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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亲般的体贴
抗联领导人在生活上与战士一样，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所以他们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循循善诱，关心战士的成长和进步。母亲般的体贴这是抗联女战士孙萍对周保中的赞誉。
孙萍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周保中军长，是在1934年的初春。那时，我在家乡宁安县卧龙河村的反日会工作。一天，一支抗联队伍来到村里，甲长（实际上是村党支部书记）热情地安排他们到各家吃饭，最后领一个人来到我家。只见他高高的身材，头戴一顶狗皮帽，身穿一件黑棉袄，一进屋就亲热地与我们全家打招呼。虽然他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可我一眼便能看出他一定是位领导。于是，我悄悄地走出房门，站在寒风中为他站岗。他吃完饭，又把我和另外一些反日会员召集到一起，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娃娃能够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这很好。抗日是全体民众的事情，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听罢他那充满激情的讲话，我们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带着队伍出发了，我们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这时，甲长才告诉我们，刚才给我们讲话的那个人，就是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周保中军长。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军长！我急忙又向远处望去，直至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山野中。
1936年初，敌人残酷推行“归屯并户”、“十家连坐”政策。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组织上派我与另外4名地方干部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绥宁反日同盟军这时已改编为抗联五军）军部工作。想到以后能与周军长在一起战斗，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我的心情格外兴奋。
那时，五军军部设在老黑山密营。正月初十，我们离开家乡，踏上征途。一支小部队把我们护送到老黑山。一到军部，我们就见到了周军长。周军长还是那样平易近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很熟悉，并能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原来他事先已经了解了我们这些抗日活动积极分子的简历。他关切地询问我们：“你们走了几天，一定很累吧？”我们告诉他已经走了三四天的路，但一点也不觉得累。他又和我们开玩笑说：“这儿是深山老林里的军营，条件很艰苦，可不像你们家里的热炕头那样舒服哇！”一句话，把大家全逗笑了。军长这样热情诙谐，我们也感到无拘无束了。
接着，周军长又把我们领到营房里，他指着用桦木杆搭成的大炕对我们说：“我们的战士就睡在这样的炕上。你们刚来，可能睡不惯，但慢慢就会习惯的。你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想家，要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他详细地给我们讲解了军营生活中的具体事项，还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他说：“外边野兽很多，上厕所不要走得太远。”望着周军长那慈祥的面容，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营房是用松树枝搭起来的长方形房子，里面有几搂粗的松树做房柱，屋里的面积很大，可容几百人住宿。这天晚上，我们点着茅草，把炕熏热，然后就上炕休息了。在炕上，每人只有一尺宽的地方，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躺下，一个看着一个的后脑勺，谁也不能翻身。早上醒来，睁眼一看，棚顶上白花花的一片，挂满了树挂，就像到了神话中的水晶宫一样。
我们起来后，跑到外面去洗脸，又碰上了周军长，他很风趣地指着一条河对我们说：“那里就是我们全体战士的洗脸盆，你们就到那里去洗脸吧！”当时，河还未开化，上面有个凿好的冰窟窿，我们就在这个冰洞边上洗了脸，虽然水很凉，但比我们行军路上吃的雪还是暖多了。
我们的早饭很简单，每人一勺苞米面疙瘩汤。周军长也和我们一起吃疙瘩汤。他吃饭用的是一个破旧的铁缸子和一个饭勺。
