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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学季刊编辑部工作时，有位嗓音非常甜美的女同事。听说她是从中学退休后受聘而来客串的。她气质文雅，谈吐极富感染力，常常吸引着一些儿童文学作者、小读者在身边，听她聊文学，聊生活。她名叫朱为先。
朱为先在作者、读者面前是那么和蔼、体贴，但在编辑同事间却显得很拘谨、寡言，好像心里沉淀着满腹心事。我只知道她有一个女儿——著名作家张抗抗。
后来，《东方》编辑部解体，同人各奔东西。我与朱为先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很少会面，只是在电话中聊聊别后。1996年，张抗抗发表了以她母亲在抗日战争年代一段悲怆缱绻的生活遭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非红》。1997年末，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实片《迟归的英魂》，我看到了朱为先讲述寻觅革命烈士贾起的全过程。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原来真的是这个殷红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当时被叫做朱小玲。
我立即打电话去询问。电话里依然是那个甜美的声音，但其间夹着些啜泣：“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朱为先——朱小玲，她的身上原来真的有一段揪人心魂的故事。
战火中相识
1941年冬，17岁的朱慧仙(即朱为先)离开松阳湘湖师范，东去瓯江上游的浙江战时行政中心丽水度寒假。不久，她要好的同学捎来十万火急的消息：朱小玲，你上了黑名单了，特务要来抓捕你了，幸好被金海观校长以“本校查无朱小玲其人”为由挡了回去。
朱小玲是朱为先的别名，她在天目山浙西一中读书时，因为长得活泼可爱，又有银铃般的嗓音，被同学们亲昵地称为“小玲”，她愉快地接受了。小玲是个热血青年，向往革命，倾心阅读进步书籍，在一个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多久，她被接回老家浙北德清县洛舍镇。她父亲是这个镇的镇长。以后，她转学到湘湖师范。这家几乎和晓庄师范齐名的学校，此时已由萧山内迁到浙西南仙霞岭山区的松阳县。但没想到，介绍朱小玲入党的那名同学被捕了。从此，天真烂漫的朱小玲陷入随时被捕的险境。
松阳不能再去了。朱小玲被一位姓孙的朋友(共产党员)介绍去金华，参加了一支进步的抗日队伍——朝鲜义勇队。金华是战时的浙江经济文化中心，沪杭甬的进步文化人士及救亡团体等云集在这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朝鲜义勇队和台湾义勇队在金华都设有办事处。朝鲜义勇队驻金华办事处主任李苏民与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联合组建“韩台剧团”，于1941年10月成立。喜欢话剧的朱小玲来到“韩台剧团”，如鱼得水。为了更好地学习日语和朝鲜语，剧团每人都拥有一个朝鲜名字，朱小玲被叫做“金路”。
1943年春，日寇发动浙赣战役前夕，“韩台剧团”奉命移至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饶，正式挂牌，并准备排演话剧《北京人》等，开始招募人员。这时，从天目山转遂昌的“最前线剧团”(由皖南事变后，一些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艺工作者所组成)，被浙西行署解散，导演李扬(共产党员)偕演员贾起加入“韩台剧团”。“韩台剧团”阵容壮大了，在上饶、铅山一带公演进步话剧《北京人》、《心防》(夏衍)、《结婚进行曲》(陈白尘)、《塞上风云》(阳翰笙)、《得意的人》(宋之的)以及剧团自编剧《复活》等，这时朱小玲有了同台搭档，就是被朝鲜名字叫做“金志强”的贾起。
剧团平时生活节奏很快，谁也没有仔细注意过谁，但上了舞台，进入角色后，贾起的形象倒被朱小玲摄进脑海里了。眼睛明亮而眼神凝重，嘴唇的线条也很分明，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张正直男性的脸。他的言行举止，无处不显现文化素养与生活阅历厚重的风度。
可是，没过多久，团员们风传，朝鲜义勇队要与韩国光复军合并。李苏民队长召集全团人员宣布了这件事，并说：“你们自己选择，各奔前程吧。”此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夜。加入合并后的义勇队意味着“集体加入国民党”。“各奔前程”的决定是中共台湾义勇队特支书记潘超与“韩台剧团”核心小组联合做了“各奔前程”的决定，目的是把共产党员、革命进步力量撤走。
不久，剧团便人去楼空。面对空旷的舞台与场地，回想一年多来耳熟能详的歌声与台词，朱小玲不禁悲从心来，呆坐在门槛上，抱头哭泣起来。就在这时，一双手按在她肩上。她抬头一看，是贾起。贾起俯身说：“别难过，金路，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你这个名字了，我们一起走吧!”
朱小玲仰首，抬起晶莹的双眼，吃惊地问：“金志强，我们一起走，但往哪里走啊?”
