，同罗屏汉同志的精心安排是分不开的。罗屏汉为了我父亲在突围中的安全，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硬把身边的贴身警卫潘秉星调离身边，组成由潘秉星为连长的护送陈正人的特别警卫连。不久，周建屏病重，罗屏汉又派人护送周建屏追上陈正人、潘秉星一行，一起前往治病。警卫连化装成各种人物分散在我父亲的前后。一路上闯过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各种关卡、哨口，终于顺利地经广东梅县到达汕头，后交由汕头交通站负责，然后成功地转移到了香港。之后，我父母在广州会合。
对于罗屏汉这种深深的战友之情，我父亲终身地铭刻在心里。作为陈正人的子女，我们对于罗屏汉这种舍己为人、忠于使命的崇高品德表示深深的敬意！
罗屏汉及夫人张瑾瑜，都是广东兴宁人，他们都是粤东北五（华）兴（宁）龙（川）苏区的重要领导者、创建者。他们夫妻俩也是粤赣边游击战争的重要领导者。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罗屏汉担任中央分局后方留守处主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瑾瑜担仼中共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他们为保卫中央苏区和掩护突围人员突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5年5月以后，罗屏汉领导的游击队被敌人层层包围。国民党军队、反动民团、土豪自卫队一起搜山守卡，步步为营，层层逼近，严密封锁，岗哨林立，整个兴龙根据地被敌人围困得严严实实。敌人层层封锁和围困，使得游击队生存环境越来越险恶。游击队突围时，一路遭敌狙击围攻。经过一番奋勇冲杀之后，游击队员仅剩下12人。为了掩护战友的突围，罗屏汉掏出腰里的驳壳枪向敌人打去，把敌人引向自己所在的山头。面对豺狼一样向自己扑来的凶恶敌人，罗屏汉同志毅然把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他牺牲时，年仅28岁。
为了掩护陈毅率领的中央分局领导机关突围，张瑾瑜加入了担任掩护的队伍，冒死把敌人引向自己。经过多次冲杀，损失惨重，最后部队被打散。5月，张瑾瑜所在的部队突围到安远高云山芦村茶坑时，人数不多了，又遭到敌人的四面搜剿。当时，张瑾瑜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张瑾瑜宁愿同志们突出重围，自己担任掩护，同敌人血战到底。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她宁死不屈，饮弹自尽。张瑾瑜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
这对年轻的英雄夫妻，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洒尽了自己的鲜血，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和丰功伟迹，将永远与日月同辉，彪炳史册！
最后，我想说一句，《烈火忠魂》的出版发行，同罗荣同志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费尽了心血。他不愧为罗屏汉、张瑾瑜烈土的好后代。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为弘扬和传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做出更多的贡献。
为革命先辈编写传记和回忆录，是党史工作者和红色后代们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前的革命前辈绝大部分都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抢救革命历史遗产的任务就无形中落在我们的身上。红二代大部分都成了古稀老人了，红三代大部分也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往后的孩子们对于这段艰苦卓绝的光辉历史，能关心和了解的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两代人。整理和出版父辈们的战斗经历，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许多人难以替代的。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这项历史使命努力完成，以慰藉九泉之下的革命先辈们！
（本文系原国家农机部部长陈正人之子、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陈瑞生教授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80周年暨《烈火忠魂》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为党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也为弘扬和传承先辈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罗屏汉烈士的光辉事迹了解甚少，我只是知道1935年2月至5月之间，我父亲陈正人、母亲彭儒在红军主力转移之后，由陈毅同志安排我父母亲从瑞金出发，向外突围到上海白区去治病。由于敌人第五次“围剿”步步进逼，包围圈越缩越小，致使突围极其困难。
我父亲经历了三次突围：
第一次突围是在1935年2月上旬，中央分局派了一个排的部队，护送我父母亲和周以栗同志转移。中途与粤敌独立第九师遭遇，未成。周以栗同志不幸牺牲。
