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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本是个外来词。何谓“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理解。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和左拉的《我控诉》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但在我们这里，特别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话语体系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作为职业者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概都被叫做“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把前者叫做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后者称为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之间，有部分交叉重叠的地方。即便从职业角色来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阶级斗争年代成为被排斥、被打击的对象，因为他们比工人、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从事的非体力劳动因此受到空前的蔑视，他们被看作是必须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在简单的体力劳动面前仿佛是一种耻辱，他们大部分人成了“臭老九”，被打人社会阶层的最底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段痛史一定记忆犹新。
知识分子：散落一地的珠子
1970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们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此刻成了生产力，拥有文化知识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经济改革需要他们的参与、奉献和创造，他们开始重新抬起头来做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的翻身，这都是时代转换的重要信号。但是，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高校等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度弥漫着不平和怨气。那个年代。个体户率先成为富起来的人，刚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也都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受益阶层。“脑体倒挂”现象刺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顺口溜。
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会发现变化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总体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19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有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出现了高度分化，不再是以往那样的铁板一块，而是像散了一地的珠子，分别滚落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去了。其中，知识分子的上层进入了掌握最多资源、居于绝对优势的富人阶层，位居社会中心或接近中心，笼罩在鲜花、掌声、财富的光环之下。经济收入不上不下的知识分子还在挣扎之中，努力改善自身的处境，活得并不轻松。知识分子的下层则已被边缘化，生活处境与上层社会的奢华有着巨大的落差。
同在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有很大差别，每个人因为追求、才能、人品和许多偶然的因素，处境可能完全不同。同是脑力劳动的职业，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的身份、地位、收入不可同日而语，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同样的学历、年龄、地域，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的人与在垄断性行业就业的人，不考虑灰色收入等因素，只看公开的经济收入就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同是作家，有人年收入上千万名列富豪榜，有人一年不过拿干巴巴的几万元工资。即便是同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不同学科的教授之间，经济收入也是天差地别。有些大学工资收入的级差拉得很大，最高与最低的相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还没有计算非工资性收入和其他好处。
可以说，职业知识分子这个人群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分化：从经济地位的两极化到思想上的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赢家通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些不仅是整个社会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现实。所以，我们很难单纯去谈论知识分子问题。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很难泛泛而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他们哪怕是同在一个单位，也可能相去千里。
知识分子的“宠物化”倾向
经济处境上的剧烈分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分化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有关怀民族命运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各个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最根本的是，在一个空前的物质化时代，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中国本来就有久远的实用理性传统，而这个时代把实用理性发挥到了极致。知识分子与商人、工人或其他不同分工的职业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目光似乎日益短浅，唯利是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性词乃至褒义词，人们只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超越物质和世俗层面的一切不屑一顾，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那些得失很在乎，在名利场上可以不顾一切，奋力拼杀。人间的正义、公平、自由等等听起来很美好的价值、理想，正在渐渐远离甚至退出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有人说，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确实，这个时代许多人只关心什么牌子的汽车，什么样的房子和装修，并在这当中获得满足。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笔者无意苛责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也是凡人，也是血肉之躯并有人类的本能，人性的自然趋向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取向。作为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的人群并无不同。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并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安慰，这原本是正常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活得很累，也有很多的苦闷和牢骚。更多的人总是适应环境，只有极少数人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不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此。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之所以会有忧虑和焦灼，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底线被突破了。以往，无论社会如何黑暗或者不公，总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人道的底线。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这些做人的底线，在每个人，起 码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挑战的。今天，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转型时代，在每个毛细血管都被调动起来“向钱看”的时代，医生的医德、教师的师德越来越多地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大学校园里的丑闻经常见诸报端，光是不断曝光的大面积的学术腐败、抄袭剽窃就足以让人感到羞耻，感到斯文扫地。良心未泯的人们忧心忡忡。正因如此，人们才普遍怀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出了问题。
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会超越物质的羁绊
此外，我们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潜在地怀有一种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职业知识分子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混合在一起。如果用精神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处于成长当中，而且不断地成熟起来。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想问题也更深入、更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
虽然与整个庞大的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也许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是问题。拂去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表象，这些知识分子能在虚无和“拜物”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外在权威和内心理想的挣扎中成熟起来，在大众传媒视野往往不及的地方、积淀着历史苦难的土壤上不断地生长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他们当中不仅包括一些在本专业领域已有建树的学者，也包括许许多多分散在各个行业、过着截然不同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思考、关怀的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身上的责任感、公民意识正一天天显露出来。在互联网上，以“70后”(1970年代出生)等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日复一日，以包括个人博客等方式在内，表达自己的意愿，脚踏实地，思想并行动着。这恐怕也是以往的时代不曾有过的一道独特景观。
思想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与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世俗力量相比，它表面上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是，人类的存在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存在，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力量从来都蕴涵在思想当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力量也在思想中显示。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的趋势，是泥沙还是金子，要经过岁月的淘洗。金子总会沉淀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会超越物质的羁绊，发出时代的真实声音，担当起批判的角色，肩负起他们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应悲观。