贾起告诉朱小玲，他的老家在东北，父母住在山东青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出东北，大哥赶去参加抗日联军打游击，抵抗日本鬼子。他说：“为了东北受凌辱的父老姐妹，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应该冒着敌人的炮火，向白山黑水前进，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好，我们闯关东，打到敌人后方去，那才是真正的抗日!”朱小玲立即赞同。
但从南到北，要走过大半个中国的路程，哪来那么多的盘缠呢？朱小玲建议先到德清洛舍镇父亲那里，找父亲资助两人北上抗日。贾起说：“有了路费，我们到上海，乘海轮到青岛，到我家再取些钱，然后再北上。我爸爸在海关做事，爸爸妈妈很支持我抗日救亡。”然而纵穿一个浙江省也要不少花费，朱小玲建议，先到位于浙赣边界的小县城常山，找自己的老师帮忙。
于是，朱小玲与贾起辗转来到常山。好心的余老师安排贾起教心理学，又让朱小玲做教务员，辅导学生开展文娱活动。他俩始终不忘抗日救亡宣传，教学之余，自编自演街头剧《夜之歌》，在这里留下了一曲《走西口》的隽永歌吟：“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哥到城门口……”朱小玲扮小妹，送贾起扮的情哥哥去投奔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他俩在暑假期间用酬金转道衢州，顺衢江、兰江、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诸条支流北行，过国统区，穿游击区，潜沦陷区，一路上风餐露宿，十分艰苦。朱小玲、贾起两位年轻人彼此心照不宣，从未深探对方的政治身份。过了富阳、新登，他们便进入天目山区，贾起却面有愁云，举止显得犹豫了。按商定的计划，他们将到西天目山山麓的于潜休整，然后翻越有二三天路程的羊角岭，就可以到达杭嘉湖平原的德清洛舍镇了。
原来，七七事变后，贾起便告别父母亲，前去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他与同学吴某离沪来到浙西南山城遂昌县，投奔在那里任第四政工大队队长的上海美专同学，从此他就以文艺宣传为己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党组织很重视培养这位才华横溢的进步青年，1940年，贾起在遂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李扬。“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二次反共高潮波及遂昌，李扬和他转移到西天目山，组织“最前线剧团”。贾起主演的戏剧曾在于潜城里反响很大。“皖南事变”后，党组织有意建立一条秘密“地下走廊”，将浙南皖南撤下来的同志输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在浙南流动的“最前线剧团”便是其中的一个中转站。但此时剧团已被号称“天目王”的浙西行署主任、CC头子贺扬灵盯上了，贾起也上了“黑名单”。剧团只活动了4个月便解散了。李扬、贾起转移到金华，经介绍，加盟“韩台剧团”。这次再走于潜，行天目，无疑是闯虎山。但是一股说不清的感情潜流淹没了贾起心头的犹豫，他毅然同意随朱小玲重返于潜!
于潜双双被捕
6月17日下午，他们来到天目溪畔的小山城于潜。贾起带着朱小玲直奔观山师范学校，找到昔日“最前线剧团”同事周梦雷投宿。但这位女音乐教师对朱小玲并不认识，不太愿意接待，便好说歹说，最终同意贾起留下。朱小玲很快就辞别了，与贾起约定明天破晓时分一起翻越羊角岭。临行时，贾起嘱咐道：“这里是贺扬灵的天下，上街时千万要小心!”
“没有关系，我在西天目禅源寺读浙西一中时，常来于潜，熟悉得很，城里还有同学。”
朱小玲进了城里，遇见了两位在县税务科供职的浙西一中的盛姓、宋姓男同学兼同乡，但他们都住在集体宿舍，无法接待她。她想起湘湖师范学生会主席曹平山是于潜人，其家为当地一大户。于是随便打听了一下，便找到了曹宅。曹平山一见朱小玲，眼珠骨碌一打转，旋即十分客气地接待了她，他满脸堆笑地说：“我正要出差去，今晚你就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安顿下来后，傍晚时分，朱小玲又到观山师范，告诉贾起自己的住处，带着贾起到曹家走了一遭，以便识路，明早好来叫。她还想把贾起介绍给曹，但怎么也找不到曹。
天目山区的夏夜十分凉爽，加上多日劳顿，朱小玲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她起床后，从厢房一脚跨进客厅，只见两个穿黑拷绸衫的陌生男子一坐一站，朝她直瞧。
“小姐是朱小玲吗?”
“我就是。”
“我们那里先生请你走一趟!”