第二次是在2月下旬，中央分局再次决定，我父母随独立三团政委张凯率领的一路行动。前后一个多月，经过几次战斗，部队损失较大。后在安远以南孔田、鹤岗山地，又遇粤军邓龙光部堵截，部队被打散，我母亲失踪。
第三次是在4月间，张凯护送我父亲陈正人至寻乌南部山区，遇到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及寻乌县委书记陈侃。经他们共同商量，决定由兴宁特委设法护送陈正人去白区治病。在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的周密策划下，我父亲化装成商人，与其同行的陈一新（陈绍禹的堂弟）化装成伙计，雇了一个熟悉路情的挑夫，买了一担茶叶，扮作贩茶叶的行商，经广东梅县、汕头等地，转移到香港。
我父亲和陈一新这次之所以能突围成功，同罗屏汉同志的精心安排是分不开的。罗屏汉为了我父亲在突围中的安全，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硬把身边的贴身警卫潘秉星调离身边，组成由潘秉星为连长的护送陈正人的特别警卫连。不久，周建屏病重，罗屏汉又派人护送周建屏追上陈正人、潘秉星一行，一起前往治病。警卫连化装成各种人物分散在我父亲的前后。一路上闯过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各种关卡、哨口，终于顺利地经广东梅县到达汕头，后交由汕头交通站负责，然后成功地转移到了香港。之后，我父母在广州会合。
对于罗屏汉这种深深的战友之情，我父亲终身地铭刻在心里。作为陈正人的子女，我们对于罗屏汉这种舍己为人、忠于使命的崇高品德表示深深的敬意！
罗屏汉及夫人张瑾瑜，都是广东兴宁人，他们都是粤东北五（华）兴（宁）龙（川）苏区的重要领导者、创建者。他们夫妻俩也是粤赣边游击战争的重要领导者。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罗屏汉担任中央分局后方留守处主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瑾瑜担仼中共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他们为保卫中央苏区和掩护突围人员突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5年5月以后，罗屏汉领导的游击队被敌人层层包围。国民党军队、反动民团、土豪自卫队一起搜山守卡，步步为营，层层逼近，严密封锁，岗哨林立，整个兴龙根据地被敌人围困得严严实实。敌人层层封锁和围困，使得游击队生存环境越来越险恶。游击队突围时，一路遭敌狙击围攻。经过一番奋勇冲杀之后，游击队员仅剩下12人。为了掩护战友的突围，罗屏汉掏出腰里的驳壳枪向敌人打去，把敌人引向自己所在的山头。面对豺狼一样向自己扑来的凶恶敌人，罗屏汉同志毅然把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他牺牲时，年仅28岁。
为了掩护陈毅率领的中央分局领导机关突围，张瑾瑜加入了担任掩护的队伍，冒死把敌人引向自己。经过多次冲杀，损失惨重，最后部队被打散。5月，张瑾瑜所在的部队突围到安远高云山芦村茶坑时，人数不多了，又遭到敌人的四面搜剿。当时，张瑾瑜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张瑾瑜宁愿同志们突出重围，自己担任掩护，同敌人血战到底。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她宁死不屈，饮弹自尽。张瑾瑜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
这对年轻的英雄夫妻，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洒尽了自己的鲜血，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和丰功伟迹，将永远与日月同辉，彪炳史册！
最后，我想说一句，《烈火忠魂》的出版发行，同罗荣同志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费尽了心血。他不愧为罗屏汉、张瑾瑜烈土的好后代。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为弘扬和传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做出更多的贡献。
为革命先辈编写传记和回忆录，是党史工作者和红色后代们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前的革命前辈绝大部分都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抢救革命历史遗产的任务就无形中落在我们的身上。红二代大部分都成了古稀老人了，红三代大部分也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往后的孩子们对于这段艰苦卓绝的光辉历史，能关心和了解的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两代人。整理和出版父辈们的战斗经历，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许多人难以替代的。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这项历史使命努力完成，以慰藉九泉之下的革命先辈们！
（本文系原国家农机部部长陈正人之子、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陈瑞生教授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80周年暨《烈火忠魂》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