周军长同我们大家睡在一个营房里，他的床位靠着一扇窗户。他每天都睡得很晚，大家睡下之后，他仍在马灯下写东西、看文件直到深夜。他临休息之前，还要在营房内外巡查一遍。他有一件破旧的灰色棉军大衣，白天披在身上，晚上就盖在身上当被子。
周军长十分关心战士们政治上的成长。他经常对干部战士们讲：“我们这支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东北而战斗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不断地教育全体干部战士，不要做半截子革命派，不要做可耻的逃兵和叛徒。他还说：“女同志胆子小，这不好，要从头脑中除掉鬼神思想。革命者是不信神、不信鬼的，希望你们要好好锻炼革命毅力。”
周军长在生活上对干部战士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每次行军前都要叮嘱同志们，不要掉队，不要大声说话，上厕所不要走得太远。宿营时，他又督促大家，一定要把被雪水渗湿的胶鞋和靰鞡草烤干，然后穿好再睡觉。大家都休息了，周军长还要挨个检查每个战士的情况，看他们的鞋子是不是都烤干了，睡觉的地方湿不湿，谁病了没有。他怕战士们睡觉时冻坏，隔一段时间就把大家叫起来烤烤火，活动活动身体。我们由于行军过于疲劳，不愿意起来，但周军长的话就是命令，我们不得不起来烤几下，然后倒下再睡。他就是这样不辞辛劳地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却从来不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心上。有一次，史忠恒师长在战斗中负伤，子弹打进肚子里，由于医疗条件差，没法取出来，史师长带伤行军很困难。周军长得知，便要将自己的马送给史师长骑。警卫员不同意，因为周军长的身体也不好。但是，最后周军长还是说服了警卫员，把马送给了史师长。
1936年10月，我离开抗联五军赴苏联学习。虽然我与周保中军长只相处了短短的7个多月，但他的言传身教、音容笑貌却使我终生难忘。
2.“柴妈妈”
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也是个以身作则、品格高尚的人，对战士体贴入微，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柴妈妈”。
柴世荣，原名柴兆升，1895年l月生于山东省胶县。5岁时全家迁移到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18岁中断学业下地劳动。1929年在六道沟当巡警、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7名巡警成立抗日队伍，发展成为王德林组织的中国国民救国军第四旅，柴世荣任旅长，活动在东满地区。1934年春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任副军长。1936年春部队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五军，任副军长。1937年10月任抗联第五军军长。1938年5月率领抗联第五军主力西征，后又率领部分队员回到吉东地区，1940年任中共道南特委委员。1941年4月任抗联第五支队支队长兼哈绥道南游击司令。在苏联野营训练时任东北抗联教导旅第四步兵营营长。1943年秋在苏联执行任务时牺牲。 1982年，韩光、王一知等抗联老战士在撰写追念柴世荣烈士的文章中，对他的高尚品格赞扬备至。
他们在文章中说：
柴世荣不仅是东北抗联的一位立场坚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还是我党的一个品格高尚的好党员。他身为军长，生活上从不特殊。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一位比较熟悉的房东老大爷知道柴世荣是军长，坚持要把一个有热炕的房间给他住，他婉言谢绝了，仍和战士们一道睡在麦秸铺的地铺上，而把有热炕的房间让给了几位小战士和一位伤员住。在极端困难的时期，没有粮食，柴世荣和大家一起吃树皮、草根。一次，他带领几个人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几天后，只有他还剩下一点炒面，但他没有独自食用，而是和大家一道分享。
柴世荣同志对战士十分关心，不管谁有困难，一旦被他知道了，一定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一次，一位小战士腿受了伤，当时正值天寒，柴世荣得知后，立即把自己仅有的皮裤筒子亲自送给他。小战士知道柴军长腿部也受过伤，坚持不收，柴世荣便亲切地对他说：“抗战还没有胜利，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青年人，你保住了腿，就等于我柴世荣年轻了20岁。”有时部队在行军途中经过战士的家，柴世荣常常去探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给战士家属留下一些生活必需品。久而久之，战士们亲昵地给他起了一个“柴妈妈”的绰号。