“知识分子”本是个外来词。何谓“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理解。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和左拉的《我控诉》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但在我们这里，特别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话语体系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作为职业者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概都被叫做“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把前者叫做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后者称为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之间，有部分交叉重叠的地方。即便从职业角色来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阶级斗争年代成为被排斥、被打击的对象，因为他们比工人、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从事的非体力劳动因此受到空前的蔑视，他们被看作是必须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在简单的体力劳动面前仿佛是一种耻辱，他们大部分人成了“臭老九”，被打人社会阶层的最底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段痛史一定记忆犹新。
知识分子：散落一地的珠子
1970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们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此刻成了生产力，拥有文化知识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经济改革需要他们的参与、奉献和创造，他们开始重新抬起头来做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的翻身，这都是时代转换的重要信号。但是，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高校等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度弥漫着不平和怨气。那个年代。个体户率先成为富起来的人，刚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也都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受益阶层。“脑体倒挂”现象刺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顺口溜。
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会发现变化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总体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19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有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出现了高度分化，不再是以往那样的铁板一块，而是像散了一地的珠子，分别滚落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去了。其中，知识分子的上层进入了掌握最多资源、居于绝对优势的富人阶层，位居社会中心或接近中心，笼罩在鲜花、掌声、财富的光环之下。经济收入不上不下的知识分子还在挣扎之中，努力改善自身的处境，活得并不轻松。知识分子的下层则已被边缘化，生活处境与上层社会的奢华有着巨大的落差。
同在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有很大差别，每个人因为追求、才能、人品和许多偶然的因素，处境可能完全不同。同是脑力劳动的职业，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的身份、地位、收入不可同日而语，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同样的学历、年龄、地域，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的人与在垄断性行业就业的人，不考虑灰色收入等因素，只看公开的经济收入就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同是作家，有人年收入上千万名列富豪榜，有人一年不过拿干巴巴的几万元工资。即便是同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不同学科的教授之间，经济收入也是天差地别。有些大学工资收入的级差拉得很大，最高与最低的相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还没有计算非工资性收入和其他好处。
可以说，职业知识分子这个人群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分化：从经济地位的两极化到思想上的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赢家通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些不仅是整个社会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现实。所以，我们很难单纯去谈论知识分子问题。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很难泛泛而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他们哪怕是同在一个单位，也可能相去千里。
知识分子的“宠物化”倾向
经济处境上的剧烈分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分化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有关怀民族命运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各个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最根本的是，在一个空前的物质化时代，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中国本来就有久远的实用理性传统，而这个时代把实用理性发挥到了极致。知识分子与商人、工人或其他不同分工的职业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目光似乎日益短浅，唯利是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性词乃至褒义词，人们只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超越物质和世俗层面的一切不屑一顾，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那些得失很在乎，在名利场上可以不顾一切，奋力拼杀。人间的正义、公平、自由等等听起来很美好的价值、理想，正在渐渐远离甚至退出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有人说，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确实，这个时代许多人只关心什么牌子的汽车，什么样的房子和装修，并在这当中获得满足。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笔者无意苛责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也是凡人，也是血肉之躯并有人类的本能，人性的自然趋向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取向。作为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的人群并无不同。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并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安慰，这原本是正常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活得很累，也有很多的苦闷和牢骚。更多的人总是适应环境，只有极少数人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不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此。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之所以会有忧虑和焦灼，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底线被突破了。以往，无论社会如何黑暗或者不公，总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人道的底线。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这些做人的底线，在每个人，起 码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挑战的。今天，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转型时代，在每个毛细血管都被调动起来“向钱看”的时代，医生的医德、教师的师德越来越多地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大学校园里的丑闻经常见诸报端，光是不断曝光的大面积的学术腐败、抄袭剽窃就足以让人感到羞耻，感到斯文扫地。良心未泯的人们忧心忡忡。正因如此，人们才普遍怀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出了问题。
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会超越物质的羁绊
此外，我们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潜在地怀有一种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职业知识分子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混合在一起。如果用精神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处于成长当中，而且不断地成熟起来。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想问题也更深入、更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
虽然与整个庞大的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也许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是问题。拂去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表象，这些知识分子能在虚无和“拜物”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外在权威和内心理想的挣扎中成熟起来，在大众传媒视野往往不及的地方、积淀着历史苦难的土壤上不断地生长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他们当中不仅包括一些在本专业领域已有建树的学者，也包括许许多多分散在各个行业、过着截然不同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思考、关怀的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身上的责任感、公民意识正一天天显露出来。在互联网上，以“70后”(1970年代出生)等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日复一日，以包括个人博客等方式在内，表达自己的意愿，脚踏实地，思想并行动着。这恐怕也是以往的时代不曾有过的一道独特景观。
思想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与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世俗力量相比，它表面上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是，人类的存在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存在，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力量从来都蕴涵在思想当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力量也在思想中显示。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的趋势，是泥沙还是金子，要经过岁月的淘洗。金子总会沉淀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会超越物质的羁绊，发出时代的真实声音，担当起批判的角色，肩负起他们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应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