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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印象里的傅政华，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研究问题。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一次歌。
一向低调的傅政华还是不可避免地高调起来，不过正像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时评节目中所说，“想不高调恐怕也不能了，但它不一定是北京公安局的高调。”
央视节目还评论说，因为这位新晋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向某种特权来进行坚决的挑战，并且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概念”，结果“是大家普遍看到了一种正面的情绪”。
严格地讲，傅政华从2月履新已有整整三个月，把“扫黄”和查处问题警车看作“新官上任三把火”略显牵强。但是，直到最近几个星期，由于这一系列震动京城乃至全国的行动，很多人才注意到北京有了一位新公安局长。
人们都期待这位对公众来说还甚为陌生的局长继续他的“高调”。后奥运时代，北京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选择：几年来因重大活动对“黄赌毒”采取的高压态势能否继续?常态管理下，如何以最波澜不惊的手段维护市民平静的生活?
一如白岩松所言，“与其说是新局长的动作，不如说是新北京的要求。”
重任就擔在这位55岁的厅级官员肩上。
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他还会做什么?
从普通侦查员起步
中国公安大学犯罪系教授武伯欣在1986年第一次见到傅政华，那时31岁的傅政华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一大队大队长。
当时海淀区紫竹院公园附近发生了杀人碎尸案。傅政华听说武伯欣在搞犯罪心理研究，就把他和另外几位专家请到现场，协助破案。
武伯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当时非常感慨：作为市局的基层指挥员，傅政华能够想到调动犯罪心理学专家来合作破案，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非常难得的。而年轻时的傅政华给他的印象是“有点内秀，比较内敛，性格不张扬”。
傅政华1955年生于河北滦县，1970年就参加工作，“他是自学成才，在职读的大专，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的研究生。”武伯欣说，傅政华一直都是个非常好学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公安工作走上正轨，他开始显露出实力，并得到相对快速的擢升。
傅政华在基层最主要的工作经历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在业务部门，他从一名普通侦查员开始，先后担任一大队大队长、二处副处长等职务。在副处长的位置上千了十多年后，傅政华仍以副处长的级别调往公安部。
傅政华在北京市局工作期间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一大队即刑侦处大案队，专门办理大要案。90年代北京治安形势严峻，不断发生涉枪案件，后来更是发生了号称“刑侦一号案”的白宝山案。担任二处副处长时的傅政华正是白宝山案的具体负责人。后来一直到他调任公安部还是这个案子的总负责。他不仅亲自参与整体指挥，还负责涉案省份之间的协调。
1996年3至4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丰台区连续发生持枪夜袭执勤岗哨的恶性案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多次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
白宝山案侦破时间比较长，涉及北京、河北、新疆等地。武伯欣也参与了白宝山案的侦破。“开会的时候，大家讨论发言的很多。傅政华从不重复别人的结论。他说，这个案子从作案手段上看肯定不是初犯，下手凶残，像是有过前科的人。包括他开枪的动作，都是有过一定经验的。”
被捕后，白宝山果然供认曾有前科，而且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先后夺枪3支，并杀死15人。
年轻的傅政华曾引起时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市公安局长张良基的注意。张良基也是刑侦出身，曾任二处处长，以侦破大案要案著名。在老公安的记忆中，他的作风强悍而踏实，经常以局长身份担任大案专案组组长，“他当组长不是指挥那么简单，而是冲到第一线。”
武伯欣说，到90年代中期傅政华已经是张良基的“得力助手”。而张的作风和为人也深深影响了这位年轻警官。
1998年前后，已经在首都刑侦圈里颇有名气的傅政华接到了公安部的调令，前往公安部刑侦局任职。
武伯欣说，在调离北京市局前，他与傅政华曾有一次长谈。“他对北京市有很深的感情，离开北京的刑侦圈子，他也觉得很舍不得。”武伯欣劝他说，去公安部平台更大，接触的大案更多。后来傅政华自己也说，虽然暂时离开，将来对于北京的刑侦工作可能更有好处。
傅政华在公安部期间参与了马加爵案等大要案的侦破，2005年在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任上调回北京市公安局。
有人情味的刑侦专家
傅政华一直非常关注最新的犯罪心理学研究成果，“他办案思路很开阔，不像一些长期搞刑侦的人那样，习惯性地凭经验办案。他当局长后还定期让市局研究室的人给我们提供一些疑难案件的材料，让我们帮助分析。我们的意见他们并不一定每次都采纳，但是至少很重视。”武伯欣说。
武伯欣和傅政华一起办过很多大案要案，他对于其中的一起至今记忆犹新。
1995年左右，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地区连续发生杀人案件，被杀者全都是女性，多为娱乐场所的有偿陪侍小姐。凶手作案手段极其凶残，对受害者都是先杀后烧。那个地区一时间人心惶惶。
傅政华又把武伯欣和一些专家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对我说，这个案子有难度，让我一定要帮他。”