柴世荣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平时，他经常教育他们要抗战到底，并训练他们学骑马、学射击，让他们随时准备上战场。柴世荣把当时年仅15岁的儿子编入战斗部队去打仗，有意识地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锻炼他、考验他。后来，党组织决定派柴世荣的子女去苏联学习，他一再叮嘱他们说：“东北老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处在艰苦时期，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后来，这三个孩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好干部。他的大儿子柴国栋1938年回国后，就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于1939年在晋察冀战场上英勇牺牲。
3.耿殿君的滑稽故事
抗联队伍中，干部就像父母和兄长一样关心战士，这些党员干部想尽一切办法让战士们吃饱、高兴。抗联老战士陈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和战士“抢肉吃”的留守团团长耿殿君的滑稽故事。
陈雷回忆说：
我们这个30多人的队伍在张政委（李兆麟）的领导下，向巴浪河前进。在原始森林里走了三四天，在密林中遇到了一座木房，张政委决定就地休息。
根据张政委的意见，曹排长与哨所班长决定，由哨所的一个班战士（10余人）在附近我们来路上一个山脚拐弯处担任警戒。曹排长又在房子周围适当的位置布置了夜间暗哨，并规定了一旦有紧急情况时用的暗号和集合地点。安排妥当之后，我们进了哨所木屋，喝了两碗稀粥，就睡觉了。
床铺是用小木杆排列起来搭成的大铺，上面铺了一层干草。屋地当中有石头和泥砌成的一个火炉。第一班带班的班长夏洪年，有时捅捅火，加些柴禾，一会儿又到外面去巡逻。他对这三十几人的安全有着高度的责任感。
我睡在左侧的大铺上，从里往外数，我是第四个。第一个是女战士小穆，第二个是张政委的爱人金贞顺（金伯文），第三个是张政委。我们都和衣而卧，就连我这个初到队伍的人，对于这种男女在一个铺上睡觉，也并不感到惊奇。战争的环境迫使人们适应各种不同的条件，战争也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由于疲劳，又由于屋内有一个大火炉，比露营舒服得多，所以我一躺下，没有两分钟就进入了梦乡。
夜间休息因为没有被褥，所以大家都躺在木杆的大铺上和衣而睡。尽管如此，由于整天行军的劳累，睡得都很香甜，不管是蚤子咬，或是各种不同的呼噜声，都没有惊醒我们。
第二天早晨，初升太阳的光线，刚刚斜照到窗上，我就被门外的一声“报告！”惊醒了。随即进来了一个个子不高、小短腿的人。
只听带班的与这个人寒暄：“耿团长，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还早呢，太阳都照屁股了！”来人风风火火，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说。
带班的摆摆手，示意他小声点。这耿团长也没理会，还是大声叫：“张政委在哪呢？”
“在这儿！”这时，大家已经全都起来，跳下地。
来人是六军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他是接到去宿营战士的信儿之后赶来的。此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打仗勇敢，很受战士的爱戴。
早饭后，张寿篯政委吩咐曹玉魁排长，要求战士们轻装，把一切较为沉重的东西都清理出来，交给留守团耿团长。
曹排长派了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背上这些东西，跟耿团长去了后方的密营。
去密营的路线，只有方向，没有道路，连羊肠小道也没有，去宿营的人都是散开前进，不准鱼贯而行，以免踩出溜子，让敌人发现踪迹。为了保守密营的秘密，抗联的高级干部也遵守纪律，一般情况下不去密营。
午后，耿团长又带那几位送东西的战士返回哨所。他们仍然背着沉重的东西。他们带回的东西是几张狍子皮，有浅黄色的制服和军帽，还有一些灰鼠肉干。
军服发给了脱掉棉衣而没有单衣的战士。军服是六军的被服厂做的。战士们穿上新衣服都很高兴。干部们都没有换新军服，仍然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分给我一顶军帽，是苏军盔形军帽的式样，有耳扇子，又有点类似蚊帽。帽子上方缝了一颗红五星，显得很鲜艳，这也是被服厂做的。我甩掉了那顶日式战斗帽，戴上这顶标志着革命军人的新军帽，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们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尽管小米饭仍和平常一样，今天却有菜了，就是耿团长他们带回的灰鼠肉。这灰鼠肉对于我们已经相当长时间未见荤腥的战士们来说，真可以说是美味佳肴了。
耿团长这个滑稽无边的人物，为了调解气氛，故意和大家“抢肉”吃，逗得大家不时地哈哈大笑。这顿饭吃得真是有味极了。
张政委看战士们吃得好，很郑重地对耿团长说：“你们在后方留守的同志也很辛苦。前方作战的同志，都希望你们把后方的工作搞好。我代表全军的同志向后方留守的同志表示慰问。告诉大家，现在抗战的形势很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神圣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在关里还是关外，都在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克服困难，更积极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夜间，刮起了大风，在这古松林海中发出海浪波涛般的声音。我们就在这松涛声的伴奏下入睡了。