有过逃逸通缉阅历的朱小玲顿时警觉起来：不好，又来追捕我了!她借口去洗个脸，迅即从厨房侧门蹿了出去，一口气跑到税务科，向同学同乡告急。盛君、宋君要她立即奔昌化，出昱岭关，逃往安徽地界。但是朱小玲坚持要找贾起一起逃奔，于是盛、宋陪她疾奔观山师范。周梦雷见了大吃一惊：“贾起已出门找您去了!”朱小玲一下冷汗直冒，周立即帮朱小玲化了装，催她向昌化方向逃跑。朱小玲坚持说：“我要同贾起一起逃跑，他们不认识贾起。贾起找不到我会回来的!”盛、宋二人熟悉地形，建议朱小玲在观山脚下天目溪渡口守候，以便进退。朱小玲同意了。她见渡口处有间小柴房，闪了进去。盛、宋则在大路上徘徊望风。
朱小玲的心几乎提到嗓子口，她在从门缝向外张望时，见一个穿蓝短衫的男子，侧身由远而近走来，依稀就是贾起，她忙推开窗扉，扑出半身，大声喊道：“金志强，我在这里!志强，快来!”那男人走近后朱小玲才看清了他的面目，这张全然陌生的脸狞笑着：“自投罗网!”不远处，观动静的两个同学跌足叹息。那人果然是国民党的暗探，很快把朱小玲绑到国民党于潜县党部。在走廊上，她看到被绑着的贾起。她正想叫他，被他投来的一个镇定眼色制止了。贾起紧闭着嘴，很快被押走了。
为何双双被捕?直到朱小玲被押着到曹宅去取行李时，看到行李中还有《大众哲学》等红色书刊时才恍然大悟：“曹平山这个混蛋出卖了我!他是知道我在湘师被通缉的。”在押往警察局的路上，朱小玲在人群中看见了盛、宋两同学，便乘机喊叫：“不得无礼，我爸爸是洛舍镇长，他会来保我的!”关进警察局一段时间，朱小玲终于知道，曹平山的胞兄曹平旦竟是县党部书记长。“唉，我真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了!”
朱小玲在牢房中焦急异常，悔恨不已。由于自己的轻率与无知，竟牵进了贾起。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口径，保护贾起。于是她在女牢中闹开了，装作耍小姐脾气，要吃这，又不要那，好在她身上还有点钱，差使小牢子去买油煎粽子。吃了一口又不要吃了，给了点小费，叫小牢子送给“未婚夫”金志强吃。其实，她已将一张小纸条塞进粽子芯里，交代了“供审”口径：家庭地址，父母姓名，此次来天目山的目的是回洛舍镇结婚等等。在以后的几起提审中，朱小玲就一口咬定贾起是自己的未婚夫。贾起也是这样回答的。可敌人却反复审问他带来多少人马，武器藏在哪里，潜往何处打游击……原来，敌人把另一起情报案与他俩搅在一起了。但既已抓了起来，怎能放走？十多天过去了，敌人没有动静。未知凶吉的朱小玲有点失望了，她想用绝食的方式来抗议，争取获释。她又以同样的方式传言贾起。第二天，朱小玲宣布绝食。她心中有偶像支持，自信能成功。第二天傍晚，她在饥饿中煎熬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在女牢门口徘徊，似乎在与牢警争执什么。牢警大声呵斥：“放你回去，算你便宜了，还要什么东西!”“我的铺盖!”老头大声叫道。正在推推搡搡时，一团纸抛进了女牢。朱小玲眼尖，拾起了纸团。等老人走后，她展开来看，是贾起的笔迹：“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自杀!”朱小玲眼泪顿时汩汩而下。
血染天目山
朱小玲被捕一个月后的一天，也就是8月17日，朱小玲的堂哥与表弟赶来探监了，是她那两位在于潜的同学拍电报告诉了朱父。朱父筹了笔款子，并在省党部通了关节，让他们带来保释女儿。但是朱小玲怎么也不愿出去：“要保，你们把志强也保出去，否则我就陪他坐下去!”朱家兄弟没办法，又赶回天目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活动，得到肯定答复后，就急忙翻羊角岭，返回德清再次筹款。
但仅过了一天，浙西行署就派人来于潜，将贾起、朱小玲押解到西天目山南庵行署调查室拘留所。所谓调查室，就是臭名昭著的贺扬灵的中统特务机关，是专门折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人间魔窟。朱小玲被关在东间女牢，西间是男性政治犯牢房，中间的大屋则住着看守特务。朱小玲听到西间有熟悉的带有烟痰的咳嗽声，说明贾起在那里，就哼一两句“走西口”，以通音讯。这里比不得在县监牢，不能传递食物，连给他递包烟都不允许。
贾起，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在于潜警局已受过“坐老虎凳”、“灌凉水”等酷刑，到了南庵，又一次受酷刑，但他始终也没有动摇过。“贾起是坚强的。”南庵拘留所同囚室难友、诗人关非蒙后来证明说。
朱小玲焦躁地等着家里补送保释金。8月下旬的一天，她发现南庵的那些特务匆忙来去，神色仓皇，运送长官行李，押解犯人。再三打听，得知日军要进犯西天目了。正在这时，她看到贾起由特务押着，步履艰难，面色憔悴，正朝着自己这边走来。朱小玲大叫着“金志强!志强!”把双手伸出囚室木栅，想拉住贾起，但被特务推开了。贾起驻足，用无限爱怜又似带忧伤的眼光扫了朱小玲一眼，以平常的声调说：“不要紧的，我去去就会回来。”贾起走了，夕阳留下他长长的身影和沉重的脚镣碰击声。
不久，朱小玲很快被转移了。她被押到调查室主任家属队伍，由专人监视着做女佣，在深山坞里待了四五天。待到她回到南庵原来那间囚室，却听不到西间那熟悉的干咳声了。第一天如此，第二天仍如此。她试着唱“走西口”，却没有回音。朱小玲心慌了。她忙向送饭的小特务打听，可听到的却是噩耗：
“什么?一个姓金的?那个要犯?长官圈了红圈，送西天了……”小特务终于道出了贾起的结果。