这起案件告破后，傅政华对一些案外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我们在一起聊过，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都跟歌舞厅有关，这是一个源头。”武伯欣和傅政华当时达成了一个共识：破获一两起案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要做一些根本性工作，比如严格管理这些滋生社会问题的娱乐场所。
他们后来还办过一个案子：一位“敏感人物”去类似“天上人间”的地方玩，手机被有偿陪侍小姐偷了。傅政华与他在调查时一个个找有偿陪侍小姐询问情况。武伯欣觉得，正是由于不断发生类似案件，使傅政华很早就决定严厉打击这些娱乐场所中的违法违规现象。
“所以这次在他上任之后的‘扫黄’行动，也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武伯欣认为，这应该是个长期行为，也是这么多年来要从根子上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要走出的一步。
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四处处长的李东海80年代就认识傅政华。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对傅政华最初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人很精。进一步接触后，他感觉到傅政华是一个“细心、严谨、讲科学”的人，同事关系也非常好，跟他合作的人都相处融洽。
更为重要的是，傅政华虽然是刑侦专业出身，却并非无情之人。
有一年在海淀区昆明湖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侦查发现是一起情杀：妻子在外面偷情被丈夫发现，两人发生争执和扭打，丈夫在暴怒之中杀死了妻子。
武伯欣跟傅政华说，能否从公安这方面建议从轻处罚，“不要给这个丈夫判死刑，因为他们还有个很小的女儿。”而且凶手也是道德上的受害者，并非故意谋杀。
后来，这个丈夫果真没有被判死刑。 “我估计是他过问了这个事情，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武伯欣说，在这次“扫黄”行动中，上千名有偿陪侍小姐也是被遣散，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收容和劳教，“很多事情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他能做到这一点。”
不唱歌的公安局长
熟人印象里的傅政华，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研究问题。“这20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对刑侦工作一如既往地热爱。”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一次歌。
2009年以来傅政华参与黄光裕案的调查工作。该案牵扯不少高级警官，如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
武伯欣说傅政华应该也是该案负责人，“这些人很多都跟他当过同事，至少也都有过交情。但是他办得很彻底，没有顾及旧日情面，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很有分寸的。”
李東海说，傅政华在公安部的四年里人缘极好，他领导的团队很有凝聚力，“他比较年轻，没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孟宪文，过去曾是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副局长，他第一次见到傅政华的时候，对方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年轻警员。孟宪文认为，傅政华相对快速的升迁得益于他的聪明能干、善于团结人，“他对待周围的人一直很虚心，即使后来职务高了，他仍然是不叫‘老师’不开口，待人非常亲切。”
在李东海等人看来，傅政华既有刑侦人员的雷厉风行、行事果决，又有一个出色管理者需要具备的知人善用、谨慎细致。
这一点，武伯欣也深有感触。
有好多年，每年春节前，傅政华都会把北京市刑侦界的专家和学者请到一起聚餐，他自己从来没有缺过席。“吃饭是小事，但是这样的举动，表示他始终惦记和感激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也真是可以帮他的忙。”
武伯欣说，以前傅政华经常去公安大学找他吃饭，“就在门口的几个小饭馆。一直到他成了副局长，我们仍然在小饭馆里，边吃饭边谈案子。”
不过，虽然傅政华平时对下属非常体恤、关爱有加，在工作上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
武伯欣告诉本刊记者，傅政华有一个习惯，一个案子部署下去后会定期督查。他会把案件分成几条线后派人去办。他常对办案人员说，你去查这条线索，如果在你这个线上出现问题，你就不要再担任队长了。他要求底下的人尽职尽责，否则就严格问责。
武伯欣说，傅政华经常顾不上家人，“他家最早在公安大学的西面，很简朴，他也不大讲究待遇。”傅的妻子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也很少出现在他的同事面前。
自从傅政华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市公安局提拔了一批搞刑侦的能手。比如现任北京警察学院院长的左芷津，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还有原来东城刑警支队队长马曦初，也属于专家型骨干，已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任副总队长。
搞了一辈子心理分析的武伯欣说，他觉得傅政华属于“粘液质”性格的人：内敛而稳重，却不易动摇，认准了目标就会积蓄力量直到达成。
新局长的挑战和任务
不过，在北京市公安局长任上，傅政华将面临新的挑战——除了需要转向全面管理，如何应对新职位的特殊性，更是他真正面对的难题。
武伯欣在北京搞了多年刑侦工作，对于首都公安工作的特殊性非常了解。
“北京无小事。其他省份发生了案件，都不会有北京这样大的影响力和震动。在北京有任何案子，都会马上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他说，加之北京大机关多，“历任北京公安局长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些案件在外地能过夜。在北京就绝对不能过夜。国际影响太大!”