留守团耿团长在这里与我们共同过夜。我听到，耿团长久久未能入睡。他不断地到屋外去察看，深恐在这种大风之夜遭到敌人的偷袭。虽然这个哨卡至今还没有被敌人骚扰过，但鬼子的飞机却曾飞过它的上空。因此，耿团长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战士下岗回来，耿团长总是要小声询问外边的情况。后来，耿团长总算躺下休息了。
夜过天明，狂风停息，密林又恢复了平静。我们在张政委的率领下，和耿团长及哨所的战士们告别，向西南方向进发。
李敏也与耿殿君一起战斗过，她对耿殿君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有体会。她说：
1938年的春节即将来临，耿殿君派地方交通员王老七进山，为伤员和被服厂的同志送来了苞米查子、芸豆，还有少量的白面等吃的东西，这是耿殿君费了很大周折才派人送来的，伤员和被服厂的同志见了这些来之不易的东西非常感动，想到耿殿君在那样紧张的战斗中没有忘记他们，心里热乎乎的。
过春节时，耿殿君带着队伍来到了被服厂，他和战士背回了两袋子冻梨，这在山里可是新鲜东西，为了搞到这东西不知他又费了多少脑筋。战士们每人分了一两个，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这是最珍贵的过年礼品了，谁都舍不得吃。
年三十晚上，被服厂的同志在耿殿君的主持下召开了联欢会。那时的联欢会，没什么乐器，全靠战士们的嗓子。耿殿君虽然不善常文艺，但他很能调动大家的情绪。他扯开嗓子就唱，一边唱还一边做些滑稽的动作，大家看着他那大扁头东摇西晃，带着浓厚的山东味，拿腔弄调，表情丰富的大声唱歌、逗乐，笑得前仰后合。他见到战士都乐得不行，就更来劲了，边唱边耍起宝来。挤弄着并不大的眼睛，瞅瞅这个，逗逗那个，大家看他那个调皮样，肚皮都笑痛了。就是这样，他使这些艰苦到极限的抗联战士过上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耿殿君开朗乐观，对战士充满着深厚的感情，但他对部队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他珍惜粮食和物品，有时战士们出发，把已经没法用的绑腿头扔掉，他都要捡起来，说：“这可不能扔，做个铺衬，补衣服不是挺好吗。”谁要是浪费一点东西，哪怕是一个黄豆粒，他也要大发雷霆，怒吼道：“再这样，就割你的脑袋。”这也成了他的一个口头禅。大家见他这样，对粮食和物品就更加珍惜了。□
——选载《东北抗联纪实》
责任编辑：褚永慧
抗联领导人在生活上与战士一样，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所以他们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循循善诱，关心战士的成长和进步。母亲般的体贴这是抗联女战士孙萍对周保中的赞誉。
孙萍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周保中军长，是在1934年的初春。那时，我在家乡宁安县卧龙河村的反日会工作。一天，一支抗联队伍来到村里，甲长（实际上是村党支部书记）热情地安排他们到各家吃饭，最后领一个人来到我家。只见他高高的身材，头戴一顶狗皮帽，身穿一件黑棉袄，一进屋就亲热地与我们全家打招呼。虽然他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可我一眼便能看出他一定是位领导。于是，我悄悄地走出房门，站在寒风中为他站岗。他吃完饭，又把我和另外一些反日会员召集到一起，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娃娃能够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这很好。抗日是全体民众的事情，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听罢他那充满激情的讲话，我们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带着队伍出发了，我们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这时，甲长才告诉我们，刚才给我们讲话的那个人，就是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周保中军长。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军长！我急忙又向远处望去，直至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山野中。
1936年初，敌人残酷推行“归屯并户”、“十家连坐”政策。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组织上派我与另外4名地方干部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绥宁反日同盟军这时已改编为抗联五军）军部工作。想到以后能与周军长在一起战斗，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我的心情格外兴奋。