朱小玲顿时觉得天崩地裂。她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唱：“哥哥你走西口，只恨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你哥哥早回家门口……”她把饭菜撒了一地，哭得晕了过去，她痛哭了三天，怒吼着要来了白布、笔墨、香烛，她在白布上画了贾起头像，把被单撕成长条做布幔，布置了一间灵堂，她悲痛地唱着：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我有句话儿留……紧紧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扑沥沥地流……”
8月底，朱小玲的老母亲走了300多里山路，翻山越岭而来，送给南庵魔窟一大笔赎金。但是已经晚了。贾起永远地离开了她……
故事外的故事
朱小玲的心一直在滴血，尽管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女儿张抗抗在上中学时就知道山东青年贾起了。
“年青的贾起背着行李向我走来，只是那么一个飘渺的瞬间，我甚至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容貌，他便消失在天目山苍莽的丛林之中了，唯有那一声凄厉的枪响……”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又说，“那个被妈妈以悲壮的敬意和至爱的情怀，无数次讲述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萦绕着徘徊不走的悲恸和忏悔。妈妈坦言的悔恨和内疚，使我深感贾起之死在她一生中留下的伤痕和阴影。由于那种错失之无法挽回，她的伤痛确实是无以排解和无从解脱……”
“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出这个故事。”
这就是张抗抗以母亲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的来由。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以《非红》为题发表在《收获》1994年第6期上。翌年，《小说月报》2月号转载了它。《赤彤丹朱》于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张抗抗五卷本自选集。
世上真有不可思议的事。1995年春，青岛市规划局干部赵传康由日本出差回国，在上海机场候机厅等候转机返回青岛时，为了消磨时间，从同事手中借阅了刚刚买来的这期《小说月报》，又恰巧读到了《非红》这篇。“贾起”的名字进入了他的眼帘。再读下去，有关情节也似曾相识。他惊愕地联想起，岳母曾向他夫妻俩讲起过的二舅贾起南下抗日，一走杳无音讯的故事。小说里写的竟是一模一样的故事。一回到青岛，便将这本刊物给妻子读了，然后俩人急忙赶到岳母家。岳母贾子义是贾起的小妹，排行第五，读着读着，她眼泪就流了下来，说：“贾起，就是贾汉卿，是俺二哥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我们就是盼不回来你们二舅。你们奶奶盼得眼睛也瞎了!” 为了寻找贾起，他们西去武汉、南下上海，还到处托人在南京、浙江寻找，都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说法。噙着眼泪，这位退休的中学女教师贾子义立即打电话到济南，把四哥贾民卿唤来青岛。兄妹俩再次认真阅读，仔细推敲，认定文中的贾起就是他们青岛贾家的二哥无疑。
同年3月30日，贾民卿寄信张抗抗处打听消息。信到了张抗抗手中，她的手“微微颤抖起来”，“那是真的，是真的么”？
收到女儿张抗抗转来的贾民卿的信后，朱为先惊喜交加，复信时她边写边哭，竟写了一天。她说，贾起牺牲时间是在1943年8月20日前后。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就义也是从容的，血洒西天目山。
应贾家要求，古稀之年的朱为先在酷热难当的1995年盛夏，奔走各方，为贾起英勇牺牲取证。后来贾子义也来到了杭州，她亲密地喊朱为先为姐姐，朱为先还把在杭州的老战友都找来相聚。
这年6月，青岛市民政局派出三人调查小组赴杭州、临安、于潜(现已归入临安)调查。朱为先的丈夫张白怀陪着他们跋山涉水，开展工作。调查组获得了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史料，最后证明贾起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英勇的烈士。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要求青岛市人民政府追认贾起为革命烈士。青岛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请示。1996年3月3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批准贾起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54年后，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形象，一个充满生活激情、爱憎分明的抗日热血青年形象，在干涸的血泊中，重新站立起来了。