2010年2月傅政华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曾讲到，傅政华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以来，“加大对重大恶性案件的攻坚力度，对犯罪分子形成了高压震慑态势。案件侦破率连续5年逐步上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不过武伯欣讲，北京近年来一直处于“特殊时期”：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等，“那是一种非常态势的治安手段。一般大型活动之后刑事犯罪率似乎都比特殊时期多，现在才是常态。”
北京市的公安工作在上一任局长马振川时期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由严打模式转变为整体防控，其核心是从“运动式打击”转变为“全时空打击”。
2005年启动这项改革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备战2008奥运，通过公安部的统一调度解决了整体防控战略中警力不足等根本问题。但60年大庆结束后，北京已无法依靠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援，整体防控开始接受真正的考验。
而且在全面主持北京市公安工作后，刑侦出身的傅政华所面对的不只是必须惩罚的犯罪分子，他还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持北京的稳定局面。
武伯欣发现，傅政华上任以后加大了北京各区县公安局接待群众来访、为群众调解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力度。“维稳工作在北京很重要，公安局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不是要让人们在高压下服从，而是进行情绪疏导和各种服务。”
“傅政华是一个做事很有章法的人，这种做法应该也是出于一种长期的设计。”他说。
傅政华就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后第一个引人关注的行动就是“扫黄”，不过武伯欣并不认为这个行动有复杂的动机或者政治背景。
“这是减少刑事犯罪必须做的工作，在原来的工作中，傅政华早就有这种体会了。”武伯欣分析说，“等到他有机会做，有决策权的时候，就非常果断地做了。这是他的行事风格。”
一向低调的傅政华还是不可避免地高调起来，不过正像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时评节目中所说，“想不高调恐怕也不能了，但它不一定是北京公安局的高调。”
央视节目还评论说，因为这位新晋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向某种特权来进行坚决的挑战，并且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概念”，结果“是大家普遍看到了一种正面的情绪”。
严格地讲，傅政华从2月履新已有整整三个月，把“扫黄”和查处问题警车看作“新官上任三把火”略显牵强。但是，直到最近几个星期，由于这一系列震动京城乃至全国的行动，很多人才注意到北京有了一位新公安局长。
人们都期待这位对公众来说还甚为陌生的局长继续他的“高调”。后奥运时代，北京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选择：几年来因重大活动对“黄赌毒”采取的高压态势能否继续?常态管理下，如何以最波澜不惊的手段维护市民平静的生活?
一如白岩松所言，“与其说是新局长的动作，不如说是新北京的要求。”
重任就擔在这位55岁的厅级官员肩上。
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他还会做什么?