那时，五军军部设在老黑山密营。正月初十，我们离开家乡，踏上征途。一支小部队把我们护送到老黑山。一到军部，我们就见到了周军长。周军长还是那样平易近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很熟悉，并能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原来他事先已经了解了我们这些抗日活动积极分子的简历。他关切地询问我们：“你们走了几天，一定很累吧？”我们告诉他已经走了三四天的路，但一点也不觉得累。他又和我们开玩笑说：“这儿是深山老林里的军营，条件很艰苦，可不像你们家里的热炕头那样舒服哇！”一句话，把大家全逗笑了。军长这样热情诙谐，我们也感到无拘无束了。
接着，周军长又把我们领到营房里，他指着用桦木杆搭成的大炕对我们说：“我们的战士就睡在这样的炕上。你们刚来，可能睡不惯，但慢慢就会习惯的。你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想家，要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他详细地给我们讲解了军营生活中的具体事项，还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他说：“外边野兽很多，上厕所不要走得太远。”望着周军长那慈祥的面容，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营房是用松树枝搭起来的长方形房子，里面有几搂粗的松树做房柱，屋里的面积很大，可容几百人住宿。这天晚上，我们点着茅草，把炕熏热，然后就上炕休息了。在炕上，每人只有一尺宽的地方，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躺下，一个看着一个的后脑勺，谁也不能翻身。早上醒来，睁眼一看，棚顶上白花花的一片，挂满了树挂，就像到了神话中的水晶宫一样。
我们起来后，跑到外面去洗脸，又碰上了周军长，他很风趣地指着一条河对我们说：“那里就是我们全体战士的洗脸盆，你们就到那里去洗脸吧！”当时，河还未开化，上面有个凿好的冰窟窿，我们就在这个冰洞边上洗了脸，虽然水很凉，但比我们行军路上吃的雪还是暖多了。
我们的早饭很简单，每人一勺苞米面疙瘩汤。周军长也和我们一起吃疙瘩汤。他吃饭用的是一个破旧的铁缸子和一个饭勺。
周军长同我们大家睡在一个营房里，他的床位靠着一扇窗户。他每天都睡得很晚，大家睡下之后，他仍在马灯下写东西、看文件直到深夜。他临休息之前，还要在营房内外巡查一遍。他有一件破旧的灰色棉军大衣，白天披在身上，晚上就盖在身上当被子。
周军长十分关心战士们政治上的成长。他经常对干部战士们讲：“我们这支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东北而战斗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不断地教育全体干部战士，不要做半截子革命派，不要做可耻的逃兵和叛徒。他还说：“女同志胆子小，这不好，要从头脑中除掉鬼神思想。革命者是不信神、不信鬼的，希望你们要好好锻炼革命毅力。”
周军长在生活上对干部战士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每次行军前都要叮嘱同志们，不要掉队，不要大声说话，上厕所不要走得太远。宿营时，他又督促大家，一定要把被雪水渗湿的胶鞋和靰鞡草烤干，然后穿好再睡觉。大家都休息了，周军长还要挨个检查每个战士的情况，看他们的鞋子是不是都烤干了，睡觉的地方湿不湿，谁病了没有。他怕战士们睡觉时冻坏，隔一段时间就把大家叫起来烤烤火，活动活动身体。我们由于行军过于疲劳，不愿意起来，但周军长的话就是命令，我们不得不起来烤几下，然后倒下再睡。他就是这样不辞辛劳地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却从来不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心上。有一次，史忠恒师长在战斗中负伤，子弹打进肚子里，由于医疗条件差，没法取出来，史师长带伤行军很困难。周军长得知，便要将自己的马送给史师长骑。警卫员不同意，因为周军长的身体也不好。但是，最后周军长还是说服了警卫员，把马送给了史师长。
1936年10月，我离开抗联五军赴苏联学习。虽然我与周保中军长只相处了短短的7个多月，但他的言传身教、音容笑貌却使我终生难忘。
2.“柴妈妈”
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也是个以身作则、品格高尚的人，对战士体贴入微，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柴妈妈”。