令天目山乡民额手称庆的是，陷害忠良的曹平山，在贾起牺牲不久，年纪轻轻的竟然脖子上生起恶疮，恶毒攻心而死。
曹平旦自知罪恶深重，西天目山一解放，就逃匿他乡。他在杭州开木材行，恰巧被时任浙江日报记者的朱为先在外勤采访中，瞧个正着。人民政府依法将其逮捕，就地正法，当时判决书上列举的第一条罪状就是杀害共产党员贾起。
朱为先在作者、读者面前是那么和蔼、体贴，但在编辑同事间却显得很拘谨、寡言，好像心里沉淀着满腹心事。我只知道她有一个女儿——著名作家张抗抗。
后来，《东方》编辑部解体，同人各奔东西。我与朱为先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很少会面，只是在电话中聊聊别后。1996年，张抗抗发表了以她母亲在抗日战争年代一段悲怆缱绻的生活遭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非红》。1997年末，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实片《迟归的英魂》，我看到了朱为先讲述寻觅革命烈士贾起的全过程。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原来真的是这个殷红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当时被叫做朱小玲。
我立即打电话去询问。电话里依然是那个甜美的声音，但其间夹着些啜泣：“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朱为先——朱小玲，她的身上原来真的有一段揪人心魂的故事。
战火中相识
1941年冬，17岁的朱慧仙(即朱为先)离开松阳湘湖师范，东去瓯江上游的浙江战时行政中心丽水度寒假。不久，她要好的同学捎来十万火急的消息：朱小玲，你上了黑名单了，特务要来抓捕你了，幸好被金海观校长以“本校查无朱小玲其人”为由挡了回去。
朱小玲是朱为先的别名，她在天目山浙西一中读书时，因为长得活泼可爱，又有银铃般的嗓音，被同学们亲昵地称为“小玲”，她愉快地接受了。小玲是个热血青年，向往革命，倾心阅读进步书籍，在一个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多久，她被接回老家浙北德清县洛舍镇。她父亲是这个镇的镇长。以后，她转学到湘湖师范。这家几乎和晓庄师范齐名的学校，此时已由萧山内迁到浙西南仙霞岭山区的松阳县。但没想到，介绍朱小玲入党的那名同学被捕了。从此，天真烂漫的朱小玲陷入随时被捕的险境。
松阳不能再去了。朱小玲被一位姓孙的朋友(共产党员)介绍去金华，参加了一支进步的抗日队伍——朝鲜义勇队。金华是战时的浙江经济文化中心，沪杭甬的进步文化人士及救亡团体等云集在这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朝鲜义勇队和台湾义勇队在金华都设有办事处。朝鲜义勇队驻金华办事处主任李苏民与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联合组建“韩台剧团”，于1941年10月成立。喜欢话剧的朱小玲来到“韩台剧团”，如鱼得水。为了更好地学习日语和朝鲜语，剧团每人都拥有一个朝鲜名字，朱小玲被叫做“金路”。
1943年春，日寇发动浙赣战役前夕，“韩台剧团”奉命移至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饶，正式挂牌，并准备排演话剧《北京人》等，开始招募人员。这时，从天目山转遂昌的“最前线剧团”(由皖南事变后，一些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艺工作者所组成)，被浙西行署解散，导演李扬(共产党员)偕演员贾起加入“韩台剧团”。“韩台剧团”阵容壮大了，在上饶、铅山一带公演进步话剧《北京人》、《心防》(夏衍)、《结婚进行曲》(陈白尘)、《塞上风云》(阳翰笙)、《得意的人》(宋之的)以及剧团自编剧《复活》等，这时朱小玲有了同台搭档，就是被朝鲜名字叫做“金志强”的贾起。
剧团平时生活节奏很快，谁也没有仔细注意过谁，但上了舞台，进入角色后，贾起的形象倒被朱小玲摄进脑海里了。眼睛明亮而眼神凝重，嘴唇的线条也很分明，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张正直男性的脸。他的言行举止，无处不显现文化素养与生活阅历厚重的风度。
可是，没过多久，团员们风传，朝鲜义勇队要与韩国光复军合并。李苏民队长召集全团人员宣布了这件事，并说：“你们自己选择，各奔前程吧。”此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夜。加入合并后的义勇队意味着“集体加入国民党”。“各奔前程”的决定是中共台湾义勇队特支书记潘超与“韩台剧团”核心小组联合做了“各奔前程”的决定，目的是把共产党员、革命进步力量撤走。
不久，剧团便人去楼空。面对空旷的舞台与场地，回想一年多来耳熟能详的歌声与台词，朱小玲不禁悲从心来，呆坐在门槛上，抱头哭泣起来。就在这时，一双手按在她肩上。她抬头一看，是贾起。贾起俯身说：“别难过，金路，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你这个名字了，我们一起走吧!”
朱小玲仰首，抬起晶莹的双眼，吃惊地问：“金志强，我们一起走，但往哪里走啊?”