从普通侦查员起步
中国公安大学犯罪系教授武伯欣在1986年第一次见到傅政华，那时31岁的傅政华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一大队大队长。
当时海淀区紫竹院公园附近发生了杀人碎尸案。傅政华听说武伯欣在搞犯罪心理研究，就把他和另外几位专家请到现场，协助破案。
武伯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当时非常感慨：作为市局的基层指挥员，傅政华能够想到调动犯罪心理学专家来合作破案，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非常难得的。而年轻时的傅政华给他的印象是“有点内秀，比较内敛，性格不张扬”。
傅政华1955年生于河北滦县，1970年就参加工作，“他是自学成才，在职读的大专，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的研究生。”武伯欣说，傅政华一直都是个非常好学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公安工作走上正轨，他开始显露出实力，并得到相对快速的擢升。
傅政华在基层最主要的工作经历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在业务部门，他从一名普通侦查员开始，先后担任一大队大队长、二处副处长等职务。在副处长的位置上千了十多年后，傅政华仍以副处长的级别调往公安部。
傅政华在北京市局工作期间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一大队即刑侦处大案队，专门办理大要案。90年代北京治安形势严峻，不断发生涉枪案件，后来更是发生了号称“刑侦一号案”的白宝山案。担任二处副处长时的傅政华正是白宝山案的具体负责人。后来一直到他调任公安部还是这个案子的总负责。他不仅亲自参与整体指挥，还负责涉案省份之间的协调。
1996年3至4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丰台区连续发生持枪夜袭执勤岗哨的恶性案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多次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
白宝山案侦破时间比较长，涉及北京、河北、新疆等地。武伯欣也参与了白宝山案的侦破。“开会的时候，大家讨论发言的很多。傅政华从不重复别人的结论。他说，这个案子从作案手段上看肯定不是初犯，下手凶残，像是有过前科的人。包括他开枪的动作，都是有过一定经验的。”
被捕后，白宝山果然供认曾有前科，而且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先后夺枪3支，并杀死15人。
年轻的傅政华曾引起时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市公安局长张良基的注意。张良基也是刑侦出身，曾任二处处长，以侦破大案要案著名。在老公安的记忆中，他的作风强悍而踏实，经常以局长身份担任大案专案组组长，“他当组长不是指挥那么简单，而是冲到第一线。”
武伯欣说，到90年代中期傅政华已经是张良基的“得力助手”。而张的作风和为人也深深影响了这位年轻警官。
1998年前后，已经在首都刑侦圈里颇有名气的傅政华接到了公安部的调令，前往公安部刑侦局任职。
武伯欣说，在调离北京市局前，他与傅政华曾有一次长谈。“他对北京市有很深的感情，离开北京的刑侦圈子，他也觉得很舍不得。”武伯欣劝他说，去公安部平台更大，接触的大案更多。后来傅政华自己也说，虽然暂时离开，将来对于北京的刑侦工作可能更有好处。
傅政华在公安部期间参与了马加爵案等大要案的侦破，2005年在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任上调回北京市公安局。
有人情味的刑侦专家
傅政华一直非常关注最新的犯罪心理学研究成果，“他办案思路很开阔，不像一些长期搞刑侦的人那样，习惯性地凭经验办案。他当局长后还定期让市局研究室的人给我们提供一些疑难案件的材料，让我们帮助分析。我们的意见他们并不一定每次都采纳，但是至少很重视。”武伯欣说。
武伯欣和傅政华一起办过很多大案要案，他对于其中的一起至今记忆犹新。
1995年左右，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地区连续发生杀人案件，被杀者全都是女性，多为娱乐场所的有偿陪侍小姐。凶手作案手段极其凶残，对受害者都是先杀后烧。那个地区一时间人心惶惶。
傅政华又把武伯欣和一些专家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对我说，这个案子有难度，让我一定要帮他。”
这起案件告破后，傅政华对一些案外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我们在一起聊过，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都跟歌舞厅有关，这是一个源头。”武伯欣和傅政华当时达成了一个共识：破获一两起案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要做一些根本性工作，比如严格管理这些滋生社会问题的娱乐场所。
他们后来还办过一个案子：一位“敏感人物”去类似“天上人间”的地方玩，手机被有偿陪侍小姐偷了。傅政华与他在调查时一个个找有偿陪侍小姐询问情况。武伯欣觉得，正是由于不断发生类似案件，使傅政华很早就决定严厉打击这些娱乐场所中的违法违规现象。
“所以这次在他上任之后的‘扫黄’行动，也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武伯欣认为，这应该是个长期行为，也是这么多年来要从根子上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要走出的一步。
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四处处长的李东海80年代就认识傅政华。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对傅政华最初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人很精。进一步接触后，他感觉到傅政华是一个“细心、严谨、讲科学”的人，同事关系也非常好，跟他合作的人都相处融洽。
更为重要的是，傅政华虽然是刑侦专业出身，却并非无情之人。
有一年在海淀区昆明湖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侦查发现是一起情杀：妻子在外面偷情被丈夫发现，两人发生争执和扭打，丈夫在暴怒之中杀死了妻子。
武伯欣跟傅政华说，能否从公安这方面建议从轻处罚，“不要给这个丈夫判死刑，因为他们还有个很小的女儿。”而且凶手也是道德上的受害者，并非故意谋杀。