柴世荣，原名柴兆升，1895年l月生于山东省胶县。5岁时全家迁移到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18岁中断学业下地劳动。1929年在六道沟当巡警、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7名巡警成立抗日队伍，发展成为王德林组织的中国国民救国军第四旅，柴世荣任旅长，活动在东满地区。1934年春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任副军长。1936年春部队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五军，任副军长。1937年10月任抗联第五军军长。1938年5月率领抗联第五军主力西征，后又率领部分队员回到吉东地区，1940年任中共道南特委委员。1941年4月任抗联第五支队支队长兼哈绥道南游击司令。在苏联野营训练时任东北抗联教导旅第四步兵营营长。1943年秋在苏联执行任务时牺牲。 1982年，韩光、王一知等抗联老战士在撰写追念柴世荣烈士的文章中，对他的高尚品格赞扬备至。
他们在文章中说：
柴世荣不仅是东北抗联的一位立场坚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还是我党的一个品格高尚的好党员。他身为军长，生活上从不特殊。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一位比较熟悉的房东老大爷知道柴世荣是军长，坚持要把一个有热炕的房间给他住，他婉言谢绝了，仍和战士们一道睡在麦秸铺的地铺上，而把有热炕的房间让给了几位小战士和一位伤员住。在极端困难的时期，没有粮食，柴世荣和大家一起吃树皮、草根。一次，他带领几个人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几天后，只有他还剩下一点炒面，但他没有独自食用，而是和大家一道分享。
柴世荣同志对战士十分关心，不管谁有困难，一旦被他知道了，一定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一次，一位小战士腿受了伤，当时正值天寒，柴世荣得知后，立即把自己仅有的皮裤筒子亲自送给他。小战士知道柴军长腿部也受过伤，坚持不收，柴世荣便亲切地对他说：“抗战还没有胜利，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青年人，你保住了腿，就等于我柴世荣年轻了20岁。”有时部队在行军途中经过战士的家，柴世荣常常去探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给战士家属留下一些生活必需品。久而久之，战士们亲昵地给他起了一个“柴妈妈”的绰号。
柴世荣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平时，他经常教育他们要抗战到底，并训练他们学骑马、学射击，让他们随时准备上战场。柴世荣把当时年仅15岁的儿子编入战斗部队去打仗，有意识地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锻炼他、考验他。后来，党组织决定派柴世荣的子女去苏联学习，他一再叮嘱他们说：“东北老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处在艰苦时期，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后来，这三个孩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好干部。他的大儿子柴国栋1938年回国后，就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于1939年在晋察冀战场上英勇牺牲。
3.耿殿君的滑稽故事
抗联队伍中，干部就像父母和兄长一样关心战士，这些党员干部想尽一切办法让战士们吃饱、高兴。抗联老战士陈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和战士“抢肉吃”的留守团团长耿殿君的滑稽故事。
陈雷回忆说：
我们这个30多人的队伍在张政委（李兆麟）的领导下，向巴浪河前进。在原始森林里走了三四天，在密林中遇到了一座木房，张政委决定就地休息。
根据张政委的意见，曹排长与哨所班长决定，由哨所的一个班战士（10余人）在附近我们来路上一个山脚拐弯处担任警戒。曹排长又在房子周围适当的位置布置了夜间暗哨，并规定了一旦有紧急情况时用的暗号和集合地点。安排妥当之后，我们进了哨所木屋，喝了两碗稀粥，就睡觉了。
床铺是用小木杆排列起来搭成的大铺，上面铺了一层干草。屋地当中有石头和泥砌成的一个火炉。第一班带班的班长夏洪年，有时捅捅火，加些柴禾，一会儿又到外面去巡逻。他对这三十几人的安全有着高度的责任感。
我睡在左侧的大铺上，从里往外数，我是第四个。第一个是女战士小穆，第二个是张政委的爱人金贞顺（金伯文），第三个是张政委。我们都和衣而卧，就连我这个初到队伍的人，对于这种男女在一个铺上睡觉，也并不感到惊奇。战争的环境迫使人们适应各种不同的条件，战争也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由于疲劳，又由于屋内有一个大火炉，比露营舒服得多，所以我一躺下，没有两分钟就进入了梦乡。
夜间休息因为没有被褥，所以大家都躺在木杆的大铺上和衣而睡。尽管如此，由于整天行军的劳累，睡得都很香甜，不管是蚤子咬，或是各种不同的呼噜声，都没有惊醒我们。
第二天早晨，初升太阳的光线，刚刚斜照到窗上，我就被门外的一声“报告！”惊醒了。随即进来了一个个子不高、小短腿的人。
只听带班的与这个人寒暄：“耿团长，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还早呢，太阳都照屁股了！”来人风风火火，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说。