贾起告诉朱小玲，他的老家在东北，父母住在山东青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出东北，大哥赶去参加抗日联军打游击，抵抗日本鬼子。他说：“为了东北受凌辱的父老姐妹，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应该冒着敌人的炮火，向白山黑水前进，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好，我们闯关东，打到敌人后方去，那才是真正的抗日!”朱小玲立即赞同。
但从南到北，要走过大半个中国的路程，哪来那么多的盘缠呢？朱小玲建议先到德清洛舍镇父亲那里，找父亲资助两人北上抗日。贾起说：“有了路费，我们到上海，乘海轮到青岛，到我家再取些钱，然后再北上。我爸爸在海关做事，爸爸妈妈很支持我抗日救亡。”然而纵穿一个浙江省也要不少花费，朱小玲建议，先到位于浙赣边界的小县城常山，找自己的老师帮忙。
于是，朱小玲与贾起辗转来到常山。好心的余老师安排贾起教心理学，又让朱小玲做教务员，辅导学生开展文娱活动。他俩始终不忘抗日救亡宣传，教学之余，自编自演街头剧《夜之歌》，在这里留下了一曲《走西口》的隽永歌吟：“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哥到城门口……”朱小玲扮小妹，送贾起扮的情哥哥去投奔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他俩在暑假期间用酬金转道衢州，顺衢江、兰江、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诸条支流北行，过国统区，穿游击区，潜沦陷区，一路上风餐露宿，十分艰苦。朱小玲、贾起两位年轻人彼此心照不宣，从未深探对方的政治身份。过了富阳、新登，他们便进入天目山区，贾起却面有愁云，举止显得犹豫了。按商定的计划，他们将到西天目山山麓的于潜休整，然后翻越有二三天路程的羊角岭，就可以到达杭嘉湖平原的德清洛舍镇了。
原来，七七事变后，贾起便告别父母亲，前去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他与同学吴某离沪来到浙西南山城遂昌县，投奔在那里任第四政工大队队长的上海美专同学，从此他就以文艺宣传为己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党组织很重视培养这位才华横溢的进步青年，1940年，贾起在遂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李扬。“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二次反共高潮波及遂昌，李扬和他转移到西天目山，组织“最前线剧团”。贾起主演的戏剧曾在于潜城里反响很大。“皖南事变”后，党组织有意建立一条秘密“地下走廊”，将浙南皖南撤下来的同志输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在浙南流动的“最前线剧团”便是其中的一个中转站。但此时剧团已被号称“天目王”的浙西行署主任、CC头子贺扬灵盯上了，贾起也上了“黑名单”。剧团只活动了4个月便解散了。李扬、贾起转移到金华，经介绍，加盟“韩台剧团”。这次再走于潜，行天目，无疑是闯虎山。但是一股说不清的感情潜流淹没了贾起心头的犹豫，他毅然同意随朱小玲重返于潜!
于潜双双被捕
6月17日下午，他们来到天目溪畔的小山城于潜。贾起带着朱小玲直奔观山师范学校，找到昔日“最前线剧团”同事周梦雷投宿。但这位女音乐教师对朱小玲并不认识，不太愿意接待，便好说歹说，最终同意贾起留下。朱小玲很快就辞别了，与贾起约定明天破晓时分一起翻越羊角岭。临行时，贾起嘱咐道：“这里是贺扬灵的天下，上街时千万要小心!”
“没有关系，我在西天目禅源寺读浙西一中时，常来于潜，熟悉得很，城里还有同学。”
朱小玲进了城里，遇见了两位在县税务科供职的浙西一中的盛姓、宋姓男同学兼同乡，但他们都住在集体宿舍，无法接待她。她想起湘湖师范学生会主席曹平山是于潜人，其家为当地一大户。于是随便打听了一下，便找到了曹宅。曹平山一见朱小玲，眼珠骨碌一打转，旋即十分客气地接待了她，他满脸堆笑地说：“我正要出差去，今晚你就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安顿下来后，傍晚时分，朱小玲又到观山师范，告诉贾起自己的住处，带着贾起到曹家走了一遭，以便识路，明早好来叫。她还想把贾起介绍给曹，但怎么也找不到曹。
天目山区的夏夜十分凉爽，加上多日劳顿，朱小玲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她起床后，从厢房一脚跨进客厅，只见两个穿黑拷绸衫的陌生男子一坐一站，朝她直瞧。
“小姐是朱小玲吗?”
“我就是。”
“我们那里先生请你走一趟!”