后来，这个丈夫果真没有被判死刑。 “我估计是他过问了这个事情，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武伯欣说，在这次“扫黄”行动中，上千名有偿陪侍小姐也是被遣散，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收容和劳教，“很多事情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他能做到这一点。”
不唱歌的公安局长
熟人印象里的傅政华，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研究问题。“这20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对刑侦工作一如既往地热爱。”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一次歌。
2009年以来傅政华参与黄光裕案的调查工作。该案牵扯不少高级警官，如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
武伯欣说傅政华应该也是该案负责人，“这些人很多都跟他当过同事，至少也都有过交情。但是他办得很彻底，没有顾及旧日情面，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很有分寸的。”
李東海说，傅政华在公安部的四年里人缘极好，他领导的团队很有凝聚力，“他比较年轻，没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孟宪文，过去曾是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副局长，他第一次见到傅政华的时候，对方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年轻警员。孟宪文认为，傅政华相对快速的升迁得益于他的聪明能干、善于团结人，“他对待周围的人一直很虚心，即使后来职务高了，他仍然是不叫‘老师’不开口，待人非常亲切。”
在李东海等人看来，傅政华既有刑侦人员的雷厉风行、行事果决，又有一个出色管理者需要具备的知人善用、谨慎细致。
这一点，武伯欣也深有感触。
有好多年，每年春节前，傅政华都会把北京市刑侦界的专家和学者请到一起聚餐，他自己从来没有缺过席。“吃饭是小事，但是这样的举动，表示他始终惦记和感激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也真是可以帮他的忙。”
武伯欣说，以前傅政华经常去公安大学找他吃饭，“就在门口的几个小饭馆。一直到他成了副局长，我们仍然在小饭馆里，边吃饭边谈案子。”
不过，虽然傅政华平时对下属非常体恤、关爱有加，在工作上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
武伯欣告诉本刊记者，傅政华有一个习惯，一个案子部署下去后会定期督查。他会把案件分成几条线后派人去办。他常对办案人员说，你去查这条线索，如果在你这个线上出现问题，你就不要再担任队长了。他要求底下的人尽职尽责，否则就严格问责。
武伯欣说，傅政华经常顾不上家人，“他家最早在公安大学的西面，很简朴，他也不大讲究待遇。”傅的妻子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也很少出现在他的同事面前。
自从傅政华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市公安局提拔了一批搞刑侦的能手。比如现任北京警察学院院长的左芷津，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还有原来东城刑警支队队长马曦初，也属于专家型骨干，已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任副总队长。
搞了一辈子心理分析的武伯欣说，他觉得傅政华属于“粘液质”性格的人：内敛而稳重，却不易动摇，认准了目标就会积蓄力量直到达成。
新局长的挑战和任务
不过，在北京市公安局长任上，傅政华将面临新的挑战——除了需要转向全面管理，如何应对新职位的特殊性，更是他真正面对的难题。
武伯欣在北京搞了多年刑侦工作，对于首都公安工作的特殊性非常了解。
“北京无小事。其他省份发生了案件，都不会有北京这样大的影响力和震动。在北京有任何案子，都会马上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他说，加之北京大机关多，“历任北京公安局长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些案件在外地能过夜。在北京就绝对不能过夜。国际影响太大!”
2010年2月傅政华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曾讲到，傅政华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以来，“加大对重大恶性案件的攻坚力度，对犯罪分子形成了高压震慑态势。案件侦破率连续5年逐步上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不过武伯欣讲，北京近年来一直处于“特殊时期”：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等，“那是一种非常态势的治安手段。一般大型活动之后刑事犯罪率似乎都比特殊时期多，现在才是常态。”
北京市的公安工作在上一任局长马振川时期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由严打模式转变为整体防控，其核心是从“运动式打击”转变为“全时空打击”。
2005年启动这项改革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备战2008奥运，通过公安部的统一调度解决了整体防控战略中警力不足等根本问题。但60年大庆结束后，北京已无法依靠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援，整体防控开始接受真正的考验。
而且在全面主持北京市公安工作后，刑侦出身的傅政华所面对的不只是必须惩罚的犯罪分子，他还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持北京的稳定局面。
武伯欣发现，傅政华上任以后加大了北京各区县公安局接待群众来访、为群众调解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力度。“维稳工作在北京很重要，公安局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不是要让人们在高压下服从，而是进行情绪疏导和各种服务。”
“傅政华是一个做事很有章法的人，这种做法应该也是出于一种长期的设计。”他说。
傅政华就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后第一个引人关注的行动就是“扫黄”，不过武伯欣并不认为这个行动有复杂的动机或者政治背景。
“这是减少刑事犯罪必须做的工作，在原来的工作中，傅政华早就有这种体会了。”武伯欣分析说，“等到他有机会做，有决策权的时候，就非常果断地做了。这是他的行事风格。”