带班的摆摆手，示意他小声点。这耿团长也没理会，还是大声叫：“张政委在哪呢？”
“在这儿！”这时，大家已经全都起来，跳下地。
来人是六军留守团的耿殿君团长。他是接到去宿营战士的信儿之后赶来的。此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打仗勇敢，很受战士的爱戴。
早饭后，张寿篯政委吩咐曹玉魁排长，要求战士们轻装，把一切较为沉重的东西都清理出来，交给留守团耿团长。
曹排长派了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背上这些东西，跟耿团长去了后方的密营。
去密营的路线，只有方向，没有道路，连羊肠小道也没有，去宿营的人都是散开前进，不准鱼贯而行，以免踩出溜子，让敌人发现踪迹。为了保守密营的秘密，抗联的高级干部也遵守纪律，一般情况下不去密营。
午后，耿团长又带那几位送东西的战士返回哨所。他们仍然背着沉重的东西。他们带回的东西是几张狍子皮，有浅黄色的制服和军帽，还有一些灰鼠肉干。
军服发给了脱掉棉衣而没有单衣的战士。军服是六军的被服厂做的。战士们穿上新衣服都很高兴。干部们都没有换新军服，仍然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分给我一顶军帽，是苏军盔形军帽的式样，有耳扇子，又有点类似蚊帽。帽子上方缝了一颗红五星，显得很鲜艳，这也是被服厂做的。我甩掉了那顶日式战斗帽，戴上这顶标志着革命军人的新军帽，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们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尽管小米饭仍和平常一样，今天却有菜了，就是耿团长他们带回的灰鼠肉。这灰鼠肉对于我们已经相当长时间未见荤腥的战士们来说，真可以说是美味佳肴了。
耿团长这个滑稽无边的人物，为了调解气氛，故意和大家“抢肉”吃，逗得大家不时地哈哈大笑。这顿饭吃得真是有味极了。
张政委看战士们吃得好，很郑重地对耿团长说：“你们在后方留守的同志也很辛苦。前方作战的同志，都希望你们把后方的工作搞好。我代表全军的同志向后方留守的同志表示慰问。告诉大家，现在抗战的形势很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神圣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在关里还是关外，都在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克服困难，更积极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夜间，刮起了大风，在这古松林海中发出海浪波涛般的声音。我们就在这松涛声的伴奏下入睡了。
留守团耿团长在这里与我们共同过夜。我听到，耿团长久久未能入睡。他不断地到屋外去察看，深恐在这种大风之夜遭到敌人的偷袭。虽然这个哨卡至今还没有被敌人骚扰过，但鬼子的飞机却曾飞过它的上空。因此，耿团长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战士下岗回来，耿团长总是要小声询问外边的情况。后来，耿团长总算躺下休息了。
夜过天明，狂风停息，密林又恢复了平静。我们在张政委的率领下，和耿团长及哨所的战士们告别，向西南方向进发。
李敏也与耿殿君一起战斗过，她对耿殿君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有体会。她说：
1938年的春节即将来临，耿殿君派地方交通员王老七进山，为伤员和被服厂的同志送来了苞米查子、芸豆，还有少量的白面等吃的东西，这是耿殿君费了很大周折才派人送来的，伤员和被服厂的同志见了这些来之不易的东西非常感动，想到耿殿君在那样紧张的战斗中没有忘记他们，心里热乎乎的。
过春节时，耿殿君带着队伍来到了被服厂，他和战士背回了两袋子冻梨，这在山里可是新鲜东西，为了搞到这东西不知他又费了多少脑筋。战士们每人分了一两个，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这是最珍贵的过年礼品了，谁都舍不得吃。
年三十晚上，被服厂的同志在耿殿君的主持下召开了联欢会。那时的联欢会，没什么乐器，全靠战士们的嗓子。耿殿君虽然不善常文艺，但他很能调动大家的情绪。他扯开嗓子就唱，一边唱还一边做些滑稽的动作，大家看着他那大扁头东摇西晃，带着浓厚的山东味，拿腔弄调，表情丰富的大声唱歌、逗乐，笑得前仰后合。他见到战士都乐得不行，就更来劲了，边唱边耍起宝来。挤弄着并不大的眼睛，瞅瞅这个，逗逗那个，大家看他那个调皮样，肚皮都笑痛了。就是这样，他使这些艰苦到极限的抗联战士过上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耿殿君开朗乐观，对战士充满着深厚的感情，但他对部队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他珍惜粮食和物品，有时战士们出发，把已经没法用的绑腿头扔掉，他都要捡起来，说：“这可不能扔，做个铺衬，补衣服不是挺好吗。”谁要是浪费一点东西，哪怕是一个黄豆粒，他也要大发雷霆，怒吼道：“再这样，就割你的脑袋。”这也成了他的一个口头禅。大家见他这样，对粮食和物品就更加珍惜了。□
——选载《东北抗联纪实》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