有过逃逸通缉阅历的朱小玲顿时警觉起来：不好，又来追捕我了!她借口去洗个脸，迅即从厨房侧门蹿了出去，一口气跑到税务科，向同学同乡告急。盛君、宋君要她立即奔昌化，出昱岭关，逃往安徽地界。但是朱小玲坚持要找贾起一起逃奔，于是盛、宋陪她疾奔观山师范。周梦雷见了大吃一惊：“贾起已出门找您去了!”朱小玲一下冷汗直冒，周立即帮朱小玲化了装，催她向昌化方向逃跑。朱小玲坚持说：“我要同贾起一起逃跑，他们不认识贾起。贾起找不到我会回来的!”盛、宋二人熟悉地形，建议朱小玲在观山脚下天目溪渡口守候，以便进退。朱小玲同意了。她见渡口处有间小柴房，闪了进去。盛、宋则在大路上徘徊望风。
朱小玲的心几乎提到嗓子口，她在从门缝向外张望时，见一个穿蓝短衫的男子，侧身由远而近走来，依稀就是贾起，她忙推开窗扉，扑出半身，大声喊道：“金志强，我在这里!志强，快来!”那男人走近后朱小玲才看清了他的面目，这张全然陌生的脸狞笑着：“自投罗网!”不远处，观动静的两个同学跌足叹息。那人果然是国民党的暗探，很快把朱小玲绑到国民党于潜县党部。在走廊上，她看到被绑着的贾起。她正想叫他，被他投来的一个镇定眼色制止了。贾起紧闭着嘴，很快被押走了。
为何双双被捕?直到朱小玲被押着到曹宅去取行李时，看到行李中还有《大众哲学》等红色书刊时才恍然大悟：“曹平山这个混蛋出卖了我!他是知道我在湘师被通缉的。”在押往警察局的路上，朱小玲在人群中看见了盛、宋两同学，便乘机喊叫：“不得无礼，我爸爸是洛舍镇长，他会来保我的!”关进警察局一段时间，朱小玲终于知道，曹平山的胞兄曹平旦竟是县党部书记长。“唉，我真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了!”
朱小玲在牢房中焦急异常，悔恨不已。由于自己的轻率与无知，竟牵进了贾起。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口径，保护贾起。于是她在女牢中闹开了，装作耍小姐脾气，要吃这，又不要那，好在她身上还有点钱，差使小牢子去买油煎粽子。吃了一口又不要吃了，给了点小费，叫小牢子送给“未婚夫”金志强吃。其实，她已将一张小纸条塞进粽子芯里，交代了“供审”口径：家庭地址，父母姓名，此次来天目山的目的是回洛舍镇结婚等等。在以后的几起提审中，朱小玲就一口咬定贾起是自己的未婚夫。贾起也是这样回答的。可敌人却反复审问他带来多少人马，武器藏在哪里，潜往何处打游击……原来，敌人把另一起情报案与他俩搅在一起了。但既已抓了起来，怎能放走？十多天过去了，敌人没有动静。未知凶吉的朱小玲有点失望了，她想用绝食的方式来抗议，争取获释。她又以同样的方式传言贾起。第二天，朱小玲宣布绝食。她心中有偶像支持，自信能成功。第二天傍晚，她在饥饿中煎熬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在女牢门口徘徊，似乎在与牢警争执什么。牢警大声呵斥：“放你回去，算你便宜了，还要什么东西!”“我的铺盖!”老头大声叫道。正在推推搡搡时，一团纸抛进了女牢。朱小玲眼尖，拾起了纸团。等老人走后，她展开来看，是贾起的笔迹：“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自杀!”朱小玲眼泪顿时汩汩而下。
血染天目山
朱小玲被捕一个月后的一天，也就是8月17日，朱小玲的堂哥与表弟赶来探监了，是她那两位在于潜的同学拍电报告诉了朱父。朱父筹了笔款子，并在省党部通了关节，让他们带来保释女儿。但是朱小玲怎么也不愿出去：“要保，你们把志强也保出去，否则我就陪他坐下去!”朱家兄弟没办法，又赶回天目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活动，得到肯定答复后，就急忙翻羊角岭，返回德清再次筹款。
但仅过了一天，浙西行署就派人来于潜，将贾起、朱小玲押解到西天目山南庵行署调查室拘留所。所谓调查室，就是臭名昭著的贺扬灵的中统特务机关，是专门折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人间魔窟。朱小玲被关在东间女牢，西间是男性政治犯牢房，中间的大屋则住着看守特务。朱小玲听到西间有熟悉的带有烟痰的咳嗽声，说明贾起在那里，就哼一两句“走西口”，以通音讯。这里比不得在县监牢，不能传递食物，连给他递包烟都不允许。
贾起，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在于潜警局已受过“坐老虎凳”、“灌凉水”等酷刑，到了南庵，又一次受酷刑，但他始终也没有动摇过。“贾起是坚强的。”南庵拘留所同囚室难友、诗人关非蒙后来证明说。
朱小玲焦躁地等着家里补送保释金。8月下旬的一天，她发现南庵的那些特务匆忙来去，神色仓皇，运送长官行李，押解犯人。再三打听，得知日军要进犯西天目了。正在这时，她看到贾起由特务押着，步履艰难，面色憔悴，正朝着自己这边走来。朱小玲大叫着“金志强!志强!”把双手伸出囚室木栅，想拉住贾起，但被特务推开了。贾起驻足，用无限爱怜又似带忧伤的眼光扫了朱小玲一眼，以平常的声调说：“不要紧的，我去去就会回来。”贾起走了，夕阳留下他长长的身影和沉重的脚镣碰击声。
不久，朱小玲很快被转移了。她被押到调查室主任家属队伍，由专人监视着做女佣，在深山坞里待了四五天。待到她回到南庵原来那间囚室，却听不到西间那熟悉的干咳声了。第一天如此，第二天仍如此。她试着唱“走西口”，却没有回音。朱小玲心慌了。她忙向送饭的小特务打听，可听到的却是噩耗：
“什么?一个姓金的?那个要犯?长官圈了红圈，送西天了……”小特务终于道出了贾起的结果。
朱小玲顿时觉得天崩地裂。她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唱：“哥哥你走西口，只恨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你哥哥早回家门口……”她把饭菜撒了一地，哭得晕了过去，她痛哭了三天，怒吼着要来了白布、笔墨、香烛，她在白布上画了贾起头像，把被单撕成长条做布幔，布置了一间灵堂，她悲痛地唱着：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我有句话儿留……紧紧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扑沥沥地流……”
8月底，朱小玲的老母亲走了300多里山路，翻山越岭而来，送给南庵魔窟一大笔赎金。但是已经晚了。贾起永远地离开了她……
故事外的故事
朱小玲的心一直在滴血，尽管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女儿张抗抗在上中学时就知道山东青年贾起了。
“年青的贾起背着行李向我走来，只是那么一个飘渺的瞬间，我甚至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容貌，他便消失在天目山苍莽的丛林之中了，唯有那一声凄厉的枪响……”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又说，“那个被妈妈以悲壮的敬意和至爱的情怀，无数次讲述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萦绕着徘徊不走的悲恸和忏悔。妈妈坦言的悔恨和内疚，使我深感贾起之死在她一生中留下的伤痕和阴影。由于那种错失之无法挽回，她的伤痛确实是无以排解和无从解脱……”
“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出这个故事。”
这就是张抗抗以母亲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的来由。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以《非红》为题发表在《收获》1994年第6期上。翌年，《小说月报》2月号转载了它。《赤彤丹朱》于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张抗抗五卷本自选集。
世上真有不可思议的事。1995年春，青岛市规划局干部赵传康由日本出差回国，在上海机场候机厅等候转机返回青岛时，为了消磨时间，从同事手中借阅了刚刚买来的这期《小说月报》，又恰巧读到了《非红》这篇。“贾起”的名字进入了他的眼帘。再读下去，有关情节也似曾相识。他惊愕地联想起，岳母曾向他夫妻俩讲起过的二舅贾起南下抗日，一走杳无音讯的故事。小说里写的竟是一模一样的故事。一回到青岛，便将这本刊物给妻子读了，然后俩人急忙赶到岳母家。岳母贾子义是贾起的小妹，排行第五，读着读着，她眼泪就流了下来，说：“贾起，就是贾汉卿，是俺二哥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我们就是盼不回来你们二舅。你们奶奶盼得眼睛也瞎了!” 为了寻找贾起，他们西去武汉、南下上海，还到处托人在南京、浙江寻找，都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说法。噙着眼泪，这位退休的中学女教师贾子义立即打电话到济南，把四哥贾民卿唤来青岛。兄妹俩再次认真阅读，仔细推敲，认定文中的贾起就是他们青岛贾家的二哥无疑。
同年3月30日，贾民卿寄信张抗抗处打听消息。信到了张抗抗手中，她的手“微微颤抖起来”，“那是真的，是真的么”？
收到女儿张抗抗转来的贾民卿的信后，朱为先惊喜交加，复信时她边写边哭，竟写了一天。她说，贾起牺牲时间是在1943年8月20日前后。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就义也是从容的，血洒西天目山。
应贾家要求，古稀之年的朱为先在酷热难当的1995年盛夏，奔走各方，为贾起英勇牺牲取证。后来贾子义也来到了杭州，她亲密地喊朱为先为姐姐，朱为先还把在杭州的老战友都找来相聚。
这年6月，青岛市民政局派出三人调查小组赴杭州、临安、于潜(现已归入临安)调查。朱为先的丈夫张白怀陪着他们跋山涉水，开展工作。调查组获得了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史料，最后证明贾起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英勇的烈士。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要求青岛市人民政府追认贾起为革命烈士。青岛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请示。1996年3月3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批准贾起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54年后，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形象，一个充满生活激情、爱憎分明的抗日热血青年形象，在干涸的血泊中，重新站立起来了。
令天目山乡民额手称庆的是，陷害忠良的曹平山，在贾起牺牲不久，年纪轻轻的竟然脖子上生起恶疮，恶毒攻心而死。
曹平旦自知罪恶深重，西天目山一解放，就逃匿他乡。他在杭州开木材行，恰巧被时任浙江日报记者的朱为先在外勤采访中，瞧个正着。人民政府依法将其逮捕，就地正法，当时判决书上列举的第一条罪状就是杀害共产党员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